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澜太平杂说岂可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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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一些论着，称1856年太平军最高层的互相残杀为韦杨内讧。甚至，连内讧都不说，叫做“杨韦事件”，或叫做“天京事变”。
　　根据太平军将领的供词，清朝官方文书，当时文人记载，外国人调查目击者的记述，加以综合分析，就可以看出，这说法是很不确切的。
　　太平军1853年定都南京之后，洪秀全即深居不出，军政大权全在杨秀清手里。以至民间传闻。洪秀全并无其人，只是一个木偶。其实，洪的心思，是要尽情享受天子的最高荣华富贵，诸如大兴土木建造壮丽天王府，周旋于大量妻妾之问，还想作为教主营造洪氏教义，没心思处理具体军政事务。弄得连杨秀清有事要见，也要请旨批定时日。这就助长了杨的专擅和野心。
　　杨秀清本是洪秀全、冯云山提携起来的人物，结伙时便权势欲很大。太平军攻占永安（今广西蒙山县）时，他地位本应在洪、冯之下，却被封为正军师、东王，不但排在冯之前，而且明确定为“节制各王”，分明是实际统帅。不仅如此，他还有借上帝附身、代天父说话的特权。这样，洪、杨内讧的种子己经落地。在流动作战之际，洪自己没本领，也需要有人代劳；而且，清军当前，胜败生死未卜，只能一门心思对付清军，去求得胜利，至少要站住脚跟，两人便相安无事。然而，对于这两个个****望高于一切的领导人，这种暂时平衡，迟早必然要打破。
　　进入南京时，对杨有一定制约作用的萧朝贵、冯云山都已经死了，杨与洪争夺宝座、争享“天下”就此开始。那年首次考试，杨叫人出的考题居然是“四海之内有东王”。俨然以国王自居。读过“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洪，虽绝不会高兴，也认了。这年12月（夏历11月），杨假借天父下凡，指斥洪苛酷对待宫中“女官”，随便杀人，踢小老婆致其流产等多项错误，洪不但跪听训斥，杨还要打他四十大板，经众人跪着哭求并表示愿代受杖，洪才免挨打。于是。矛盾公开和激化。虽然两天后杨主动设法缓解矛盾，给洪留点面子，但洪是不能不记恨在心的。事隔十一个月，杨又一次以“天父下凡”，宣布自己“继治天下，佐理万国之事”，这个“继治”就是明确要做洪的接班人。杨的卫队门联曰：“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做人王”，更是直自地表达了急切心情。凡此种种，洪岂能不感到家天下之受威胁？
　　1856年，杨用“天父下凡”的办法，召洪亲到东王府封杨及其子为万岁。此举是要正式做并列天王，将大权独揽的事实在名义上也加以确定。这就意味着，洪只作为纯粹的傀儡暂时供养着，到合适之时连空头名义也废掉。为什么杨不以“天父下凡”名义，把洪废掉，加封自己为天王，而要洪加封万岁？简单说来，一是为了免于或减少拥洪官兵的反对；二是制造洪自愿的假象，自己也不必担待篡位的恶名；三是让全体官兵有个适应过程，循序渐进，减少震动；四是考察官兵尤其是握有兵权的将领的态度。总之，就是要循序渐进，减少阻力，顺理成章。作为一个有野心有谋略的人，杨做这样一些常识之内的考虑，是完全可能的。
　　世界上最个人、最自私、最不能允许他人觊觎的，就是皇帝的御座。在位则生杀予夺、极富极贵。下台则成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最好的结果也只能屈辱偷生。这是任何皇帝都会尽最大努力，用一切办法去保卫的。何况，洪生性暴烈，必然会为到手不久的宝座，刚开始享受的帝王生活，而作殊死斗争。中国历史上，为了皇位，父子、母子、夫妻、兄弟、叔侄无所不用其极，以刀剑、毒药解决，太多了。洪既被杨逼到毫无退路，又深知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陈承镕等首事诸人，均被杨威压欺凌，怨望日甚，完全可以团结他们与杨一搏的。
　　韦昌辉当时地位仅次于杨。而在杨的威压下，拍马屁如同奴才。又受杨凌辱最甚，曾为小事被迫将其兄五马分尸来讨杨喜欢，自己也被打过数百大板以至于站不起来，但杨知道韦表面谦恭、内心险恶，所以总是放在自己直接控制下。韦负责传令转禀，杨见他有权，就用一个不成其为理由的借口，说韦“劳心甚”，从外地召石达开来分其权。洪明知韦最恨杨，所以就将杀杨之事交他击办。
　　如果没有洪的密令，韦不敢也不能杀杨。韦的权力、威望、下属、亲信、侍卫，与杨都相差太远，况且内讧前被杨派到江西，无法在南京策划杀杨。只有奉洪密令，才敢连夜进京。部下三千余人，才敢跟从他去干这种等于造反的事。向来侍卫众多，防范严密，尤其是对韦昌辉最为警惕的东王府，也只有持天王诏书才能夜里进入，不遭抵抗，轻易将偌大东王府斩尽杀绝。
　　假传圣谕是完全说不通的。东府被血洗之后，外边杨的亲信部下还有五六千人，反攻杀韦绰绰有余。有些亲信巳集结反抗。但他们被洪、韦的双簧所欺骗了。这么多人被洪的圣谕召到天王府前，看韦因滥杀东府无辜而受笞刑。当他们被请进两座大房内后，成了笼中鸟俎上肉，被统统杀掉。只有将杨的所有亲信都杀光，韦才能免于报复，洪也才能免于杨余党再次阴谋篡权的威胁。没有确实无误的天王圣谕，杨的部下哪会集中到天王府前，从而被集体屠杀？如果说大屠杀完全是违背洪的意思，那么，就在他面前发生的事，他何不马上下谕制止？只要一下圣谕，即使韦不听，韦部下必迟疑慌乱，杨部下必拼死抵抗。再加上天王府侍卫相助，大屠杀是难以得逞的。根据是，韦既无多大实力，“附从者只极少数”，向来又不得人心，所以不久之后洪为推卸责任，下诏诛韦时，并没有费多大力气，“所杀不过二百人，且交战仅两日耳”。这还是在韦最为得势，杀尽公开的反对派两万多人之后。洪之敢于下诏诛韦，也是明知韦无实力、无威望，只要用天王名义，南京城内的反韦力量足以完成任务。
　　洪利用韦出面杀杨，随后很快就要诛韦，原因很明显。最直接的是，石达开已起兵靖难，洪知道谁也抵挡不住。让它打进南京，局势就不可收拾。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韦的首级，釜底抽薪。二则是，韦不肯代为承担大屠杀责任，使洪影响不好，会留下后遗症；诛韦可以灭口。将责任全推到韦头上，好收拾人心与动荡至极的政局。三是，从韦不肯代为承担责任，表明他不听话、不忠诚，不除掉会马上来一个比杨更可怕的威胁。四是，要欺蒙与安抚同情杨之人，尤其是他在外地的亲信将领，包括握有兵权的杨辅清（橱秀清之族弟）。核心是为了维护天王宝座和洪家天下。虽然洪才能平庸、识见浅陋，这么一些政治斗争知识还是有的。1859年，洪接受堂弟洪仁玕的建议，为进一步安抚杨的老部下，弥补信仰危机，挽回人心，将9月2日（“天历”7月27日）杨被杀日子定为“东王升天节”，用来纪念杨。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一方面更加证明上述分析与判断，另一方面也表明洪还念及杨的一些功劳，还表示对大屠杀的一点忏悔。
　　以前一些论着、史书、辞典，将这一场内讧称为韦杨内讧或杨韦事件，有些是从表面现象而言，大多则是为了维护“农民革命领袖”、“向西方寻找真理”代表者出发，讳言事变实情、实质。有些不合事实与情理的“考辨”，多半从维护洪秀全的角度，找些门面话作为依据，根本谈不上科学态度。
　　总之，1856年“天京”内乱，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洪杨内讧。一字之差，关系到事件的实情、实质，不可不辨。这场内讧，对于探究洪、杨的思想心理，太平军的性质，都有重大的意义，岂可为替洪秀全贴金，而讳言历史真相？须知，最高的权威是历史真相与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