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澜太平杂说同路的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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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军前期，罗大纲是屡为先锋特别着名的战将。
　　张德坚的情报汇集《贼情汇纂》卷二说：“罗大纲剽悍机警，贼中号为能者”。卷四谈论太平军将帅能力时，又将罗大纲与杨秀清、冯云山并列，说他们“于行阵机宜，山川形势，颇能谙习”。陈徽言的《武昌纪事》说，罗大纲能战，远在韦昌辉、秦日纲之上。谢介鹤在《癸甲摭谈》里说，罗大纲“极亡命，最猖獗，凡战穷蹙时，皆以大纲往”。直到他死后多年，洪仁玕在《开朝精忠军师千王宝制》中说，“东王、西、南、翼王、罗大纲等所以屡战屡胜者”如何如何。将地位远远低于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的罗大纲，与诸王相提并论，在前期将领中突出他一人。当然不会没有根据。
　　罗大纲原名亚旺，广东揭阳人。早年参加天地会，后到广西活动。“素为海中剧盗，掳掠商贾”，还曾贩运过鸦片。太平军公开造反时，与其堂兄罗琼树率众参加，任左二军军帅。因能攻坚，善速战速决，屡为先锋。攻永安，从永安突围，破全州，克武昌，占九江，破安庆，直至首先从水西门攻入南京。因而。在太平军中声名卓着，在清朝军队、政府官员眼中也像个瘟神。随后，又攻占镇江，并设防固守。在镇江期间，还与一些外国人打交道，可算是太平军中极少数办理“涉外”事务人物之一。1854年春。奉命随胡以晃转战浙皖，尽力筹集粮草解回南京。同年冬，率部驻湖口、九江间之梅花洲。1855年2月，参与大败湘军水师，从而帮助了林启容固守九江。但被随即调驻安庆，不久之后战死。
　　对于太平军，罗大纲的功劳远在秦日纲、胡以晃之上。可是，他死时的官职只是冬官正丞相。而秦日纲则于1854年由顶天侯升为燕王，胡以晃也在同年由护天侯晋为豫王。《贼情汇纂》说，他“因非粤西老贼，功在秦日纲上而不封侯王，心甚怏怏”。他被压低，功大而未有封爵是明摆着的。以致1864年，他已死了近十年，曾国藩在审问李秀成时，特别问到：罗大纲“何以未追王爵？”孝秀成答说：“其事甚乱，无可说处。”事实上，罗大纲在1863年，洪秀全王爵大甩卖时，是被追封为奋王的。只是，他生前有功不赏，给曾国藩的印象太深了，想知道个究竟。李秀成是知道情况的，才会说“其事甚乱”；但又不愿说，或者觉得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故以“无可说处”搪塞过去。
　　罗大纲做海盗头子多年，自由散漫成性，野史说他“好色纵酒”，当不是捕风捉影。有人向杨秀清举发即打小报告，杨“赏其勇，悉置不问”。将小报告压下来，不去追究，不当一回事，实际上也就没有事了。历代帝王或统帅，对于特别善战的将领，往往不计较“生活作风问题”，不因这方面的缺点而影响使用。况且，杨既将小报告压下，没有上报洪秀全，洪在封王封侯时应当想到罗大纲的。然而，却没有。可见，利用和奖赏是两回事。
　　根本原因，《贼情汇纂》说“非粤西老贼”，即不是广西最早入伙者，不能算错，但没说到要害处。要害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天地会来入伙的，只能算是可以利用的同路人。
　　太平军的首领，对待手下将官，是很讲帮派的。内内外外，亲亲疏疏，爱爱怨怨，清清楚楚，绝不含混。帮派有好几个层次。最基本的一个区分在于，是自己人或同路人。自己人是一开始就接受拜上帝会的一套，不曾参加别的会党的。无论这种接受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只要被列为自已人，看着顺眼，用着放心。有功自然要加官晋爵，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总归要照顾到的。别的会党、帮派来入伙或归顺的呢？那就不是自己人，需要时当然可以尽量利用，但毕竟非我族类，不能信任，什么都得卡，什么都得压，什么都得防。即使你很有用。确实少不了你，也得让你比我的人矮一大截。洪秀全在1856年最高层内讧之前，虽然还没有后来那样绝对任人唯亲，但他没有多少实际领导能力。要当稳天王，必须凭借拜上帝会教主身份。很讲会党、帮派是不用说的。杨秀清虽然不那么僵硬死板，往往从实用的角度对待部下，但一心要攫取大权，又是以“天父附身”作为王牌，自然也是用原来是否拜上帝会的人来划线的。所以他们俩人，在这一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不是广西老兄弟，不是拜上帝会的人，当然要“另眼看待”。洪秀全在吸收洪大全入伙之时，为吸引争取更多天地会的人，对他客气之至。但太平军人马多了，就不像原先那么在乎他的影响。况且，他不会冲锋陷阵，并非非要不可之人。养着备用或咨询咨询，也都可以。可他偏要说三道四。提许多逆耳意见，乃至“不直杨秀清”。这就不客气了，高帽子摘掉不算，还让带着刑具行军，实际上是送给清朝杀掉。你罗大纲不同，并没有犯上。又很需要你打先锋，当然留着发挥作用，让你来代替拜上帝会的老兄弟去同“清妖”打消耗。至于封赏掌权，你不仅要靠边点，还要知足。
　　除了不是自己人，罗大纲爱发表不同意见，也是重要原因。洪、杨已决心定都南京，他却唱了很刺耳的反调：“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无类矣！”这反调唱得有道理，能引起军中的附和或共鸣。弄得需要出动一批笔杆子每人写一篇《建都金陵论》，将罗大纲这反对意见压下去。说到要不要北伐的问题，他又完全不揣摩上头的意向。直陈自己的见解：“欲图北必先定豫，车驾驻汴，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方）九省，无后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会猎燕都。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臣不敢奉诏。”居然明说不采纳他意见就不接受命令。这是什么态度？！洪、杨结果坚持既定方针，派林凤祥、李开芳孤军北伐（一说，林凤祥、李开芳原先也是天地会首领）。这种公然顶撞最高权威，而且以掼乌纱帽相要挟，就够得上批判治罪。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那就是说你比最高领导人高明，这比意见不对更加要不得。幸好他识相不再旧事重提，免得洪、杨恼羞成怒。但是这些前事，不能不给洪、杨留下深刻印象。不但不能论功行赏地封侯封王，还要将你调来调去，不但无法休整，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在疲于奔命之中将能量消耗掉，直至死在清军之手。
　　这么些复杂微妙的关系，李秀成实在不好说。即使有时间有心思来说清楚，也不愿在曾国藩面前将这样的隐秘揭破，给太平军和洪、杨“抹黑”。用“其事甚乱，无可说处”，留给以后的人们去寻味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