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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翻译：孙宏哲 张聚国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在美国史学界，美国内战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但是，对于战争中的“死亡”问题，人们却鲜有关注。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教授的着作《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译林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因此而具有特殊的意义。该书从“死亡”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内战的意义和含义。从“死亡”这个冷僻的角度，研究内战这个饱和的领域，且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实不多见，也反映了美国内战史学的新水准和趋向。

作者将目光聚焦在作为战争主体的普通人，以她杰出的分析与描述才能，探究了北部与南部美国民众如何应对这一最具毁灭性的经历。他们如何面对杀戮和死亡，如何埋葬死难者，如何哀悼与纪念，如何帮助死难者的家人？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了那些幸存者？……

以下文字选自该书第五章《接受：平民与哀悼之工作》。

比面对战争之肆虐更令人煎熬。——鲁本·艾伦·皮尔逊

……

两年后的春天，美国人又一次宣泄了他们的悲伤。只不过，这部分人同那些为杰克逊哀悼的南方白人极其不同。宗教热忱与爱国主义，再次汇集在了一个象征着民众希望与牺牲之人的悼念仪式上。在耶稣受难日，林肯死了。此时，距李将军投降日尚不足一周；此时，战争的杀戮即将停止。林肯的死亡是最后的死亡，也在很多方面象征着这场战争的一切损失。全国范围的悲伤宣泄，象征着这场战争的巨大灾难。正如一首广受欢迎的歌曲歌词所言，这是“一场全国范围的葬礼”。林肯之死既是每个士兵的死亡，又是全体士兵的死亡，但它又起到了供民众宣泄哀伤之外的作用。将林肯同基督进行对比，既冲击心灵又不可避免。这些对比强化了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神圣目的—它通过一人为众人牺牲而实现—对信仰。在普罗维登斯的一场复活节布道上，公理会牧师伦纳德·斯温援引了基督教对救赎的叙述，以及林肯两年前在葛底斯堡的原话：“一个人为人民而死，为的是整个国家不至灭亡。” 林肯之死既有着广泛的超越物质世界的重要意义，又有着具体的国家层面的重要意义。它将美国的目的同上帝的旨意结合了起来。

总统的葬礼仪式确认并强化了他同美国人民的联系。林肯的遗体被庄重地置于白宫的东厅。共有2.5 万民众列队从他的开放灵柩前走过，瞻仰他的遗容。前往他那只有受到邀请才能参加的葬礼的有600 人，而悲痛欲绝的玛丽·林肯未能出席。由士兵与显要人物组成的送葬队伍，陪同由六匹灰马拉着的林肯灵车前往国会大厦。林肯的遗体被庄严地放在那里，供吊唁者前来瞻仰。在这个葬礼日，人们在全国范围举办了各种悼念仪式：孟菲斯的两万人游行，圣弗朗西斯科的大规模集会，拉尔夫·爱默生（Ralph Emerson ）的马萨诸塞州演讲，以及— 据《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 ）报道—在北方各州的“日常娱乐活动普遍停止，商业场所暂停营业”。

林肯的遗体随后从国会大厦被运往了火车站。在那里，他将开始一段1700 英里的旅途，并被最终送往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与他的坟墓所在地。在途经的每一站—巴尔的摩、哈里斯堡、费城、纽约市、奥尔巴尼、布法罗、克利夫兰、哥伦布、印第安纳波利斯、芝加哥—哀悼者都对这位罹难的总统表达了敬意。在费城，他的遗体被置于独立大厅中，人们排成三英里的长队等待着瞻仰他的遗容。据《纽约先驱报》估计，在纽约市，约有75000 人陪伴着林肯的送葬队行进，而十倍于此的民众在路边与房顶上观看了这一仪式。无论在何处，美国黑人似乎都表现得尤其悲伤：黑人民众在林肯送葬队的路线旁哭泣，黑人士兵在陪伴林肯灵柩的游行队伍中自豪前进，受过教育的黑人在非洲裔美国人媒体上发表诗歌与散文，而黑人牧师则在布道坛上大声疾呼。纽约州特洛伊的非洲裔循道宗主教制教会牧师宣称：“作为一个民族，我们黑人所感受到的丧亲之痛，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强烈。我们已经学会了爱戴林肯先生……我们敬仰他，将他视作我们的大救星，将他视作我们的解放者。”

林肯的遗体于5 月3 日抵达斯普林菲尔德。在那时，尸体防腐技术的缺陷已显露出来，他的面庞呈现出一种扭曲变形、几乎是古怪的容貌。但直至5 月4 日，宏大的悼念活动才偃旗息鼓。四年多前，林肯离开斯普林菲尔德前往华盛顿；在这一天，他魂归故里，又被安葬在了斯普林菲尔德郊外的橡树岭公墓。一首为这场最后的仪式而作的赞美诗哀唱道：

壮哉！他所为之牺牲的事业，愿他得到永生。

林肯之死包含了国家得到救赎、获得永生的希望。但像杰克逊之死一样，林肯的逝世也具有讽刺意味，凸显了人类力量的有限，甚至是徒劳。在南部邦联几近鼎盛时，杰克逊死去了；而林肯则在联邦已胜券在握时惨遭暗杀。

在林肯遇刺后几周内，沃尔特·惠特曼写了三首悼念林肯的诗，皆是关于这个国家之哀痛的沉思录。在写于林肯葬礼当天的《今日宿营地静悄悄》* 一诗中，惠特曼以人民之一员的身份带领士兵哀悼“我们亲爱的司令”，并敦促自己所热爱的平民同自己一起为他歌颂：

歌唱我们对他的敬爱—因为你，是个宿营者，

你懂得这种敬爱。

在他们把棺木入葬时，

唱吧……

表表士兵们的沉重心情。

《啊，船长！我的船长！》一诗写于几个月后的1865 年夏，这首诗再一次将公众的悲伤作为主题。如文学学者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所解释，这是“一首有意写就的民主主义、平民主义诗歌”，为适应平民口味儿加入了韵律与重叠句。惠特曼的作品不太使用节奏与韵脚，因而《啊，船长！我的船长！》或许是他的诗歌中最容易记住和背诵的一首了。这是惠特曼以一个年轻水手的口吻写成的“民主主义风格”的挽歌。这一次，他不再为全体士兵抑或普遍的悲伤代言，而是表达了一个人的极度哀痛，描绘了构成集体损失的个体苦痛。

在这里，啊，船长！亲爱的父亲！

请把你的头枕靠着这只手臂！

在甲板这地方真像是一场梦，

你已倒下，已完全停止了呼吸。

在1865 年这组诗的第三首《最近紫丁香在院前开放的时候》中，惠特曼以自己的口吻，描写了自己努力接受林肯之死的经历。这首诗并未明确提及总统的遇刺；诗人似乎感到没有必要指明这场发生在紫丁香最近一次盛开时的悲剧，因为这已众所周知。林肯的灵柩被“日夜兼程”地运回故乡，沿途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哀悼经历。像一连串照片一样，这首诗捕捉下了这一共同经历，将1700 英里的送葬里程呈现在了具有持久视觉冲击力的场景之中：

棺木在大街小巷中穿行，

日夜顶着那使大地昏暗的巨幅乌云，

···········

长长的、弯弯曲曲前进的队伍，黑夜的火炬，

已经点燃了的无数火把，像沉默的大海似的人脸和未曾脱帽的人头，

这里是等待着的接灵站，那正在到来的棺木和那些阴沉的脸庞，

彻夜是哀歌，升腾而起的是千万人的雄壮而庄严的声音……

在这首诗中，惠特曼没有援用基督教那令人宽慰的灵魂不朽信条，也没有提及当时风行的耶稣受难日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意象。

《紫丁香》一诗暗示道，人在死了之后，除了进入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外，并无来生的希望。对于惠特曼而言，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言，一个人的不朽在于：大地母亲吸收了他的肉体与血液，而“几个世纪后”，它们将呈现在“看不见的地面和青草的精髓和香味”之中。《紫丁香》一诗并不认同基督教将死亡重新定义为生命那令人宽慰的信念，而是如文德勒所言，包含有“接受而不否认死亡标志着生命彻底结束的价值”。然而对于那些仍旧活着的哀悼者而言，死亡却并不意味着彻底结束。

我看见了战斗后的尸体，成千上万，

···········

他们已完全安息了，他们已不再痛苦，

活着的却留下来忍受着痛苦，做母亲的在痛苦，

妻子孩儿和那心事重重的伙伴在痛苦，

余下的军队在痛苦。

在他的1865 年林肯组诗中，沃尔特·惠特曼不仅是刻画死亡之诗人，也是描写幸存、描写未死者所经受的苦难之诗人。他在这场战争中自始至终也一直如此。惠特曼的作品代表着文化领域的哀悼之工作：它代表整个民族进行哀悼；在这三首诗中，它为这个国家所爱戴的领袖哀悼。然而，正如他在《紫丁香》一诗中所言，他“不是为你，不是只为一个人”哀悼。他是为内战全部死难者哀悼—为“南方与北方全部死去士兵之遗骸”哀悼，为那些“在我生前永远追随我、不抛弃我”的“无数死者之幽灵”哀悼。失去，但又并未失去；不存，而又永远存在。这些死难者，这些不断向哀悼者与幸存者提出要求的不朽幽灵，在惠特曼的眼中，成为了这场战争的意义与遗产。林肯只不过是他们中的最佳典型。

在内战中，大量士兵死于遥远他乡，死时无人照料。他们在故乡的亲人因而也无法参加他们的葬礼。公众纪念杰克逊与林肯时所举办的壮丽哀悼活动，或许以某种程度充当了平民无法参加的葬礼之替代物。埋骨战场的众多士兵，只得到了牧师与他们饱受折磨的战友所可能给予的关照；而如我们在上文所见，数万人在入葬时连身份都没有得到确认，也没有得到葬礼。不过，那些有幸找到亲人尸体并将之运回故乡的家庭，则为他们的死者举行了纪念仪式。各自家庭的社会地位、现实环境以及宗教信仰不尽相同，他们的仪式也因而有异。玛丽·切斯纳特谈到，在南卡罗来纳州，送葬队伍的哀乐声似乎从未停过。在梅森—狄克逊线的另一侧，许多小社区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佛蒙特州多塞特的采石场曾为葛底斯堡提供了数千块墓碑。在这个小镇，共有144 人参加了志愿兵，其中28 人死亡。多塞特的葬礼似乎永不停息。有时，当一个有着许多当地人的部队损失惨重时，这里的葬礼还会出现扎堆现象。在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全城总人口25000 人中有4227 人参加了战争，其中398 人死亡。楠塔基特每周只能从本土收到三次通信。一艘汽船如果带去了伤亡消息，其桅杆就会降半旗，而守候汽船抵达的居民，则会在它靠岸之前便泣不成声。楠塔基特约6000 居民中有73 人死于这场战争，仅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一役中，便有8 人死去、13 人负伤。在这场战役中，楠塔基特人利安德·阿利中尉阵亡。在遗体北运之前，他的一位指挥官花钱为他做了防腐处理。将近两周后，阿利的遗体被运抵故乡。“数百人”前去造访他母亲的住所，以瞻仰他的遗容。为了纪念他，学校关门，商店停业；邻里街坊聚集起来举行了“感人的葬礼”，并列队前往遥远的一位论派公墓。

在南部邦联，长老会牧师克拉克·斯图尔特将时间分别奉献给了弗吉尼亚州的医院与他的南卡罗来纳州故乡。在南卡罗来纳州，他遍访丧亲家庭，并为那些被从战场上运回的遇难士兵主持葬礼。在日记中，他记下了自己为每场葬礼挑选的《圣经》语句。“为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遇难的罗伯特·赫拉姆斯而做的葬礼布道，《约翰福音》第14 章第18 句”，他1863 年1 月18 日的日记写道。“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是句尤其能恰如其分地描绘这位巡回牧师的经文。

一场葬礼无论简朴还是奢华，牧师布道大多居于其核心地位。它们的一个关键作用便是提供慰藉。然而，除了减轻哀悼者的悲伤之外，这种演说也旨在帮助哀悼者理解他们的悲伤。葬礼布道通常试图定义死者生与死的意义，这种努力似乎不可避免包括对死亡本质的思考。在北方与南方，许多战时布道以及由它们衍生出的悼词与祭文，都被印刷成册，规格从仅有几页的小册子，到旨在作为死者之丰碑与对生者之劝诫的全尺寸八开本不等。它们几乎无一例外明确利用了那些宣告士兵死亡的悼唁信中的细节，以便对一个人的生平及其重要意义形成更为正式的、更具有自觉意识的叙述。例如在为约翰·W. 格里芬—一位死于1864 年的年轻的南部邦联牧师—所作的葬礼布道中，L.H. 布兰顿引用了关于格里芬临终遗言的报道，并得出了令人宽慰的判断：格里芬的“临终见证，正是他的基督教教友与上帝的教会所期望的”。

“善终”是幸存者能够进行哀悼的基本条件。他们以遇难士兵的临终遗言与最后一刻为基础，对他的整个生平进行更为宏观的评估。同前线寄出的悼唁信相比，印刷成册的葬礼布道词经过更多深思熟虑，文字更加优美文雅，旨在发放给更广大的读者，而不仅仅是死难士兵的近亲或能够参加他葬礼的人。那逝去的生命，那士兵的死亡，不再单单属于死者个人与他的家庭，它同样要为整个社区，甚至整个国家所理解、所拥有。如同以它为中心的仪式，葬礼布道是一座由文字而非花岗岩筑成的纪念碑；像“善终”本身一样，它试图确保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结，并不是死者独自采取的一个孤立行为，而是精神与社会不朽的基石、永生及永恒记忆的基础。

在多纳尔森堡肺部被子弹射穿的弗吉尼亚州人达布尼·卡尔·哈里森，据说曾低声细语道：“不要紧！我非常情愿死去。”对于为达布尼撰写生平简介的威廉·詹姆斯·霍格牧师来说，这句话成为了达布尼像基督徒一样献身、模仿救世主本人死去的十分重要的讯息：无论天父放在他手中的那杯痛苦悲伤之水多么苦涩，他都会一边喝一边说道：“不要紧。”霍格所叙述的达布尼的整个生平，成为了死亡这个最后关键时刻的序曲。出生在安息日的哈里森，如今又死在了安息日，“他的一生首尾皆与主日相连”。

人们感到如此众多年轻短暂的生命被浪费了，是毫无意义的。而葬礼布道则为人们讲述了一个走向既定目标的人生轨迹。故事的结局表明，死亡永远都不是过早的，而总是遵循上帝的旨意准确地发生在适当的时间。这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慰藉。纽约州的一则布道声称：“缺衣少食的孩子会表现出虔诚，而一个资深的基督徒也会在死亡问题上顺从上帝—死亡，一种简洁的神秘的世俗终结。世上所需做的事全部都已被做完，似乎每件事都被分配给了人类所经历过的最长时间。”菲利普·斯劳特牧师在伦道夫·费尔法克斯的生平中发现了叙事的连续性，而这一连续性在费尔法克斯英勇献身之前是不明显的。斯劳特指出，这位死去的南部邦联士兵一直是个好孩子，他总是听他妈妈的话；在14 岁生日时，他要了本《圣经》作为生日礼物；他将一本《新约全书》带进了战场。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他被一颗炮弹击中，瞬间殒命。在斯劳特看来，他生命的见证，表明他在生前无法亲口清晰表达的救赎愿望一定能够实现。正如罗伯特·达布尼在为约翰·桑顿中校所作的悼词中所解释的，“他虽然死了，但他却”通过“他那虔诚的一生……说明了一切”。死难者从上帝那里带来了一条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自身便是那一信息。正如达布尼在纪念“石墙”杰克逊的布道中所清晰阐述的：“我们死去的英雄是上帝对我们的布道，是他那被肉体化了的规劝，是他那被具体化了的讲演。”

这些印刷成册的葬礼布道词与传记所纪念的士兵，通常是些有着相当重要性的人物。他们的家庭有足够财力，来赞助印刷这样的纪念物品。他们几乎都是军官。这些士兵显然无法代表内战军队中的广大平民士兵。这些普通士兵的死亡，是由一封封由战友执笔、携带着一条条具体死讯的私人悼唁信报告的。然而，这些努力应对死亡并诠释其涵义的优美详尽的印刷品，代表了更多无法被付梓的这类布道词。拥有特权者试图通过印刷布道词来完成的文化、情感、精神与思想方面的工作，也是普通家庭的哀悼者同样需要进行的—即便他们缺乏足够的财力来印刷书籍与小册子，以供一个多世纪后的历史学者们研究。在这些数不尽的历史沉寂之下，普通美国人也在努力应对他们的损失。如何哀悼常常是需要学习的事情，而教授这些课程也是葬礼布道的工作。一北一南两位牧师的演说，充当了关于悲伤与安慰的入门书，清晰阐明了对于我们今天所谓“失去心理学”的普遍理解，以及解释和缓解悲伤的方式。在上纽约州一场为詹姆斯·M. 格林中校—他曾死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莫里斯岛上，身份未得到确认，也无人认领—举办的葬礼中，查尔斯·西摩·鲁宾逊（Charles Seymour Robinson ）提醒哀悼者：“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会帮助你们。”上帝仁慈地规定，经过“数月和数年”的时间，“突然降临的痛苦的猛烈打击”会逐渐缓解。他承认，丧亲者总会感到自己的损失，也总会满怀深情地想起逝去者。但是，鲁宾逊使他们确信：“你们将逐渐能够平静看待这些悲伤的日子。”鲁宾逊列出了三个具体的慰藉来源。他宣称：“爱国主义将前来帮助你们减轻哀伤。这些时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他使听众确信，几年后，当他们回顾往事时，他们将自豪地讲述自己死去的亲人为国捐躯的故事。第二个宽慰来源是他人的同情。他强调，有人分担的哀悼，是更轻松的哀悼。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福音所带来的崇高希望将是对你的一个慰藉”。

像耶稣基督一样，这位惨遭屠戮的士兵也会复活。鲁宾逊为格林那悲伤的亲友提供了时间、国家、社会与上帝这些治愈创伤的力量。

在南部，田纳西州的约瑟夫·克罗斯选择在丹尼尔·多纳尔森（Daniel Donelson ）将军的葬礼上做题为“论悲伤”的演说。他首先使哀悼者确信，悲伤并非罪恶。“泪水中不含罪恶，如果它们不是绝望之泪。感受我们的损失并不是犯罪……宗教，”他解释道，“并不会毁灭人性，而只是调整人性；宗教也不抹去悲伤，而只是使悲伤圣洁。”在他看来，基督教信仰与人类心理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滋养。为了构建悲伤的历史并证实悲伤的合法性，克罗斯列举了《圣经》上的哀悼者：为萨拉哀悼的亚伯拉罕，为雅各哀悼的约瑟，以及为约拿单哀悼的大卫。克罗斯意识到，承认自己的悲伤是接受死亡现实的关键一步。在面对损失之时，忍受痛苦而非否认、抑制自己的痛苦，这很重要。克罗斯警告道：“那些对苦痛不敏感的人，将永远被禁锢在罪恶中。”幸存者一定要感受“痛苦的突然打击”。后被我们21 世纪的人称作“情感宣泄”的事情，在克罗斯看来是重要的：“悲伤一定要有出气孔，否则它会损害内心……如果哀悼本身便是对自身的一种解脱，那么，不允许一个人通过哀悼来缓解伤痛便是残忍的。”像鲁宾逊一样，也像弗洛伊德一样，克罗斯将哀悼理解为一个过程。他向他的会众允诺，他们将走过悲伤，一定程度上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还同鲁宾逊相似的是，克罗斯也认为共同的苦难是一个慰藉：“悲伤需要同情，怜悯胜于劝告……同情将悲伤一分为二，为哀悼者减轻了一半重荷。”

但克罗斯却对“过度悲伤”表示担忧。他问道：“那么，悲伤的合理界限在哪里？”他假定，如果一个人的悲伤使他无法察觉到上帝“余下的仁慈”，那么他的悲伤便是犯罪。事情总会朝坏的方向发展。如果一个人的悲伤使这位哀悼者忘记了他人所遭受的痛苦，抑或变得“对公众福祉漠不关心”，忽视了自己对他人以及对自身健康的责任，那么他的悲伤便是过度的。他再一次指出，如果一个人的悲伤使他忽略了上帝的旨意与宽慰，那么他的悲伤便是“过度的，因而也是有罪的”。像鲁宾逊一样，克罗斯也指出，“哀悼的时间”是有限的，它有着一个最终结局，即便那“内在的悲伤……可能会比外在的表现持续的时间更长”。丧亲者一定要努力减轻他们的悲伤，仔细聆听友谊与宗教所提供的慰藉。

鲁宾逊为他的会众提供了慰藉与帮助之源泉，而克罗斯的安慰中则包含了一系列警示；二者都认为，在经历了哀悼之工作后，人们那因失去亲人而产生的巨大痛苦，将逐渐消退。

一些哀悼者明确地记录下了他们抑制悲伤的努力，这表明他们敏锐而自觉地意识到了鲁宾逊* 与克罗斯所描绘的哀悼过程。1863 年3 月，纳撒尼尔·鲍迪奇在弗吉尼亚州遇难。他的父亲亨利·鲍迪奇仔细地记录下了自己失去儿子的经历：从他获得儿子受伤消息时的身体反应—“我心如刀绞”，到那最终将他从痛苦世界中解放出来的宽慰。

一听到纳撒尼尔的死讯，鲍迪奇便“彻底崩溃了”。然而，他写道：“几乎是立即，这样一个损失的神圣影响便开始逐渐支配我的思想……我认为，这是他可以为之献身的最崇高的事业了。”纳特的战友告诉鲍迪奇，纳特“十分勇敢，直至最后一刻都意识清晰”。鲍迪奇因而使自己确信，纳特已确确实实死于“善终”，且在受伤后的三天中，他已反复表明他的基督教信仰与赴死的意愿。纳撒尼尔当然是“愉快地死去的”， 他的一名战友请这位父亲确信。鲍迪奇欣然接受了“死亡之艺术”所提供的，以及鲁宾逊所给出的慰藉。他向妻子解释说，纳特之死让他更加笃信灵魂不朽的信条，而这些会在他面对丧亲之痛时支撑着他。纳特死去仅一天后，鲍迪奇便从弗吉尼亚州写信，表示他决心“在尽可能短的耽搁后”，便“重返生活（哦！在纳特死后，那该有多乏味！），重返我的日常工作”。这些话恰恰展示出了他所面对的困难：以清醒的头脑努力恢复理性的自我控制，并快速恢复那被强大的空虚感和丧亲之痛等情绪—这些情绪损害了他的理性意图—打断了的正常生活。

对于那突然到来的巨大悲伤，鲍迪奇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在弗吉尼亚州找回纳特尸体时，他试图“躲着”他人，以免别人看到了自己那无法掩盖的情感。他认为自己“不适合见任何人”，并为自己“缺乏男子汉气概”而感到难过。悲伤暗含了失去控制与软弱，它似乎挑战并削弱了男子汉气概。男人们会发现，承认自己的悲伤并发自内心地哀痛，这对于他们而言是尤其困难的事。

当鲍迪奇在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中找到的慰藉不足以减轻他的痛苦时，他似乎为无法抑制自己的悲伤而感到不知所措。他坦承，泪水是“我忠实的朋友”，“我的心几乎要碎了”。但是，他问道：“我为什么要抱怨呢？”对于纳特来说，没有什么生活比他所经历的生活“更崇高”了，也没有哪种死亡比他的死亡“更伟大”了。他还能企盼什么呢？但这一想法还不够。“我只想再多看他一眼，再多听他讲一句话。”鲍迪奇感觉，有几个月，“苦痛的折磨……会全力向我袭来，我起初的悲伤也会因而卷土重来”。在上帝与国家这样“振奋人心的理念”中寻求避难是徒劳无益的。悲伤如此强烈，以致他根本无法立即回到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有几个月，我有时根本无法工作。”

鲍迪奇发现，一首题为《我的孩子》的诗恰恰反映了他那时的情感。

这首诗的作者是约翰·皮尔庞特（John Pierpont）。他是鲍迪奇的朋友、一名一位论派牧师，同鲍迪奇一样也是个废奴主义者。鲍迪奇写道，这首诗“比我用散文更好地讲述了我不断思念我那当兵的儿子的故事”； 它代表了鲁宾逊与克罗斯所建议的那种分担悲伤，它也讲述了一个从苦难、从死亡那里得到救赎的故事。像鲍迪奇一样，这位诗人无法相信—无法“接受”—这个儿子的死亡。“我不能让他死！”这首诗的第一行宣布。诗人仿佛看见了儿子那“闪着金光的美丽头发”，听到了他的脚步，期盼着他的归来。然而，“他不在那儿！”同一心想再见到儿子的鲍迪奇一样，诗人最终接受了孩子已不在了的事实。他因而可以提出一个能减轻他痛苦的问题：“他现在在哪里？”在诗歌的结尾处，诗人最终确信，“我们皆向主而生！”，我们都将“在灵魂的国度”中重逢，“在天堂中，我们将发现—他就在那儿！”承认儿子的现世死亡，是否认他在另一国度中的死亡—也即振奋人心地确信他还在另一个地方活着—的第一步。在鲍迪奇前往“希望而非哀痛”之路上，皮尔庞特的诗助了他一臂之力。

在从精神上努力应对纳特之死的同时，鲍迪奇也采取了一些世俗的行动，来表达并缓解自己的悲伤，并确保纳特在自己的记忆中继续存在。他安排人为纳特的遗体做防腐处理，以便“在我回到波士顿时”，纳特那同样需要慰藉的母亲、未婚妻、兄弟姐妹与朋友“可以看到他”，他也因而能够使参加纳特葬礼的几十名哀悼者分担自己的悲伤。“你并没有失去他”，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牧师的布道宽慰他道；他“没有死，而是在更高境界中生活”；他“只是在帷幕的另一侧”，在那里，“他说……我等着你们”。

除了为儿子举行正式的宗教仪式之外，鲍迪奇还设计了他自己的一套悼念仪式。他用纳特未婚妻送给纳特的一枚戒指以及一颗“从他沾有血迹的内衣上剪下的骑兵徽章”制成了一个护身符，并将这个护身符固定在自己的手表上：“我相信它将一直挂在那里，直至我死去。” 鲍迪奇还为纳特位于奥本山公墓的坟冢设计了纳特生命的另一个象征物—用石头制作了一个和纳特的剑一模一样的石剑，作为他的纪念碑。鲍迪奇满脑子都是死去的儿子，他没有办法克服这一情况，于是便将悲痛转变为了令自己感到慰藉的活动。他编辑了一些精美的纪念册与剪贴簿，“整理了一些信件、日记等”，来追踪纳特从出生到死亡的轨迹，“解说他那年轻可爱的生命”。直到1869 年，鲍迪奇才完成了这项工程浩大且能治愈他的心灵创伤的工作。“这是个美好的工作。它让我超脱了自己。”应对纳特的死亡，需要鲍迪奇超越自我，改变自我。

亨利·鲍迪奇采取了另外一个行动，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痛苦，并纪念自己的儿子。他满脑子都是纳特，但这最终促使他—如他自己所言—“超脱了自己”，摆脱悲伤，以便能再次投入他的改革事业：在去世前，纳特被长时间遗弃在战场上，没有得到医治，鲍迪奇借此大力宣传，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并促使联邦部队提供覆盖全面的救护车服务。这一目标在内战的最后一年得以实现。鲍迪奇将纳特的苦难转化为了对他人的拯救。

在21 世纪，仍在思索着死亡对生活之影响的美国人，经常会援用“终结”之概念—也即希望亲人辞世对生活的扰乱可以画上一个句号。然而，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却不曾企盼这样的解脱。对数十万美国人而言，失踪亲人的未知命运造成了“由不确定所带来的可怕空白”，且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他们的消息来填补这一空白。即便有些人得到了关于亲人的确切消息，或更好一点，因见到了他们的遗体与坟墓继而感到宽慰，但对于他们而言，哀悼也不会轻易结束，或有一个期限。在余生中，许多丧亲者等待着与走在前面的亲人在天堂重逢。妻子们、父母们、孩子们以及兄弟姐妹们，都努力适应着那些重新定义他们生命的新身份—遗孀、孤儿与失去子女者。他们将自己的损失带入了纪念举措之中。这些纪念举措既源于又滋育着广泛共有的悲伤，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世纪。

但是，如果这种令人悲痛欲绝的损失无法被否认，如果人们“接受”它了、承认它了，那么，人们便不得不对它给出解释。内战的大屠杀需要人们为死亡赋予意义。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4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