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钱理群的言说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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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言说与行动——钱理群退休九年记

《传记文学》2011年第8期  作者：张慧瑜

       在最近的一本书中，钱理群自称为“幸存者”，一位躲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和历史劫难而有幸“活着”的人。这与其说是一份自谦，不如说更是一份责任，一份对过往历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中的罹难者的责任。正如那座“永远压在心上的坟”，连受害者也觉得是时代的罪人。一位为“反革命分子钱理群鸣冤叫屈”的女同学投湖自杀了，“我突然感到了恐怖！分明看见：一具在水里泡白泡大的尸体在湖里浮起，向我飘来，终于高悬于我的心上，一点一点地压下来，压下来”。这具年轻人的尸体让青年教师钱理群固执地认定，“那孩子的死与我有关，我有罪”。带着这份“有罪”的证词，离开贵州、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钱理群始终关注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关注知识分子与权力/体制的关系、关注青年人的命运。作为幸存者，钱理群认为自己有两个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是书写那些被历史毁灭、遗忘、遮蔽的生命、记忆和伤痕；第二是阐释那些在当下的权力结构中处在弱势地位的民间思考者的思想，让这些在历史和当下叙述中失踪的、沉默的、无声的主体发出声音来。“他们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无声地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鼓励我，又要求我、监督我，当我提起笔时，无法不听从这些无声的命令：我是为他们写作的”，这是幸存者的言说职责，也是幸存者的伦理行动。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正常”退休

    2002年6月27日，钱理群在北京大学上完名为《我的回顾与反思》的最后一堂课，自此离开了他执教二十一年的北大讲台。当天在“未名BBS”上，学生发了六百多条帖子，最让钱理群动心的是这样一句留言“一位最像老师的朋友，一位最像朋友的老师”。此时距离钱理群第一次踏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已经过去了四十六年，那年（1956年）只有十七岁的钱理群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四年后，他被分配（也许是“发配”、“驱赶”）到贵州安顺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此刻距离钱理群再次与北大结缘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年，那年（1978年）已然三十九岁的钱理群以研究生入学考试第一的成绩回归燕园，这次他没有离开，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任教，1999年被北大学生选作“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教师”之首。钱理群在北大执教的时间只比他在贵州安顺当中专教师多三年，经历过历史和人生的风风雨雨，“老师”成为他最在意的称呼，“青年学生”成为他最在意的人。

    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贵州，再从贵州回到北京，这成为六十三岁退休的钱理群最为重要的空间轨迹。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再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出生于“30后”、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钱理群与新中国的命运同步。作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既不像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污点，也不像出生在红旗下的“祖国的花朵”那样“天生”就是新社会的主人。在从北京（文化/革命中心）到贵州（边缘/底层）教书的日子里，钱理群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意志并没有消沉，而是把从事语文教学的工作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密切结合起来，甚至逆境中更加废寝忘食地读书、学习和思考。这种知识分子的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成为钱理群的生命基调，也是50-70年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的主体状态。

    1978年，钱理群带着近百万字的鲁迅研究札记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王瑶先生读研究生，鲁迅成为他理解毛泽东时代、理解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的中介。1985年钱理群开始在北京大学第一次独立开课，连续为1981、1982、1983、1984级学生开设《我之鲁迅观》的选修课，后来讲稿整理为《心灵的探寻》（1988年）。这既是钱理群学术工作的起点，也是80年代鲁迅研究的经典之作。而钱理群与鲁迅的“相遇”，发生在60年代初期。1962年第一个早晨，钱理群空着肚子，在贵州小城一间又冷又小的屋子里写下了他的第一篇鲁迅研究札记《鲁迅与毛泽东》，开始了对他青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两位精神之父——鲁迅和毛泽东——的第一次思索。此后的几十年，钱理群不断地与自己的精神之父展开对话，不断地清理自己身上的鲁迅与毛泽东的精神遗产（或债务）。80年代的钱理群借助鲁迅或者说通过重新阐释鲁迅的复杂的心灵来摆脱毛泽东时代的阴影，使得鲁迅从50-70年代的革命者、导师的形象转变为一个有着“丰富的痛苦”的启蒙者、理想主义者的形象。

    80年代中后期，钱理群又对周作人、曹禺进行了研究，最终提炼出两种知识分子的精神类型：“堂吉诃德气”和“哈姆雷特气”。“堂吉诃德气”是一种纯洁、善良、真诚、热情的执迷于乌托邦色彩的主体气质（毛泽东式的、永远作战的主体），而“哈姆雷特气”则是充满怀疑的、反思精神的主体气质（鲁迅式的充满自我怀疑、批判意识的主体）。这样两种气质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特定时代氛围中彼此纠缠着钱理群，使他对80年代的理想主义进行反思，“启蒙主义的知识者企望靠语言的力量来改变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天真的梦”。也正是这个时候（1994年），钱理群开始对另一个精神之父毛泽东进行知识上的清理（毛泽东在钱理群学术/人生中的沉潜与浮现本身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与专制主义又互为表里，就构成了20世纪中国，特别是5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社会与历史的基本特征。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浪漫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双重气质，使得他们身处这样的历史情景，常常不能保持独立的清醒的批判态度，往往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既是受害者，又是推波助澜者。”

    对于钱理群来说，学术探讨与自我生命是无法分开的，“学术的探讨，也是生命的挣扎；对研究对象的发现，同时是对自我的发现；对研究对象的审视和解剖，更是对自我的质疑和反省；随着学术上的不断开拓，自我生命也得到不断的升华”。而这种学术思考与自我生命的双重奏又与时代精神、现实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钱理群自诩为“时代书记员”，不仅要留下个人的生命印记，而且也写下自己对时代、民族、国家的观察和记录。这份“见证”既是个人的，又是知识分子独立的、有批判性的思考。正是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急速推进的市场化改革而出现的阶级分化，以及严重的社会矛盾，使得钱理群再次陷入深刻的困惑、矛盾和自责之中。“我不无尴尬和愧疚地发现，自己和中国的进入体制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导致两极分化的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改革路线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十数年来，我们事实上是处在自恋与自怜状态，已经脱离了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的社会职责，甚至日见失去了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作出反应的欲求和能力”。在这种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中，曾经努力摆脱的革命意识形态（“诸如消灭一切人压迫、奴役、剥削人的现象的彼岸理想，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对被压迫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注，自觉的社会责任和承担意识，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强烈的社会实践欲求”），又得到“激活与释放”。钱理群在1997年做出了80年代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突围决定。

    如果说90年代中期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标识着80年代知识分子所形成启蒙共识的破裂，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钱理群再次通过鲁迅找到了一个新的言说立场和位置。这就是“真的知识阶级”，“首先是坚持反抗来自一切方面、一切形态的奴役、压迫现象，因而永远不满足现状，作永远的批判者，并永远处在边缘位置。其二是永远站在受侮辱、受损害的底层民众、社会弱势群体这一边，做他们真诚的朋友”。与90年代学者们纷纷从广场退回书斋不同，钱理群决定走出宁静的教师和学者生活，去做鲁迅笔下的“精神界战士”，只因为“我更警戒，恐惧于学者的地位与权威会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权力的网络，成为知识的压迫者与政治压迫的合谋与附庸”。这种对于知识、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警惕，恐怕既有鲁迅对伪士、正人君子的批判，又有毛泽东对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思。在这一点上，决定“出走”的钱理群再次复活了身体里的那份“堂吉诃德气”，与此同时时刻保持着对一切权力规训和压迫机制的批判的“哈姆雷特气”。

    钱理群介入现实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借北大百年校庆之际，重新阐释、命名北京大学的批判、独立精神，“蔡元培开创的北大传统，决定了北大应以培养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型的人才为主，它应着眼于民族的、人类的长远利益，培养为未来国家、人类的发展提供新理想、新思维的思想家、人文学者，它所培养的各类专家，也不是操作型、技术型，而应该是思想者，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思路，新的研究领域、方向，新的技术、方法的开拓者”，这与官方的校庆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和错位（钱理群说自己在北大扮演乌鸦的角色）。钱理群找到的第二战场就是参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亲自主编《新语文读本》，但是这次介入却给他带来了持续一年多的“大批判”。面对各方面的质疑，钱理群以高强度的工作——夜以继日地审读《新语文读本》——来对抗外在的高压，“这是我‘文革’时养成的‘习惯’：每次批斗会后，我都是读书或抄书到深夜的”。也正是这一年（2000年），他在《读书》上发表的《想起了七十六年的纪念——读有感》获得了长江“读书”文章奖。年末，经历苦苦挣扎的“老钱”再一次病倒了（上一次遭遇病魔袭击也是他经历精神阵痛的1991年）。

    可以说，正是90年代中后期的这次思想突围，使得退休后的钱理群有一种解脱和解放的感觉，没有了体制的羁绊，“老钱”用更多的时间去书写幸存者的言说，用更大的精力去参与民间、乡村教育实践。

    从“永远压在心中的坟”到“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

    新世纪十年又是中国、世界变化最为迅速的一段时间，如果说冷战之后的90年代全世界多多少少笼罩在一种“乐观主义”的氛围里，那么新世纪以来从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开始到2007年在华尔街爆发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可以说世界政治社会的版图处在迅速变动之中。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内部也呈现一种更加矛盾、对立的状态，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80年代以来、甚至近代以来最好的经济实力，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安营扎寨、中国资本开始逐鹿全球，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又处在急速分化之中，包括都市白领在内的底层、弱势群体被迅速抛出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淤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民间积怨。中国思想界不但没能弥合90年代中后期的裂隙，反而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走向更加意识形态化的分裂状态。在这些背景下，2002年退休之后的钱理群，逐渐淡出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少参加专业内部的学术活动），这种谈出从90年代中后期选择突围之时就已经开始。在北大的最后一次课堂上，钱理群提到了退休后的计划，“回归到家里去，开始我的新的研究、新的着述，同时要尽享家庭之乐。回归到我的‘第二故乡’贵州去，关注边远地区、社会底层所发生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回归母校，到中学去，继续关注并参与教育的改革”。与1978年从贵州到北京的北上之旅相反，2003年“老钱”开始了从北京回到贵州、回到南京的南下之旅；与1960年从“文化中心北京发放到文化沙漠贵州”不同，这次回归之旅更是“追寻生存之根”、建构精神家园的旅程。

    生活了十八载的贵州偏远小城是钱理群最牵挂的地方，退休后的第一次远行就是回到贵州。贵州——曾经的落难之地——在钱理群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从小就在大城市长大的钱理群从来没有到过边远的底层，那段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的人生岁月正是经历大饥荒、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时期。虽然年轻的钱理群没有处在历史风暴眼的中心地带，但那个时代的精神印迹依然清晰地留在他的身上。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处在反帝、反修的“中间地带”，面对苏联和美国的双重封锁，钱理群既接受了鲁迅“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硬骨头”精神，也接受了毛泽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理论。尽管处在个人生活的逆境，他却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不仅成为当地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在生活中发现了贵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边吟诗，一边画画”。回忆起这段日子，钱理群说“在这最困难的时期，饥饿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我活得诗意而神圣”。

    当然，在这段“诗意而神圣”的回忆下面，那段日子也给钱理群/知识分子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在《心灵的探寻》后记（1986年）中，钱理群提到了他们这代知识分子如何在对毛泽东的英雄、领袖地位的确认中，迷失了自我，逐渐变成了盲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就这样作出了关键性的错误选择：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作驯服工具，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正是这种对权力驯服的反思和恐惧，使得钱理群坚信“独立、自由、批判、创造”是现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品格，也是五四/鲁迅留给当代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遗产。那段贵州岁月，对于钱理群来说，还是“永远压在心上的坟”（1993年），“那更是我心上的‘坟’，连接着那个可怕而荒谬的年月，我那时正是夜郎国里的‘罪人’”，正如本文开头所引述的女大学生的死让钱理群感觉自己也是那个时代的“罪人”，“这年轻人的尸体，这罪感，便如梦魇阴影般永远没有离开过我”，“我与贵州这方土地的万般情缘都源于这死尸，这有形无形的坟；那生命的沉重感与恐惧感，正是贵州——我的真正故乡给他的儿子的最丰厚的赐予！”

    钱理群把贵州亲切地称呼为“故乡”、“第二故乡”，这里的“故乡”有着两种不同的面孔，一种是充满梦魇和恐惧感的“恶乡”，一种就是“诗意而神圣”的精神原乡。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留给钱理群的最为重要的债务和遗产。有趣的是，在鲁迅笔下尤其是早期作品中，也有双重故乡的论述，一个是狂人眼中的“吃人”的故乡（也是祥林嫂的故乡，父亲的故乡），一个是充满了社戏欢乐的故乡（少年闰土的故乡，母亲的故乡）。这两种故乡出现在那篇着名的小说《故乡》里，故乡的两个面孔被具象化为活泼可爱的少年闰土和木讷如木偶般的老年闰土。鲁迅的位置也被80年代的钱理群所分享，这与80年代把五四作为理想镜像的想象是一致的，其效果在于毛泽东时代也等同于了前现代中国。这样两种故乡/中国的想象看似与西方浪漫主义以来对于大自然/前现代社会的双重想象相似，用“诗意的家园”的丧失来批判现代性/工业化所带来的对“传统家园”的破坏，但是鲁迅、钱理群却不同，因为无论是“诗意而神圣”的故乡，还是“压在心中的坟”，都指向同一个时代（恰如少年闰土和老年闰土也都生活在同一个“铁屋子”之中）。这也就造成鲁迅、钱理群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前现代/传统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矛盾而复杂的态度。

    这种矛盾态度体现在钱理群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断地阐述贵州岁月/毛泽东时代中出现的“民间思想村落”。这种“文革”后期（林彪逝世之后）的出现的全民性的民间独立思考对七八十年代的历史转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或者说80年代的开启孕育于50-70年代）。对于自己（五六十年代大学生）参与的以红卫兵、红小兵为主体的读书小组，钱理群给予很高的评价，“从根柢上说，这是一群非知识分子，或谓‘明天的知识分子’，在肩负时代已经提出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为社会大变动熔铸理论武器’的人物。在知识分子被迫整体缺席的情况下，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人毅然挑起重任，以体制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这无论如何是具有思想史的意义的”。对于这些淹没在历史记忆中的民间思想者的重新认识，与钱理群对体制外的、自下而上的、民间的思考者的重视有关。退休后的钱理群不仅继续“1957年学”的研究——那是“不容抹煞的思想”——对北京大学“右派”分子言论的重读（《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200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用很大地精力去阐述一线中小教师的教育思想，从他们身上寻找教育资源和理念（《做教师真难，真好》2009年出版）。从历史和现实的雾障中寻找被“遗忘”的思想资源，这正是幸存者的职责。

    如果说文革后期的贵州生活，给返回北大的、成为专业研究者的钱理群以知识和思想上的储备，那么退休之后再次回归贵州，则给钱理群带来另外的精神启发。2003年，他和贵州的友人一起编写了第一本地方文化读本《贵州读本》（2003年），并带着这本书到贵阳、黔南、黔东南、遵义、安顺等地，给当地的大学生做讲座和交流。此后老钱每年都要回到贵州，与文革期间一起学习、读书的“老战友”会面，与新老朋友一起参与地方文化的研究。对于他来说，这一方面可以给这些地方知识分子以精神的援助，另一方面更是不断地从中吸取新的精神资源。在编写《贵州读本》的过程中，“我忽然发现，我对这块梦牵魂绕的土地其实很陌生”。这种自我反思，既呈现了80年代在西方/现代/启蒙的普世话语中对地方文化、区域文化的遮蔽，也呈现了身居文化中心的“北大教授”知识上的某种盲视。不仅仅如此，钱理群还发现，即使生活在贵州的年轻人也对贵州缺乏认识和文化上的认同，“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中间，却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对生养、培养自己的这块土地，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坚守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了疏离感、陌生感”。这种疏离感让钱理群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人们为什么会对这些地方性文化视而不见呢？或者说在现代化/全球化的知识体制中为什么会压抑这些在地的知识呢？

    这显然不仅与中学、大学教育有关，而且与支撑这些教育理念的现代知识体制有关。在这种普适性的现代知识体制下，不仅仅贵州等地方知识，连乡土文化也处在被遮蔽的状态。“学校教育变成了单一的普同性知识教育，即使有一点所谓乡土教育也只是爱国、爱家乡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一个部分，而不能成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因此，钱理群提出要“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以免成为“悬空的”、“无根”的现代人。如果说“漂泊”是现代人的宿命，那么这种回归本土就是一种文化寻根的努力。2010年，钱理群与特级教师王栋生一起主编了包括《北京读本》、《上海读本》在内的“地域文化读本”，鼓励人们去认识、理解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土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毕竟不是所有人或者说只有少数人才能生活繁华大都市（即使身在大都市也只有少数人能享受汽车洋房的“优质”/高消费的生活），承认地方知识、乡村文化的正面价值实际上是为生活在乡土、小城市的人们找到一种文化的归属感，这本身是对以城市或大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欲望的反思。其实，“认识脚下的土地”已经涉及什么才是幸福生活这样一种根本性的伦理议题，“‘什么样的生活是一种好的生活？’或者说，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要追求、创造怎样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并建立怎样的价值理想和理念？这其实是我们讨论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它的背后是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建）所内在的根本问题”。因此，近几年，钱理群对乡村文化、乡村教育格外关注，认为乡村教育的基本功能应该是服务于本乡本土，“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是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

    可以说，通过回归贵州，给钱理群提供了反思80年代以来的现代性知识的不同视角。恰如钱理群退休后出版的三本“退思录”，《追寻生存之根》（2005年）、《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2008年）和《活着的理由》（2010年），从“认识脚下的土地”到“脚踏大地”再到“活着”，都是最基本的与人的生命、生存有关的思考。

    “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者

    钱理群把1998年—2002年作为自己生命和学术突围的时期，在决定走出书斋做“精神界战士”和“真的知识阶级”的同时，也给自己确定了行为原则“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在一封给中学小朋友的回信中，钱理群写道“我所提倡与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是我经常说的‘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我的理想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鲁迅，因此，我所坚守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带有怀疑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是有很强的自我质疑精神的理想主义，是同时坚持又质疑理想主义，坚持又质疑怀疑质疑，形成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的某种张力。”这种“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就是一方面保持对大问题的思考（“仰望天空”），另一方面也身体力行或力所能及地从事社会实践（“脚踏大地”）。钱理群经常鼓励年轻人“目光永远向前——要听见‘前面的声音’的呼唤，不停地往前走；同时又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生活，自己也要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因为他自己就是这种“脚踏大地，仰望天空”的实践者。

    退休后的钱理群除了投入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之中，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参与中学教学和总结教育思想上。与他从北京回归贵州的“向下之旅”相似，钱理群的教育之旅，也是从北京大学回归中学、小学、乡村小学等边缘地带。90年代中期，钱理群对北大精神的丧失和中国大学精神的堕落是非常痛心的，直到2002年退休之时，依然告诫北大学子不要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从90年代末，他就参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针对应试教育所造成的中学生的畸形发展，再次发出鲁迅式的呐喊“救救孩子”。之所以如此关注教育问题，除了教育关乎中国的未来、关乎青年人能否成长为合格的现代公民之外，教育显然与启蒙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尤其是现代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核心部门，与医院、监狱、法院等现代机构一样，是构筑现代社会/体制/制度的基本原型。当下的教育体制基本上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恢复高考的背景之下逐渐完善的，这种选拔式的、精英教育模式与改革开放以来以现代化/城市化为中心的发展方向是彼此呼应的。因此，教育改革是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一个缩影，通过教育可以窥探中国社会的运作机制。如果说90年代钱理群还只是参与语文教育理念的讨论和课外语文教材的修订，那么2002年以后他则“赤膊上阵”深入中学教育的第一线，尝试让自己的教育理想迎接实践的考验。

    2004年三四月间，钱理群回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与语文教研室的老师一起，给高中生开设“鲁迅作品选修课”。2005年又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继续同样的实验。在钱理群看来，“真正影响我们一生的发展，或者为一生发展垫底、打基础的，无疑是中学阶段”，因此，中学阶段的人文教育决定着一个人的未来发展。之所以选择鲁迅，是因为钱理群认为鲁迅是国民教育的基本教材。退休之后，他也用了极大精力，编写了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鲁迅读本》（如《小学鲁迅读本》、《中学鲁迅读本》、《鲁迅作品十五讲》等）。这种把鲁迅精神与不同的人生阶段结合的尝试，改变了人们从中学语文教材中学到的相对滞后的鲁迅形象。为了实施“让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文化经典在孩子心上扎根”的教育理想，他为中学生的选修课做了精心的准备。尽管从孩子们的反馈中看到可喜的成果，但毕竟凭一己之力很难与以高考为中心的中学教育做对抗，“中国的中学校园已经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这样的理想主义的、力图有自己思想的教师已无立足之地，于是，我知难而退，宣布最终结束自己的教学生涯。尽管也还是给自己描绘一个浪漫的尾巴，说我为自己的教学生涯结束在中学，感到骄傲；但心里却明白：我是在临阵逃脱。”“败下阵来”的钱理群并没有“偃旗息鼓”，因为在他实验之初就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他用“屡战屡挫，屡挫屡战”来形容退休五年生活。于是，钱理群从中学回到小学、从重点中学回到农村中学，把关注的重心放在民间教育和西部乡村教育上，在这些应试教育相对薄弱的地方寻找可能性。

    近几年来，钱理群对中学教育的思考开始由学生转移到教师身上，确立教师在学校教育和教育改革中的主体地位。他一方面参与编写了适合老师阅读的《现代教师读本》（《教育卷》、《人文卷》、《科学卷》、《艺术卷》、《生活卷》），另一方面则从一线教师的教学思考中提炼、总结“鲜活”的教育思想。果然，钱理群从中找到了许多知音。在《做教师真难，真好》（2009年）和《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2010年）两本书中收录了他给这些中学教师、农村教师所写的序言或感想。从中可以看到“不跪着教书”、“不做自己憎恶的人”的中学教师精神；可以看到这些理想主义者直面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狼性规则与应试教育的选拔机制相结合所带来的恶果；看到中学教师对世界公民意识、全球公民的思考……虽然钱理群自知无法给这些经常受到排挤和打击的中学教师以具体的帮助，但是他不惜笔墨来鼓励、声援这些民间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改变中学教育的希望。

    在这个过程之中，钱理群还以演讲的方式积极扶持大学生志愿者的下乡活动，从历史和现实的多个层面阐述当下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什么需要到农村去以及怎么去、做什么的问题。在钱理群看来，这种志愿者活动既是新世纪以来民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来缩小城乡差距、进行乡村建设的有益尝试。另外，退休后的钱理群除了写书、做讲演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出版策划人，他先后与友人一起主编了《新语文读本》（2000年初版、2007年修订版）、《地域文化读本》（2010年）、《诗歌读本》（2010年）、《名家文学读本》（2011年）等适合不同年龄段阅读的文化读本。这些基础性的文化普及工作，老钱都亲力亲为、一丝不苟，从中可以看出一位文化启蒙者的良苦用心。

    人们或许很容易从钱理群身上看到鲁迅的影子，看到在每一次人生/历史/学术转折的关键时刻，鲁迅所充当的中介/榜样的角色，以至于推广、普及鲁迅的思想贯穿于钱理群从大学到中学的教学实践中。借用一句时髦的学术表述，钱理群是“以鲁迅为方法”来面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挑战。不过，与鲁迅作为显在/在场的父亲相比，另一位精神之父毛泽东则往往处在隐秘/缺席的状态。按照钱理群的自述，早在1985年就有心清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但是毛泽东研究却被一次次打断，而更为有趣的是，两次集中研究毛泽东的时期，恰好都是他在大陆之外的访学时期。第一次是1994年在韩国任教一年开始把毛泽东作为研究课题，并制定了写作计划，但1995年回国后即被中断，第二次则是2009年在台湾讲学期间给研究生开设《我和毛泽东、共和国六十年》选修课，最终在讲稿的基础上完成了毛泽东研究，这也被老钱看作是退休之后的一项重要收获。似乎90年代中期、尤其是退休之后，毛泽东成为钱理群格外在意的研究对象，从他的选择中也能更多感受到毛时代的影子。或许正是这样一种不断地自我反思和批判，使得钱理群把自己的生命与共和国的历史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钱理群曾经用“给自己的七个命名”来总结80年代以来的生命历程：80年代是“历史的中间物”；90年代是“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世纪之交是“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真的知识阶级”、“幸存者”和“思想者与实践者”；退休之后则是“漂泊者和坚守者”。其实，这样七个命名与其说对应于不同的生命/学术阶段，不如说他们都代表着钱理群的某个精神侧面。这种对于现实的强烈关注、对于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度思考以及对于自身的无情拷问，都使其成为“健全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最后，引用鲁迅先生的那句经典的话“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鲁迅的作品中，有个重要的意向，就是在一条没有方向和目标的“路”上有一个永远走下去的“过客”，钱理群或许就是这样一个永不停歇的“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