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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今天下之觊觎,岂特一宁王?天下之奸雄,岂特在宗室?言念及此,馆骨寒心……伏望皇上痛自克责,易辙改弦,罢出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国本,励精求治,则太平尚有可图,群臣不胜幸甚。”这种直言无忌的批评,令那些引导皇帝四处巡
游的佞幸们怀恨在心。
更为棘手的是,那些佞幸们都想抢夺平定宁王叛乱的功劳,策动武宗任命安边伯许泰为总督军务总兵官,平露伯江彬为提督军务,太监张忠为提督策划机密军务,查勘宸濠反逆事情,太监魏彬为提督,兵部侍郎王宪督理粮饷,前往江西征讨。行至半途,获悉宸濠已被活捉,佞幸们为了抢夺战功,秘密奏请武宗亲征。武宗也想乘此机会显示自己的殊勋,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太师镇国公,欲往江西御驾亲征。朝廷大臣极力劝谏,一概不听,甚至杖死了几名劝谏的官员,一意孤行。
这就使得王守仁的处境极为不利。江彬、许泰等先领兵由大江至江西,入居南昌城中,散布流言诬陷王守仁“始同宸濠谋反,因见天兵猝临征讨,始擒宸濠以脱罪”,欲一并逮捕王守仁“各为己功”。 那些佞幸们“既闻公已擒宸濠,甚不喜,盖不以擒叛为功,而以不待上亲征,辄擒(宸)濠为擅”。王守仁正由南昌前往广信途中,太监张忠竟然要他把宸濠释放到酃阳湖,等待皇帝来“亲擒示武”。他据理反驳:“一日纵敌,数世之患,谁敢以叛藩戏?”不久,他在杭州对御用监太监张永说:江西人民久遭宸濠茶毒,经受大乱,又遭旱灾,困苦之极,必逃聚山谷为乱,形成土崩瓦解之势,然后再来平定,就困难了。张永颇以为然,回应
二《别景·奏欧四》 四《明)王守仁:《奏闻藏濠伪迪檄榜碗(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五日)》《王文成全书》卷十
@(明)黄缩:《阳明先生行状》。《王文成全书》卷三十七《附录六·世德纪》。③ (明)徐开任;《明名臣言行朵)巷五十《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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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此番前来专为钳制那些佞幸,欲从中调护,默默轴佐壁上,并非掩盖你的功劳。王守仁随即把宸濠交给他,押赴朝廷论处。。
王守仁回到南昌,从容应对张忠等率领的京兵、边兵的骚忧抢掉。出榜宣告:“北军南征,跋涉数千里,劳苦万状,我民念其来为我,直客事之,毋有所慢。”并且设宴犒劳将士,将士喜叹:"王都堂好官,我等条何受人嗾,辱好官耶?”@张忠等见军士不肯侮辱王守仁,且思北归,不得不班师回朝。
江彬、许泰、张忠图谋夺功,诬陷王守仁“将叛逆”。张永洞悉彼等阴谋,发誓说:“王都御史乃忠臣为国,今欲以此害之,天理何在?我若不为一明其冤,何可当也?他日朝廷有事,何以使臣子之忠?”回京复命时,当面向皇帝说明王守仁尽心为国尽忠之功,以及江彬等人意欲加害之意。不久江彬等人果然诬陷王守仁“无君欲叛”,武宗不信,说:“王都御史乃我家忠臣,你等如何好这等说!”@
因为这样的关系,武宗皇帝打算破格册封他为伯爵--新建伯,由于突然驾崩,来不及付诸实施。世宗皇帝即位,召王守仁人朝接受宴赏,六月十六日下达圣旨:“昔能平乱贼,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④六月二十日,王守仁奉旨启程。不料遭到内阁辅臣反对,暗中指使言官制造舆论,借口武宗国丧,资费浩繁,不宜举行宴赏之事。王守仁行至中途折返,请求回乡省亲。十二月,大行皇帝丧礼过后,世宗皇帝册封他为新建伯,赐与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岁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
①(明)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文成全书》卷三十七《附录六·世德纪》。② (明)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卷五十《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③ 《明)雷礼:《国朝列卿纪》卷三十《南京兵部尚书行实·王守仁》。
④ (明)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文成全书》卷三十七《附录六·世德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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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元年(1522),父亲王华故,王阳明辞官回乡丁忧守制。伴随染誉而来的,是一片妒忌与诽谤之声。一些言官迎合内阁大老之意,老酒重弹“勾通宸濠”,又搞出新花样,攻击他的学术是“伪学”。雷礼写道:“嘉靖元年,丁父优,四方来游其门讲学益众。科道官迎当路意,首以为学劾之。服阕,例该起复,辅臣忌其才高望重,六载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论荐,皆不报。礼部尚书席书为疏,特荐守仁及石淙杨一清,曰:"生在臣前见一人,曰杨一清;生在臣后见一人,曰王守仁。时江西辅臣(杨廷和)尝有私憾于守仁,乃密谗于上曰:守仁将宸濠妃二人取归为妾。致上疑,以沮其进。”@嫉妒其才高望重,权臣们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无端捏造娶宸濠妃子为妾这样的谎言,来阻止他的复出,不免令人想起南宋时,诋毁朱熹为“伪学逆党”的佞幸们,为了败坏其名声,居然捏造“纳其尼女”(娶两个尼姑为妾)的谎言。手段尽管卑劣,目的还是达到了。王世贞对此感慨系之:“守仁优居,而从游者益众,相与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预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为伪学者,有以下南昌纵士掳掠,及得宁邸(宁王府)之金宝子女者,至有谓初通宸濠谋,荚其不胜而背之者。”“张岱也说:“守仁故以才略为王琼器任……用是,其形迹不能无疑于士大夫,起家书生,功名独盛,忌者益蜂响丑诋。至谓守仁阴附宸濠,荚不胜而后背之者,至请黜守仁爵。”@诽谤王阳明暗中依附宸濠,串通谋反,毕竟毫无事实依据,世宗皇帝虽然有所动摇,鉴于他“仗义讨贼,功固可录”,不敢贸然取消他的封爵。但是,当他丁忧守制期满,轻信内阁辅臣之言,迟迟不让他起复。
污蔑阳明心学为“伪学”的急先锋,就是因大礼议而得宠的宵小之徒桂萼。毛奇龄写道;“时上议大礼,张(璁)、桂(萼)之徒如霍韬、方献
(明)黄馆:《阳明先生行状》(王文成全书)卷三十七《附录六·世德纪》② (明)王世贞:《新建伯文成王公守仁传》,《国朝献征录》卷九。③(明)张岱;《石通书》卷一百三十(王守仁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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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朱子“早年未定之论”;所谓“终同”,就是朱子晚年定论,已经兼受陆子之学。邓志峰提及此事时指出:元明之际,学术上逐渐有朱陆合流的倾向,“在这股潮流中,活跃在成、时代的程敏政尤其值得重视。此人不仅在理学上的见解影响甚大,他的作品《道一编》他为真德秀(心经》所作的附注,都对朱陆合流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程氏《心经附注》旨在发明朱子之心学多引程子之论。尽管仍未超出朱学范围,但对心的关注使其影响自不可小觑。《道一编》则明标*朱子晚年所以兼受陆子之学,诚不在南轩、东莱之下’,力主'朱陆二氏之学始异而终同”,把二人不同的观点看成是"早年未定之论’,开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论》的先河。”@由此可见,朱子晚年定论云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经学史上的学术问题,桂萼把它上升为政治问题,企图证明王守仁是“伪学”、“邪说”。皇帝接受了这一指责,下令禁止传播、学习,理由是苍白无力的。
4.漫长的昭雪之路
统治者总以为动用政权力量打压一种思潮或一个学派,立刻可以收到万马齐喑的效果。其实不然,一种思潮或一个学派一旦为人们所信仰,它的生命力强大无比,决非政权暴力所能消解。阳明心学就是如此。门人为他编撰的年谱,记录了门生故友对他的追思,以及对朝廷禁令的蔑视,让人们看到了不屈服于威权高压的希望之光。一些文人与官员并没有被皇帝“重治不饶”的警告吓倒,依然我行我素,令人敬仰,也令人五味杂陈。读者诸君不妨耐心阅读以下的记录:
嘉靖八年(1529)二月四日,阳明先生的灵柩运抵家乡余姚,弟子门人为他举行祭奠仪式。
① 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318-
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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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终于以极高的规格得以平反昭雪,朝廷以“学术纯正”“绍尧孔之心传”,洗剧了“邪说”、“伪学”的诬谤;以“勋名嫖烈”“追吕伊之懿绩”肯定了册封伯爵是应得的奖赏。人们认为,按照阳明先生对于孔孟之道的贡献,理应给予更高的荣誉:从祀孔庙。隆庆元年(1567)六月,礼科给事中赵乾、御史周弘祖题请已故礼部侍郎薛瑄从祀孔子庙庭,大理寺右丞耿定向也题请王守仁从祀孔庙。皇帝命礼部集议,礼部尚书高仪把商议结果上报:“薛瑄相去百年,舆论共服;王守仁尚近,犹恐众论不一,宜会官集议,以俟圣断。"①
隆庆二年(1568)五月,朝廷追录已故新建伯王守仁平宸濠功,令世袭伯爵。也就是说,王守仁之子王正亿可以承袭伯爵,子孙世世相传两年后,皇帝又赐与铁券,券文写道:“两间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朕甚悯焉。因念勋贤,重申盟誓诸语。"@
既然是“两间正气,一代伟人”,耿定向提出来的从祀孔庙,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久,徐阶致仕,继任内阁首辅的高拱对王守仁并无好感,此事自然不了了之。到了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取代高拱出任内阁首辅,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官员们陆续上疏提议王守仁从祀孔庙。浙江巡按御史谢廷杰在奏疏中主张“崇祀大儒”,在他看来,“孔孟周程之后所谓大懦,未有过于守仁者也”。先前廷臣屡次请求王守仁与薛瑄从祀孔子庙庭,薛瑄已经得到朝廷允准,而守仁仍然“欲待事久论定”,结果是“迟而未决”。原因何在?“不过疑守仁之学专主尊德性,与朱熹之道同学不同而已”。他认为这个理由是不能服人的,因为“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公学而公言之,则其议论固自不能无
@《明实录·明穆宗实录》卷九,隆庆元年六月丁未,
Φ 《明)吴瑞登;《两朝宪章录)卷十九,隆庆二年五月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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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检讨陈献章从祀孔子庙庭。奉圣目:礼部看了来说,钦此。该本部题复照先年例,敕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国子监诸臣,各直抒所见,核议以闻。奉圣旨:从祀重典,着各该懦臣及九卿科道,从公品驾议奏,务协舆论,钦此。续据手本,该科道诸臣疏言:尚书章懋,祭酒蔡清、邹守益,谕德吴与弼,修撰罗伦,佥事吴仲韶,布衣胡居仁,陈真晟、王艮等,并令从祀。部复:照前例行各该衙门一并拟议具奏。奉圣旨:"是,钦此钦遵。”看来事情比想象的复杂多了,除了王守仁、陈献章,还提出了章懋、蔡清、邹守益、吴与弼、罗伦、吴种韶、胡居仁、陈真晟、王艮等九人,似乎过于宽泛。陈于陛则主张陈献章、王守仁、胡居仁、蔡清四人,“皆无愧于从祀”,仍然有点宽泛。不过他对于陈献章、王守仁的品骘还是公允的。
关于陈献章,他说:“献章之学,以致虚立本,以主静养为善之端倪。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忍之则,以无所安排、自然应用为实得。盖始尝求之圣贤典训,而无所凑泊也。然后舍烦之约,去耳目支离之用,存虚圆不测之神,真见心体隐然,参前倚右,日用应酬,阖辟卷舒,无不自得,庶几乎圣人之道知而好,好而乐者也。”
关于王守仁,他说:“守仁之学,以圣人为必可至,以心之良知是谓圣,以万事万物之理皆不外乎心。其致良知之说,大意谓:心之本体即天理之昭明灵觉,即良知,人能实致其知。天理常存,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天下事虽千变万化,以此应之,更无遗缺渗漏。其道明达而易简,其工夫直截而洒脱;其文又取之《大学》、《孟子》,而禀裁于静虚动直,大公顺应之指,于圣人之道可谓识其大矣。”
他的结论是:“守仁之世近矣,然能树标帜于献章之后,而担荷甚重。献章之遇诎矣,然实启关钥于守仁之先,而造诣最醇。今遗书具存,谆谆乎仁义忠信之谈,娓娓于子臣弟友之际,其于弘阐圣教,醒寤后学,为效卓尔。世之讥献章者曰“偏于静’,讥守仁者曰“偏于知”。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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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陆九澜、杨简之绪而近禅。臣以为非笃论也……使二臣得事圣门,方且蹦游夏而希回赐,向疑于一从祀载?”@陈于陛是笃信朱子学的,以为朱子学是正学,如欲垂范天下,非朱子学不可,能有如此境界极力主张陈献章、王守仁从祀孔庙,实属难能可贵,也可见当时舆论在这一点上也已取得共识。
其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耿定向。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耿定向向皇帝呈进长篇奏疏,主张王守仁、陈献章应该从祀孔庙。关于王守仁,他说:“守仁之学,措之行履,信在乡邦;发之事业,功在宗社。臣不具论。乃其讲学淑人,单揭要指曰致良知。夫曰良知云者,即孔子之所谓仁,是人之所以生者也。本诸身,而能视能听能言能动;显诸伦,而为忠为孝为弟为信。是非淑慝,灵昭不昧,乃蒸民之所同具,无圣凡古今一也,特有致有不致耳……皇上今绥其猷,此非千载一时哉!臣等集议咸切切焉。皇上俎豆守仁于孔庙之庑者,非曰祀其人已也,盖藉此以树杓的。将令天下臣庶率由于其道也……盖守仁从祀之举,盖彰明道术之微机。化成天下之上务也。顾往往请者数矣,间有异议者,或胶于言论意见之异同。而未求诸心;或眩于传闻疑似之群吠,而未核其实耳。”关于陈献章,他说:“若献章,当训诂汩溺之余,名理棼呶之日,而学以静观默识为务,以致虚立本为宗,其深造自得之趣,坚直明懿之履,抑可谓乎醇者矣。昭代学术反约而求诸心,不为口耳支离之鹜者,实其开先也。”他的结论是:“若王守仁、陈献章二臣者,其议祀已久,舆论已孚,伏乞敕下该部先行从祀,庶令后学知所向往。”②
耿定向早在隆庆元年就提出过这一问题,过了十多年再度提及,他感受到“异议”压力之巨大,即他所说的“或胶于言论意见之异同”,“或
《明)陈于陛:《议从祀以崇圣道疏(万历十二年九月)》《万历疏钞》卷三十五。② (明)歌定向:《议从祀疏(甲申左院草)》,《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二。284
眩于传闻疑似之群吠”。这次依然如此。皇帝把他的奏疏交给礼部尚书沈鲤,要他召集廷臣集议,廷臣意见分歧,难以取得结论。幸亏内阁首辅申时行及时插手,才促成此事。申时行在看到耿定向奏疏时,就向神宗皇帝递上奏折,支持耿定向的意见。他向皇上分析说,王守仁的思想出于《大学》和《孟子》,陈献章的思想出于宋儒周敦颐、程颗,并非自创一个门户。因此他认为,王守仁和陈献章从祀孔庙,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效果。他在题为《遵明旨析群议以成盛典事》的奏疏中说:“先该御史詹事讲建白,先臣王守仁、陈献章从祀学宫。或又訾诋守仁,议者纷纷,迄无定论。今该部巍复议,乃请独祀布衣胡居仁,臣等切以为未尽也。彼訾诋守仁、献章者,谓其各立门户者,必离经叛圣,如老佛庄列之徒而后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学》,良知本于《孟子》;献章言主静,沿于宋儒周敦颐、程颢,皆祖述经训,羽翼圣真,其自创一门户耶?事理浩繁,茫无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启关钥,在宋儒已然,故其为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独守仁、献章为有门户哉?其谓禅家宗旨者,必外伦理、遗世务而后可。今孝友如献章,出处如献章,而谓之禅,可乎?气节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业如守仁,而谓之禅,可乎?其谓无功圣门者,岂必着述而后为功。夫圣贤于道,有以身发明者,比于以言发明,其功尤大也。其谓崇王则废朱者,不知道固互相发明,并行不悖。盖在宋时,朱与陆辩,盛气相攻,两家弟子有如仇隙,今并祀学宫,朱氏之学既不以陆废,今独以王废乎?大抵近世儒者褒衣博带以为容,而究其实用,往往病于拘曲而无所建树;博物洽闻以为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而无所体验。习俗之弊,沉痼久矣!今祀守仁、献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实学之自得,而不专于见闻。斯于圣化岂不大有裨益乎?"①
① (明)钱一本:《万历邸抄》,万历十二年甲申卷,十一月庚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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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时行并非偶臣,也没有徐阶那样的王学背景,这篇奏疏却写得气势如虹,逻辑严密,极具说服力。神宗接到他的奏疏,为了开创不同于张居正的新局面,不等礼部上报集议结果,就依据申时行的建议下达圣旨:“皇祖世宗尝称王守仁有用道学,与陈献章、胡居仁既众论推许,咸准从祀孔庙。朝廷重道崇儒原尚本实,操修经济都是学问,亦不必别立门户,聚讲空谈,反累盛典。礼部其遵旨行。”1其后又有南京户部郎中唐伯元、大理寺少卿王用汲、光禄寺丞李祯相继诋毁王守仁,都遭到神宗严词批驳:“王守仁学术原与宋儒朱熹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神宗对他们的批驳还算客气的,这些人反对王守仁从祀孔庙,极尽诋毁之能事,言论相当尖锐。例如南京户部郎中唐伯元在奏疏中说:“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凡言心学者皆后儒之误。守仁言良知,俱系邪说,系新学惑世诬民,立于不禅不霸之间,习为多疑多似之行。功已成而议者不休,骨已朽而忿者愈炽。工于护短,巧于盗名,终日招朋聚党,好为人师,而忘其身之可贱。乃稍知廉耻之士所不肯为,后人效之不为狗成,则从鬼化。”@通篇都是人身攻击,用谩骂取代说理比当年的桂萼有过之而无不及。神宗宽大为怀,只给了他降三级调外任的处分,以示警告。这些小插曲已经难成气候,王守仁从祀孔庙已成定局。
王守仁的昭雪之路,以从祀孔庙而达到高潮,可谓功德圆满。
毛奇龄对此颇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颇能令人深省,值得一看。他说:“今阳明事功则直是三代以后千百年一人,即令无学,亦既在孝悌忠信正谊明道志士仁人之上。而学复如是,虽使亲入圣门,亦应不出由赐下,而只此从祀一节,尚龃龉论辩,谬之谬矣。史称,神宗定从祀,有
①《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五,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庚寅。2 (明)钱一本:《万历邸抄》,万历十二年甲申卷,十一月庚寅。③ (明)钱一本:《万历邸抄》,万历十三年乙酉卷,三月,谪唐伯元条。286
"王守仁有用道学’一语,真圣人之言。宋学惟无用,借以自便,故造为圣学轻事功之言……阳明龙场节操总废,何况事功。"有用’二字,非深知圣学者乌能言之。间尝叹阳明一生,其事功学术每败于宵人,而成于圣人。世宗、穆宗已定勋爵,而神宗复表其学术。今世宵人其姐龉者不乏矣,顺治末年,竟言王学非宋学,然其合圣学安在?赖世祖皇帝有言:“守仁之学,有似孟子’众便翕然。”他特别提到,阳明先生逝世后,各地为了纪念他,先后建立书院七十五所,祠堂四百二十所,感叹道:“若夫门人相继,总属善类,虽学问各出,或不足以导扬师说,而攻者如彼,归之者又如此,人心之良斯可见。”②
诚如毛奇龄所说,从晚明到清初,对于王学始终有誉有毁。作为学术争议不足为奇,但是,为什么学术的是非功过一定要由皇帝来当判官,一锤定音?难道学术就是政治,或者等而下之,不过是政治的附庸而已?
皇恩浩荡再次降临之际,人们不禁要追问:对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影响几个世纪的“阳明学”,和先前的“朱子学”一样,都曾经受到政治权力的粗暴干预,被诬为“伪学”,这是为什么?张岱的话是发人深思的:“(阳明先生)致良知之说行,而人犹营天下无学术矣;平宸濠、平思田之功成,而人犹訾天下无事功矣。谗口涛张,易白为黑,阳明先生犹不免,而况其他乎!”@令才子张岱深深感叹的是,阳明先生事功与学术两者都如此杰出,在明代无出其右者,仍然不免于诬陷--“谗口涛张,易白为黑”,何况其他人!人们有必要追问一句:症结究竟何在?
① (清)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卷二。② (清) 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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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明) 张岱:《石匮书》卷一百三十《王守仁列传》。
强动电书张贵、雄祖、李廷相,御史王廷相守中,少卿李开先戴佛.调制经,司业王间祖大计罢不缘复进"。在夏言看来,减贤弹动初中权臣,引荐“伪学小人”,显然是“肆意安言,变乱邪正”。王鼗当然不是“伪学小人”,班如阳明学说并非“伪学”“邪说”。黄宗魏把王酸与王守仁的师承关系,比输为杨简与陆九渊的关系:“先生(王畿)亲承阳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陆九渊)之后不能无慈湖(杨简),文成(王守仁)之后不能无龙溪(王畿)以为学术之盛衰因之,慈湖决象山之澜,而先生疏河导源于文成之学,固多所发明也。@王门弟子中,最得老师心传的当推王畿,直到八十六岁去世之前,始终致力于讲学,光大师门学说。
王畿,字汝中,号龙溪,绍兴府山阴县人,弱冠之年得中举人。此时,阳明先生在姚江倡导良知之学,士人们惊骇不已,他欣然前往受业,与钱德洪成为及门弟子。人试礼部不第,焚毁京兆所给路券而归,毅然放弃举子业,只求卒学于师门。一年后大悟:“'致良知’三字谁不闻信得及者,惟我也。”明年复当会试,阳明命他前往,他不答。阳明解释道:“吾非欲以一第荣子,愿吾之学疑信者半,而吾及门士朴厚者未通解,颖慧者乏沉毅,能阐明之者无逾子。今宦学者咸集都门,子曷往焉?”王畿于是遵命前往应试。他与妹婿钱德洪都通过了礼部考试,鉴于对时局的不满,二人一致认为“此非吾辈仕时也”,不就廷试而还。
此后,他专注于阳明夫子之学,深得真传,对于夫子的“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有独到的领悟。钱德洪认为“此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
①(清)万斯同:《明史》卷二百八十三《戚贤传》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二《浙中王门学案二·郎中王龙溪先生授》。③ (明)尹守衡:《皇明史窃》卷七十六《道学·王畿》。④(明) 尹守衡;《皇明史窃》卷七十六《道学·王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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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易。他却认为:“夫子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可执定。休用感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语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感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盖无心之心叫服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物…“钱德状表示反对:“若是,是坏师门教法,非善学也。他圣定地主张:“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若执着师门权法以为定本,未免潜于含诠,亦非善学也。”①两人的争论,显然王畿略胜一筹,更符合阳明学说的本意。阳明先生一贯主张“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王畿所说的“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深得师门真传。钱德洪所说的““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与“学贵得之心”有一段距离。
钱德洪不以为然,希望当面就正于老师。当时王阳明即将受命前往两广执行军务,临行前的晚上,师生三人在天泉桥上座谈,于是就有了阳明先生一番宏论。他讲了这样几层意思:
正要二子有此一问。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
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筒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
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
世间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见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见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
①(明)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语录·天泉证道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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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中所见,我久就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藏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把该发泄时,岂容复秘?然此中不可执着,若执四无之见,不遭得众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无从接授,着执西有之见,认定意是有善有思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本无从按授。
但吾人凡心未了,虽已得悟,不妨随时用渐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圣,所调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轻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须进此一格,始为玄通。德洪资性沉毅,汝中资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为善学耳。①
看得出来,阳明先生对于两位大弟子都很器重,不想轻易表态,分出伯仲,希望他们互相取益,相得益彰。但是,言谈之中不免流露出高下之分:王畿属于上根人,可以顿悟;钱德洪属于中根以下人,可以渐悟。对于王畿所见尤为激赏,他自己早就想提出,恐怕人们不信,故而含蓄至今,想不到这样的“传心秘藏”,被王畿说破。这是何等高的评价!
王畿思想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他始终坚信“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若执着师门权法以为定本,未免滞于言诠,亦非善学也”。如果不能自证自悟,一味追随前贤的脚跟转,人云亦云,重复前贤的语录,或者执着于师门权法,不敢超越,那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思想界岂不成为一潭死水!王畿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强调这样的思想:“若不是自已真有个悟人处,虽尽将先师口吻、言句,一字不差,一一抄誊与人说,
道记)中为一段,今以层析之,便于读者阅该。
中 《明)王徽:《龙溪王先生金集》卷-《语录·天泉证道纪》。按:所引文字于《天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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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成剩语,班已诳人,罪过更大。以其无得于己也。诺公果肯信不肖之言,不为虚妄,只当听信先师之言一般,还须转个关挨子,默默体低,方
得相应。”①
他所说的““自己真有个悟入处”,而不是“无得于己”,与阳明先生主张“得之心”是一致的。阳明的《《五经臆说)字》,用色与签、醪与糟粕的关系作比喻,来说明如何看待五经,如果把捕鱼的工具(签)当作鱼,把酿酒(醪)的糟粕当作酒,就不可能得到鱼与醪。因此他说:“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同样。对于他自己的学说,也应该如此:“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是亦筌与糟粕也。”?希望弟子们要有自己的心得,不要受他的“胸臆之见”所束缚,正因为如此,他把洋洋巨着《五经臆说》付诸“秦火”。杜维明说得好:“阳明所以不愿意公开他的《五经臆说》,一方面因为他心怀如此深邃的内心经验,以至于他自己也无法用词句恰当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教育哲学强调,每一个学生在读经时通过体验获得的个人知识都是个人的。”@显然,阳明先生不希望他的学生跟着他的脚跟转,王畿是深知其中三昧的嫡传弟子。
有鉴于此,清朝的四库馆臣对王畿的品评,如果不是出于偏见,便
是失之片面。四库馆臣说:“畿传王守仁良知之学,而渐失其本旨。又
说:“王学末流之恣肆,实自畿始。《明史》虽收入《儒林传》,而称: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云云,深着其弊,盖有由也。”所谓“渐失其本旨”,显然与事实不符。至于“王学末流之恣肆,实自畿始”,颇有卫道士的陈腐气息,从反面理解,恰恰是为思想解放推波助澜。《明史·
①(明)王畿:《答李克斋》,《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九。
② (明) 王守仁:《《五经臆说》序》,《王文成全书》卷二十二《外集四》。③ 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家》,第 167 页。④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九十八《龙溪全集》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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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言之鹦鸡,与离兽何异?”他还认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文士,还不如农工商贾:"士与商贾异者,以其尚义而远利也。农食以力,工食以艺,尚不肯空食。吾人饱食终日,安于素餐,或华攀于刀锥之间,较量盗缩,不能忘谋利之心,将农工不如,与商贾何异?这种观点与后狼李赞何其相似乃尔!
在人们的眼中,追求“掀翻天地”、“打破牢笼”的王象,似乎有些狂他始终认为,“狂狷”总比“乡愿”好:"狂者之意,只是要做还人,其行有不掩,虽是受病处,然其心事光明超脱,不作些子盖藏回护,亦便是得力处。若能克念,时时严密得来,即为中行矣。狷者虽能谨守,未辨得必做圣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发开展,以入于道,故圣人思之。若夫乡愿,不狂不狷,初间亦是要学圣人,只管学成彀套,居之行之,像了圣人,忠信廉洁;同流合污,不与世间立异,像了圣人,混俗仓荒。”这样的乡愿,“既足以媚君子”,“又足以媚小人”。所以他宁愿做一个“行有不掩”的狂者,因为“心事光明超脱,不作些子盖藏回护”,而不愿沦为“求媚于世”的乡愿,即使它表面看来“完全无破绽”。理由很简单:“吾人学圣人者,不从精神命脉寻讨根究,只管学取皮毛枝节,趋避形迹,免于非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为是,陷于乡愿之所,而不知其可哀也。”②
这或许是“不从人脚跟转”的王畿可爱之处。因此《明史·儒林传》所说“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四库馆臣以为“深着其弊”云云④,都应从反面理解。也就是说,王畿以及那些“浮诞不逞者”,都在为思想解放推波助澜,在历史画卷中绽放出不同寻常的奇异光彩。在正统派人士眼中,觉得非常异议可怪,是不足为奇的。从长时
①(明)王畿:《申约后语》,《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五。⑦ (明)王畿:《与梅纯甫问答》,《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一。@《明史》卷二百三十八《儒林传·王畿》。
④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九十八《龙溪全集》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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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历史眼光来看,振翻天地”“打破牢笼”,恰恰是他们最大的贡献。李费对这位前杂推索备至,万历十一年(1583)十二月十六日,他获悉龙演先生让网,没灵蔡楚,旅然叹息:“先生圣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无
理,黄金百炼,今其没矣,后将何仰?"①
2.“六经皆注脚”的王艮
王门弟子之中,王艮是最为奇特的一人,他出生于地位卑贱的“灶了”之家,只在熟师那里识了一点字,粗识《论语》、《孝经》章句。师从阳明先生以后,卓然成为大家,创立名闻遐迩的泰州学派,毕生“扁舟于村落之间”,为下层民众授道解感,门人弟子遍天下。据袁承业所编《名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王艮的五传弟子共计四百八十七人,其中以进士为官者十八人,以贡士为官者二十三人,截人《明史》者二十余人,载人《明儒学案》者三十余人。“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袁氏慨叹道:“心斋先生毅然崛起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心他的学生王栋这样赞美他:“天生我师,崛起海滨,慨然独悟,直超孔子,直指人心,然后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灵.自完自足。先师之功可谓天高而地厚矣。”在晚明思想解放的浪潮中,王艮是不可多得的推手。
王艮,初名银,王守仁为他更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安丰场,是滨海诸多盐场之一。。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在盐场劳作,
①(明)焦败:《熙朝名臣实录》卷二十《郎中王公》。
448 页。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447-
@(明)王栋:《会语正集》,《王一庵先师全集》卷上。
8泰州滨海盐场有富安场、安丰场、梁垛场、东台场、何垛场、丁溪场、草堰场、白驹场、角
法》,以及卷首(多言》。
斜场等,乾隆三十三年析置东台县后,盐场划归东台县管辖。参看嘉庆《东台县志》卷十八《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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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8: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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