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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今天来,我只跟大家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大家不是都看过有一个戏叫《抓壮丁》吗?这是40年代编的。后来政权改变以后也还演过。但最近这十多年这个戏突然一下就红起来,根据《抓壮丁》这个戏还衍生出来很多作品,比如《王保长》等。对这一批以《抓壮丁》为首、根据《抓壮丁》这个戏衍生出来的一系列作品,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意见。当时他们那些人在《华西都市报》楼上开一个会,商议他们的版面怎样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当时我就说本人坚决要求,无论你们说《抓壮丁》这个戏、《王保长》这个戏如何了不起,要求你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期间屏幕上我看不到。为什么呢,本人认为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我发表了一个说法:这个戏叫“诽谤旧社会”!当时大家听了就笑咯。为什么这么说呢?旧社会自然不好,不好是因为它的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不是说当时的人都像《抓壮丁》及其系列作品里边塑造的那个形象。那个时候的社会制度不好,但人不是那个样子的,不是那么丑陋、不是那么tousong(鄙婪?)。因为这一切我都曾经亲身见到过。
我的家乡在今天的青白江区城乡镇,在那时金堂县的县城里边,一条好深的巷子叫槐树街,出去有一个庙子叫“川祖庙”(音)。从我当小学生起,这个川祖庙就有一拨一拨的壮丁进来集训,两三个月后就开赴前线去了。这都是我这个小学生亲眼见到的。这些壮丁苦得很,他们穿得稀烂,我没有看见任何强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愿的。这些壮丁是怎样来的呢?当时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须要出一个去打仗,有五个要出两个。出了以后由国民政府(县政府)给“安家费”(用“黄谷”就是没有碾出来的米发放),所有壮丁的家属都领了的。这里面我所见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壮丁”的事有没有?有,我亲自看见过一次,而且这一次的情况是:有个保长,他完成了任务又乱打主意,想再拉一个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从房子上下来,保长就把他拉了。但是拉了以后第二天就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做不合法。由于当时负担壮丁的人除了保长以外还有很多乡长,别人都是按照规定而他完成后又胡乱来,怎么行呢?所以后来就放了。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见过川祖庙里一批批来一批批走不下数千人,这些壮丁怎么可能都是强迫拉来的呢?拉来他不跑吗?很容易他就跑了,那个庙子几面都是空的。这些壮丁非常苦、非常惨,我们四川的三百万壮丁几乎都是农民。全部是这些最穷苦的老百姓。而且这中间我没有看见过逃兵。逃兵有没有?有。连正规的兵营都有逃兵,但怎么能拿这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来比呢?
但是我要承认,40年代共产党编的《抓壮丁》那个戏绝对符合“革命现实主义”,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个定义叫“典型”,那时我们的“苏联老大哥”马林科夫就说过:“典型不是平均数,典型是最充分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由于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先就认定了“旧社会是反动的”,这是“本质”。哪怕只有一个 “抓壮丁”的例子,但由于它“最充分”“最鲜明”地有了“典型性”,它就是真实的;反之如果你不写这个,写了其他的壮丁自愿去的就不真实。何况我们本身从 “革命意识”出发,是“本质先于存在”的,一个东西是什么都还没有研究清楚,先就定性了。因此这些“革命文艺工作者”按照这种思想指导写出《抓壮丁》这样的戏来,确实是“革命文学”的样品,而且符合他们的纲领。但是本质上这是极不真实的,这是把万分之一拿来丑化人家那个九百九十九。这是荒谬的。你怎么能想象这些壮丁上了前线会那样的英勇战斗?
而且还跟你们不同,本人有幸接触过一大批这样的人。那是文革中我这个“右派” 属“五类分子”被弄回家乡集中改造,“五类分子”中还有一种叫“历史反革命”的,百分之九十是老的军人。这些老军人有的在前线跟日本鬼子打,炮把耳朵都震聋了——其中有一个年龄比我大得多的人,当时还要叫他拉架子车。所有这些老兵,包括到过滇缅战场的,不管有文化还是没有文化的,我要告诉你们:他们都是君子,没有一个当贼的——即便在做体力劳动、那么艰难那么苦的日子里,没有听说有一个人犯了法的,他们是典型的“良民”。倒是毛死了他们还都帮到哭,全是善良之辈。比较起来我是头号“坏蛋”,因为我心头还隐藏有东西,他们没有。他们都那么老实,居然把他们搞成“反革命”,一个一个的累死。直到80年代这些人日子才有些松活,但已经快要死完了。
这些就是我亲自看见过的抗日战争到前线打过仗的人。无论你们从“理论”出发、还是从你们的“主义”出发你们要采取什么做法,都难以抹杀四川三百万“壮丁”的善良勇敢,和他们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四川的壮丁牺牲在战场上有几十万。他们用的武器根本没法跟人比,但是他们去赴死了。这是我终身难以改变的印象。这就是我要讲给大家听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也是我亲身看见的。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命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中共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而不久前我读一个清朝派到美国去的人写的笔记,当时的美国总统接见这名外交官时曾表示:有两个国家想要侵略你们,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贵国受列强欺负,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同情你们的;我们希望你们要强大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我们的老师说“要爱国”,余光中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后来这个机场修起了,我当学生亲自看见这些美国飞行员从我家院子上空飞过,去轰炸东京,轰炸日本的钢铁城市八幡,有B-29、P-51(“野马式”战斗机)、还有一种叫“黑寡妇”的战斗机。往往是早上看见一架架B-29编队飞走,下午回来时都已经是打散的了。我亲自见过有些回来的轰炸机,四个螺旋桨有三个都不转了,就靠一个螺旋桨飞回来;还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么大,透过洞看得见蓝天。小时候看见这些飞行员只觉得他们很英勇,却不知道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鱼腹之中了。这些就是我们的朋友啊,死在这里啦!这些死让我无法释怀。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 “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还塞满了美圆,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 动立场”。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主义”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因为当年本人研究台湾诗,有四位台湾着名诗人都到过这个墓园并写过诗,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罗门(大意),看了很难过。所以我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到菲律宾就一定要去那里。结果到菲律宾后——我是团长,下面还有几位团员——那边一安排,参观的节目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叫“麦金利堡”(FortMckinly)的二战美军墓园。一看我就很失望。我就琢磨要想个什么办法。在那里一切都要服从大使馆,而到菲律宾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已经是第三个了,以前两个都没有去美军墓园的安排。因为菲律宾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国大使馆商量,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我说“台湾呢?”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不像我们,死了很多年还叫“主席”。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 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分14个等级,好多老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八宝山”;有些家属还要去闹“我们该享受哪一级待遇”,包括我们这里写讣告——人都死了它下面还要加个括弧“相当于副厅级待遇”!真是见鬼了——他都变了鬼了还有啥子待遇!只有一个丑陋的民族才去搞这些事情,自己还不知道丑陋。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
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你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民主党”、“共和党”——“上帝啊,你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罗斯福那么伟大;没有一个字提到“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GOD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对GOD怎样崇拜,都不会造成个人崇拜、领袖崇拜。这就是别人的制度之所在。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再一看,还有:圣乔治上面两边各有一个少女,穿着古希腊长裙——是自由女神,意思是说他这样英勇战斗是为了自由。还没有完。在自由女神的更上面,还有一个妇女,半身像,我一看就懂了——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权杖,这个女子是Virgin,正义女神。哦,战斗是为了自由,自由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义。她这个正义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着权杖 ——要有民权、人权。正义女神上面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就不是神啦,是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怀抱一个婴儿:那个美国妇女是“祖国”,那个婴儿就是“祖国的未来”。一个妇女护着婴儿就是整个立意,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我却是深受教益:这就是别人社会、立国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在这里面了。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Oh God——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再往下看,又看见一个墓使我心头非常快活。这个墓是一个华裔的,因为他姓名的写法是:N一个省略点;M一个省略点;后面K、I、N——他姓“金”。我在这个墓碑前照了一张相,为此感到些许欣慰。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 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这些都使我感动。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中央日报》还加了个“编者按”,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
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
我说:“是。”
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
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Super Fort in Air[Super Flying Fortress?] ——“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是的,是我们拆掉的。”
我说:“还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线一直拉到头部,你们这架飞机没有了。”
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
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还有他们指着几个在河边洗衣服的中国妇女说的一句话,虽然我学过一点英语,但他们的口语还是听不懂:There are “微敏”,There are“微敏”,这“微敏”是什么?结果原来是我读英语读成的那个“窝门”,W、O、M、E、N“窝门”,就是“女人”。然后我又告诉她有美国地勤人员被炸死。是怎么回事呢?被中国人炸死的。因为美军把炸弹堆放成金字塔样,有一面靠墙,没有任何防备,什么人都可以进去。那些贼就要去偷炸弹——炸弹是没有用的,但炸弹里面有一样东西很有用,就是把撞针卸下来有一圈用最好的锡制作的保护圈,这些中国贼看中的正是它。他们把撞针卸下撬走保护圈,然后再一切恢复原样,那炸弹一样可以炸。在这些中国人的观念里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这就跟契诃夫小说里的农民是一样的,把铁轨的螺栓撬下来拿走了,法官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造成火车出轨?”那个农民说“俺没有那么傻!俺晓得隔好远才取一根螺栓,怎么会出轨!”结果有一次美军用吉普车运炸弹,有一颗炸弹爆炸就炸死四名美军。就是这样都没有说要把中国贼抓出来枪毙。后来都没有追查,美国人算了。这些事情她都一一记录下来。我又告诉她修机场是怎样铺石子,我们小孩怎样做、怎样补,美国军人又是怎样对我们竖大拇指“顶好,顶好”……所有这些她都记了下来。
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 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亲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个是“帝国主义”,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两件事。一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是勇敢的;第二,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两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
网载 2015-10-29 11: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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