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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官员只要不贪，到了退休的时候，不仅赐给他们很高的荣普，还给他们赐予土地、财产，让他们名利双收。假如这样他们还要贪，那就只能诉诸法律，该流放的流放，该绞死的绞死，该斩首的斩首。除此，岂有他哉!

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君主应把权力下放给县令，让县令来“自为”。衡量一个县令是否称职、是否有政绩的根本条件，是老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对于县令中的称职者，应该给予奖赏，让他把官当下去;对于那些不称职的，应该惩罚，严重的甚至应斩首或处以绞刑。这样，县令们即使只为其私人利益考虑，也会勉励自己做一个好官。以天下苍生为念，任何时候都不会是无条件的。

康熙二十年(1681)，顾炎武病后刚刚恢复，给在北京当官的一位朋友写信，提出了一条可以让千百万人活命的建议。他认为，如果花费一定的银两，把农民当年的余粮收购下来，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卖出去，既可以接济灾民，又可以杜绝高利贷盘剥者的生财之道。能够实施的话，“则阴德万万于公矣”。信中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观点:

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

这句话，已说明一切。

从来是，有些话雁过无声，有些话千古有音。

将起源馆里，就能见到好几种图案的叶子。把麻将起源馆放在藏书楼-侧，也真是有意思。

到了清代初年，正是在叶子和马吊牌的基础上，演变出了魅力更大，也贻害无穷的麻将等赌具，而且极其迅速地蔓延开来。

顾炎武先生在他的《日知录》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问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

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于无人不为此。

顾炎武对赌博深恶痛绝。他说，禁赌得力，则国强。晋代的陶侃勒于吏职，将官员们的所有赌具全都扔到了江里，对参与赌博的官员-律严加惩处，成就了中兴之业。唐代的宋璟是殿中侍御史，对参与赌博的官员一律罢黜，成就了开元之治。而杨国忠以擅长赌博为唐玄宗所赏识，结果成了祸害。现在的士大夫们不羡慕陶侃、宋璟，偏偏要学杨国忠，怎么可能不败亡呢?

由此不难看出他对这种娱乐赌博活动的忧虑之心。

康熙年间，与顾炎武交往颇深的江宁巡抚汤斌，接受了顾炎武“为政者莫先于正人心，正人心莫先于正学术”的思想，明令禁止印造马吊纸牌，给盛行的赌博风以沉重打击。如果说，汤斌是采取了严厉的行政手段，顾炎武则是从理论上批判了这种旷时废业、伤风败俗的玩物，口诛笔伐，使之不得人心。

顾炎武志存高远，从来都不喜欢丧志的玩物一-包括淫邪的小说、戏文之类。

晚明时期，大量的小说戏曲等通俗书籍在苏州出版。顾炎武亲眼看见许多人随意改动古书，以“戏说”的方式取悦大众，谋取钱财。他觉得这样做必然会导致道德的衰落。他尖锐地指出:

“万历年间，有很多人喜欢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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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近乎自虐的程度。巡抚江宁之前，康熙曾亲自接见他，要求他去名象俭，并且送了他三册书，“见书如见朕”。从政以后，他不忘皇帮的呢咐，忠心耿耿地奉行职责，不谋私利，以国事社稷为重。然而，做官从来就是高危职业。他非常敬业，却并不懂得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结合。在错综复杂的世界里，光凭汤斌的一己之力，是难以扭转乾坤的有时候恰恰相反，愈是纯粹的理想，愈是会遭遇无情现实的冲撞，甚至

将看似坚韧的意志撞得支离破碎……

顾炎武虽然与汤斌有很多共同语言，都与道德沦丧的时代格格不入，但是由于身份不同，两人所采取的方式完全不同，效果自然也不同。顾炎武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参与政治，干预社会。

他选择的是一条艰辛的学者之路，从二十七岁起开始撰写两部着作，一部专论中国的地理经济，比如农田灌溉、工矿资源、户口、田赋、徭役等等--这就是后来刻印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另一部着重探讨地理沿革--这就是后世以抄本流行的《肇域志》。

很难想象，足足花费了二十多年工夫，顾炎武才完成了《天下郡国利病书》的撰写。为了写好这部书，他殚精竭虑，即使长期亡命，生活难以安定时，他也随时抓住机会，进行地理形势的考察和研究，搜集社会经济资料，一有时间便动手撰写。他以无比的坚韧，坚持不懈地迈向宏大目标，很多人--包括汤斌，是难以企及的。

他明白，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寄希望于将来，这是一个有理智的学者的唯一选择。除此之外，岂有他哉!

顾炎武有一点酒量，可是他从来不贪杯。与朋友聚会，饮酒以三杯为限。他说:水为地险，酒为人险。所以《易经》中讲，酒食多在坎卦，象征着重重艰险。

王弘撰是顾炎武在陕西时最好的朋友，他为人豪爽，常常与前来拜访的人宴饮，杯觥交错，兴高采烈，唯独顾炎武在这样的气氛中攒眉蹙额，似乎显得很有心事。

王弘撰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他连连叹息道:“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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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又是一天荒废掉了!"

王弘撰接受了顾炎武的劝告，也惜时如金，埋头于学同之中。顾炎武在出游途中，曾拜访一户股实之家。家道小康，几年成人主人的言语中不无欣慰。顾炎武不以为然，他给主人写了一封信，告诚道，你家的生活很安宁，自然不错，只是如此一来，如马少游般的意家之情会增多，像马伏波那样“马革裹尸”的豪情会减弱。何况局限在一座城内，平时没有豪杰之士可以交谈，这样势必不能以志师气，而衰弱

那人士见到后，会不会大吃一惊? 迟钝接踵而至。我虽然学问浅陋，但胸怀磊落，绝无奴颜婢藤之态，贵

顾炎武的意思很明白:只有走出家门，到世界上去问荡，才能培养豪杰之气，有所作为。

他的学生潘耒，曾经把当时的读书人分成两类，一类叫“通儒”另一类叫“俗儒”。他说，“通儒”对于历史中政治、经济、学术以及民情风俗等问题，是有着精深研究的。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事物的本源和演变，用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那些“俗儒”，对于历史是茫然无知的，他们只知道雕琢辞章，拼凑史实，抄袭别人的作品，或者讲一些虚无玄妙的话来哗众取宠，却于世无补。

无疑，顾炎武是“通儒”中的佼佼者。

顾炎武很重视史学研究。他认为，所谓史学研究，就是从历史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作为当前的借鉴。这样的研究，与唯古是崇的复古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他历来反对那些崇古而不知今的“蛀书虫”。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在嗣祖蠡源公的教导下，认真阅读邸报，搜集史录、奏状一类的资料，下功夫研究明朝的历史和政事。这些，都为他后来做学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北游后，他接触到更加广阔的社会，与无数学者交上了朋友，共同切磋，并阅读了大量经受了时光淘漉的好书，他对于历史与现实的看法，就更加精准了。

顾炎武反对用神秘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历史。比如，《尚书》中最后篇是《秦誓》，后来有人编造说，这是由于孔夫子知道秦朝将代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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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而做出的预言。顾炎武明确指出，这样讲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我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当时，秦穆公称霸西戎，还没有成为各的的里，到了战国时代，秦孝公采用商鞅变法，才使秦国逐渐强大起条。这候，孔夫子已经不在人世。他田使是聪慧过人的子人，又怎么能够道死后多少年才发生的事呢?

顾炎武继承并弘扬了历代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主张据事直书，推义是规，反对徇情枉道，曲笔求全。他认为，对于那些改算史实，以来诬罔时人、扬名后世的做法，应当详察而严斥之。对于当代史，虽然面对清廷高压，他仍然威武不屈，主张据事直录，并挺身指出时人所修明史与史实之出入。这，正是古代良史的品节与气概。

顾炎武还认为，即便对于传统的经学，也可以从中发现“经世致用”的学问。

提起经学研究，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这是对古代经书做烦琐的文字考据。其实，不少思想家是以经书作为思想资料，假借对经书的注释和解说，来发挥自己的理论观点的。顾炎武认为，经书是记载古代典章制度和社会生活的着作，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那些宋明理学家。借用古代儒家的经典，从中摄取唯心主义的观点，使之与佛家和道家的唯心观点相掺和，对经书做了许多神秘的渲染。再加上封建统治者规定五经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所以很多年来古代经书几乎成了一具神圣不可侵犯的“僵尸”

但，顾炎武从研究古代典章制度的源流着眼，认为古代经书不是什么僵死的神物，而是有血有肉的“史”。比如《周易》，原本是一部卜筮的书。唐宋以后，不少人把它神秘化了，甚至说它是一部讲求神仙奇方异术的书，对后人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那么，怎样来正确理解《周易》呢?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

日往月来，月往日来，一日之昼夜也。寒往署来，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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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来，一岁之昼夜也。小往大来，大往小来，一世之昼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则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而有以尽乎《易》之用矣。

他假借《周易》的道理，来闻明自己关于自然的进化观点:既然自然在运行变化，人们的行动也应当同自然相适应。

在顾炎武的心中，经学已不是单纯的经学本身，而已成为他用来反对唯心主义神秘观点、阐述“经世致用”之学的一种资料。

有一天，顾炎武与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谈论起明朝灭亡的原因，大家都百感交集，言辞不免有些激烈。顾炎武沉痛地说:“那时候，不管是做官的，还是做学问的，都太喜欢空谈。凑在一起，不是讲老子庄子如何如何，就是讲孔子孟子如何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实际上呢。他们一不学有用的文韬武略，二不去弄懂历史的兴衰存亡，三不去考察当今的现实，心里是空的。结果清军冲进来了，一点办法也没有，怎么能不亡国呢?”

说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是啊，是啊，空谈亡国啊!”朋友们点头，同意顾炎武的看法。但是也有人说:“不过也难怪，读书人都相信王阳明，相信他的才学。他是有名的大学问家呀!"

“我最不相信的就是王阳明。”顾炎武激动地挥舞着手，“他说的'心外无物’，就是说，凡事都是心里想出来的。这是胡说八道!要知道事情的真相，除了去认真考察，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即便了解得很清楚，有了学问，还要用到实处。光坐在屋子里，胡思乱想，能想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呢!有些人相信王阳明那一套，我看坏就坏在这上面!"

朋友们听了深有同感，纷纷赞叹道:“亭林先生说得对!先生那么多文章，都是经过实地考察得来的，还纠正了过去书里的好多错误!"

“是啊，我们也做学问，就不能像你这样，行万里路，读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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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书……”

“不光这样，亭林先生还开垦荒地，和当地人一起修水利、造水车，

还很会理财经商呢!"

听了大家的夸奖，顾炎武不由笑了笑说:“我呀，不过是一介书生可我总是想，读书也罢，做学问也罢，总该让它有用处。写文章也是这样。写出的文章对天下对百姓要是有好处，我就写;没有用的，我不写。好文章多一篇就多一点好处;坏文章，瞎说一气，对别人对自己都没好处，多一篇就多一点害处。"

听了他的话，大家纷纷点头。

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强调人的良知来自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和教育，一个人只要心里怀着做圣贤的理想，并努力去实践，就能成为对天下有意义的人了。这话并没有错，但是晚明的士大夫们，只是空谈这种属于道德修养的抽象原则，推崇的是反复唠叨这种原则的王阳明《传习录》之类的学术着作，跟现实生活有很大的脱节，就丧失其意义了。

在顾炎武看来，做人的基本道德原则，几句话就能讲清楚。如果一个学者絮絮叨叨反复唠叨这个简单的常识，无疑是在浪费生命。真正做学问的人，应该研究对于治理天下有实际作用的学问，例如赋税田亩、钱币权量、水利河漕、漕运盐铁、职官选举、人才军旅和地理方舆等等。一个学者真正的使命，是研究对治理国家、造福万民真正有用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工程管理、军事技术。

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流祸。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已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风的作用。他说:

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

(《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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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呼吁。他的爱国主义与忠臣观念联在了一起。

清末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为国家是人类最高团体。中国人的政治思想是以全人类为对象的，目的在于平天下。两千年来，常被异族蹂躏，是其失也;蹂躏我者不久便被同化，是其得也。所得到的，足偿所失而有余。盖其结果，常增加“中国人”之组成分子。欧洲迄今大小数十国，而我则久成一体。由此可知，中国人因文化主义的思想脉络，而超越了现代主权国家的观念。同时因文化主义而使民族不断同化或融合，使中国虽然民族众多却能久成一体，并且成就了崇尚文化的天下观。

梁启超先生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这段论述，归纳成了极其精练的八个字: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句名言，反映了顾炎武“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胸怀，体现了他试图改革弊政、打击封建地主阶级中的腐朽力量的强烈愿望，犹如沉沉云帷中的一道闪电、一声惊雷!

在梁启超生活的时代，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是灭亡清政权，争取自身的解放。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孙中山，把这一任务归纳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梁启超正是借助于顾炎武的这句口号，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摧毁清政权。三百多年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累累血债，最终还是要得到清算的!

作为一种思想的表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显得极其简练而明快。事实上，这句口号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与不同时期社会的首要需求相关联。无论是顾炎武生活的时代，梁启超生活的时代，还是我们今天的时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本质上具有一个共同的内涵，这就是民生--民主。

在中国，有谁不知道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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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顾炎武，也时常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弟少年时，不过从诸文士之后，为雕虫篆刻之技。及乎年齿渐大，闻见益增，始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炳烛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他对青年时期那段混混沌沌“从诸文士之后”的经历，十分后悔。那时候幼稚、冲动。盲从，做了一些无谓的事情。现在想来那些雕虫篆刻之技实在是不值得一谈，但耗费了的时光、失去了的东西已很难重新补回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发对自己苛刻起来:“年过五十，乃知'不学礼无以立”之旨，方欲讨论，而多历忧患，又迫衰晚……遂于此经未有所得”，“年逾六十，迄无所成，如何如何”。生前，他对一生的着述做过严谨的筛选。以诗歌为例，存世的四百多首诗歌，被人称为“无一酬应语”。

事实上，那些“酬应语”早就被顾炎武全部删除了，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白。在这样的空白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学者晚年时追求完美的灵魂。

顾炎武的一生，仿佛总在做“今是而昨非”的扬弃。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个体的独善其身、自我完善，而是充分体现了在历史大变局下，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对待民族存亡、儒家文化以及忠义气节等重大问题上的文化精神。他坚守着这种文化精神，在坚守中艰辛地改变自己，提升自己。个人的坎坷经历，使得这种文化精神弥漫着博大的人格化的情怀，在他的着述中缭绕不散……

试问，芸芸众生中，能有几人可以接近顾炎武的境界?

三百多年间，历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已今非昔比，然而，历史的精神却始终如一:

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是的，在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仅仅凭借顾炎武留下的诗文着述，以及他的同时代人或后人的记载，来忖度这位思想家的内心世界，显然是无法详尽的。许多史学家以“高风亮节”“寥天一鹤”等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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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坡韩村韩宣的宜园。

就在十月间，他得到了远方传来的消息，清军势如破竹地攻入了云南昆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璠服毒自杀，吴三桂的家产被清军抄没，不再抱任何希望的陈圆圆双手合十，纵身跳进了莲花池。整个昆明城遭受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从此政权得以稳固，能长长地舒一口气了。但，坚持了数十年的抗清斗争完全失败，却令顾炎武感到无限的失望。

一时间，内心的悲凉无处诉说，只能寄托在诗句里。很多天以后，他的精神状态才渐渐平稳。

身在南临浍水的宜园，遥望曲沃十景之一的绦山冰岩，顾炎武告诉自己，时至如今，唯一能做的事，只是把全部的心思收拢，"着书陈治本，庶以回苍穹”。

在这里，顾炎武潜心治学，终于完成了以毕生精力编撰的代表作(日知录》。这部思想学术价值极高的皇皇巨着，以经义、治道、博闻为脉络，共计三十二卷，一千零二十条，包含着十分精湛的历史考据成果和引古筹今、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

顾炎武在宜园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工作。

撰写之余，他或漫步吟诵于曲沃古城的城基，或眺望晶莹发亮的绦山冰岩，抚今追昔，寄托自己内心的忧患愤懑之情。宜园秀美的景色，也使他消除案牍劳形的疲倦，重又获得旺盛的写作激情。

在宜园白石楼，顾炎武还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兴高采烈地为嗣子衍生议婚。他打算娶靳家的女儿为媳。县令熊傧等四位朋友闻讯后，十分乐意地做了证婚人。这一番连续几天的热闹，让顾炎武全然忘却了自己病恹恹的身体。

到了年底，李因笃由于大雪阻拦，不能亲自前往曲沃，特意托儿子带来了五首诗和一床棉被，致以真挚的问候。

这一切，都让顾炎武感受到无限的暖意。他写了一首长长的《酬李子德二十四韵》，作为给李因笃的回礼。诗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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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世纪。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初九，顾炎武先生在山西曲沃逝世。三月份，由嗣子顾衍生、从弟顾岩和侄子洪慎扶柩回到故乡昆山千墩镇，安葬在顾氏祖茔。如何搜集整理顾炎武文集，使之传诸后世，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

顾氏后裔特意委请朱柏庐为之作序。

作为儒者的朱柏庐，十分敬仰顾炎武在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素高地位，让自己作序，却觉得有些不敢当。他说，顾炎武先生一生游历几乎遍及天下。所结交的杰出人物也几乎遍及天下，哪儿轮得上我来作序?但是顾氏后裔不肯改变，坚持要请他担纲，他无法拒绝。接受这个任务后，他又读了文集，越读越感叹:“先生之学赡也，先生之文伟矣!"

朱柏庐的《顾亭林先生集序》，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所有序文中写得最早的一篇。乡贤所作，尤为珍贵。序文未满千言，却字字珠玑，十分精练，开篇，就是一连串气势恢宏的排比句:“天以五行生万物，地以五岳奠万方，圣人以五经教万世，其功同也。

接下来的文字，愈加淋漓酣畅:

以经纶天造、恢张帝路、衽席民生之学，而履天圮地裂、国破家倾、流离奔走、靡有宁字之遇，然其遇固时数之奇穷，其学则极古今之大备，盖遇不足挫其所学，学适以惬其所遇……

在一个改朝换代，天崩地坼的年代，顾炎武遭遇了国破家倾的灾难，在颠沛流离，四处奔走的环境里，任何挫折都不能改变他的坚定意志。“沉浸乎百籍，贯穿乎百代，则所为千百卷者，亦何篇何章非《诗》《书》《易》《礼》《春秋》之意趣洋溢于笔墨之间。

朱柏庐谈及顾炎武的学术声望，是“轨辙之至，贤豪归之，学士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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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罔不担整负笈，风醉景附而网罗之"。不知有多少人景仰他，而心甘情愿地师从他。提起顾炎武的学术地位，更是“秦汉以来，如先生之文者有矣，未有能如先生之学者也:然苟未有能如先生之学，则虽谓未有能如先生之文可也”。

朱柏庐断定，自秦汉以来，或许有人能写出与之相比的文章，可是找不出能跟顾炎武媲美的学养。

朱柏庐毕生从事教育，是一个严谨的理学家。他的着作不算很多，有些文字难免掺杂不合时宜的迂腐气，然而总体给人的印象，是坚持道德操守，崇尚光明磊落。这也正是他的《治家格言》能流传至今的缘由。对于顾炎武的评价，不仅作为同乡，更作为同道，朱柏庐在字里行间倾注了巨大的热忱，文字显得分外雄劲;

先生之学，后世苟有能用之者，虽以之经纶天造、恢张帝略、衽席民生，而翼五经以达天地之用，何多让焉?何多让焉!

像顾炎武先生这样的学问，假若后世的人们能拿过来，无论是为实践帝王的宏图大略，还是为百姓的饥饱冷暖，都可通贯五经，达天地之用。有什么可谦让的?有什么可谦让的呢?!

结尾处，与开篇相呼应，又连用了两个“何多让焉”，充满激情、气韵生动的笔力，层层渲染，步步推进，将朱柏庐对一代大儒顾炎武的由衷赞美，毫无保留地抒发了出来，却令人感到恰如其分，一点也不见夸张。从这样的评价中，我们所看到的，已远远不止两位先贤的理解与友谊。

九年前，与顾炎武并称为“归奇顾怪”的归庄，已经逝世。十六年后，朱柏庐也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2022-12-08 19: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