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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开场，娜拉的故事在中国舞台初演，引起了一场妇女解放的风暴。但《玩偶之家》只是以出走为最终结局，出走后的娜拉会怎样呢？鲁迅曾经给出一个答案——“或者堕落，或者回来”。

时间进入到男女平等成为基本国策的新中国，呼吁娜拉回家的声音却一次又一次出现，似乎要验证鲁迅的预言。

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发生过四次较大的关于“妇女回家”的争论。

第一次是在80年代末，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在农村，大量妇女从集体生产回归到家庭；在城市，国企裁员女工纷纷下岗。女性被判定为低效的劳动力，这种情况下《中国妇女》杂志主动发起了“就业还是回家——中国妇女的出路在哪里？”的讨论，要为妇女创造起点平等的社会环境。

第二次是90年代中期，郑也夫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提出妇女解放的“超前论”，引发了学界讨论。孙立平随后发文指出，以减少妇女就业来解决中国就业问题，是一种代价最小、最可行的方法。因为1950-1990年代以妇女大量就业为特征的广泛就业制度打乱了社会的角色分工，从而导致社会功能紊乱及其他种种社会问题。

第三次是200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贤才再次提出了“妇女分阶段就业”和“妇女回家”的提案。与七年前不同的是，此次影响范围已不局限于学界，而是全民的大讨论。

第四次是在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提案倡议，部分有条件的中产阶级女性回归家庭。

此外，当前复兴传统文化的语境下，以秋风、齐义虎为代表的新儒家也提出，要重建家庭，就得改变抹杀性别差异的抽象的男女平等观，重新回到夫妇有别的内外分工制。

他们的设想是实行女性半日工作制，半天在外上班，半天回归家庭照顾父母、丈夫和子女。认为这是一举两得，既没有完全断绝妇女和社会的接触，同时又兼顾了家庭。

综合这些争议，支持女性回家的理由不外乎如下几种：

一是从传统观念出发，认为女性的自然生理决定了其社会性别角色，生育、养育、照料等家务劳动似乎天然就是女性的责任；

二是从个人自由选择出发，认为“回家”确实是部分女性在面对工作与家庭双重压力之下的需求，应该被尊重；

三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市场竞争中女性没有效率或者比男性效率低，是劣质劳动力。

相对应，反对的声音有如下几种：

针对第一点，有很多女性主义的理论指出，社会性别角色并不是天然如此，而是一种文化建构。尤其是进入到商品社会，消费文化对于女人味、对于时尚的理解，都极大塑造和凸显了女性的自我性别意识。

针对第二点，学者宋少鹏指出，不能只看到妇女要求回家的主体性，而要看到妇女产生回家这个念头背后的制度性约束。看似“自主”的选择，实际上都是在某种制度框架约束上做出的选择。制度框架早已设定好了选项，“自由”仅仅是选择这个或者那个选项的自由。

针对第三点，学者李银河指出，一则尽管女子在体力上不如男子，但女子在智力以及创造性工作方面与男性相比同样优秀甚至略胜一筹。二则女性在某个时期(比如生育期)没有效率并不等同于女性没有效率。三则效率并非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惟一价值。

一般就业紧张的时期，就会出现女性回家的争论。上述几次争论无一不和就业形势相关。如果就业岗位有限，那么谁来下岗？基于种种理由，女性回家让出饭碗的声音一直不绝如缕。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仅仅是感叹一下“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在意识中的根深蒂固，却很少进一步追问其他原因。

首先，女性回家的话题不仅与就业问题相关，还要看到其历史根源——中国在80年代市场化转型中逐渐形成了公私领域的分离。

学者宋少鹏指出，此前国家和个人家庭是嵌套的关系，国家鼓励妇女参加生产劳动，那家务劳动的责任自然就社会化了，归属到国家和单位的头上。

市场化转型之后，国家和个人家庭不再是大家和小家的关系，生育和养育都被看成是私人的事情，“企业不再办社会”，家务劳动的责任被推回家庭。在家庭内，由于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没有得到清理，女性不得不在工作之余依然承担起家务的责任，进而在市场竞争中受到牵累。

其次，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有其制度根源。事实上，现代用工制度的设计思路未能得到充分反思。

学者宋少鹏指出，现代用工制度的一个基本预设是把人视为“劳动力”。劳动力是无性别的抽象的人，是不会生儿育女和不需要照料别人的独立的存在。这样看上去似乎是从平等出发的设计，但实际上当抽象平等遇到具体差异时，问题就出来了。

劳动力没有性别，但是劳动者是有性别的。资本只需要高效的劳动力，在“无性化”设计的劳动力市场中，需要承担照料责任和养育子女的女性就成了不合格的劳动力。

在女性回家的问题上，现代女性主义思潮不仅应该反省和清理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更应该注重社会基本制度对于女性是否公平，有没有让女性回家的隐性设计。

共识网 2015-08-23 08:4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