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站前的历史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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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

翻译:索马里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本文选自2015年2月出版的《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




《到芬兰车站》出版于1940年9月。对于一本探讨俄国革命思想起源的书来说,那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出版时机。一个月之前,在墨西哥,列昂·托洛茨基的头部被一把冰斧凿开。再之前一年,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那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此前的五年里,以1934年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被刺杀为开端,斯大林已经有组织地在苏联内部清算政治异己。而在这场大清洗之前,一场集体化的经济运动导致了超过500万人的死亡。到1940年时,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幻灭感在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心中已经非常牢固了。安德烈·纪德、乔治·奥威尔,还有约翰·多斯·帕索斯,都已经用一手的记录材料揭露同时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真相—纪德和多斯·帕索斯是在造访俄国之后,而奥威尔的观察则来自他的西班牙之行。《党派评论》已经成为左翼反共群群体的阵地。


在这本书出版之时,威尔逊自己已经停止为苏联辩护的努力了。1935年,在开始写《到芬兰车站》的时候,他还试着说服多斯·帕索斯,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努力”。之后不久,威尔逊自己就去了俄国。他将这次旅行的日记,还有在美国旅行时的材料,编进标题尖锐的《在两种民主间旅行》一书中。实际上,威尔逊必须对他的日记进行自我审查,以隐藏他目睹的那些恐怖和压迫的迹象。到1938年时,他不再继续伪装了。“他们甚至都没有一个初级的民主机构,在这个程度上,他们实际上比运动开始时还要糟糕。”他对一个朋友坦白,“他们只有被一架政治机器保证的极权统治。”他理解自己正在写的这本书的含义。“我打算把《到芬兰车站》收尾了,”1939年10月,他悲哀地告知路易斯·博根(Louise Bogan),“现在苏联即将吞并芬兰了。”


《到芬兰车站》由哈考特和布雷斯出版社(Harcourt Brace)出版。截至1947年1月份,这本只卖出了4527本。1947年,双日出版社(Doubleday)获得了该书的版权,进行重印,但是销量持续低迷。直到1953年成为安可出版社(Anchor)的第一本平装书,这本书才为读者所关注。安可出版社在1955年和1958年都重印了这本书。在1960年代,这本书的销量都很可观。然后是1972年,在威尔逊生命的最后一年,法劳·斯特劳斯·吉罗出版公司(FSG,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又推出了一个新版本,威尔逊在该书的引言中重新评价了自己对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的解读。“我的这本书,”他解释道,“从始至终都在假设,人类的发展已经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一场根本的突破已经发生,我们人类历史中的一切将从此变得不同。我没有看到任何征兆,能显示苏联和斯大林会变成后来世界所了解的那样。也因此,这本书应该被看做是对那些相信自己正在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努力的革命者们的基本可靠的记录。”


这并非完全没有难度。正如《到芬兰车站》一书显示的,在1930年代,威尔逊就已经知道在苏联上演的一切。问题不在于斯大林;问题在于列宁,也即这本书中的英雄,这本书将这个行动的人视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模式。威尔逊承认他只能借助于那些被党控制的出版物,来完成自己对列宁的描述。如威尔逊自己所言,他无法接触到那些对列宁持有批判性的记录。但这并非事实:杜登出版社(Dutton)早在1922年就出版过流亡者马克·朗多·阿尔达诺夫(Mark Landau Aladanov)撰写的《列宁》。列宁具有领袖的魅力,并且他能激起一种无私的人道主义。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政治家:“一桶人道主义的牛奶底部沉着一只死老鼠。”——1940年,纳博科夫在读了《到芬兰车站》之后对威尔逊这样解释。在他为FSG的版本所作的引言里,威尔逊的笔触匆匆掠过这只老鼠。在那引言里,他没有进行深入剖析(虽然他在安可版的一篇附录《1940年小结》中这样做了。在别处重印时这篇文章被改成《30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在该书的附录E里也有收录),但是斯大林时代的那些特征——实行恐怖行动、公开的审判,还有集中营——在俄国都发端于列宁。



然而,《到芬兰车站》即便不算伟大,它也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它让那个消逝的世界得以还魂。书写历史是一种需要有想象力的行为。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不是所有人对其意义都有统一的认识。显然,它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篡改或隐瞒事实,因为那并不是有想象力,而是一种欺骗。书写历史的过程中,想象力的角色不是在于编造不在场的事物,而是去理解那些在场的东西。当你进行历史研究时,有两条看似陈腐的真理会逐渐显得深刻。第一,你关于过去的认识—除了偶尔的一段有限的视频记录,或者那些奇怪的不可信的幸存者—全都来自那些书面的记录。一堵印刷的墙,完全切断了你和你将要描述的那个生命的关系。你不能观察历史事件,不能质疑历史的参与者,你甚至无法知道那些未被写下的大部分事情。那些已被写下的东西也因此具有了某种虚假的重要性。一本回忆录中的几行,一小段被录下来的对话,一封偶然被保存下来的信件,一本日记里记录的事件,都变成重要的亮点—即使这些只是漂浮到水面的星星点点。历史学家紧紧抓住它们,但是在它们下方,大量关于过去的残骸沉默地沉在水底、远离人们的视线。


第二个也许会打击你的领悟,在某种程度上是第一条的反面,那就是你挖掘的材料越多,还原的碎片越多,对象本身会变得越难以捉摸。在面对一个历史人物时,经常会基于少量的细节而建立起一种标准的传记式阐释:日记、信件、听来的轶事、已有出版物里推定的自传性的段落。围绕着这些细节,建立一种心理学的描述,而经过循环论证(大多数的传记作品里都是这样),这种心理学描绘反过来又被用来阐释这些细节。虽然,如果将观察的范围稍微放宽一点,或者再往下深挖一点,几乎总有可能找到那些和标准解读相悖的细节,或者说那些细节会通向一种完全不同的解读,又或者它们之所以被忽略正是因为它们无法用来支撑任何首尾一贯的阐释。经常,在那之下还有另一层细节,绵延不绝。在从事历史研究时你需要的一个本能就是,知道何时该继续挖掘材料;而另一个需要的本能就是知道何时应该停止。


你停下来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已经得到它了,这正是想象力变得关键的地方。一个成功的历史(书写)的标准和判断一个小说是否成功一样:意向的一致性。组成历史的并不是事实或者过去的快照,而是故事,是双眼用合适的速率组织出的事实。有时候小说家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他们创造一个角色,将其放入一个情境之中,然后观察这个角色会做什么。历史也没什么不同。当然,历史学家创造的角色必须去做真实存在的人会做的事,但这一切能几乎同时发生,是遵循一条神秘的路径。在每一系列的新情境下,历史学家所想象出来的“马克思”一直在行动,就像真实的马克思那样。这也让那些情境的描述获得了一种可信度:那个角色和时代吻合。在人物前进时,他脚下的世界也随之在演变。角色和风景都生动起来,而对他们行动的描述也产生了一种持续的意向,一种叙述。过去在呈现自身的同时,孕育出了一种情节。


看起来这似乎是对历史写作方式的富有想象力的解释。但对于历史被阅读的方式来说,这种解释并不奇怪。读者期待一种平滑流畅的幻觉,并且他们会将这种幻觉投射到最静态或者最无组织的文本上。一旦这种幻觉固定下来,他们就会称赞历史学家是让过去还魂的人。没有其他东西能有这样的重要性,而且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历史学家自身一开始没有这种幻觉的话,读者如何能有这种体验。对整体的直觉要先于各部分事实的积累。事实上,思维的运作没有其他的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研究是经验主义的,而历史写作则需要想象力。我们阅读历史是为了获得信息,但是我们需要这些信息的目的是——答案有点吊诡:我们需要这些信息,是为了获得理解这些信息的能力。在某一时刻,我们需要事实的外壳裂开,去感觉自己也置身于那个时刻。“和我说说你吧,”某个聚会上的一个陌生人说。你可以复述自己的简历,但是你真正想表达的,以及陌生人(假设他的兴趣是单纯的)真正想了解的,是你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你希望(假设你的兴趣是单纯的)你可以打开自己的精神世界,让她可以窥见其内部。信息本身无法做到这一点。一种直觉—关于马克思、普鲁斯特,或者格特鲁德·斯泰因,抑或是某条后现代风格街道上的一个普通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是如何思考或者世界在他们眼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抵得上一千条事实。因为当我们拥有这种直觉,每件事实都变得可感知。某种残存的实证主义让事实和直觉显得对立:实在的事实对立于主观的同理心。这背后其实有某种优先次序。直觉的认识—一种关于我们不能在场、体验的那个世界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正是我们寻求的那种知识。它是历史工作中真正积极的东西。


威尔逊有一种天赋,能触摸到他喜欢的那些作家的内核(对于他不喜欢的那些人,他则没有这样的天赋)。我想,和他同时代的唯一一个能与他媲美的美国批评家,是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进入某个历史时刻内部,是一件更难的事情。在《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一书中,威尔逊尝试建立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描述;在《爱国者之血》(Patriotic Gore)中,他尝试叙述内战之后的美国文化。每本书都成功地超越了它的每一部分内容。这是因为威尔逊像一个记者那样厌恶大观念。复杂化是一个记者的天敌,威尔逊喜欢那些很棒的、低概念的隐喻:《阿克瑟尔的城堡》里文学形式的钟摆理论;《创伤与神弓》(The Wound and the Bow)中艺术创造的创伤理论;还有《爱国者之血》中历史的“海蛞蝓”理论(即体型更大的动物吞食体型较小的)。这些前提谋杀了上下文,因为它们将一切都简化成相同的、单一视角的阐释。《在阿克瑟尔的城堡》中,威尔逊能够深入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世界,在《爱国者之血》里他也触摸到了林肯和荷马的内核,但是这些书读起来更像是一组肖像,而非一种叙述。


《到芬兰车站》是另外一种东西。很明显,威尔逊非常兴奋于找到这本书看似拥有的、有着自然角度的主题,而他的兴奋也传染给了读者。并不奇怪的是,这本书的标题是受伍尔夫的《到灯塔去》的启发。威尔逊将这本书视为一个故事,他致力于实现一个故事所具有的悬念。即使当你已经知道《到芬兰车站》中的角色死于何处,你还是会很渴望自己去发现他们在何处死亡。这本书的情节足够简单:布尔乔亚革命传统的衰落,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还有共产主义的胜利。威尔逊排除了那些会让故事复杂化的元素:比如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持续存在的非共产主义式社会主义运动的典范;还有俄国政治中的自由主义传统(纳博科夫的父亲就属于这一派);还有很少被提到的孟什维克的成功与失败。当然,如果这本书是现在写就的话,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当中邪恶的部分,这些大多是威尔逊文本中的潜台词,会指引故事的角度和方向,那么这个故事就会落脚在西伯利亚或者柏林,而非芬兰火车站。


但是今天我们并不将《到芬兰车站》看做一本关于俄国革命的书。并不是标题的允诺吸引了我们,我们的兴趣其实在于副标题—“一项关于历史写作和表演的研究”。历史才是威尔逊着作中真实的主题,他成功激起的也是它想要相信的—就如维柯、米什莱、傅立叶、圣西门、黑格尔,还有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都信仰的—历史掌握着通向生命意义的密钥。尽管他错误地认识了列宁的性格,也错误认识了资本主义的未来,但在为1972年版写引言时,威尔逊还是有理由辩称:他的书建立了“一种关于当革命者以‘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名义行动时,他们所思所想的基本可信的记录”。他对格拉克斯·贝巴夫、欧文、费迪南·拉萨尔、巴枯宁等人的肖像(虽然这些人物的观念在1940年代已经显得遥远),有那种内在特性:它们呈现了人们如何针对自身的环境思考。W. H. 奥登曾经写过,一个试图在溺水时救出自己的人是一个智者,因为他一直在思考他的境况。在威尔逊的故事里,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自己快要溺水,而这种确信没有让他们通向恐慌或者绝望,而是通向思考。当他们正面临沉没:1848年之后他们关于社会正义的梦想一遍遍地被摧毁,就像1789年之后人们对于兄弟友爱和社会平等的梦想被拿破仑摧毁一样。这种悲怆是他们故事的一部分,威尔逊知道这一点。如果他将列宁描述成拿破仑昔日的样子—如果他把列宁对于社会主义的背叛描述成是在重复拿破仑对于人权的背叛的话—他就会赋予这个故事正确的轨迹。


他无法让自己做到这一点。威尔逊之所以如此成功地唤起对历史的信仰,是因为当他冒出想写《到芬兰车站》的念头时—他记得是在大萧条时期的某天,他当时在纽约东五十大道上散步—是因为他自己也信仰这一点。威尔逊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种本能的批判—他不信任这种理论—他自己也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他也认为历史本身有一种设计,而大萧条本身则是这种大设计的语境里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事件。它是已经被长久预言过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崩塌。除了作为观察19世纪的一面窗户之外,《到芬兰车站》的价值还在于它是1930年代的一件犀利的作品:在那个年代,很多人认为(世界也给他们提供了这样想的很多理由)历史是一个你可以选择站在正确的一边或者错误一边的东西。这种想法和信仰没什么不同,对于很多人而言,马克思就是这种理念的先知。


和19世纪下半叶北大西洋地区的很多艺术、政治和哲学运动一样—比如实用主义、唯美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对现代性、对工业化城市化、以律法化官僚化的统治和文化的逐渐同质化为标志的全球经济的一种回应。对于这些发展,每个国家、每个国家内部的不同群体的反应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国家和群体是被不同事件驱使进入现代性的,它们也必须借助各自不同的传统来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马克思是1840年代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巴枯宁、波德莱尔、福楼拜、瓦格纳还有朱塞佩·马志尼也是。他们都被1848年欧洲革命的承诺和失败所塑造。他们梦想世界将会产生转折,而之前早在法国大革命时世界就曾经试过转弯,一切都会不同了;当他们醒过来时,旧的秩序仍在那里—看起来,在很多方面更为保守、平庸。这就是福楼拜在《情感教育》里所写的一代人的故事,这也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那个着名的段落提到的:“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则是闹剧。”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北大西洋地区的国家(包括因内战进入现代的美国)经历了有时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变革—通过不断提高的技术和生产力,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


所有这些人物都作出回应的现代性给人的感觉如何呢?“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些文字写于1848年革命的前夜。当然,它们来自《共产党宣言》—“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在前现代社会里,生命的目的在生命一开始就已经被赋予了:一代人所做的事情,只是为了他们的下一代人也能做同样的事情。那些日常的风俗和生存习惯之中,都有内在的意义,因为他们都继承自过去,因此也就值得复制。这种观念不是让世界前进,而只是循环。在现代社会里,生命的初始并不拥有任何目的,人们认为生命的目的是要被创造、被发现的。族群风俗和行为习惯的延续,不再是人们存在的主要目的。他们的观念不再想要重复,而是去改变,去推动世界向前。日常的行为习惯不再有任何内在的意义,因为这些习惯被认为是偶然的、有时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里,死亡是一个大禁忌,一种荒谬的事,或是一个人所能想象的最坏的事情。因为在生命行将结束之时,人们无法回顾过去,无法确知自己完成了他们出生时即被设定的那个目标。这种认识永远高悬在头顶,在地平线之上的某个地方。而现代社会却无法知道从长远来看,在生命的过程中哪些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无法知道从长远来看哪种行为会变得让人尊敬。死亡带来的唯一确定的认识就是,每个人所处时代的价值、一个人赖以为生的那些价值,都是可以被抹去的。


马克思主义赋予了现代性某种意义。它说,不管你是否有意,每个个体都在一个有模型、目标和轨迹的戏剧里扮演一种角色,而现代性原来只是那场戏剧中的一幕。历史的变化并不是随机的。它是由阶级矛盾导致的;它服从于一种内在的逻辑;它也指向一个终点,那就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正是基于对社会正义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形式。它的深层魅力在于对意义的发现,这种意义在于人类可能参与历史本身。当威尔逊为1972年版的《到芬兰车站》作引言时,他解释说写作这本书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关键的一步已经踏出,一种根本的突破已经产生了,这就是他所指的信仰”。


将生命的意义指向未来,将每个个体想象为一个大的进程中不完备的元素之一,这种行为在19世纪绝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宣言》出版十一年后出版的《物种起源》(这本书也为马克思所推崇)一书里,宇宙也是为偶然和变化所统治的。但是赫伯特·斯宾塞,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达尔文的理论里发现了一种目的论,一种关于变化的理论阐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个体描述为种族臻于完美的进程中有限的参与者。根据他们对达尔文的解读,个体的失败或者成功并不是任意的;它是自然进行“拣选”过程中的副产品。


当然,马克思背后的思想家并不是达尔文,而是黑格尔。黑格尔是威尔逊写作这本书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我最大的障碍,我发现,在处理所有这些问题时我缺乏德国哲学的基础。”1937年,他向他在普林斯顿求学时的老师克里斯蒂安·高斯(Christian Gauss)坦白,“辨证唯物主义,是对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逆反,但也是从后者内部发展出来的;你必须得知道从康德以降的每个人,才能为它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之前从来没有研究过德国哲学,也无法忍受它。现在我正艰难地完成书稿里的那一部分。”他从没有让这一部分得到很好的理解。


辩证法是威尔逊会条件反射般避免的高理论概念。而同时,他也从来不是一个会很快向自己的任何一种无知屈服的人,在《到芬兰车站》中,他花了一章节来解释,辩证法基本上是一种信仰的神话(揭露报道中的一种有特色的行为)。威尔逊不知道自己所谈论的是什么。在“辩证法的神话”一章的开头,威尔逊用两段文字来解释这个术语—“正—反—合”—并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是费希特的辩证法。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将他们的方法命名为“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是乔治·普列汉诺夫发明的,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是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主义引介到俄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的方法称为“历史唯物主义”。


尽管如此,他们都是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他们研究哲学时的方法之一。他们还致力于这个概念的推断—比如,将其推演到生物学和微积分上—这一点,威尔逊并没有错误地进行嘲讽。但是将辩证法视作一种历史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强烈的元素。每一种社会结构,(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里)都存在着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上层结构的关联,而这种关联的运作也是辨证式的:经过分析,它们彼此之间是准-独立的关系,但同时彼此也是完全叠置的;因为它们都是一个时空整体的两方面,亦是从这个整体中抽象出来的。在每一个意识形态构造里,都有一个对立面,一种关于统治阶级的信仰系统的消极图景,因为信仰系统是基于它们压抑、驱逐和忽略的东西才得以建立的。从某种角度说,外部—被压抑的被驱逐的—定义了内部。每一种范式也包含了它自身毁灭的种子,正在抵达的极限状况开始瓦解整体的结构。你不需要反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就可以这么想。这只是做历史批判时一种有效的方法而已。


威尔逊并不热衷辩证主义思想—在他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作品里他一直在嘲弄“辩证主义”—这部分是因为辩证思考并不是美国知识分子自然而然会做的事情。约翰·杜威是少有能这样思考的人,而杜威被训练成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美国的批评家更倾向于一种二元的分析:赞成或是否定,高级或者低级,有益或是有害。他们很难发现大部分的文化产品同时都会有几种效果。甚至他们更难发现,文化系统里的每一个元素都和其他所有的元素牵连着,每一个元素的价值也是被其他元素决定—因此改变某个元素等于改变了所有的元素。和威尔逊一样,他们压倒性的冲动就是去孤立、简化。让《到芬兰车站》从威尔逊的其他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在于,它将历史呈现为个体能动性和社会变革的一种相互作用。还有,不管威尔逊渴望什么意图什么,这本书确实揭露了马克思主义就包含了自身毁灭的种子。就像卡莱尔、狄更斯或者《地下室手记》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马克思也是一个伟大的仇恨者。威尔逊看到了这个,而且他提出了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这也许是一种人格特征。



威尔逊身上充分具备美国批评界最好的那部分。他是一个怀疑论者。在他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他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二次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他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在很多方面,他自己也是一个属于18世纪的人(在后半生他也喜欢这样称呼自己)。洞穿别人的幻象和对抽象观念的怀疑,是这种人物具有的某部分姿态。经验主义和常识—休谟和约翰逊,记者和批评家—都是威尔逊需要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一半是理论,一半是实践。而威尔逊最推崇的是其中实践的部分:人们痛苦承受着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状况,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他将这种理论视为用观念刺激行动的有趣案例。


威尔逊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一书中最关键的缺陷:价值的劳动力理论,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才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崩溃。马克思已经假设了—在这点上他绝不是打破旧习的人,因为这种观念也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持有—一个商品的价格是由其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劳动力决定的。这种解释给马克思提供(他“确实”发明)了“剩余价值的”概念,它代表了制造者的利润,也是“被攫取的劳动”。正如马克思之后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一个商品的价格或者价值,同时也很正当地由需求决定。买家会哄抬一件稀有商品的价格,而不管其中需要的人类劳动是多么的少。当然,劳动者想要拿回他们劳动力的价值;但没有人会制造无人问津的产品。但是劳动力和需求只是决定价格的两个主要因素。“事实是,”威尔逊写道,“所有的这些理论都是不完备的:真实的价格是由比这些公式复杂得多的情况决定的,而心理因素也让价格更为复杂,尽管经济学家从来不将其考虑进去。”但威尔逊仍然认为马克思认识到现代生活的病症,并且富有勇气地剖析这些症状,从认知上来说,书里关于《资本论》的章节是全书最敏锐的。


就如同他为历史有某种意义这样的观念所吸引,威尔逊也对历史的实体化也很谨慎,他将这个看作马克思主义特有的观念,在托洛茨基一章中他重点谴责了这种观念。“然后,历史,”在巴枯宁那一章的结尾他描述了这种倾向,“就是在某个特定时期有着确定观点的一种存在。它拥有一种禁止上诉的道德……知道这一点—就是说,知道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允许自己夸张或者简化。”在《托洛茨基将自己和历史视为同一》那一章节中,威尔逊描绘了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托洛茨基对孟什维克的演讲,他告诉他们,“你们是值得同情的被孤立的个体。他们破产了,你们的角色也到头了。到你们从今往后将属于的地方—历史的垃圾桶—里去吧!”威尔逊温和地观察道:“有时候,这些被扔弃到历史垃圾桶里的东西会变得有价值—这些东西在日后会被重新找回。从斯大林苏联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今日托洛茨基的位置;托洛茨基也一定会舍弃他之前的假设,即认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肯定会同情易卜生的《全民公敌》里,斯多克芒医生所信仰的‘最强大的个人正是那个最孤立的人’。”这也是威尔逊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观察到、并且为之钦佩,同时也希望自己带着正义感思考自己时所感受到的某种东西。


《到芬兰车站》中,威尔逊对托洛茨基持续的蔑视有点让人吃惊,考虑到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早期威尔逊认识的很多作家,尤其是《党派评论》的那些人,都是或者曾经都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这就是典型的威尔逊。威尔逊甚至是那些常规异见者的异见者。1932年,他曾经推举共产党候选人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竞选总统,同一年他还签署了一份声明,号召“由有阶级意识的劳动者组成临时专政……作为废除建立在物质财富基础上的阶级制度的必要手段”。但是当这份宣言正在广泛传播、搜集签名时,他又认真地指出这份宣言的草拟并没有和共产党合作,对后者也没有太多的认识。即使当他在写《到芬兰车站》时,他也在和共产党员和《新共和》还有其他地方的同路人争辩,相应的,他也尝到了和他们争辩的恶果。一个人越能想到威尔逊刚愎的本能和他对系统的厌恶,就越会觉得他用了八年的时间来完成这本书—他需要学习德语和俄语—的努力非同凡响了。也许最后我们可以解释说,威尔逊是个作家。他觉得自己有一个好故事要讲,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个理由通常就足够了。


他的这种倔强,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和与他同时代的很多其他美国知识分子相比(卡津和威尔逊在这点上又很相似),威尔逊没有反叛自己年轻时候认同的政治。在1950年代,他宣布脱离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关系,但是他也没有变成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十字军战士。他后来的一本书,《冷战和收入税》就是对反共产主义运动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抨击,这本书是如此的不节制,以至于事实上它被看做一本反美国的书。在威尔逊出版这本书之后,他开始着手创立“美国七星诗社”—这个项目现在被看成美国的图书馆。他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来爱国。尤其让人吃惊的是,《冷战和收入税》表明威尔逊从写作中获得的收入是多么的微薄。威尔逊的使命感是如此紧迫,来不及估量自己产生的影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他在维尔福利特(Wellfleet)和塔尔科特维尔(Talcottville)之间穿梭往返,除了他当时在写的故事之外—俄罗斯作家、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死海手卷—他几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威尔逊不再信任历史,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变得像自己在《到芬兰车站》里写到的那些伟大的流亡者一样—米什莱、圣西门,尤其是马克思本人—在乱成一团的家里不停地写作,他的书只能卖出很少的几本,他的妻子生着病,他的孩子在他身上爬来爬去,收房租的人就在门口,而他的内在视线全神贯注地聚焦于历史—每种意识形态的政妓。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到芬兰车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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