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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53年初我第一次去南京，一晃竟是42年前的事了。

碰巧，这两次去南京，都是在党中央号召反腐倡廉的高潮时期。所不同的是，当年，我是以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身份去作调研和采访；而这次，是作为一个离休干部和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去走亲戚，年过八旬，旧地重游，抚今思昔，自然引起了无限感慨。

那是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刚刚结束，可是，党内外从上到下有一股铺张浪费、贪污腐化、凭借特权搞特殊化的不正之风在蔓延，应该承认，那时党中央的高层还是相当廉洁的，反腐倡廉的决策还是相当坚定的。

那时，我刚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社调到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辑，分管党的生活部，反腐倡廉正是这个部的一项主要报道任务，记得这年1月5日党中央下达《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在全国开展了“新三反运动”。

我第一次带着采访任务到外地去调查研究寻找重点的采访主题。我从济南、南京到上海。济南、上海都出现了大案要案，而南京还没有。

到了南京，先对江苏省和南京市作一般性的了解。主人还带我参观了蒋介石的总统府、中山陵和雨花台。当时，新闻界并不风行借采访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的现象，我到这些地方参观，主要是为了了解当时解放南京攻打总统府的情况和拜谒我所崇敬的孙中山先生的陵墓。

南京中山陵

在参观蒋介石总统府时，陪同我去参观的主人，不经意地说，江苏省省级领导机关已分别搬进原来国民党中央级机关的办公旧址，越来越感到办公用房数量不够，质量不好，正在作改建和扩建的计划。

一个中央政府的原址竟然容不下一个省政府的办公机构，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吗？这不只是一十机构繁简问题，一个办公用房多少问题，以及一十办公设施的新旧好坏问题，而是说，存在着机构和人员的精简和办公设施的节约问题。

当然，比起那些已经发生铺张浪费和贪污腐化的大案要案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从隐患隐忧的角度来说，也并不是“新三反运动”中不值得一提的事。

可惜，当时我认识问题的深度还很浅，还没有那样敏锐的“新闻鼻子”，没有抓住这个主题来采访和写稿。回想起来，当时最主要的一个思想障碍是受到“阶级分析观点”的束缚，还不敢把一个国民党中央级机关和一个共产党省级机关来进行对比，很怕在客观上是为国民党评功摆好，犯了立场错误。

要知道，我们当时的宣传口径是“国民党官僚主义严重，贪污横行，腐化透顶”，怎么敢去议论国民党在南京的中央级机关比我们一个省级机关还相对精简节约呢？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是多么幼稚可笑，试想，如果当时能够提出这种防微杜渐的深层次的问题，该是多么好啊！如果在“大王之雄风”“起于青苹之末”就能识别风向，是多么可贵啊！

应该承认，当时我还是有一定的觉悟的。在我去上海之前，已经发生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压制批评的严重官僚主义的事件，我们在上海核实了情况，写成了华东局决定撤消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党组和开除交通部部长的党籍的新闻。

回北京以后，在1月23日发表这一新闻，同时刊载了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华东交通部事件就是“新三反运动”中着名的重点报道，以后被称为“八大案件”之一。这篇社论，是在总编辑邓拓同志的指导下由我起草的。这篇社论经过邓拓同志修改后，送给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审阅批准，才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出来。

写这篇社论也是当时学习苏联《真理报》的结果。五十年代初，《人民日报》是以《真理报》为榜样的，主要学习《真理报》是党中央的“驯服工具”，“一字一句都代表中央，不能闹独立性”。

也学到一些好的东西，如要办一个“有牙齿的报纸”。马克思曾经说过：“报纸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扞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我们当时十分崇敬马克思这一有关新闻学的理论，着重学习《真理报》开展批评的经验，不仅发表了“八大案件”，而且用马林科夫的话为标题，发表了《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的社论。

马林科夫是当时苏共的总书记，他的话是这样说的：“把那些阻碍对我们的缺点展开批评，压制批评和对批评者实行迫害和报复的人，当作党的死敌，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Time》封面上的马林科夫

这篇社论一开始还引用《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第五条说，这教导我们：“……如果党不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善于纠正自己的错误，那么，党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党隐瞒自己的错误，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么，党就会不免于灭亡。”

这也说明，在建国初期，我们学习《真理报》还是有积极向上的一面，事隔42年，重读这篇社论，仍然觉得是一篇比较好的社论，对我们当前的情况还是有很大作用的，有研究兴趣的同志，不妨把1953年1月23日的《人民日报》找出来重读一下。

可惜，报纸上揭发批评大案要案，几乎都遇到权威人物的抵制，“压制批评”的人并没有成为“党的死敌”；相反，敢于揭发批评的人反而成为“党的死敌”。

很快，就从中央方面传来对《人民日报》刊登“八大案件”的指责。很快，采写“八大案件”的记者和编者受到追查和攻击。以后，在“反右派”斗争中，有的记者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名，就是采访编写了重大的批评稿件，硬说这是“向党进行猖狂的进攻”。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大大小小的各级当权者很快就明白了，“反右运动”成了他们随时都可以抛出的护身法宝，掩盖自已为非作歹、压制心直口快敢于批评者的利剑。

一时间，党内外的正气下降，邪气上升，这种恶性发展很难得到制止，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下去。这就使得贪污腐败这类歪风邪气，成为累整不改、越整越狂的难治之症。

我们党内外都有很多好人好同志，也有很多好意见，可惜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打击和压制。轻者撤职开除党籍，重者流放边疆，劳动改造，家破人散。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如果领导不能克已自律，奉公守法，不能闻过则喜，择善而从，那么这个国家和政党就会把自己与人民对立起来，就会面临严重的危机。

有些人至今还没有觉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甚至把各种歪风邪气说成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我们应该对历次“整风运动”、反腐倡廉运动认真进行反思。

42年前，当我第一次瞻仰中山陵时，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沿着392级宽阔而整齐的石梯，一级一级地攀登上去。石阶上矗立着石牌坊，分别铭刻着金色大字：“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的要义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在陵殿里，我久久凝视着先生的汉白玉坐雕和卧雕，想到少年时对他的敬仰和崇拜，正是他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主张，吸引我走上了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革命道路。

从青春少年到白发老人，60多年过去了，这个理想的社会仍然那么遥远！

站在陵殿前面，环顾群山，叠翠层峦，郁郁惹葱；俯览结队攀登谒拜中山陵的人群，油然增添了对这位雄踞峰颠的伟人的崇敬。当年，孙中山选择这一墓地时的一番话，犹在耳边回荡。

1912年，孙先生辞去大总统后，一天，与胡汉民等人在紫金山打猎，被这方圆30多公里的钟山风景所陶醉。他情不自禁地笑对左右说：“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一国的领袖竟然要向国民乞求一抔土来作自己的墓地，更显出先生的高尚、谦逊和民主风度。

想到此，我脑际忽然闪过一段往事。那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在天安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永远保留他的遗体。

毛主席纪念堂

我在一次会上特别介绍了中山陵的情况，并建议把毛主席纪念堂修建在香山的最高峰，供万世瞻仰。当时我还介绍了孙中山汉白玉的卧雕栩栩如生，不主张永久保留遗体；我提出火化遗体是毛主席生前的遗嘱，是他动员政治局成员签名的创议，我们不应该违背毛主席的遗愿。

虽然经过10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对毛主席的严重错误还认识得很不深刻。我当时并不反对修建纪念堂，只是不同意保留遗体。

我认为不能以纪念毛主席为名来违背他生前的意愿，违背中央集体的决策。当时，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切按既定方针办”的口号仍然盛行，连我这种妥协性的建议，理所当然地也被视为异端邪说。

在记忆中搜寻往事的是非曲直，眼睛总比当年更清澈明亮些。毛泽东当年火化遗体的创议，不能说不是好事，也不能说不是好思想好作风的一种表现。

但是，新的中央领导人，惟恐对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惟恐对毛的个人祟拜不够虔诚，对于修纪念堂和保存遗体方面，惟恐规格不高，态度不忠诚，人们也越难于提出异议。

共识网 2015-08-23 08:4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