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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长沙023-026B8伦理学田仲元/李秀芳19951995　　文章认为，“气节”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并以此出发，追溯了“气节”在中华民族道德传统中的产生和演变，透析了“气节”的基本内涵、层次及其与其他传统道德范畴如“仁”“义”“礼”“忠”的关系，并把“气节”放在人所处理的义利、善恶甚至生死的关系中加以论述，指出“气节”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应是社会大众的必需。　　我们的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美德。在内容十分丰富的传统美德中，“气节”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认真研究一下“气节”，对于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美德，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　　“气节”中的“节”字，本源于竹节。据《说文·竹部》：“节，竹约也。”段玉裁注释说：“约，缠束也，竹如缠束之状。”又据《史记·龟策列传》曰：“竹，外有节理，中直空虚。”“节”字在初创时，其内涵简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客观事物的变化，“节”字的内涵不断丰富，由单纯表示“竹节”发展为表示“时期”（如“天节不远，五年复返。”）、“礼节”（如“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准则”（如“礼不逾节”）等。　　“节”字延伸为“气节”，始于春秋战国之际。　　春秋战国，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斗争，构成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斗争实践使这两大对抗阶级都逐渐认识到了“节”对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均把“节”作为重要的道德操守加以推崇和弘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家，从道德准则出发，对“节”的内涵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如孔子提出了“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①的“志士仁人”之节；孟子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②的“大丈夫”之“节”；荀子则提出了“楚王后车千乘，非智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③的“君子”之“节”。与此同时，“气”也被儒学大师纳入了道德范畴。孟子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④孟子在这里所讲的“浩然之气”，显然是指一种高度自觉、志向坚定的崇高道德境界，即气节和节操。　　把“气”与“节”连用，首推汉代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中褒扬政绩卓着、心地正直、疾恶如仇、不留情面的淮阳太守汲黯时，称他“好学……任气节”。司马迁进一步深化了“节”的内涵，提出了“勇者不必死节”⑤的观点，认为真正的勇者，不应囿于小节，仅为个人的名节去死，而应为实现崇高的社会目标献身。司马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就极刑而无愠色”，⑥“隐忍苟活”而发奋着书，终于完成了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巨着——《史记》，为世人树立了临难立节的光辉典范。　　到了宋代，统治者中出现了“空谈道义”的风气，并把“三纲”推为最高信条，提出了“忠臣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⑦的“愚忠”气节观，并利用强权加以推行。这就背离了孔、孟儒学大师们关于“气节”的原旨，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单向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从而泯灭了儒家气节观的精神实质。　　到了明清之际，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断加深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日益腐败，先进的思想家们对“空谈性理”提出了尖锐批评和强烈的反对，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继承、发展了先秦时期儒家提倡的气节观。如黄宗羲提出了“豪杰之士”的人格思想；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号召；王夫之则进一步提出了“守”，即行仁义、一以贯之、威武贫贱、死生富贵均不能为之所动的操守和气节。　　自１８４０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的志士仁人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丰富和发展古人所提倡的“气节”。特别是当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气节”不仅没有被全面否定，而且在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指导下被科学地继承了下来，发展成了既具有传统的儒家思想优秀内涵、又与传统思想有质的区别的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二　　通过对“气节”的由来和历史演进的回顾，不难看出“气节”的时代性和社会阶级性。历史证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阶级，对“气节”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是，这些理解和解释并非格格不入、绝对排斥，而是在不少方面的认识是相同的。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关系，还有其他各种关系。例如，同属于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等等。当自己的民族或国家受到外敌侵略时，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便高于阶级利益。因此，为扞怀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而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的英雄，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全民族和整个国家的敬仰。另外，即使是在同一阶级内部，也会存在革新与保守、清正廉洁与贪脏枉法、正义与邪恶的矛盾和斗争。只要这些矛盾和斗争客观存在，那么对于革新、进步、清正廉洁的讴歌以及对于正义和献身精神的颂扬就是永恒的，不会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说明，“气节”本身并无阶级性，如同武器本身没有阶级性一样，各阶级、各民族、各个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都需要它。从这种意义上讲，“气节”并非哪个阶级的“专利产品”，而是中华民族永恒的共同财富。　　“气节”的内容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气节”是一种独立人格，具有主体自为的性质。主张“民贵君轻”的儒家大师孟子，在谈到君臣关系时的名言是：“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⑧宋代思想家周敦颐以莲花为喻，形象地表达具有独立人格的高洁人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⑨“士可杀而不可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１０）的名言与“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内涵是一致的，都说明了“气节”的实质是一种独立人格。既然“气节”是一种独立人格，那么它就必然具有主体自为的性质，而不是先天的德性。孔子的“为仁由己”和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讲的这个道德。当然，要想成为“仁”者，成为“尧舜”，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经过长期修养和磨炼，甚至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１１）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高度自觉、志向坚定的崇高道德境界。　　“气节”具有直面人生和现实，洋溢着乐观进取的奋斗精神，而不具消极、颓废之心态。如孔子对隐士的洁身自好就持批评态度，认为“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１２）孔了提出的“君子忧道不忧贫”（１３）的观点，蕴含着奋发进取、心忧天下的思想。孔子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表现出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　　“气节”是志节之士的志向、抱负的凝聚，品质行为的结晶。荀子所说的“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而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１４）以及“圣人也者，仁之所积也”（１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气节”是志向、抱负的凝聚和品质行为的结晶，因此，它外则常示人以坚毅、刚烈、激奋、火热，内则饱含对社会、事业、人生的理性思考和冷静分析。它所产生的力量是无与匹敌的和震颤人心的。　　“气节”可分为不同的层次。由于认识水平有高低、追求的境界有不同，因此儒学思想家们把它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孔子指出：“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不欤？君子人也。”他在《左传·成公十五年》中又提出了“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意思是说做事情完全合乎节操是圣人之节，其次是保持节操，最下是失去节操。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还把节区分为“匹夫ｋēｎｇ＠①ｋēｎｇ＠①之节”和“道义人格之大节”。这些层次的区分，有助于人们追求或达到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　　“气节”具有社会性和献身性。由于“气节”是在主体临事时做出选择和决断，并且以实际行动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因此其社会性和献身性十分鲜明。孔子关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１６）的论述，指出了“立己”－、“达己”，只有在作为“立人”、“达人”的手段时，才具有意义。他还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１７）孟子则认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１８）孟子这段精辟论述，指出天下政治清明，君子全力使“道”得到施行；天下政治黑暗，君子要为守“道”而献身，不能用牺牲“道”去迎合黑暗统治的需要，从而强调了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性和献身性。　　“气节”与我国其他传统道德如“仁”、“义”、“礼”、“忠”等相辅相成，密切相联。孔子认为，“仁”为万善之源，道德之本体，所有具体德行均由“仁”派生。同样，“节”也是由“仁”派生的。只有具备“仁”，才会有真正的操守和气节。孔子主张人不应一味贪生，而应以一种坚毅不拨的精神追求“仁”，做到“杀身成仁”。这种“杀身成仁”的精神就是“气节”。可见，“节”不仅仅是“仁”的派生之物，而且是达到“仁”的手段。“节”还以“义”为准绳，是“义”的行为，由“义”节制，没有“义”的节制，“节”就失去了道德价值。此外，“节”又是“忠”的表现和“礼”的履行。孔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１９）认为尽力助人为“忠”。以此而推，志士仁人“尽瘁国事”、“将死不忘卫社稷，可谓不忠乎？”（２０）一个人在生死关头，不计名利，不问成败，为国献身，竭节致死，即为“忠”。“节”是“礼”的履行。“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２１）荀子认为，坚持履行“礼”，在任何情况下不改变，即为“节”。　　“气节”总是在处理公与私、义与利、善与恶和生与死等几个关系时经受考验。“气节”既然是一种高度自觉的道德境界和极为坚定的操守，那么越是在危机、困难或利益的引诱面前越能充分地显示出来。公与私、义与利、善与恶、生与死的关系，如经似纬，从不同角度构建起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体系。对“气节”的考验，也总是围绕这几个关系而展开。当然，最能考验“气节”的，还是生死关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２２）“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２３）这些名言，是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国捐躯、慷慨赴难的精神支柱。生命对于每个人只能有一次，其价值是崇高的。但人的价值所以崇高，是因为人可以根据道德原则进行理性选择，包括生与死的选择。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以选择生命为最高原则，那么这样人生只能是自私的人生，是只追求满足个人利益和欲望的人生。“千锤百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就是志节之士在生死考验面前作出的响亮回答。　　　　三　　“气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跨越了几千年的文明史。经过历代思想家的提炼升华以及众多仁人志士的躬行实践，“气节”已积淀为中华民族刚键有为、自强不息、不畏强暴、富于牺牲的民族精神，成为爱国主义的精髓。从古至今，人们把“气节”视为立国立身的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无数志士仁人为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所表现的伟大“气节”惊天地、泣鬼神：或为救国救民呕心呖血，或为抵卸外辱血染疆场，或仗义直言为民请命，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或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等等。他们所体现的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精华。　　“往事越千年”。翻阅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史册，我们不难看出，“气节”作为思想道德范畴的内容所具有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但是，任何时代、任何阶级、任何社会都需要自己的“气节”。古代是这样，当代仍然是这样；剥削阶级是这样，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传统美德的优秀继承者。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老一辈革命家就为我们树立了崇尚革命气节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曾充满激情地写到：“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２４）“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２５）毛泽东还曾引用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话，提倡发扬革命气节，争取革命胜利。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共产党员在必要的时刻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更崇高的道德。”　　共产党人不仅是革命气节的大力倡导者，也是最勇敢的实践者。陈毅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绝命诗——《梅岭三章》，用“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对死的来临作了回答。夏明翰就义时昂首高歌：“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这充分代表了无数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具备了革命气节，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经过坚韧不拨的努力奋斗，终于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我国已经敞开国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空前大交流、大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将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得到重新调整。在新的形势和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崇尚“气节”的传统美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气节”的基本精神与祖国四化建设所需要的国民精神是相吻合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在经济建设中，满怀振兴中华的信心，树立“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自强不息，义不容辞地挑起历史赋予的重托，正是中华传统美德“气节”的自立精神所在。　　　　　　　　　　　　　　　　　　　　　在国际交往中，既要尊重别国的主权，虚心学习别国的长处、又要保护祖国的利益，注重维护国格的神圣和人格的尊严，这正是“气节”的真谛。　　在保卫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中，为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防止外敌的入侵、颠覆以及国内敌人的破坏，更需要弘扬“气节”的献身精神。　　在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与私、义与利、善与恶的关系时，更需要“气节”、讲礼义，发扬见义勇为、惩恶扬善的优秀传统，从而使社会风气得以净化，使精神文明程度得以提高。　　“气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已深深植根于神州大地亿万民众的心中。在古代，这一民族之魂将炎黄子孙紧紧团结在一起，激发了全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中华民族声势赫赫，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近代，这民族之魂使中华民族历劫不灭，愈困愈坚。使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梦幻始终不能成真。在奔向２１世纪的今天，它也必将鼓舞海内外的华夏赤子，为中华的振兴和腾飞，壮心不己，奋斗不止。　　注释：　　①《论语·卫灵公》。　　②《孟子·滕文公下》。　　③《荀子·天论》。　　④《孟子·尽心上》。　　⑤《史记·范睢蔡列传》。　　⑥司马迁《报任安书》。　　⑦《资治通鉴·后周记》。　　⑧《孟子·离娄下》。　　⑨周敦颐《爱莲说》。　　（１０）《论语·子罕》。　　（１１）《孟子·公孙丑上》。　　（１２）《微子》。　　（１３）《论语·卫灵公》。　　（１４）《荀子·修身》。　　（１５）《荀子·儒效》。　　（１６）《论语·雍也》。　　（１７）《论语·泰伯》。　　（１８）《尽心上》。　　（１９）《论语·子路》。　　（２０）《左传·襄公十五年》。　　（２１）《左传·隐公十一年》。　　（２２）《论语·卫灵公》。　　（２３）《孟子·告子上》。　　（２４）《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３８４－１３８５页。　　（２５）《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１５６页。　　（责任编辑　　廖小平）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石加轻去车　　　　　　 作者：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长沙023-026B8伦理学田仲元/李秀芳19951995　　文章认为，“气节”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并以此出发，追溯了“气节”在中华民族道德传统中的产生和演变，透析了“气节”的基本内涵、层次及其与其他传统道德范畴如“仁”“义”“礼”“忠”的关系，并把“气节”放在人所处理的义利、善恶甚至生死的关系中加以论述，指出“气节”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应是社会大众的必需。　　我们的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美德。在内容十分丰富的传统美德中，“气节”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认真研究一下“气节”，对于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美德，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　　“气节”中的“节”字，本源于竹节。据《说文·竹部》：“节，竹约也。”段玉裁注释说：“约，缠束也，竹如缠束之状。”又据《史记·龟策列传》曰：“竹，外有节理，中直空虚。”“节”字在初创时，其内涵简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客观事物的变化，“节”字的内涵不断丰富，由单纯表示“竹节”发展为表示“时期”（如“天节不远，五年复返。”）、“礼节”（如“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准则”（如“礼不逾节”）等。　　“节”字延伸为“气节”，始于春秋战国之际。　　春秋战国，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斗争，构成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斗争实践使这两大对抗阶级都逐渐认识到了“节”对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均把“节”作为重要的道德操守加以推崇和弘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家，从道德准则出发，对“节”的内涵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如孔子提出了“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①的“志士仁人”之节；孟子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②的“大丈夫”之“节”；荀子则提出了“楚王后车千乘，非智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③的“君子”之“节”。与此同时，“气”也被儒学大师纳入了道德范畴。孟子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④孟子在这里所讲的“浩然之气”，显然是指一种高度自觉、志向坚定的崇高道德境界，即气节和节操。　　把“气”与“节”连用，首推汉代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中褒扬政绩卓着、心地正直、疾恶如仇、不留情面的淮阳太守汲黯时，称他“好学……任气节”。司马迁进一步深化了“节”的内涵，提出了“勇者不必死节”⑤的观点，认为真正的勇者，不应囿于小节，仅为个人的名节去死，而应为实现崇高的社会目标献身。司马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就极刑而无愠色”，⑥“隐忍苟活”而发奋着书，终于完成了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巨着——《史记》，为世人树立了临难立节的光辉典范。　　到了宋代，统治者中出现了“空谈道义”的风气，并把“三纲”推为最高信条，提出了“忠臣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⑦的“愚忠”气节观，并利用强权加以推行。这就背离了孔、孟儒学大师们关于“气节”的原旨，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单向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从而泯灭了儒家气节观的精神实质。　　到了明清之际，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断加深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日益腐败，先进的思想家们对“空谈性理”提出了尖锐批评和强烈的反对，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继承、发展了先秦时期儒家提倡的气节观。如黄宗羲提出了“豪杰之士”的人格思想；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号召；王夫之则进一步提出了“守”，即行仁义、一以贯之、威武贫贱、死生富贵均不能为之所动的操守和气节。　　自１８４０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的志士仁人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丰富和发展古人所提倡的“气节”。特别是当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气节”不仅没有被全面否定，而且在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指导下被科学地继承了下来，发展成了既具有传统的儒家思想优秀内涵、又与传统思想有质的区别的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二　　通过对“气节”的由来和历史演进的回顾，不难看出“气节”的时代性和社会阶级性。历史证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阶级，对“气节”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是，这些理解和解释并非格格不入、绝对排斥，而是在不少方面的认识是相同的。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关系，还有其他各种关系。例如，同属于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等等。当自己的民族或国家受到外敌侵略时，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便高于阶级利益。因此，为扞怀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而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的英雄，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全民族和整个国家的敬仰。另外，即使是在同一阶级内部，也会存在革新与保守、清正廉洁与贪脏枉法、正义与邪恶的矛盾和斗争。只要这些矛盾和斗争客观存在，那么对于革新、进步、清正廉洁的讴歌以及对于正义和献身精神的颂扬就是永恒的，不会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说明，“气节”本身并无阶级性，如同武器本身没有阶级性一样，各阶级、各民族、各个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都需要它。从这种意义上讲，“气节”并非哪个阶级的“专利产品”，而是中华民族永恒的共同财富。　　“气节”的内容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气节”是一种独立人格，具有主体自为的性质。主张“民贵君轻”的儒家大师孟子，在谈到君臣关系时的名言是：“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⑧宋代思想家周敦颐以莲花为喻，形象地表达具有独立人格的高洁人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⑨“士可杀而不可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１０）的名言与“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内涵是一致的，都说明了“气节”的实质是一种独立人格。既然“气节”是一种独立人格，那么它就必然具有主体自为的性质，而不是先天的德性。孔子的“为仁由己”和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讲的这个道德。当然，要想成为“仁”者，成为“尧舜”，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经过长期修养和磨炼，甚至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１１）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高度自觉、志向坚定的崇高道德境界。　　“气节”具有直面人生和现实，洋溢着乐观进取的奋斗精神，而不具消极、颓废之心态。如孔子对隐士的洁身自好就持批评态度，认为“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１２）孔了提出的“君子忧道不忧贫”（１３）的观点，蕴含着奋发进取、心忧天下的思想。孔子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表现出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　　“气节”是志节之士的志向、抱负的凝聚，品质行为的结晶。荀子所说的“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而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１４）以及“圣人也者，仁之所积也”（１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气节”是志向、抱负的凝聚和品质行为的结晶，因此，它外则常示人以坚毅、刚烈、激奋、火热，内则饱含对社会、事业、人生的理性思考和冷静分析。它所产生的力量是无与匹敌的和震颤人心的。　　“气节”可分为不同的层次。由于认识水平有高低、追求的境界有不同，因此儒学思想家们把它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孔子指出：“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不欤？君子人也。”他在《左传·成公十五年》中又提出了“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意思是说做事情完全合乎节操是圣人之节，其次是保持节操，最下是失去节操。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还把节区分为“匹夫ｋēｎｇ＠①ｋēｎｇ＠①之节”和“道义人格之大节”。这些层次的区分，有助于人们追求或达到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　　“气节”具有社会性和献身性。由于“气节”是在主体临事时做出选择和决断，并且以实际行动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因此其社会性和献身性十分鲜明。孔子关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１６）的论述，指出了“立己”－、“达己”，只有在作为“立人”、“达人”的手段时，才具有意义。他还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１７）孟子则认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１８）孟子这段精辟论述，指出天下政治清明，君子全力使“道”得到施行；天下政治黑暗，君子要为守“道”而献身，不能用牺牲“道”去迎合黑暗统治的需要，从而强调了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性和献身性。　　“气节”与我国其他传统道德如“仁”、“义”、“礼”、“忠”等相辅相成，密切相联。孔子认为，“仁”为万善之源，道德之本体，所有具体德行均由“仁”派生。同样，“节”也是由“仁”派生的。只有具备“仁”，才会有真正的操守和气节。孔子主张人不应一味贪生，而应以一种坚毅不拨的精神追求“仁”，做到“杀身成仁”。这种“杀身成仁”的精神就是“气节”。可见，“节”不仅仅是“仁”的派生之物，而且是达到“仁”的手段。“节”还以“义”为准绳，是“义”的行为，由“义”节制，没有“义”的节制，“节”就失去了道德价值。此外，“节”又是“忠”的表现和“礼”的履行。孔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１９）认为尽力助人为“忠”。以此而推，志士仁人“尽瘁国事”、“将死不忘卫社稷，可谓不忠乎？”（２０）一个人在生死关头，不计名利，不问成败，为国献身，竭节致死，即为“忠”。“节”是“礼”的履行。“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２１）荀子认为，坚持履行“礼”，在任何情况下不改变，即为“节”。　　“气节”总是在处理公与私、义与利、善与恶和生与死等几个关系时经受考验。“气节”既然是一种高度自觉的道德境界和极为坚定的操守，那么越是在危机、困难或利益的引诱面前越能充分地显示出来。公与私、义与利、善与恶、生与死的关系，如经似纬，从不同角度构建起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体系。对“气节”的考验，也总是围绕这几个关系而展开。当然，最能考验“气节”的，还是生死关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２２）“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２３）这些名言，是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国捐躯、慷慨赴难的精神支柱。生命对于每个人只能有一次，其价值是崇高的。但人的价值所以崇高，是因为人可以根据道德原则进行理性选择，包括生与死的选择。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以选择生命为最高原则，那么这样人生只能是自私的人生，是只追求满足个人利益和欲望的人生。“千锤百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就是志节之士在生死考验面前作出的响亮回答。　　　　三　　“气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跨越了几千年的文明史。经过历代思想家的提炼升华以及众多仁人志士的躬行实践，“气节”已积淀为中华民族刚键有为、自强不息、不畏强暴、富于牺牲的民族精神，成为爱国主义的精髓。从古至今，人们把“气节”视为立国立身的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无数志士仁人为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所表现的伟大“气节”惊天地、泣鬼神：或为救国救民呕心呖血，或为抵卸外辱血染疆场，或仗义直言为民请命，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或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等等。他们所体现的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精华。　　“往事越千年”。翻阅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史册，我们不难看出，“气节”作为思想道德范畴的内容所具有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但是，任何时代、任何阶级、任何社会都需要自己的“气节”。古代是这样，当代仍然是这样；剥削阶级是这样，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传统美德的优秀继承者。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老一辈革命家就为我们树立了崇尚革命气节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曾充满激情地写到：“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２４）“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２５）毛泽东还曾引用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话，提倡发扬革命气节，争取革命胜利。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共产党员在必要的时刻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更崇高的道德。”　　共产党人不仅是革命气节的大力倡导者，也是最勇敢的实践者。陈毅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绝命诗——《梅岭三章》，用“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对死的来临作了回答。夏明翰就义时昂首高歌：“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这充分代表了无数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具备了革命气节，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经过坚韧不拨的努力奋斗，终于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我国已经敞开国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空前大交流、大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将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得到重新调整。在新的形势和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崇尚“气节”的传统美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气节”的基本精神与祖国四化建设所需要的国民精神是相吻合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在经济建设中，满怀振兴中华的信心，树立“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自强不息，义不容辞地挑起历史赋予的重托，正是中华传统美德“气节”的自立精神所在。　　　　　　　　　　　　　　　　　　　　　在国际交往中，既要尊重别国的主权，虚心学习别国的长处、又要保护祖国的利益，注重维护国格的神圣和人格的尊严，这正是“气节”的真谛。　　在保卫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中，为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防止外敌的入侵、颠覆以及国内敌人的破坏，更需要弘扬“气节”的献身精神。　　在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与私、义与利、善与恶的关系时，更需要“气节”、讲礼义，发扬见义勇为、惩恶扬善的优秀传统，从而使社会风气得以净化，使精神文明程度得以提高。　　“气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已深深植根于神州大地亿万民众的心中。在古代，这一民族之魂将炎黄子孙紧紧团结在一起，激发了全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中华民族声势赫赫，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近代，这民族之魂使中华民族历劫不灭，愈困愈坚。使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梦幻始终不能成真。在奔向２１世纪的今天，它也必将鼓舞海内外的华夏赤子，为中华的振兴和腾飞，壮心不己，奋斗不止。　　注释：　　①《论语·卫灵公》。　　②《孟子·滕文公下》。　　③《荀子·天论》。　　④《孟子·尽心上》。　　⑤《史记·范睢蔡列传》。　　⑥司马迁《报任安书》。　　⑦《资治通鉴·后周记》。　　⑧《孟子·离娄下》。　　⑨周敦颐《爱莲说》。　　（１０）《论语·子罕》。　　（１１）《孟子·公孙丑上》。　　（１２）《微子》。　　（１３）《论语·卫灵公》。　　（１４）《荀子·修身》。　　（１５）《荀子·儒效》。　　（１６）《论语·雍也》。　　（１７）《论语·泰伯》。　　（１８）《尽心上》。　　（１９）《论语·子路》。　　（２０）《左传·襄公十五年》。　　（２１）《左传·隐公十一年》。　　（２２）《论语·卫灵公》。　　（２３）《孟子·告子上》。　　（２４）《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３８４－１３８５页。　　（２５）《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１５６页。　　（责任编辑　　廖小平）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石加轻去车

网载 2013-09-10 21: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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