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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说来惭愧，理解到告密是一种恶劣的行为，在我是很晚的事情。在那以前，虽然对打小报告之类也很厌恶，却没有提到道德伦理的高度去看。我终于懂得了这一点，还应该感谢老舍先生。大约是二十年前，读《骆驼祥子》，我觉得祥子的结局有点怪，祥子最后变成一个告密者。在老舍先生看来，告密是灵魂的堕落。祥子由一个健康质朴的人，变成一个玩世不恭的告密者，哀莫大于心死，这才是祥子的悲剧之所在。

迟迟没建立“告密是一种耻辱”的观念，应该说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一直都没能确立告密可耻这一伦理范畴，我觉得这似乎与传统伦理的奠基人孔子有关。孔子的时代，已经有人提出了告讦的问题。《论语》中就有一个着名的案例：“叶公谓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公提出的这个案例不够典型，他把二者的关系设定为父子，冲淡了关于告密问题的普遍意义，并把孔子的思路引向了他甚为关注的孝慈观念之中。不过，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出，孔子也是不主张告密的，虽然他只讲到父子间的事。

是否因为这个不典型的案例，使我们民族跟一个重要的伦理观念失之交臂呢？这可真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二

也许这根本就不是一种遗憾。告密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极权体制的需要，告密者层出不穷，不以为耻，是漫长的专制统治的必然产物。

历史上最早提倡告密的似乎是周厉王。厉王无道，国人谤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

在鼓励告密上做得最有气魄的还是要数秦。那时它还没有统一六国。它以法律的形式，置全民于告密者的地位。这项伟大工程的发起者和主持人是卫人商鞅。商鞅堪称是鼓励告密的大师。《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编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光重罚重赏，而且牵引连坐。商鞅这一套有它的理论基础。《商君书·开塞》中这样说：“王者用刑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他以为，只要能够做到对将要发生的过失治罪，再加上重赏告密者，就会致天下太平。事隔两千多年，从上述文字，我们还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压抑感和血腥气息。

目下被影视界看好，屡屡给搬上银幕荧屏表扬的武则天，也是一个告密行为的鼓励者和提倡者。《新唐书·刑法志》：“（武后）欲制以威，乃修后周告密之法，诏官司受讯，有言密事者，驰驿奏之。”武则天命制铜匦四面，置之朝堂，名曰“延恩”、“招谏”、“伸冤”、“通玄”，看上去范围很广，但铜匦最根本的功能则是接受和鼓励告密。诚如史书所说：“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文革后期，商君和武后均被江青看中，授予法家的头衔，不是偶然的。

明代实行厂卫特务统治，告密之风大行天下。魏忠贤伏诛，王体乾继领厂事，“告密之风未尝息也。”清代康熙大帝，常常受到后人的表扬，当时他仍在偷偷地接受曹寅、李煦等人的告密情报。

整个古代中国，天皇圣明兮臣罪当诛，只有皇家的无上权威，个人永远是微不足道的。有人告密，对于统治者是一种便利。长期以来，告密者似乎并不感到多么可耻，而且肯定能得到实惠。

三

华夏文明毕竟是伟大的。在这个文明中并非没有别一种声音。只是这种声音或者受到压制，或者受到冷落，受到漠视。在势力强大的告密文化的笼罩下，这种声音显得十分微弱。虽然如此，这些仍然构成了我们自己反对告密的思想资源。

孔子之后，最先抑制了告密之风的是在汉代。汉文帝是个谦虚的皇帝，他的统治给了人们以喘息的机会。《汉书·刑法志》记载：“及孝文即位，……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

据我所知，苏东坡是对于告密行为最为深恶痛绝的人。他的一生中，数次为告密者所苦。他有着切身的体会，对于告密者也有清醒的认识。这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例。

在苏东坡的文集中，曾屡次讲到这一严重的伦理问题。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神宗恶告讦》，借皇帝之名，申自己憎恶告密之义。文中讲了一个故事。元丰初年，白马县有人被盗，因畏惧盗贼不敢告官，便向县衙投了封匿名信。弓手某甲得到这封信，但他不识字，拿给门子某乙看，某乙为他读了，甲按信中提供的线索捕获了盗贼。这时某乙出来争功，事情就到了上官那里。吏以为按照法律规定，写匿名信是禁止的。盗贼因匿名信被抓获，不敢处以死刑；而投匿名信的人应该流放，但情轻法重，只好上奏。当时苏子容为开封府尹，上殿奏论贼可减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神宗皇帝说：“此情虽极轻，而告讦之风不可长。”乃杖而抚之。苏东坡接着写道：“子容以为贼许不干己者告捕，而彼失者匿名，本不足深过。然先帝犹恐长告讦之风，此可为忠厚之至。”

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明确提出告密者的品质问题：“夫告讦者，未有非凶奸无良者。”这是中国历史上对于这帮奸佞的第一声断喝。接着，他提出了这样的质问：“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有一次，我在报刊上看到一则关于法国的报导，说法国人宁肯增加司法机构工作的难度，也不鼓励市民告密。看后心生钦佩。那时我还没有读到苏东坡的见解。

四

可以相信，在如此恶浊的空气中，告密者的队伍一定十分庞大。他们一般都有很深的心机，平时装得比正人君子还襟怀坦白，比忠义之士还慷慨激昂。人们很难识别他们。到了退休之后，他们也还是会把一生的龌龊深深地藏在心中，不肯向任何人吐露，那怕是自己的至亲或至友。这满腹的龌龊将伴他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永远无法消化，永远也无法将其遗忘。索尔仁尼琴写作《古拉格群岛》，曾广泛向有关人士采访，最棘手的就是当年被收买做过眼线的人。他们将那一个角落封得死死的，绝对不肯透露分毫。他们当年肯定因此而获得过好处，或者是一种信任，或者是一种提拔，有的甚至因此爬向高位。但是，我敢说，他们肯定是得不偿失。只要他们未能完全泯灭良知，一个永远不能洗刷的肮脏的灵魂，是一个可以使人终生郁郁寡欢的精神负担。一个犹大，使整个西方觉得“十三”是个不祥的数字，一个告密者弄脏了一个有理数，使人产生心理和生理上的厌恶，这也是告密者创造的奇迹之一。

告密者虽然强作镇定，其实总是胆战心惊。一是永远逃避不了道德上的压力，他同时还要要提防着其他的告密者。他们深知告密的作用，他们害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不妨看看杨恽的例子。杨恽乃司马迁的外甥，丞相杨敞之子。这个人“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当时霍光去世，霍氏之隆日衰，霍光之子霍禹心存怨望，图谋不轨。杨恽知之，通过侍中金安上告发，霍氏伏诛，恽升中郎将，封平通侯。这位杨恽本领也有，也够公平廉洁，就是有个“好发人阴伏”的毛病，又恃才不能掩饰，积怨甚多。当时朝中太仆曰戴长乐，是汉宣帝未做皇帝时的朋友。有人告戴长乐的阴状，戴以为是杨恽教人所为，便密告杨恽。宣帝不忍加诛，免为庶人。后来再给一个无名之辈告了一状，案验，得所作《报孙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廷尉论为腰斩。历史就是喜欢开玩笑，这位告密者遭受的恰恰是商鞅为不肯告密的人定下的刑罚。

还有一个就是为武则天创意设置铜匦的人，他名叫鱼保家，是侍御史鱼承晔的儿子。“太后欲周知人间事，保家上书，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他万万想不到，自己发明的铜匦，很快就用到自己的身上。“未几，其怨家投匦告保家为敬业作兵器，杀伤官军甚众，遂伏诛。”原意在于引祸水害人，不意予人以告密的方便，自己率先受害。

告密者并非依靠自己的力量，他总得有所恃。有所恃决定了告密者事业的不稳固性，你的所恃，亦可能变成别人的所恃。更不用说所恃本来就是冰山一座，严酷的季节犹可，一遇春风，所恃就不复存在了。杨恽以告密起家，鱼家保欲以方便告密取容，二人皆以告密丧命，这是人祸，也是天意。《新约·马太福音》：“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告密者死于告密，不亦宜乎？

五

从《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可以看到，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苏联社会告密成风。甚至在监狱里，在劳改营里，都在不断地收买眼线。在索尔仁尼琴的采访中，被采访者大都有过收买和拒绝收买的经历，要逃避收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从小向儿童灌输揭发敌人的思想，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揭发自己的老子，被斯大林树为榜样，广为宣传，甚至公园里都有他的塑像。

我国的文革期间，这种告密攻讦之事也非常普遍。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应了当时一句有名的话，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检举，揭发，揭穿，成了正当的行为，甚至“反戈一击”也成为值得鼓励的事情。可见到了现代，我们对于告密这种行径还没有明确的道德评价。今天，告密者虽然已经不好意思像文革之中那样明目张胆，但是，从事这项事业的还是大有人在。这样的人还有市场，他们还能从中捞到好处。我们的空气还不够清洁，还未能对告密者形成一种压力。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告密是一种耻辱。

叫人欣慰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我的两个孩子都从小学中学读过来，我从他们了解到一点孩子们的原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不肯打小报告。对家长也好，对老师也好，他们都能守口如瓶。他们宁肯受严厉的惩罚，也不肯背打小报告的恶名。这在某些教育家看来，这也许不利于教育的实施，但这种现象却教我感到高兴。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一点保持下去，等到他们长成大人，告密者的日子就会不好过了。忽然想起一百多年前的一件旧事，绍兴城里，三个少年把压岁钱凑在一起，买了一部《海仙画谱》，兄弟中最小的建人将此事告诉了父亲，长兄豫才便骂他是“谗人”，说他“十分犯贱”。可见上个世纪之末，在少年们心目中，告密已经是十分可羞的事，哪怕是向自己的父母告密。遗憾的是少年对此事的讨厌，对于成人的伦理意识并不发生影响。如此说来，我的希望又有点渺茫了。

燕南园爱思想 谭庆禄 2015-08-23 08:4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