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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在法律的范围内追求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以及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一个实行了法治，民众也主动追寻属于他们的自由的国家，民主还能有多远？——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哦。

文 | 杨恒均

在腾讯“思享者”的“中国说”年会上，我们这组被问到对2022的期盼，作为一名60后，上有老下有小。老的，一只脚踏进了坟墓；小的，一只脚踏入了社会。作为儿子与父亲，我对未来的期盼是孩子们踏入的是一个有规则的、讲道德的、公正公平的社会。不管孩子们是否能够成功，我们这一代人恐怕都不愿意他们像我们一样，重复那条老路，甚至走上邪路。即便那些权倾一时的权贵，也偷偷让孩子们移民了，他们也不愿意让孩子重复他们那种充满心酸、胆战心惊，甚至不道德，充满邪恶的“成功”啊。我希望公平正义的光芒照耀未来的路，照亮孩子们的世界。

作为一名儿子，我们这代人的老一辈正纷纷离开人间。就在过去两个月里，几乎每个星期我都能从亲朋好友那里得到老人离去或者即将离去的噩耗，我能切身感受到老人和孩子们的悲痛——那是一种没有宗教信仰支撑、无法言说、毫无希望的悲与痛。深深地刺痛了我。

这么多年，我踏遍世界寻求救国救人之道，原本以为是经济，只要发财致富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后来又才觉得还有制度，制度甚至比是否富有更加重要，只有制度解决了，一切才能迎刃而解。但我哪曾想到，这一切，面对死亡，又都显得如此的苍白、如此的微不足道。

1949年给我们带来的最大伤痛是什么？我想说，是用一种来自欧洲的意识形态摧毁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制度以及更重要的——宗教信仰。因此，我期盼2022年、在不远的将来，我们都能寻求到自己的信仰。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不再像父辈一样无依无靠地绝望。

那是我个人的期盼。说到我的“中国梦”。我希望能够尽快、马上、立即实行法治。有如习总说的，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让宪法与法律保护我们的国家，更保护我们的民众吧。只有一个遵守法律的国家，主权才有意义，才值得保护；只有一个遵守法律的国家，人权才有保障，人也活得才有尊严。接下来，或者说并行不悖的是，每一个人都在法律的范围内追求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以及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一个实行了法治，民众也主动追寻属于他们的自由的国家，民主还能有多远？——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哦。

唉，太严肃啦，年底了，来点轻松的吧。年底参加了很多活动，这里特别表扬一下腾讯的“中国说”，办得不错。当然还有一些活动也都还可以，例如在成都安仁镇举行的“第二届全球华文名博论坛”。还记得去年今天举行的“首届全球华人名博论坛”吗？看看照片，能否回忆起来？

看看在这些人合影的样子，你就知道这是“老杨头style”啦。成都是一个好地方，希望今后结合文化的旅游越办越好。对了，如果你还想不起来，这篇文章可以提醒你，去年，我在那里提出了一些想法，例如以办“经济特区”的精神办“文化特区”，大陆人最应该到台湾去看的不是风景，而是人，当然，我也对于丹女士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你可以点击看一下这篇文章：“从经济特区”到“文化特区”。（这篇值得你看一遍哦）然后，我们回到成都。

我知道，这位老人的中国梦是能够卖掉这筐加起来总价也不超过100元的快板、毽子、拨浪鼓，她正向我示范如何摇拨浪鼓呢。我没有问她希望2022年怎么样。她今年94岁。

让我们来一个“成都style”吧，中国，起飞，中国人，起飞。走你！

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梦想都各不相同，美国有“美国梦”，中国有“中国梦”， “美国梦”是在那种政治与经济制度下，在相对公正公平的社会里，依靠个人的努力与奋斗，能够住上洋房，开上小车，有一个好工作，还有一个终身相爱的伴侣等等，我们的“中国梦”呢？

就在这个周末，我抽出两天时间到珠三角去做了一些调研（有些内容与乡村自治与城镇化有关，会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其中值得向大家汇报的是我顺便对广州火车东站“不方便人士”（大陆称为“残疾人”）进行的了解。

照片中的这位姓程的小伙子就向我介绍自己与“同伙”整整一个小时。他在七岁的时候因为雷电失去了双手，三年前从江西来到广州，在火车站帮人开车门——他使用只有半截的左手拉车门，每天大概可以赚得20到50元。

他向我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生活，尤其是我关心的他的“住所”，他说，我就住在附近的屋檐下，这里天气暖和，有人丢了被子，我们就收下了。他还向我介绍了他藏钱的地方，他说，那是别人不会进去的地方，你绝对想不到的。

他没有手，一切都靠脚，他可以用脚上网，还有一个QQ 号，但由于在家乡时普通学校不收他，特殊学校又上不起。他笑着说，我认识字，但那些字不认识我。他用QQ 和家乡的姐姐们语音聊天，用脚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国家每年对他这种“不方便人士”发一千五百元补贴，他说，那不够，他又不想靠父亲与姐姐（母亲早就去世了），就出来了。今年，他才19岁，和我的大儿子差不多一样大。

他脸上的笑容比我儿子脸上的还要多。我说，你穿得太单薄，小心生病。他笑着说，我们这种人（指身体有严重残疾的）一般不生病，要是生病，可能就治不好了。

我的心一沉，但却看到他脸上依然是天真、乐观的笑，笑得我有些心痛。我不知道是因为最近脑子里老是想着“中国梦”，还是哪根弦出了问题，聊天结束前突然问他，你还年轻，对今后有什么打算？

刚刚问出后，我就后悔了。他能有什么打算？他已经告诉我了，他能干活，但没有人会雇佣他，他只能这样多赚几个钱，养活自己，活得有点尊严。他喜欢我，我能感觉到，当我搂着他照相的时候，他不像我的儿子辈，倒像是我的兄弟。他用半截手指了指我的西装说，好奇怪，穿西装的人，几乎从来不给我们钱，不像你一样，感觉我们就是老朋友。于是他开始叫我“杨哥”。

正在我觉得问了一个不太恰当的问题的时候，他竟然说，啊，梦想，我也有梦想啦。——注意！我问的是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他竟然回答的是“梦想”，这大概就是中国梦吧？难道他也知道最近媒体最热的词是“中国梦”？

我愣了一下，听到他说，我希望能有一份工作，体面的工作，能够靠自己养活自己。但他接着收起了笑容——不，是变了一种笑容，一种有点无可奈何的笑容，我听到他调侃地说，我这种人，我想要工作，工作不想要我。

于是，我告诉他，其实他可以做很多事，我希望今后国家在这方面能够多做一些，提高“不方便人士”的就业率。我还告诉他，在西方一些国家，招收国家公务人员时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不方便人士”被聘，有些国家几乎做到了人口比例（就是招收公务人员严格按照总人数与不方便人士的比例来招收），我说，我希望中国富强了，应该可以做到。

我大概有些自说自话，太沉浸在自己的“中国梦”里，他有些半信半疑，好像我在说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后来我们两人都走神了。他还向我介绍了一位手脚不方便，耳朵也听不见的同伴。他说，由于这里除了不方便的人士，还有一些老人与假装可怜的人乞讨甚至骗钱，连带他们也常遭到白眼。他说，如果有工作，我哪里愿意到这里？

和他分手时，我说，我想使用我们的照片，可以吗？他开始有些犹豫，担心警察会来找他。我说，不会的。他说，好啊，他想了一下又说，嗯，是不会的，东站的一名警察就对我很好，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我，还对我说，如果有人欺负你，打电话给我。

我说，这是一名好警察啊。我又反复告诫他，要珍惜生命，不要行差踏错，更不要吸毒。因为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中有很多人用毒品麻痹自己，三十元就能买到的毒品，是要命的，有些人用来止痛与让自己“幸福”，结果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他向我保证，绝对不会。

好，故事讲完了。如果你是我的读者，如果偶尔经过广州火车东站，看到这位小伙子，别忘记给他一块钱，别指望他伸手接住，放在他左边的口袋里就可以了。我更希望，今后他能够找到工作，有医疗保险，当然，补助也可以提高一些。

这，也是我们的中国梦！

杨恒均 2012.12.9 深圳 “走遍中国”之“路边谈话”

杨恒均 2015-08-23 08:5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