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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王学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着名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着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流民》、《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饮食文化史》等。 又到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五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正值全国“非典”肆虐之时,神州大地一片阒寂之际,惊闻李慎之先生因患肺炎住院。当时我正在外地,一时难于返京。后来又传先生患的乃是一般性肺炎,大家稍稍放心;后来在回京的途上,得知先生最后以肾衰逝世。这几日,沉云低垂,阴霾满天,细雨飘忽,宛如穷秋。由于防疫隔离,同悲者不能一聚,以寄哀思。幸而现代有了互联网,先生的故旧新知、敬重者、崇拜者,纷纷借网络一摅情愫;秋风先生的网站上还专为李慎之先生设置了灵堂,供网友凭吊哀悼,数日间便汇集了一百多篇文字。这些文字的作者如丁东先生所说:“上自望九之年的宿儒,下至二十出头的在校学生,人员来自天南地北、四海五洲,专业遍及文、史、哲、经、政乃至自然科学”各界。这种局面是近几十年来内地所仅见。虽然不能说是“死被哀荣”,但也反映了知识界对于先生近些年来工作和人格的认同、钦佩和爱戴。 先生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成长于战乱之中,少年时便受到共产主义理论影响。194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大学期间参与进步的学生运动,并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民主青年协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7年一直在新华社国际部担任领导工作,在多起国际会议中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1979年初右派问题获改正,恢复党籍,2月随同邓小平访美。后历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副院长。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1990年被免去人大常委和社科院副院长,赋闲在家,专力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呼号”。 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是有了船坚炮利、有了声光化电就是现代化了?这些人们不是都很清楚。粉碎“四人帮”后,所制定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针都局限在物质层面。李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一文中说: 现在在多数人心目中,现代化只有物质的标准,只是几十年前的乡下人对城里人观念“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延长与放大。殊不知中国人之所以要现代化,根本上是为了要做现代化的人——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 要做“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实现民主自由是其必要条件。这是自清末严复以来进步的知识界矻矻以求的;当年中国共产党闹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也是以建立民主制度、弘扬自由平等为号召的。李先生明确地说“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为此,他大声疾呼,演讲着文,寄希望于改革开放和世界的全球化,并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出“一治一乱”的怪圈。他还说要“更推广、更深化,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价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价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权”。有了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现代人,不愁没有现代国家。正像胡适所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李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说自中学起,他就受康德一句话的影响:“以提高人的地位为平生志愿。”这种想法贯穿了他的一生。 为什么在中国个人没有地位?没有“独立、自由、自尊”?为什么难于造就成现代人?关键有两条,一是长期的专制主义制度的控制,一是长期专制文化的熏染。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都有过专制主义的历史,张光直先生说专制主义是大多数民族都经历过的,但惟有中国的专制主义历史特别长久、扎根特别深厚,弥漫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李慎之先生对中国专制主义特点与支持力量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改革的艰难。因此,我们回顾历史上的弯路,虽然痛心疾首,但想一想我们沉重的历史包袱,稍能释然。他说,“文革”把专制主义、蒙昧主义推到极端,正好成了我们前进的“反面资源”。 李先生总结中国专制主义历史有七个特点,其一,资格老,历史悠久;其二,教政结合式的专制统治,皇帝不仅实行政治统治,还管思想教化,也就是说统治者还承担着老师的职能;其三,“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从而使得专制统治带有几分人情味。皇帝不仅是统治者,还是全国人民的父亲,驯良的老百姓被称为“子民”;其四,“大一统”观念,皇帝把自己视为天下的“共主”,这样很难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其五,建立了完善的专制集权的官僚制度;其六,思想统制和自秦始皇开始就实行的燔百家书“以愚黔首”政策,此后这种统治越来越精致化,儒家也越来越配合。“非圣人之志不敢存,非圣人之言不敢言”,“舆论一律”都是其延伸,到“文革”中的“全面专政”为其顶峰;其七,专制主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专制文化的熏染,使人们处在蒙昧状态,个性不成熟,好搞极端,窝里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横逆当前,缩头缩脑,一副顺民模样;危险消失,张牙舞爪,满腔暴民心态。龙应台先生讲到台湾现状时曾说,民主制度建立后,发现民主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因此,李先生特别强调启蒙的必要。他曾讲,如有来生,他愿意做一个公民教员,把法治意识、公民意识普及于世,造就现代化的人。在讲到崛起的中国如何与世界文明相处时,李先生有段话说得特别好: 中国真有一天实现了现代化的愿望,成了世界头等富强的大国,也还是要继承中国古人所艳称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态度。这种态度确切地说是协和万邦的态度,是今天世界所缺少的,也是中国真正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是未来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胶合剂。是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自古以来服从的“武器先进者胜”这条规律的置换体。 我想,对于大国国民来说,从容中道也才是大国风范。 慎之先生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是个热烈的爱国者。当年参加革命是出于此,晚年高张民主自由旗帜、热情推动改革开放也是如此。为此他选择了牺牲常人所理解的幸福。虽然不必夸张为这是把“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但为了“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李先生的确拒绝了许多为世俗所艳羡的东西,甚至连个人的一些爱好也放弃了。有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2002年,我读了俞平伯先生和叶圣陶先生晚年通信集——《暮年上娱》,很有趣味。有一次在院卫生室遇到李先生,向他推荐此书,说写的很像晚明小品。我知道他本喜欢这类着作的。不料,他很严肃地说“我不感兴趣”。当时觉得很没趣。过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还有时间读这类消闲作品吗?”从语气中我感受到他的紧迫感。在给朋友的信中李先生说,“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话,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无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顶多只能写三四篇文章,顶多三万字而已”;“今后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尽量多写一点东西,以期有益于中国”。从这些句子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位风烛残年,独抱孤怀的老人对国家民族的钟情。真是像一位记者哀悼李先生文章题目所写“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杜鹃哀鸣,苌弘化碧也就是李慎之先生给后人留下的具体感受吧!作者简介
燕南园爱思想 王学泰 2015-08-23 08: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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