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不会湮没 - 民初思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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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书架上看到“湮没的辉煌”几个字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拿在手里，确认了作者是夏坚勇，喜出望外。寻觅了那么久，网上没有，书店没有，此刻竟然近在眼前。如此踏实则又奢侈的幸福。
　　　　高高兴兴地回家，自然是一头埋进书里去。
　　　　第一遍，如饥似渴，第二遍，冷静深思。
　　　　现在，合上书，不太厚的一本，可说是不起眼的。但是对我，这本书却是打开了一个新视野。
　　　　“人们有理由召唤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的大散文，这种‘大’当然不是篇幅的滥长臃肿，而是体现为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一种浩然尔衮、毫不矫情的雍容大气，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和感悟，一种涌动着激情和灵性的智慧和思考”，这是夏坚勇在自序里的话，用来形容这本书恰到好处，绝无自傲之嫌。如果说在看序言时我还有点怀疑，在看完后，已被深深折服。
　　　　文与史，文人与历史，向来是密不可分。这些年，关于历史感想的佳作不断涌现，新的角度，新的深度，新的广度，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也拓宽了我们的心界。上面一段文字，虽是形容散文风格，但同时，又何尝不是人应该追求的一个境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字，也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吧？而如何才能达致这样的境界，这应是我们一生的课题，我深信，良书一如明师和益友，会指引我们朝着自己的理想前进。
　　　　柏杨的《中国人史纲》，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潘旭澜的《太平杂说》是我偏爱的几部历史着作，现在，要加上这部了。事实上，应该说，这部正是补足了我的某些遗憾。《中国人史纲》是通史性质，观点新颖论述周密，但是失于简略，我还没看过柏杨先生的《读通鉴，说历史》，大概在那部书里就要详细丰富得多。黄仁宇的史观，有些地方我不认同，对于万历的描述，固然是充满了人情味，拉近了万乘之尊与普通人的距离，但是万历的职业是皇帝，其乖张行为以及对整个国家的危害无法以人情来冲淡。黄仁宇闲话家常的语气，很容易误导人。
　　　　相比之下，夏坚勇犀利的笔法，不留情面的剖析，纵横恣肆的联想，意味深长的探究，沉痛无奈的感叹，别开生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又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这正是大散文千呼万唤的大境界，它既有纵横捭阖的宏观把握，又有情致深婉的微观体悟；它流溢着历史诗情的沉郁柔丽，又张扬着现代意识的飞天啸吟；它不动声色却拥有内里乾坤，波涛澎湃却不失持重娇矜；它天马行空般遨翔于无限的时空，回眸一顾却尽显生命的沉重。它既是散文，又超越了散文。”不过形容归形容，这本书还没完全达到这种境界，不是因为观察得不细，探究得不深，而在于涵盖面的还不算广。当然，这种议论未必中肯，完全是个人观点，褒是因为喜欢，贬是因为不满足，与我的贪心有关，读到这些好文章，就贪求更多，尤其是希望就自己特别感兴趣的某些人某些事，看看夏坚勇的评论，但现在没有，希望以后能够看到。
　　　　返回书的本身。第一篇《寂寞的小石湾》是我最欣赏的一篇，也是读来最难过的一篇。邵长蘅的《阎典史传》在课本里学过，至今印象犹深，全祖望的《梅花岭记》更不必说，正是因此，在表相之后，揭示的真相更加发人深思。
　　　　阎应元墓在江阴小石湾，但是，史无明载，坟无标志，若非一篇《阎典史传》，恐怕连其人都要湮没无闻；“率义民拒24万清军于城下，孤城碧血81天，使满清铁骑连折三王十八将，死75000余人”的壮举，也要化为烟尘，渐渐消散于时光里。为何如此？我们迫切想知道原因。
　　　　但作者笔锋一转，谈起史可法。这是青史留名的忠臣，人人皆知，人人景仰。说实话，在读此文之前，我对史可法也是满腔敬意，全不计其余。但是作者冷静地指出，“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史可法）想得更多的不是怎样把仗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最后的造型。”换言之，这是一种对不朽的渴望，也是知识份子的死穴所在。死不怕，寂寞身后事不怕，但不能没有千秋万岁名。“他太知书识礼，也太珍惜忠臣烈士的光环，他那种对千秋名节纯理性的憧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眼前刀兵之争的创造性谋划。可以想象，统帅部的悲观情绪将如何软化着10万大军的脊梁。”直接的结果就是周旋数日，土崩瓦解，史可法自裁未成，史德威又手软下不了手，被俘后光荣就义，成就了史可法一世英名。梅花岭上衣冠冢，至今祭拜不衰，作为民族英雄典范，史可法也在我们心目中深深植根。
　　　　我绝不怀疑史可法的凛然正气，仍然钦佩那种为国尽忠的决心和慷慨赴死的豪迈，但是，诚如夏坚勇的分析，“在浩浩狼烟和刀光铁血面前，他那点孱弱的文化人格只能归结于灭寂与苍凉，归结于一场酸楚的祭奠和无可奈何的悲剧性体验。”虽然这种爱国精神一直鼓舞着后人，甚至可以说，精神上的鼓舞作用要比史可法自身在历史上造就的贡献还要大，但是片面夸大知识份子的力量，却忽略他们的人格缺陷；夸大死亡的功用，却忽略死亡的负面影响，这对于后代来讲，也是一种蒙蔽和误导。在外侮面前，坐以代毙，何如背水一战？这令我想起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寇整村活埋的百姓，反正是死，为什么就麻木地走向土坑？假如史可法在抗日战争期间留守孤城，他会如何？那种时候，我们更需要的，还是阎应元这样的人物啊。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文化中坚力量的知识份子，他们的很多观念和作法，我们都应该辩证地分析，而不是一味地颂扬，加以神化。史可法与阎应元，同是“纲常千古，节义千秋”，但一方是彪炳史册，光耀千古，一方，却只在地方志中略作记述，知者了了；一方备极哀荣，一方萧条寂寞，这种不公，背后深层的原因，我们如何能够不加以深思？
　　　　对于知识份子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和完节思想，在《东林悲风》里也有沉痛的叙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世事的复杂，超过我们想象，从纸面上透出的，既有铮铮铁骨，也还有酸腐之气。“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历史人物，他们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献身者，又是在改革社会的实践上建树碌碌的失败者；他们是壮怀激烈的奇男子，又是愚忠循礼的士大夫；他们是饮誉天下的饱学之士，又是疏于权谋的政治稚童。在他们身上，呈现出一种相当复杂的历史和道德评判的二重奏，17世纪的社会环境使他们走到了封建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他们却终于未能再跨越半步，只能以惨烈的冤狱和毁家亡身的悲剧震撼人心，激励后辈越出藩篱，迎来新世纪的曙光。”
　　　　我们太需要这种不同的声音，来擦亮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历来治史作文，我们的传统是爱之欲其生，捧上三十三天，全无疵点；恨之欲其死，贬下十八层地狱还嫌不够，归天下之恶与之。我们一直强调中华文化中灿烂的一面，却有意无意地淡化肮脏和丑恶，但是那是真实的存在，无法抹灭。看温瑞安小说时，常为其中血腥的描写而皱眉，觉得恶心，可是也清楚地知道，在真实的历史中，曾经发生的一幕幕腥风血雨，其惨烈，远远超过那些描写，我们必须真诚地勇敢地面对。但是，我们看到的，却多是歌功颂德的文字，有几人去探究圣明天子的真面目呢？有几人敢于指出忠臣良将的缺失？有几人站在相反的角度上分析农民起义？培养民族自豪感，绝非一厢情愿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那只会流入盲目的自大，正视民族的疮疤，才能对症下药，让历史真正起到镜鉴的作用，让悲剧不再重演。鲁迅的伟大，正在于此。而我们，怎么能够一边看着书中的阿Ｑ，一边自己在做阿Ｑ？
　　　　无须讳言，还原历史真实的面目，需要很大的勇气，时至今日，长期的文化积淀，仍然使得某些劣根性顽固地存在于现代知识份子身上，这也就是这些文章的现实意义了。在这里我想，作为知识份子的一员，夏坚勇写这些，是不是也有自我批评的成分呢？对别人不好臆测，但是观照自身，我们是否会悚然而惊？接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我们的身上，也烙着那些缺陷人格的烙印——而这是怎样的悲哀？我们少有他们的优点，却继承了他们的缺点。我们自认为对历史明察秋毫，而事实上我们了解的不过是杯水车薪。
　　　　对历史与人生的宏观把握和微观体悟，说起来多么容易，做起来却是多么艰难。原来，对于生、对于死、对于时光，我们仍旧茫然所知。以为我们看到的文字，就是全部，以为我们接触到的，就是真实，多么天真幼稚啊。看到《小城故事》里说到冒辟疆凄凉窘迫的晚景，为孙子谋官的百般为难和无奈，如何让人忍心想起当年那白袷春衫佳人依傍的翩翩公子、复社文人？当看到董小宛的画作被无知少年毁坏，又怎么能不痛心？我们其实不怕历史的车轮把岁月碾成烟尘，把山河碾成废墟，我们只怕，面对碾碎，我们麻木、漠不关心，或者，去整旧如新，然后，仍挂着历史的招牌招徕看客，用面目全非的历史去赚取大把的银子。
　　　　同时，就算我们的心不麻木，我们又如何从滚滚烟尘里，分辩出历史的真相？我们如何以明亮的眼，穿越常州盛氏的百年孤独，穿越瓜洲难寻的旧梦，穿越被曲解的童谣，穿透被水淹没的泗州，穿透形式不一的挖掘和粉饰，驱散四处弥漫的伪文化气息？
　　　　我们自诩五千年文明古国，但，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血脉中的毒瘤，改变扭曲人格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我们如何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要义？如何真正领略中华民族鲜活博大的人格空间？如何造就恣肆张扬的生命方式？我们如何才能客观全面地评价自己的文化，做到去芜存精，批判地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让我们民族的根脉更深，枝叶更茂，让我们的国家，与历史的灿烂照映，在现时代再竞风流，再创辉煌？
　　　　掩卷、掷笔、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