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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温家宝总理看望钱老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着名的“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据说温总理2006年拿这个问题请教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这种回答其实是不能让钱老和总理满意的。

其实，钱学森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学校里，关心科技发展的人已成少数----没氛围；提得出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数----没数量；关心的往往是创业问题并非科学研究----没火候；社会现状，人人祈求安贫乐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创新----没手段..............总之，一般的，传统的，不打破常规的思维是绝不可能造就出像达芬奇，牛顿，冯·卡门，特斯拉，诺贝尔，爱因斯坦这种伟人的！

九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

民国时期的教育群星璀璨，上有大牌的数理化学家，下有寻常百姓的快乐人文教育。以下的九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除了两位接受的是纯粹美国教育之外，其他七位接受的都是民国时期的教育。

1.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获奖时为民国国籍，1962年加入美国国籍，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1岁。因在宇称不守恒、李模型、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RHIC）物理、和非拓扑孤立子场论等领域的贡献闻名。

2.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获奖时为民国国籍，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1956年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时年35岁。

3.丁肇中：1936年生于美国，祖籍山东日照，在台湾读完中学和大学，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0岁。他曾发现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并以物理文献中习惯用来表示电磁流的拉丁字母“J”将那种新粒子命名为“J粒子”。

4.李远哲：1936年生于台湾，中国台湾，在台湾读完中学和大学，1986年获诺贝尔获化学奖，时年50岁。研究涉及：把交叉分子束实验方法应用于一般的化学反应，特别是研究较大分子的化学反应；利用激光激发已被加速但尚未碰撞的分子或原子，以此控制发生化学反应的类型。

5.朱棣文：1948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78年，担任美国物理学会理事。1993年，获颁费塞尔国王国际科学奖。1997年，在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9岁。

6.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美籍华人，1998年获诺贝尔获物理学奖，表彰发现并解释了电子量子流体这一特殊现象。同年，获本杰明·富兰克林物理奖，时年59岁。

7.高行健：1940年生于江西，作家、翻译家、编剧，1987年出走前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奖前的几个月刚刚加入法国籍，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年60岁，获奖代表作《灵山》原是作家出版社的一部约稿并预付了3000元稿费。

8.钱永健：1952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52年生于美国纽约，祖籍浙江杭州，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堂侄。在发现绿色荧光蛋白方面作出突出成就，200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年56岁。

9.高锟：1933年生于上海，美英籍华人(同时拥有英国和美国国籍)。华文媒体誉之为“光纤之父”、普世誉之为“光纤通讯之父”。在光纤维中的传输以用于光学通信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2009年获得诺贝物理学奖，时年76岁。

除两位（朱棣文和钱永健）接受的是纯美国教育外，剩下的几位青少年时期接受的都是民国时期“旧社会”的教育，而且大都处于战争年代，而从49年至今的60年中，“新中国”培养的学生中竟然没有一人，值得发人深思。当然，可以举例莫言得文学奖，但是含金量远没有物理、化学奖，而且得奖的原因，也属于是批判社会性、发人深思的。

出路在何方？

如今钱老先生虽故，而问题依然留在那里，如果不予以重视，相信再过若干年问题仍然不会自动解开。那么，作为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宏大问题，钱学森之问总不能永远搁置吧？应该说，越早地直面越有利。那么，谁又能解决？如何解决？我想，仅凭安徽 11 名教授的信恐怕还是不行，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课题进行求解，让更多的专家、学者、教授乃至社会各界人士都参与进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对这个问题来一个“思维风暴”，最终拿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出来。

中国自华夏至明清工商业萌芽，建立人类农业文明最成功的典范，成为当时历史上科技、文艺、产业与体制最发达与繁荣的世界强国，为什么却在鸦片战争时期却已经如此落后了呢？这就是着名的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构成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关键是考察欧洲如何与怎样形成近现代科技与工业革命的具体史实。历史问题应该用历史分析方法来研究，以史为鉴是源自史官的儒学传统研究方法，从男耕女织到男奴（辫子）女卑（小脚）是历史的文化变迁。自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仁人志士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精神探索科学与民主的赛先生与德先生；因为，科学实践为的是发明创造，是公平客观的学术竞赛，民主法制是伦理道德的实施，是以人为本的制度。

通过“钱学森之问”，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着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总之，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是全民之问之期待——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将直面钱学森之问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讨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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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载 2015-05-25 23: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