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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意创造生意,想象力创造利润率”,在一个内心荒芜的时代,曾经的诗人江南春转而向商业世界寻求诗意.可是,我们的头脑早就被格式化了,还能有什么想象力与创造力?

    “《易经》里没有强大的秘诀,《庄子》里没有自由的路径,《资治通鉴》中找不到民主人权的旗帜,《论语》里也没有宪政的痕迹,要去《尚书》中发现共和同样 只会是无益的徒劳,而秦皇汉武们留下的只有奴役和专制.”在学者黎明看来,自2000多年前的秦政,中国人就已失去想象力了.

    杨振宁教授曾提出一个观点:创新可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和任天堂四种体系,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盖茨和任天堂,暂时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 处.其实,科学、人文、商业之间本就相通并互为促进,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比尔·盖茨、任天堂与爱因斯坦、杜甫或可并存.美国学者波特的一个观点早 已被广泛认同: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最难替代和模仿、最持久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很难想象,一个在文化上未有丰富创造的国家,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和“复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 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正如知名青年评论家许知远所言:我们期待一个真正的社会精英群体的出现……按照20 世纪50年代那个充满激情的个人主义者爱因·兰德的说法,“他们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文艺复兴之父,是工业革命之父,是科学之父,是个人主义之父,是 资本主义之父……”

   在一些家长眼里,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孩子成了没有生命的石头,在自己并不高明甚至拙劣的手艺下,天才的棱角被“打磨”殆尽.鲁迅先生曾在《我们怎样 做父亲》一文中呼吁解放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 “伤仲永”式的“捧杀”与“耳光教育”式的“棒杀”仍时有所闻.

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期内,一种饥饿感驱使下的幸存者哲学代替了对于商业意义的真正思考.今天的中国,既没有共同的情感,甚至也没有共同的时尚.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 的,金钱是这个社会唯一的连接点.在创造了一个日益丰沛的物质世界之后,我们却未能创造相应的精神世界.类似的贫困同样体现在素有“经济动物”之称的日本 人身上.管理专家汪中求在日本考察时就听到一位日本朋友说:“日本人不做梦,哪有时间做梦!”如果说在“美国梦”的语境中,人生被定义成“为了梦想和兴趣 而展开的表演”,那么,从未有一个“日本梦”像“

美国梦”那样具有灵魂性的感召力.

 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年留学美国,看到美国的年轻人昂首阔步、轻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不胜感慨:“这样没有历史负担的人类,我不曾见过,我,还有我这 一代人,心灵里的沉重与激越,是否有一个来处.”今天,30年“改革下的蛋”已经孵化,“中国的青春痘”们正在出场.在他们的脸上,你看不到历史的沧桑、 悲情与重负.作为这个古老国度的异质性“增量”,假以时日,在引领21世纪中国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生活风尚的同时,他们可能在根本上重塑这个国家 的性格,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新中国”!

  与王石们的社会大学、张朝阳们的“常春藤”相比,在他们眼里没有比互联网更好的大学—足不出户,即“读天下书、行万里路”.与前辈们动辄十万百万的“第一 桶金”相比,他们几乎是零成本创业: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一个脑袋,就是全部.他们不知“红帽子企业”为何物,亦无需再像前辈那样“忍耐了很多很多常人无 法忍耐的东西,隐藏过按常例不应隐藏的黑暗,为他人背过的黑锅也历历可数”,同时也面临更纯粹、更严酷的市场考验.与所谓“不落空”阶层相比,他们没赶上 下海热、房地产热、股票热、MBO热、新经济热,一位自认是“最吃亏的一代”的80后创业者抱怨道:“他们指责80代想一夜成名,但是除了'一夜成名'还 有什么其他机会?”

中国的比尔·盖茨将在现有企业家群体中产生还是尚在摇篮中?谁也给不出答案.不过我们也许能从全球风险投资界“国王”迈克尔· 莫瑞茨的一番话中得到些许启发:“虽然我们在中国已经看到了很多成功的企业,但如果过50年、100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会觉得现在的企业只是微型 的,很有可能,很多伟大企业的创始人现在还没有出生呢.”

    是的,“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Let's begin now!
 

网载 2011-02-22 18:3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