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陈寅恪与鲁迅之英雄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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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着名历史学家、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1890~1969)同鲁迅(1881~1936)略有交往。1902年鲁迅毕业于南京矿路学堂后官派去日本留学,此时十三岁的陈寅恪也跟随他的大哥陈衡恪(1876~1923)去日本留学,与鲁迅同船而行,而送他们去日本的官员则是陈氏兄弟的大舅舅俞明震(1860~1918)。鲁迅与陈衡恪先是同学,后来又在教育部同事,交往密切;陈寅恪长期在外国留学,中间也有几年在国内,1915年春天他一度短期担任过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就也在北京,此时与鲁迅有若干交往,《鲁迅日记》1915年4月6日载:“赠陈寅恪《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鲁、陈之间也许还有些别的来往,可惜现在已不知其详了。

1926年学成回国后的陈寅恪始终是一位学院派的教授,几十年都生活在大学校园之内,他的政治思想与人生道路与鲁迅很不同,但在精神上仍颇有相通之处。

例如关于如何处理中外文化关系,这两位大师的想法就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认为要坚持中国特色,不能完全跟着西方走。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后收入《坟》)一文中写道:“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而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后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中写道:“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亦且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实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们都指出吸收外来文化学说时不可离开本民族这个母体,如果生吞活剥地照搬外国思想,无论它是哪一国的,总归行不通。他们都预言中国的发展道路一定会有自己的特色,这真是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又如关于过渡时代的道德问题,他们都认为道德无论新旧,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处理人我关系。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后收入《南腔北调集》)一文谈到柔石烈士(1902~1931)生前的情形时写道:

……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着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仓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岁月迁移,社会变迁,新旧道德往往同时并存;全旧或全新的人固然有之,多数人大抵新旧兼从,这里人品高下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人我关系。陈寅恪也几次讲过此事,新近出版的卞僧慧编着之《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录有一段他对学生们说过的话:

中国今日旧道德与新道德两种标准同时并存。有人谓旧的已去,新的未到者,殊非事实。此犹如两种斗,小人以大斗量入而小斗量出,君子因此吃亏。今后旧者恐难复存,惟新者来自外国,与我国情形每有格格不入之处。吾人当准情酌理,行吾心之所安,总以不使旁人吃亏为准绳,至于细微处,则“大德不逾闲,小德可出入”。(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第376页)

这也是反对损人利己的意思,认为这样才能心安;其价值取向与鲁迅完全一致。这两位大师所见略同如此,很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思。
    


顾农 2011-05-17 1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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