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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这个论坛的主题是“我所关心的新技术”，尽管我们已经被刘苏里划入“外行”行列。但外行也可以对新技术发表自己的见解。我是做社会学研究的，比较关注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也会关注他们如何面对这些新技术、新媒体。我特别关心的是新技术是否能成为促成社会转型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而且遇到了很大的困境，死活转不过去。所以新技术时代的到来会给带来我们特别大的信心和力量，我觉得新媒体、新技术的力量太巨大了，不可想象。

我特别赞同刚才安替谈到的关于大数据的观点，而关键问题在于谁能够拥有这样的大数据，谁来使用它。从我本专业出发，我一直比较关注农民工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前两年，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规模的研究，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如何使用信息技术。往往一个新技术诞生，如果大家是在同一个社会时空中生存，大家相对拥有这样一个硬件条件或者数据终端，按道理来说可以平等地获取信息和资源，平等地获得各种各样的机会，从理论上说，这无疑非常有利于消除一些差异：比如城乡之间的社会鸿沟，比如人和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公正。我们曾经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新技术革新可能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城市融入，但经过实证研究，却发现实际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在新技术的使用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马太效应”。

我们大概从三个方面观察农民工使用信息技术的情况，包括新媒体和自媒体。一方面，我们从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情况来看，信息技术确实给他们的生活和交往，特别是给他们就业求职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作用非常大。超过2.6亿的农民工“流散”在全国各地，他们缺失基本公共生活，是靠这种信息勾连起的“孤独个体”。他们通过手机、互联网等，获得娱乐、消费甚至精神的寄托和心理抚慰等。这些人基本背井离乡，他们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是分散的，甚至一年见不上一面。基本是靠通信来维系这样的家庭和亲属关系，更不用说在他们求职、经营自己的小买卖工作机会方面，信息技术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从这个角度来讲，技术对他们生活有很大帮助和改变。

第二方面，从表达的角度来看。一般来说，农民工群体平时没什么表达渠道，他们的声音基本上是不会被听到的，但是有了新媒体技术以后，他们不仅拓展了视野，转变了意识，而且有了表达的渠道，我们把这种方式视作一种主体性的表达。

第三个方面更为重要，我们从信息技术和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以及他们组织化的集体行动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信息技术真的非常了不起，比如他们可以即时调用各种所需要的信息、知识以及各种经验。他们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在没有领头人的情况下，用QQ群相对安全地建立罢工组织，比如没有组织者，同时他们通过信息技术更容易获取外界的声援和帮助。很多农民工说，如果没有自媒体技术，如果没有外界的关注，如果不事先把记者叫来，我们被打得头破血流都没人知道，而在摄像机面前就没人敢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当然，我们也不可因此过度夸大信息技术的作用，因为线上和线下一定要结合起来才会有作用。农民工在互联网上虚拟的团结需要要和他们已有的传统人际网络、社会关系产生联系，需要和他们工厂政体有直接关联。

所谓“马太效应”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强者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新技术，同时他们也会对其他人的使用权限加以限制。所以，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是新技术有没有可能穿透社会结构的屏障？这一点我们还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观察，因为今天我们还看不到这样明显的趋势。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新技术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特别是行动的力量才是最终决定因素。谢谢。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3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