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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补传的天和李自成西安建国

接济督师，山西附近地方派运不得迟误，功收万全。通侯之赏，断不少斯。”看来，已经乎准备给功臣们加官论赏了。但兵部尚书冯元飙却忧心如焚地顿首说:“贼故见赢以诱我师，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无忧。”[2]弄得朱由检大为扫兴，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孙传庭所统的官军，一路上拼命搜括居民的粮草财物，残酷地对农民政权管辖下的人民实行阶级报复。九月八日，兵至汝州，义军都尉李养纯投降。九日、抵宝丰城下。李自成任命的宝州牧陈可新、州判姜鲤组织百姓据城抵御。十二日晚，有绅衿二百八十八人私自出城投降。“城遂破。诸军蜂拥入，城中鼎沸，火光照若白昼。”陈可新、姜鲤等均被捕杀。孙传庭从投降的二百八十八人中，“择二高年，命一一指名，不能名者十余人，疑为贼，斩之。”对其他城中百姓，更借口“为贼固守”，全部杀光131。官军别部于十二日夜攻占唐县时，也借口义军老营曾留在该县，将全城居民屠戮殆尽。

这时，隐藏在农民政权内部的奸细丘之陶认为时机已到，利用他窃据的兵政府侍郎的职务，向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李自成发出伪造的情报，谎说左良玉部官军从东面进攻襄阳，后方形势危急。可是，他和孙传庭都没有料到自己的阴谋已经败露。原来，孙传庭接到丘之陶表示愿意充当内应的密信后，欣喜异常，除了转报朝廷外，还亲自给丘之陶写了一封回信，加意联络。这封回信被义军巡逻战士截获。李自成不动声色，只是暗中加以提防。丘之陶的假情报一送到，李自成立即派人把他叫来，拿出孙传庭的

[1]《平寇志》卷七。[2]《二中野录》卷八。

[3]乾隆八年《重修宝丰县志》卷五,《兵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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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得穿了他的内奸面目，处以死刑[1)

内奸既除，更好全力对敌。九月十四日，义军同官军接战于郏县。义不初战失利，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但这只是局部性的挫败。由于李自成的诱激深入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整个战局很快就扭转了过来。官军孤军深人，距离后方供应基地越来越远。又值大雨滂沱，道路一片泥泞，官军粮车进展缓慢，前线的士卒和马匹饥瘦不堪。有人劝孙传庭回师就粮，孙传道却回答说:“师已行，即还亦饥，不如破郏县就食。”[21郏县本是个又小又穷的县份，官军破城后只抢到几百匹骡马，几万士卒很快就吃完了。李自成见官军深人绝地，一方面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使官军无法就地筹粮一面派大将刘宗敏带着一万多名骑兵由间道抄到官军后方，在河南汝州白沙地方切断明军的饷道。孙传庭闻讯大惊，部下军心不稳。自成此时却用大牌写下战书，指定日期同官军决战。孙传庭无计可施，命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兵分路撤退，企图打通粮道。陈永福部下的士兵看着陕西兵撤回迎粮，自己却被留下来忍饥挨饿充当替死鬼，都愤恨不平。拒绝服从命令，纷纷跟在陕西官军后面乱跑。"永福虽斩之，不能止。”13)陈永福知道军心难违，只好随部众北撤。孙传庭部署的阻击部队

[]《经寇杞略》卷九;《平寇志》卷七。按:丘之陶是明朝大学士丘瑜的儿子。李白成见他年轻英像，委任为其政府从事，又升任兵政府侍郎，在提兵北上河南迎敌陕西官军时，还“查之管留务”。这样重用一个没有经过严格考验和审查的官僚地主分子，险些误了大事。丘之购光当内好一事，有原始材料证实。当时的明延大学士吴甡,在朱由检召见间臣讨论环修庭如兵疏时说过:“又谓问课密谋，兵至内应，臣窃忧焉。贼皆秦人，结连日久，内应之话，果否得当?”(见吴姓《记记》卷四，又见吴甡《柴庵疏集》卷十九,《召对纪略3)清初光钢《感门末》云:“错截蜡书计不成，襄阳并杀邱公子”，也是指的这件事。解所《启程野乘》卷十二，《丘大学士传》说法略有不同:“公次子之胸，于壬午为曾减罗设方所获，飘之管中，后又归间。寻以自成出与孙传庭迎敌，之陶窃其令箭以逃。竟穿营大出，洪波黄河，盘获。见间，陶骂不绝声，贼怒剐之。”没有提到丘之陶被李自成任

(.2《绿宽配略》总九

为兵政府从事，传杯以及充当内行之事，不是有所讳就是传闻之误。

(3]《标宠配略)意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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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韩传延镇的顺天科车西族西安康场

一道，义军即乘势发起总攻，官军部伍大乱，遂全线崩溃。总兵白广恩所院北车营军[1士卒为了逃命，解下拉车的马匹骑上就跑，火车翻倒倾轧。道路地被堵塞。义军铁骑腾越而过，奋勇直追。步兵则手特大棒猛击官军，中者首与兜鉴俱碎”。官军大败，“死亡四万余人，甲仗马骡数万，尽为戴有2义军逐北四百余里。孙传庭和总兵高杰收集散亡士卒数千骑北覆黄河，经山西垣曲县绕到潼关。总兵白广恩也领着残兵败卒奔往潼关。李自成部义军郏县战役的胜利，给了明政府所留下的最精锐的部队--陕西兵以摧毁性的打击，为推翻明王朝的罪恶统治奠定了基础。它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战例也是值得认真总结的。孙传庭部精锐的被歼灭，对于李自成部义军来说，跟踪追击，全歼陕西官军残余兵力，趁势夺取关中地区，乃是当然之事。然面，对于义军的这个进军方向，在许多着作中却沿袭了一种不可靠的记载。说李自成在襄阳时，曾同牛金星、杨永裕、顾君恩等商讨过进兵方略，牛金星主张直取京师，杨永裕建议东下南京，顾君恩认为前者失之急，后者失之缓，主张先取陕西，收取三边兵力，然后东取山西、河北。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方案，后来果然夺取了西安，赏给顾君恩女乐一部作为奖励3)。这种说法颇能引人人胜，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却尚有商榷的余地。因为，李自成在襄阳的时候，孙传庭正养锐于西安，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之所以没有东追左良玉部官军，进而夺取南京和江浙财赋之区，原因就是避免孙传庭追蹑其后。至于北上进攻京师更不是一着高棋，因为这样一来孙传庭必然东向夹击义军，左良玉也会利用义军主力北上的机会，夺取襄阳一带，弄得不好有可能前功尽弃。至于先打陕西官军的原因，正如上面所说，是孙传

[1]火车是环传庭在陕西制造的一种战车，上面装截火炮，车厢里存妆士兵的衣服和粮食。[2]《平宛志》卷七。

[3]毛奇龄:《后鉴录》;吴伟业:《绥寇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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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出关的消息已确，李自成才把主力调到河南迎头痛击，并不是他主动向陕西进攻的。到郑县战段以后，趁势夺取陕西好比瓜熟蒂落，这时是很少可能在进兵方向上出现争议的。可见，顾君恩献策先取关中之说未必实有其事。

第三节 李自成起义军占领西安

明陕西总督孙传庭在河南惨败之后，率残部据守潼关，妄图阻止义军进人陕西。朱由检接到败讯后恼羞成怒，把责任统统推到孙传庭身上，"谕兵部曰: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削去督师尚书，以秦督戴罪收拾余兵守关，图功自赎。如纵贼人秦，前罪并论。”[1]他又担心义军万一置孙传庭于不顾，东向直取京师，所以“复谕兵部令晋、豫、保、东四抚，各整兵马，亲驻河干，协力堵御，不许一贼窥渡”[2]。不久，又下令升白广恩为援剿总兵官，挂荡寇将军印13)，拨给兵员三万，希望以不次之赏使这个败军之将感激用命，同孙传庭一道固守潼关，保住陕西。据文献记载，当时退据潼关的官军残部尚有兵员四万，不过已是惊弓之鸟，没有多大的战斗力了。

就在官军喘息未定之时，李自成义军开始了歼灭孙传庭余部进兵陕西的战役。按照李自成的部署，他自己同刘宗敏等统率义军主力，由洛阳西

[1]《牛宛志》卷七。[2]《牛危志》卷七。

[3]白广思不久就投降了李自成，这顺用白银铸造的““荡寇将军印”从来没有送到白广思子里。一九六四年该印发现于南京玉带河淤泥中，现藏南京博物馆。《文物》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刊有专文报导，但对此印发现于南京所作的解释有不足之处。实际情况是，后来南明弘光朝延把“荡寇将军印”授给了总兵王之纲。一六四五年五月清兵下江南，王之帆在南京投降，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该印被扔进了南京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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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潼关，然后向西安挺进;同时派袁宗第、白鸠鹤、刘体纯、蓝应诚带领右营十万兵马作为偏师，从河南邓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商洛地区，同主

力会师西安。

十月初，义军接近潼关。孙传庭令总兵白广恩部扎营于关城外通洛川，总兵高杰部扎营于南门外西山头，他自己驱使城中社年男子守城。十月初六日，义军自陶家庄进抵官坡，奋勇冲击。高杰部不战而走，向西逃窜。白广恩部抵敌不住，也望风而溃。由于官军士卒的妻子居住在关城里面，士卒们争先恐后地逃进关城，“保妻孥夺门出”，有的士兵急于人城，用刀劈开南水关栅栏。义军尾随而进，趁势占领潼关11。孙传庭和监军副使乔元柱在混乱中被杀[2)。潼关一，通往西安的门户就打开了。李自成留马世耀镇守潼关，统兵继续前进。义军到达渭南时，明朝知县杨暄“籍子弟乘城固守”，本县举人王命诰却开门迎接义军入城13)。十月初十日，李过所部前锋攻克临潼县。次日到达西安城下。由于陕西官军的精锐已被歼灭，西安城中的守御力量十分薄弱，地方官员留下途经西安的五千名四川兵协助防守。这时天气已经比较寒冷，川兵没有御寒的衣物。官僚们劝秦王朱存枢拿出点银钱给士兵置棉衣，借以鼓起士气。要求遭到朱存枢的拒绝。守城副将王根子大为不满，决定投降义军。他写好约降信射到城下，大开

[1]各种史籍关于起又军攻占潼关一事记裁很不一致。这里是根据康照二十四年《潼关志》

卷下,《兵略第八》及《孙忠靖公全集》卷首。《潼关志》春下载播城本:《明指解使亦照张公传》记孙传庭退到潼关后，"越十日，威众太至，快神西万，围城内外，大确自商业午，地盛如雷，攻愈力。城中失石俱尽，城道陆，兵民逃审不可止，”读节略有不同。[2]孙传庭死后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因此对他的下落出现了不同说法，请参看《建堂纪略》

卷六。 217

[3]乾隆六年《沁州志》卷六,《忠照》

第十单 验传部的天和李自西空

决心为主将复仇，在辛思忠率领下攻克西宁，活捉反动土司祁廷谏1”)。李自成随命辛思忠镇守西宁，派兵平定青海，各土司先后归附。至此，整个西北地区的官军据点已全部拔除，为大顺农民军渡河东征，夺取京师，推明王朝的反动统治，保证了后方的稳定。

第五节 建国大顺

到崇祯十六年底，李自成起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连克陕西三边各重镇(西宁一隅正待征讨)，把原先为明廷提供兵员武将的重要地区，变成了义军的后方基地。至此，李自成军占领的地方，已经包括了现在的湖北省西部、河南省大部以及西北数省，军事上占了绝对的优势。明王朝不仅没有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也谈不上了。彻底结束反动透顶的明王朝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有效地推进农民革命事业。扩大政治影响，李自成等起义领导人决定正式建国改元，把襄阳时期建立的中央政权进一步正规化

公元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旧历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121。当时采取的措施大约可以归纳为下面各点:

[1]大顺军把祁延谏押解到西安后，没有及时把处，后来清军攻占西安，被延课得以逃能，

投靠了清朝，授以世袭指挥便。见乾隆《西宁府新志》卷二八,(献扯志》。

[2]关于李自成在西安建国的问题，一般史籍都说他当时称的是大顺国正，到间年四月

二十九日才在北京称帝。但是有一些记裁和过象表明，李自成在西安时可能已经称帝。如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记:"自成建以西安为都，借称皇音，国子大顺，成元水器，百官礼乐悉遵唐制。”有的书上说李自成自称大顺国王，却造等七世祖为字，妻好空后。未免太不合情理，两者必有一误。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请参看抽弱《从水昌元年诏书谈到李自成何时称帝》(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〇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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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以明秦王府为宫殿。追尊其曾祖以下为皇帝，母吕氏为太后，册封高氏为皇后，陈氏为贵妃。颁布为李自我和他的父、祖避讳的规定:“其一切文书避海、玉、光、明、印、受、自、务、惠、成等十字，不许用。”[1有的史籍还记载大顺政权曾经“造甲申伪历” 12)。

二、封功臣以五等爵。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封伯、子、男。其可查考者如: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亳侯李锦(李过)、磁侯刘亮、义侯张鼐(李双)绵侯袁宗第、淮侯刘国昌、岳侯某[3);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巫山伯马世耀、武阳伯李友、平南伯刘忠、文水伯陈永福、桃源伯白广恩、确山伯王良智(即在西安投降的明将王根子)141、京山伯陈荩5、鄢陵伯刘某;子三十人，宁陵子田虎等;男五十五人，临朐男高一功等[6]

三、更定官制。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

[1]雍正十年《肥乡县志》卷二。《事纪》。按，关于大顺朝避讳的规定，各书记载不尽相同，

双《肥乡县志》最明确。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借国列传》，记自成曾祖名世城，诗为世幅;祖父名海，讳为盘，父名守忠，讳官寡衷;自成讳作奋成如果《肥城县志》所记确为大顺政权当日颁布的诏令，那么，自成曾祖名世辅的说法就不可信了。另外，县志中所列十字中的“受”字，疑为守字之讹。[2]《甲中传信录》春六。

[3]岳侯姓名特查。此人后来在联合水历政权抗清时，病殁于广西梧州。

[4]两苏《见闻随笔》记“确山伯王根子”;康熙《延绥镇志》记“王依智为确山伯”。良根形近，智、于音假，大约是王根子投降大顺军后以其名不雅，改为良智。谭古速在《延经镇志》里，凡遇良字均写作值，如左良玉也写成左很玉。

【5]乾隆六十年《钟祥县志》卷二口,《杂记》中云:“甲伸，僭封陈荩为京山伯”。按，陈荩

着。

时任大顺政权杨武州(明承天府，今湖北钟群)防御使，在镇压地主阶级叛乱中功绩显[6]舒画的记载主要根据《按寇纪略》和《见闲随笔》，参考了一些些案文献，大顺政权所封

的身位，更籍中漏载和没有查到的还有不少，比如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和雍正七年《临汾县志)，都记载夺自成曾经派恒山伯(一作衡山伯)驻守平阳府，恒山伯的姓名就不清楚。《甲中传信录》卷示，说字自成新明朝投降总兵牛成虎为伯，伯的封号尚有待

天根《班火录》卷二。

于查考。此外，夺自成建国以后还给一些明潮投降将领封爵，如马科封为怀仁仙，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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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孙传在部的覆天和东自成西安建国

之。宋献策为军师。中央行政机构为六政府，襄阳时期六政府只各设待郎一人，此时增设尚书、侍郎，作为政府首长;属员改郎中为中郎，主事为从事。翰林院为弘文馆，六科为谏议大夫，御史为直指使，尚宝寺为尚契司，太仆寺为验马寺，通政司为知政使。

由于大顺军占领地区已经包括好几个省份，地方官增加了省一级，设节度使，相当于明代的巡抚。不久，又仿照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在各省加派巡按直指使，代表中央司监督之责，如以明临汾知县刘达为陕西巡按直指使1介县李若为山西巡直指其道州设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等官，与襄阳时期相同13]

在任命官职的同时，大顺政权又收缴各地明朝印信，另行颁发新印。史籍记载，大顺政权“改印曰符、券、契、章凡四等”[4]。从目前所见到的实物来看，有符、契、信，记四种，券、章尚无实物可资证明(5)

四、在军制上，定五营的名称为中吉、左辐(辅)、右翼、前锋、后劲;旗纛前营为黑色、后营为黄色、左营白色、右营红色、中营青色。军

[1]《国榷》卷九九。《清世祖实录》卷二五作“山西临汾知县、伪授两河延按御史刘远。”两

河即河南省。

[2]《明清史科》丙编。第三本，二五二页。

[3]康熙《延绥镇志》寒五之四。《纪事志》《借国列传》内，说大顺政权“分天下为十二州。

如舜典焉”，无法从各种史料里证实，疑为传闻之误。又《延绥镇志》带书会自成改“布政曰统会使”。从现在所见到的大顺军政权地方官员材料来看，节度使和防御使可考者甚多，独不见有何人曾任何地就会使，疑不确。郑廉《像变纪略》卷六，迷自成西安建调时“有六政府、安抚使、防御使、权将军、制将军等号”，并云有一山西人原为明朝汝州知州，“降于贼，后为伪安抚使”。考大顺政权所设官职，无所谓安抚使，当系节度使之能。明后期允官甚多，地方上省一级文官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布、按二司又有参政、副使等副职，大顺政权唯说节度使一人。当有裁兄就简之意。[4]《中中传信录》卷五。《绥寇纪略》春九说，大顺政社“易印为信”。

[5]目前所知大顺政权印信实物有美州防御使符，辽州、金乡、清源、仪院、工政府电回清

吏司的奖，长方形的“通政司右参议之记”;另有永昌元年十二月速的“三水县信”和不详铸印时间的“商洛防御使信”。估计可能是李自成败回西安以后，各地并、奖丧失太多，为了防止并病，重新硕发了官印，成并契为信。参看《故言博物院院利》一九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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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期载罗福顺:《李闻王遭印汇考》

职虽仍设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有总等官，但在缓别上似乎重新作了厘定，如在襄阳时期五营的主将投予制将军称号，这时却改授予相当于明朝总兵级别的将领其他职大

了相应的调整。

加强军事训练和纪律。李自成在西安曾大规模检阅军队，操练士马“金鼓之声动地”。规定马兵越乱行列者处斩。所骑马“腾人田苗者斩之”12]这条纪律显然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

五、在经济方面，除了继续坚持“三年免征”赋税政策以外，还对明朝官绅实行追赃助饷，即没收官僚贪污所得钱财充作政府经费和军队粮饷。史籍记载:“贼大宴关中缙绅，出秦府金银器皿分与之，谓曰:'饷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军需。’且令左右露刃胁之。皆战栗署诺惟谨。”{3]为了平抑物价，便利民间贸易，废除了明朝崇祯年间官私所铸薄恶小钱，开炉铸造永昌通宝，大钱值白银一两，另铸当十、当五钱[4]

六、开科取士。为了搜罗人才担任各级官员，由礼政府“设科目试士，宁绍先充考官，用《定鼎长安赋》为题，拔扶风举人张文熙为第 -15]，中试者授以府、州、县官

此外，还让宏文馆学士李化鳞等草檄文，为李自成“颂功德”，揭露以朱由检为头子的明朝廷的罪恶，号召未下诸郡县认清形势及早归附。

李自成的西安建国是襄阳政权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它标志着双方力

[1]例如镇守大间的张天琳就是位制将军;后来清军还嫩获了大顺政权铸给的“榆林制将军”

[2]《绿寇纪略》卷九。

征狮于边大方印一题，见《明清史料》丙端，第六本，五四〇页。

[3]《鹿樵纪闻》卷中,《关西二烈》条。

[4]见《绥寇纪略》卷九，然而到目前为止，所见到的水昌通宝只有小手钱和较大的当二钱(?)两品。完竟有没有当银一两和当干的大钱，尚存疑问。

众则得国。"

[5]《环陵波寇始终录》卷十七;《绥寇纪略》卷九。又，康熙《延绥镇志》记:“出题曰: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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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孙件的和李自西安国

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末农民战争进入了彻底推翻朱明王朝的关键时期。大顺政权的建立激荡着千百万贫苦群众的心，也使各阶层人士另眼相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因而具有划时期的重大政治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大顺建国时采取的各项施措，虽然在主导方面是维护农民利益的，但是也显示出了这个农民革命政权向封建政权转化的明显迹象。

第六节 大顺军的渡河东征和永昌元年诏书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李自成鉴于西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已基本结束，速派李友、白鸠鹤等率先头部队于十八日渡过黄河，占领了山西荣河等县，为大军东征做好了准备。是月下旬，大顺军传牌山西各郡县，檄文如下:

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自古帝王兴废，兆于民心。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渡河南而削平豫楚，入关西而席卷三秦。安官抚民，设将防边，大业已定。止有晋燕，久困汤火。不忍坐视，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所过丝毫无犯。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械纳印，早图爵禄;如执迷相拒，许尔绅民缚献，不惟倍赏，且保各处生灵，如官兵共抗，兵至城破，玉石

在叙述大顺军东征的经过情形时，需要首先指出，各种史籍和历史地不分，悔之何及?[n]

[1《国被》卷九九。按，搬文发布人自称“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估计是刘宗歌，但这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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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还没有见到其他可以印证的记裁。

第十章 移传庭部的天和李自成西安德国

大顺军遂占领太原1。朱求桂被活捉，蔡懋德自杀，布政使赵建极、巡宁道毕拱辰、守宁道毛炳文、督粮道蔺刚中、太原知府孙康周等都被处死。山西提学道黎志陞被俘后，跪在大顺军将领面前口称:“本道历任三月，尚未入考棚”[21，竭力为自己洗刷。已投降大顺军的文士韩霖也为之吹嘘说，"此天下文章士也”。大顺政权当即加以录用，让他主持考试，选拔文官。

李自成在太原停留八天，休整士马，设置地方官员，拘捕明朝官绅追赃助饷。二月十六日，李自成统率大军北上进攻宁武。

在攻克太原后向北京进军途中，李自成发布了着名的永昌元年诏书。全文如下:

上帝鉴观，实惟求瘼。下民归往，只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今，每悉治忽之故。咨尔明朝，久席泰宁，寝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阔左之脂青罄竭。公侯皆食肉纨袴，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龅糠犬豚，而借其耳目。获因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穷乎仁爱，致兆民爱苦于突授。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痫瘰之痛。念兹普天率土，成雅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尔臣，未达帝

[1]关于大顺军进攻太原的经过，《鹿樵纪闻》说，“二月五日，自成抵域下。(调运批蔡悉

德之)都将牛勇、朱孔训等出战，死之。"《平寇患》卷八也记载，二月初五日"喊犯太原，……还抚蔡感德建标下能将牛勇，朱孔训出战。孔训仿于地，牛勇随阵死，一不皆没，城中夺气。”其他史籍类似的记载很多。考康照《山西通志》。《太原府志》 太原府附郭县《阳西县志)、时人戴延杭《平可集》以及当时正在城中的路之谦，于阳年十月所作《中顺大夫分中山西督粗道布政使司参议蔺公组生的难记略》(收入道光二十五年(院县志》卷十六，《艺文志》)，均作二月初六目又军抵太原城下，也都未载明将牛着、来孔训出战败殁事。戴延状在《周将军传略》里还说，“威围太原，抚标小神张权、牛夏守新南门。权故腻，开门纳破。勇进入西山。”可见前面所引史籍中关于牛勇，未礼就领具出战被大顺军歼灭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当时太原的官军已经人心涣表，没有打什么仗北缴械了。清初史籍的作者加上一段出城作战的播写，是为了给蔡感德等人脸上贴金。[2]康熙二十一年《阳西县志》卷十三,《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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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未价联意。是以质言正告:小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客异数。如祀如宋，享把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蛋族，用彩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赓嘉客之休声。克殚厥被，臣谊磨忒。谁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同恫怨于宗工，勿陷危于臣庶。臣其慎战，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永昌元年谨诏。们这份幸而流传下来的大顺政权诏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实际上是起义农民向明王朝发出的一份最后通牒式的劝降书。诏书全面地揭露了明廷的极度腐败，指出这个朝廷维护的只是贵族、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天下的财富都落到了宗绅(明宗室和官僚)、公侯、官的手里，对于平民百姓却“征敛重重”，造成了“闾左之脂膏罄竭”。这就迫使人民起来同他们拼命，即所谓“民有偕亡之恨”。接着，李自成庄严地宣布:“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痫痛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表达了他和广大群众具有共同的命运，要把农民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为了减少进军中的阻力，诏书给朱由检指明了出路，要他“度德审几”，看清形势，及早投降。诏书的革命性是显而易见的。

过去有的史学着作，在“君非甚暗”一语上作了不少分析，似乎认为在李自成眼里，崇祯皇帝也不那么坏，主要是大小臣工为非作歹，把大好山河弄得乌烟瘴气。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因为既然目的在于劝降，语气上就不能不稍留余地，如果把朱由检说得昏暗已极，劝他识时务就成了对牛弹琴。诏书中没有涉及“三年免征”一类的革命政策，是限于诏书本

[3]这件记书以《平寇志》卷九、《甲中朝事小纪》每一所载为基础，抵《国椎》卷一O、《明季北略》卷二〇、《环陵流寇如终录》悠十七校补。参考了王世德《烈皇帝遗事》我的这个校补本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〇年第六期发表之后，又看到了民国三十二年《米翻县志》卷一口,《铁亭志》附《拾遗》内，收有水昌元年诏书的另一文本，超目作《李自成徽明臣庶文》，开头云:“断顺王寺诏明巨廉知急”，结尾一句是“徵

手。

到如律今”。这一头一尾为其他文籍所无，同内容的风格也不一致，很可能出自后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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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补传庭拼的厦天和车自成西安理国

身的针对性，不能认为它比崇祯十六年发布的《剿兵安民檄》倒退了一步。就精神实质而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当然，我们并不讳言，诏书中存在一些消极成分，主要表现为天命论。这虽然同诏书起草人的遗词造句有关，但毕竟反映了李自成作为一位旧式农民革命领袖所无法超越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过，对诏书中的天命思想也需要分析，它明显地继承了“天心视我民心”的进步思想，还出现了这样的句子:“肆吴天既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浸"，对天皇老子也不无微词。可见，借“天命靡常”“帝心已改”做文章，主要是为了抹去朱明王朝正统地位的神圣光圈，为大顺政权取而代之作舆论准备。

永昌元年诏书发布的前后，大顺农民军就按照原定部署，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畿辅地区进军了。

第七节 宁武之战和势如破竹的进军

宁武之战是大顺军渡河东征以后，占领北京以前进行的唯一战役。这里的守将明总兵周遇吉十分顽固，驱使士卒据城抵抗，最后落得个兵败身死。正是由于周遇吉逆潮流而动，在一片倒戈声中敢于负隅顽抗，博得了反动统治阶级的赞扬。他们抓住宁武战役编造了许多谎言，后来的史家不察，往往轻信盲从。这些谎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渲染宁武战役的激烈程度，把这次战役持续的时间说得很长;二是诬茂大顺军攻克宁武以后，把城里的老百姓都杀光了;三是夸大战役的后果，把大顺军的胜利描绘成

[1]永昌无辛诏书的起草人，定籍中有不同说法，如牛金星，鉴志除、周种子，播查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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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可以判定是明降官张确然的手笔。

第十章 韩传真易的暖天和举任珠西安理国

的关系，到城下去招降周遇吉。周遇吉翻脸无情，弯马相向，虽然没有射中，又结下了新仇。可见，攻克宁武以后杀了几千人，也还是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尤世禄的个人报复行动。《平寇志》等书说，"贼屠宁武，婴樨不遗”，完是一些文人别有用心的捏造。

三、这次战役持续的时间不长，规模也比较有限，大顺军在攻城过程中的伤亡自然不会太大。可是,《明季北略》卷二十《周遇吉传》中，却煞有介事地说:“廿五日，贼(指李自成)集头目计曰:宁武虽破，受创已深。自此达京，尚有大同兵十万，宣府兵十万，居庸兵二十万，阳和等镇兵合二十万。尽如宁武，讵有孑遗哉!不若回陕休息，另走他途。”已刻期明早班师”，云云。根据可信史料的考核，这里所列出的大同至居庸关官军数目，完全是信口开河。我们知道，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各部义军都非常注意侦察敌情，李自成对官军的实力肯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作者借李自成之口夸耀官军实力，妄称大顺军已刻期班师，“回陕休息”，无疑是痴人说梦。

宁武战役以后，李自成、刘宗敏率大军继续北上，三月初一日到达大同1]。这里的兵民早就要求归顺，明朝代王朱传齐却责令守城。大同总兵姜壤自知力量单薄，难以抵敌，遂开门投降12。大同巡抚卫景瑗被俘，由于他薄有令名，李自成恳切地开导他:“我米脂一民耳，今日至此，天命可知，尔真好官，尔降仍用尔抚大同。”过了三天，李自成见他不肯投降，爽朗地说，“尔真忠臣，我且驿乘送尔还家。”卫景瑗却死心塌地要为明王朝“杀身成仁”，请求速死。李自成说:“我必不杀尔。”卫景瑗唯恐做不成忠臣孝

[1]《国榷》卷一〇O。记大顺军占领大同事于二月二十九日。据明室大总督王继谋题本及轮

隆《韩城县志》春六《卫景暖传》，应为三月初一日。

[2]程源《孤臣纪哭》(收入冯梦龙编《甲申纪事》)云;三月“初九日，贼至宣府，叛将白

广思、官抚民以书约总兵姜壤。跟瓶迎贼，宣陷。”程源把善壤说成宣府(今河北宝化总兵，在宣化授降，均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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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衣民战争史

子，自己跑到海会寺自刭而死。李自成得报后仍然给了五十两银子，派人把卫的丧柩送回韩城老家1。对于明朝代藩，李自成却毫不手数，下令杀一朱传蛴全家。义军离开大同之前，派制将军张天琳留守。

大同的投顺，在敌人的营垒里引起了连锁反应。明宣大(宣府、大同地区)总督王继谟驻地为阳和(今山西阳高县)，义军还未到，军民就纷纷准备迎接。王继谟在一六四四年旧历三月上旬给朝廷的题本中说:“该臣见得阳和将士人民俱欲迎贼，出示严戒，惕以军法，而犯迷终不可解。”为了给部下鼓气，王继谟在关帝庙召集全城文武官员歃血盟誓，自己“大声激烈，洒泪倾肝”，而“诸人但默默虑应而已”。属部各标将领“俱密写禀迎贼”，使他感到“一时已如异世”。王继谟于无可奈何之中，打算带领亲丁百余人护送库银一万余两逃回京师。不料刚走到天城卫，“"众兵呐喊震天，又将其好马及饷银尽夺，挟去投贼矣!”这位总督一方的明朝大员不胜感慨，哀鸣道:“看此时候，无一兵一将一民不反面向贼。”“臣茕茕孤身，止有归命于皇上而已。”朱由检阅报后气急败坏地批示道:“王继谟奉旨援云(指大同)，此时正当推诚鼓众，奋励图功。据奏兵将溃散，不服调遣，平日料理安在?姑着戴罪收拾兵将，立解云围。不得饰词规避，以干大法。"此时大同已投降数日，王继谟成了光杆司令，叫他“收拾兵将，立解云围”，只能表明朱由检已经急得发昏了[2

大顺军到达阳和时，明阳和兵备道于重华，“郊迎十里，士民牛酒塞道。”[3宣府(今河北宣化)总兵王承胤也先期派人到大同递表投降，接应大顺军先头部队千人潜人宣化。民间早已喧传大顺军“所过秋毫无犯，发

[1]乾隆四十九年《韩城县志》卷六《卫景瑗传》。

[2]《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五一至四五二页。不久，王继谟自己也向大顺政权投降了，见

赵士锦《甲中纪事》

[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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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孙传庭部的重灭和车自成西安建国

服务，救粮苏困，真若沛上亭长、太原公子复出矣。”11均急不可待地盼望义军早日到来。三月初六日，大顺军主力到达宣化2)，宣府巡抚朱之冯妄图负属顽抗，在城头勒令军士同义军作战，"军士抱手默然无动者。盖一切大炮之火线已绝其火，门已俱塞实，不能发矣。”朱之冯见大势已去，急得仰天大哭。王承胤分守南城，当即大开城门迎接义军入城。“满城结彩，或帛或布，无者继以纸。百姓胸前皆粘'顺民’二字，焚香跪接。13)朱之冯自缢而死。李自成巡视全城时，王承胤“跪之前称贺”，而有德色。李自成对他这种自矜功伐颇不以为然，当面问道:“此谁家城?”王承肌满面惶恐，无言以对[4)。

第八节 大顺军的南线作战

如前所述，李自成在部署向北京进军时，采取了钳形攻势。当他和刘宗敏亲率大顺军主力取道太原、宁武、大同、宣化入居庸关，一路上扫荡沿边各镇明军，从北面向京师推进时，大顺军的另一支大军，即刘芳亮统率的左营，也按照统一部署展开了南线作战。

永昌元年二月，刘芳亮率部于蒲坂渡河，沿黄河北岸向东进军。二月下旬，进抵河南怀庆地区，明朝副将陈德(即陈永福之子)把巡按御史苏京拘捕起来，投降了大顺军。刘芳亮在怀庆地区设置了防御使、府尹和所

[1]邹漪:《启祯野乘》卷十一,《朱忠壮传》。

[2]关于大顺军占领宣化的时间，陈济生《再生纪略》载于三月初八日;程源《孤臣纪哭》

说是三月初九日;邹漪《启祯野乘》卷十一记于三月十二日。这里是根据赵士锦《甲中纪事》所裁大顺军队长姚奇英的口述。[3]《启祯野乘》卷十一,《宋忠壮传》

[4]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中，《故都察院右副都御更宣府运抚究平来公临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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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明廷在覆灭前的挣扎

第一节 李建泰奉命督师

大顺军在西安建国改元和渡河东征的消息传到北京，朱由检吓得坐立不安。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大堆的难题:在军事上，起义军兵强马壮。占了绝对的优势，而自己却缺兵、缺将、缺饷，根本枝梧不过来;在政治上，大顺政权好比旭日东升，万民景仰，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却是民心丧尽，出现了土崩瓦解的形势。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末日临近了。但是，一切剥削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正如列宁所说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动放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万的收入的权利。”[1]对于朱由检来说，只要他还拥有一块可供榨取的地盘，一支可供调遣的兵力，他就决不会甘心坐待灭亡。自从孙传庭兵败身死之后，朱由检迫切希望找到一个能够担任督师的人替他收拾残局，挡住起义军的进攻。经过一番盘算，他内心里选定了大学士李建泰。一天，他在临朝时叹息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

二六一页。

[1]列宁:《在第二届国家社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引自《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

第十一章 明话在天的的作我

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说罢痛哭流涕。大学士们听皇帝说要御驾亲征，一个个心领神会，从首辑陈演起都挨次报名请求代替，但朱由检都不答应，轮到李建泰报名时，他才欣然同意。

李建泰为人贪生怕死2)，无将之才，也无应变之策，他被选中出马督师，只是因为他是山西的大富翁。朱由检在兵饷俱缺的情况下看中了他的万贯家财，指靠他“破家以纾国难”。李建泰也明白朱由检的意图，想到大顺军离老家曲沃已经不远，与其让家产落入起义农民的手里，不如用来博取一个急公好义的美名。于是，他干脆在朱由检面前装出一副义形于色的样子，说道:“臣家曲沃，愿出私财饷军，不烦官帑，请提师以西。[3)正月二十日，朱由检正式决定李建泰以督师辅臣的身份“代朕亲征”，选定二十六日举行隆重的遣将礼。到了这一天，朱由检先派驸马都尉万炜祭告太庙，卯时举行典礼，然后在正阳门(即北京前门)城楼上大排宴席，为李建泰饯行。朱由检用金杯斟酒连赐三杯，即以三个金杯赐之后，当即拿出自己亲笔撰写的《钦赐督辅手敕》郑重地交给了李建泰。敕书原文如下:

朕仰承天命，继祖宏图，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贤，化行海宇，以致兵灾连岁，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窈弄兵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剽除，本为安民。今卿代联亲征，鼓联忠勇，表扬节义，奖励廉能，选拔雄杰。其骄怯追玩之将，贪醯倡逃之吏，妖言惑众之人，缺误军粮之辈，情真罪当，即以尚方从事。行间一切调度赏罚，俱不中制。卿宜临事而俱，好谋而成，剿则真剿，开渠宥胁。

[2]《明李北略》卷二口,《李建泰督师》亲下记载了一个小故事，颇能说明季建泰的为人:[1]《明史》卷二五三,《李建泰传》

"昔崇桓丙子(九年)，建泰主试江南。(九月)九日，大塞雨花台。百官送之。建秦全林中叹曰:"不觉又业阳矣!”盖感日月之易迁，知其贪生之念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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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史》卷二五三,《率建泰传》

一人勿得要录;扰别真抚，投戈散道，万民从此安生。以脚忠散社略，品望尺隆，办此豁如，特藏简任，鲁庙授节，正阳亲饿。愿卿虽荡妖氛，施师委凯，侯对进爵，消葬结涉。有功内外文武各官从优叙费。朕仍条迎庆贯，其享太平。预将代联亲征安民靖乱里意骗行示谕，成使闻知。特谕。"1由于李建泰是代帝亲征，故朱由检在敕书里授予了莫大的权力。过去命肠购昌等人充当督师时也领期尚方剑，但专决范围限制在“文官自监军兵备道及饷司、府州县等官，武官自副、参以下”123，对各地总督、巡抚、总民等高级文式官员只能参奏，听凭皇帝裁决。给李建泰的救书中却没有这类限制，不论何人只要“情真罪当，即以尚方从事"。为了让李建泰能够放手摆布，还特别规定“行间一切调度赏罚，俱不中制”。昔年杨嗣吕陛辞出京时，朱由检不过吩咐一声“与他酒饭吃”，自己就起驾还宫了3)。这次却亲临正阳门城楼斟酒赐宴，礼遇之隆，前所未有。李建泰受到这样隆厚的礼遇，也为之感泣，誓以死报。席散，崇祯皇帝在正阳门上目送李建奉出京。

李建泰离京后取道保定南下。选择这条路线同当时明廷对形势的分析有关，朱由检和他左右的大臣们都认为，在大同、宣府一带还拥有重兵。大顺军进入山西后如果要攻取京师，“必不犯天下重兵处以入。于是命辅臣统禁旅出保定。而朝廷之忧则在保定不在宣大，且谓保定即不支，犹可调宣大兵之半以援畿辅也。4后来的事实表明，明廷的这种分析仍然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等到发现义军采取的是南北夹攻的战略时，就完全陷人了被动地位。

一出北京，李建泰就立即感到了政治气候的急剧变化。他这位堂堂代

[1]蒋德球:《意书》卷十一。

[2]杨山松:《跟儿吁天录》基十三所戴崇镇十三年赐给杨胡昌的教书[3]《杨文弱先生集)春四四。

[4]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中,《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宝府通抚宛平朱公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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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亲征的大学士，在畿辅之内竟至落到了举目无亲的境地。"李至一县。其人漫视不为礼。李从者饥，求食。县人曰:“汝官为大明乎?为大顺季?"沧对曰:“大顺”。乃为设食甚丰，饱餐而去。11河北定兴县距离北京不过二百里，李建泰领着禁旅途经该县时，居然吃了周门爱。“建泰攻啵之，容其长吏。”121南到时便传来了大顺军左营刘芳亮都正沿着黄河北岸向东进军的消息，李建泰立即原形毕露，“心怖，北向鼠窜，兵遂费。所过之处恣意劫杀。”[31途经广宗县时，他要求入城躲避，知县李弘基严词拒绝，带领县民登城设守。李建泰大怒，下令攻城。城破后乡绅王佐当面质问他:“阁部受命南征逆阔，赐尚方剑、斗牛服，推毂目送，圣眷至渥。今贼从西南来、正宜迎敌一战，灭此朝食，上报国恩。奈何望风披摩，避贼北道。陷城焚劫耶?”李建泰恼羞成怒，下令把王佐处斩)。李军把“官帮民舍抢劫一空”之后继续北窜，一路上士卒不断逃走，只剩下数百名亲军拥簇着饷银，跟随李建泰溜进了保定。不久即在此向刘芳亮部大顺军投降。风光一时的大学士代帝亲征的闹剧，遂告结束[5]

第二节 调吴三桂部进关之议

孙传庭统率的陕西三边官军覆没后，朱由检感到手头可以用来抵挡农

[1]刘尚友:《定思小记》。

[2]光绪十六年《定兴县志》卷十九,《大事)。

[3]康熙三十二年《广宗县志》卷一〇,《人物列传)

[4]乾隆十五年《顺德府志》卷十二,《人物下》，又见康翔(广宝县志》春一口，《人拍相

传)。按，不少史籍说李建泰军硬破了东光县城，李军并来稳过东光，实无其事。

[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记甲中正月两辰日李建泰出京事有一条小注说:"过来孙德断

云:建泰实奉密旨封闻为秦王，水罢兵也。”录以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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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当时的形势和双方兵力对比来分析，即便吴三桂部在正月下句开始进关，也无法实现朱由检的战略意图，挽救不了明王朝覆灭的命运。因为大顺不不仅在东征的兵力上远远超过明政府所能抽调的兵员，而且大顺军除了主力由大同、宣化进军居庸关，从北面攻取北京以外，还有两路偏师分别由大将刘芳亮等率领经怀庆、长治、畿南，取道河间府北上及大将任继荣、马重禧率部由山西出固关，取真定，形成三路包抄京师的态势。相形之下，吴三桂部区区数千官军，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分头迎敌这三路大军。但是，抽调吴三桂部进关所经历的周折，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重重，加速了它自身的灭亡。

第三节 南迁之议

尽管朱由检对李建泰的出京督师和抽调吴三桂部堵御农民军抱有幻想，但山西前线传来的越来越不利的消息，却使他感到前途渺茫。何况吴三桂的军队移作抵御农民军之后，关外的满洲贵族军队乘虚而入，京师也同样难保。在这种内外交困之时，他何尝不想效法晋元、宋高，赶在大顺军兵临城下以前脱身南逃，依托半壁江山苟延残喘。早在这年正月，朱由检就秘密地多次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他四顾无人之后才向李明睿推心置腹地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接着，他同李明睿具体商量了南迁的路线、护卫、饷银和留守事宜。二月间，形势急转直下，代

京师数次处于意急的背景有是。

[1]《平冠志》卷八，未白检说“肤有此怎久矣”，这句话同满洲贵族军队多次侵入数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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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当时的形势和双方兵力对比来分析，即便吴三桂部在正月下句开始进关，也无法实现朱由检的战略意图，挽救不了明王朝覆灭的命运。因为大顺军不仅在东征的兵力上远远超过明政府所能抽调的兵员，而且大顺军除了主力由大同、宣化进军居庸关，从北面攻取北京以外，还有两路偏婚分别由大将刘芳亮等率领经怀庆、长治、畿南，取道河间府北上及大将任继荣、马重禧率部由山西出固关，取真定，形成三路包抄京师的态势。相形之下，吴三桂部区区数千官军，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分头迎敌这三路大军。但是，抽调吴三桂部进关所经历的周折，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重重，加速了它自身的灭亡。

第三节南迁之议

尽管朱由检对李建泰的出京督师和抽调吴三桂部堵御农民军抱有幻想，但山西前线传来的越来越不利的消息，却使他感到前途渺茫。何况吴三桂的军队移作抵御农民军之后，关外的满洲贵族军队乘虚而人，京师也同样难保。在这种内外交困之时，他何尝不想效法晋元、宋高，赶在大顺军兵临城下以前脱身南逃，依托半壁江山苟延残喘。早在这年正月，朱由检就秘密地多次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他四顾无人之后才向李明睿推心置腹地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1接着，他同李明睿具体商量了南迁的路线、护卫、饷银和留守事宜。二月间，形势急转直下，代

[1]《平寇志》基八。朱面检说“联有北志久矣”，这句话同满洲贵族军队多次侵入微辅，明

京师数次处于危急的背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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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亲征的李建泰束手无策，派人飞章上奏说:“蛾势大，不可救笑。现帮堡太子南去。””南迁的问题逐渐由窃窃私议而公开形之于奖露。然而，在选样一件并不难抉择的事情，也因为朝廷内部的纷争而想浅了。按景模皇帝的本意是自己逃往南方，但一要大臣额赞，二要顾全面子。李明春在奏流里故意把南逃美其名曰“亲征”，就是摸准了朱肉检的这种心理。可是，大学士们唯恐皇帝南迁时留下自己辅佐太子居守，变成告死鬼;即便随驾南迁，一旦京师失守，也说不定由于自己曾经主张南迁而装人受过。于是一个个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即所谓“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虑驾行属其留守，或驾行后京师不能守，帝必里主之者。连无人决策。” 12)特别是一部分廷臣如左都御史李邦华，竟然主张“皇上自然守社履”1，而让太子朱慈娘到南京去监国，同时分封定王和永王。这是完全不符合朱由检心意的。因为如果实行这个办法，朱由检自己仍然逃不了命;即便有如天之福，勤王兵及时赶到，守住了京师，太子监国南京，说不定会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的旧戏。所以，他愤愤不平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4)在一片混乱当中，给事中光时亨又跑出来参了一本，指责“李明睿南迁为邪说”。朱由检气急败坏地当面斥责道:“一样邪说，却只参李明睿何也?显

[1]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2]李长祥:《天问闹集》卷上,《甲中延臣传》

[3]李邦华明知当时“太原以西已成鱼烂，太原以北势如破付”，京师“内备外拨，一无是

特”，“特者惟都城崇塘耳”。可是，他却主张“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的去之义”，说什么“方今国势机程，人心危疑，皇上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兆民父母，则当抚光民;为陵庙主党，则当卫陵痛:而周平、宋高之融计。非所宜闻。”地先建议让太子早日就军角京，过了几天不见动静，形势却题来她急，又再次上破请分封定正和永王于东南太平。宁国等府(在今安徽省南部)，用意是避免覆果之下无完部，即便北京被农民军占领，未由栓的儿子还可以在南京胜统(见《皇明李忠丈先坐集》卷六。《总定舞议》)。

[4]《绥寇纪略》补遗中。按，蒋德璟《意书》卷十二，周距《四奏会议名羊》中，说“保毒延议俱言东宫宣往南监国，上不应。

相来衣民战争更

是朋党，姑且不究。””南迁之议就在这样一片纷争当中拖延了下来。等到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朱由检得到情报说，大顺军除了由大同、宣化方而来的主力以外，还有刘芳亮等统率的部队沿黄河北岸进军队南面包秒北京，往南逃跑的可能胜也很小了。只有在内心追悔之余，发出“联不能守社稷，可殉社稷”的哀鸣，准备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一道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火海121

第四节 没顶之际的几根稻草

三月初六日，明廷感到事态严重，正式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统兵入卫京师。同时檄调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

吴三桂因为远离京师，收拾和安置关外又费时日，直到京师被义军攻克时还跋涉于勤王路上。刘泽清接到勤王诏书后，谎称自己坠马负伤，不能行动。朱由检无法，只得反赐银两表示慰问。刘泽清并没有因此而感动，竟将临清大肆抢掠后率军南逃。只有唐通领着所部八千士卒到达北京，屯

[1]蒋德璟:《意书》卷十二。其他更籍多有“光时亨陆朕南迁，本应处新，姑饶这造”一语。

蒋德瑾的记戴是当时正式回奏的原文，应当说比较准确。杨士聪在《甲中核真略》内，力种光时亨上疏谏阻南迁一事为妄，失之武断。

【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条云:“当李贼之围东师也，教宗亦敬南下，而孤悬绝北。

音鏖不重，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杜程。”孙承泽在《天府广

路已便塞。"

记)卷三四中也说:“上御勤政殿，独召都尉(指册马都时观永困)密商，然真、保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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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9: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