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澜太平杂说文化的悲哀

簡體傳統

　读太平军资料，有个现象引人注意：有文化的人很少参加，极少数参加的，几乎没有贯串始终者。
　　这既归根于首要领导人洪秀全，也符合太平军兴亡的历史逻辑。
　　抄几句1864年太平军败亡时，忠王李秀成的供词。
　　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1837）之病，死去七日还魂。自从还魂之后，俱讲天话，凡间之话少言，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剐神，拜别神者有罪。
　　洪秀全和首先紧跟的冯云山，虽然在家乡广东竭力宣传，但在比较开放、比较有文化的广东，他那些只能蒙骗小孩甚至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天话”，不会有什么市场。更何况，洪秀全此时为人怪诞、名声很差，不可能赢得多少同乡的信从。不但没人信从，而且自己无法立足。于是，只好转到广西深山。即使不说缺乏耐心和临危逃跑，洪秀全并没有做多少实事，他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个教主和偶像。由于冯云山多年锲而不舍、艰苦细致的努力，吸收了一批信徒，同时向重点对象说明造反的真实底蕴。结果，“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公开造反初期，读书人参与的，除共同策划“立国”的冯云山、石达开外，还有其他很少的几个人：卢贤拔、曾钊杨、黄玉昆、赖汉英、何震川、曾水源、黄再兴等。他们有的是主动参加，有的是囡亲戚牵连而参加，有的是被裹胁而不得不参加。读书人一则有传统文化的正负面影响，二则有基本的人生社会常识，难于无保留地信从荒诞胡说。这正是洪秀全所讨厌、所忌克的。他不但要成为政治、宗教的权威，还要成为文化上的权威。于是，有文化者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从宗教和功劳而言，明明应当成为第二号人物的冯云山，被压到第四号，原因固然很多，但洪秀全的偏见是冼定性因素。不然，即使因现实需要而提杨秀清于冯云山之上，也不应再让萧朝贵也居于冯云山之上。最后冯云山死于蓑衣渡，责任完全在洪秀全。不但说明洪秀全的任性、瞎指挥，同时也说明他凡事只顾自己，并不多考虑冯云山的安危生死。洪为冯死而悲哭，是真情与做秀的结合。作为参与策划“立国”的石达开，如果讲能力，可以排在第二三位，结果被排在第六位。
　　洪秀全在排座次中明显地贬抑有文化者的思想意识，当然会得到杨秀清等无文化之人的赞同。于是成了太平军的用人原则，用现代的说法叫干部政策。这样一来杨秀清当然也大力实行蒙昧主义。一则是维护和巩固“天父下凡”的特权，二则是愈来愈强烈的篡位需要。他要所有部下绝对服从，盲目服从，不要你明白的不可明白，不要你知道的不可知道，以便于他提高权势和实行种种黑箱操作。于是，最初参加造反的其他几个通文墨的人，在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后不几年里，要么逃之夭夭，要么被杀掉。下面分别说说。
　　卢贤拔。造反之初，人们称之为卢先生。他与杨秀清是亲戚，又为洪秀全写过不少东西，重要典章制度也由他奏请施行。到南京不久，调到东王府任职，提升很快。在调东王府之前，曾请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阻止洪秀全焚烧《四书》《五经》。进东王府后，又用老办法，说是“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制止洪秀全毁尽古书。这时，他已被封为镇国侯，第九号人物。就在制止洪秀全毁尽古书之后不久，因与妻子同宿，犯了“天条”当斩。由于杨秀清力保，“革职带罪立功”。既然“天父下凡”说古书不可尽毁，谁也没办法改变。但洪秀全又不甘心让“妖言”流传，就成立删书衙并且亲自抓。也许他并不知道两次“天父”制止焚毁古书都是卢贤拔出的点子，也许他不想或不敢与杨秀清摊牌，也许他念及卢贤拔代为写过不少东西，也许他觉得卢以后另有用处，就让卢到删书衙删改《五经》，并且主持编纂“太平天国”史。因此，卢没有卷入后来的太平军最高层内讧，也就没有被作为杨党而消灭。随后，他还是尽快进城逃离南京，不知去向。当然是鉴于内讧的残酷，自身全无安全感，同时也是对太平军的绝望。
　　曾钊扬。乡村私塾教师，随其叔父曾水源参加造反。参与太平军早期檄文的写作，后来改为记述天王言行。1853年底，升到天官又副丞相。在东王府理事。他对杨秀清的心腹侯谦芳很看不惯，所以删书衙成立后，主动要求从东王府调去这个无实权单位。被委派“总其成”，也就是总编辑。他原来地位在“狂妄异常”的卢贤拔之下，与洪秀全关系又不如同事何震川，却能与他们相安无事。对诸王的为人品性，比较了解也有较清醒的看法。在韦昌辉被杨秀清打了数百大板却十分恭顺逢迎的表演结束后，他明确向熟人说：“北王阴恶而残刻，今扶之而不怒，其心叵测”。非议的是韦昌辉，却犯了杨秀清的忌。杨秀清极忌有人道破最高层矛盾的真相，尤其是诸王中貌服心不满的底蕴，以免自己的地位受人们的怀疑，于是在1855年3月，假托天父名义，给他一个“不杀为奴”的惩处，还说是什么念及前功的“大沛殊恩”。三个月后，又杀了他叔父曾水源，他因不在东王府了，得免一同被杀。他对石达开较尊敬，两人关系较好。洪杨内讧、石达开被逼出走后，他向洪秀全要求去劝说石达开回南京。得到洪准许后，根本没有去找石达开，而是借机跑得不知去向。他是深受杨秀清迫害之人。洪杨内讧后不存在个人安全问题，出走全然是对洪秀全和太平军不抱任何幻想。
　　何震川。与前两人同为太平军中主要笔杆子，而只有他是秀才。他去应北闱乡试时，写了文章到处送给两广藉京官看，文中多有不满清廷之言，人家看了都怕。没有中举人，就更加愤懑。太平军造反时，一家二十几口都参加了，不多久，家人大多死于战争中。他起初为洪秀全写诏旨，后来专门记录洪起居。太平军攻下南京时，他知道洪、杨的真实心思，带头写《建天京于金陵论》，很是风光。1854年，做到夏官正丞相。参加删书衙的工作，仍旧兼办军务，不像曾钊扬之专职。他与杨秀清及其女秘书兼情妇傅善祥关系都好，尤受傅的钦佩。洪杨内讧之后，对太平军前途完全丧失信心，借口到安徽帮助陈玉成，逃得不知去向。
　　赖汉英。洪秀全的妻弟。原是农村中医，参加造反后曾做洪的御医。不久调去领兵打仗。在太平军攻占南京时，率先在城内遍贴告示，宣传太平军宗旨。旋被封为夏官副丞相。后因带兵久攻南昌不下，被革职，派到删书衙做事。不久，又被派出去打仗。完成任务后，被派任东殿尚书。他看到杨秀清要篡位，劝洪秀全及时想办法解决。最高层内讧之后，见洪仁发、洪仁达兄弟把持大权，抑郁而死。另一说是，太平军失败后出走到九龙，多年后再回广东老家。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必然是带着悔不当初的悲哀走向生命尽头的。
　　黄玉昆。原是讼师，现代称为律师。多计谋，会打仗。是第四号人物翼王石达开的岳父。 1853年任夏官正丞相，次年封卫国侯，主管刑部事务。因判决一件小事，让杨秀清不高兴，被杖三百并革职。因并无过失而受此重罚，愤然投水自杀，未遂。经石达开说项，得以复官，在石手下做事。1855年随石征战于安徽、湖北、江西，次年代石主持江西军务。后来。在吉安战死。
　　黄再兴。造反时任两司马、卒长。因有文才，被任命编纂诏书。1853年升到地官副丞相，先后在韦昌辉、石达开手下做事。1854年到武昌任石凤魁的副手，办理民政。见石凤魁妄自尊大而庸碌无能，密奏南京改派别人来作主将。南京派的人未到时，武昌被清军攻打危急。他不得已代为指挥，组织太平军撤退，自带精兵掩护，在不损失兵力的情况下，在田家镇集结整顿队伍，阻止清军东下。按常理，他对武昌被清军攻占没有责任，而出色指挥撤退则是有功的。但杨秀清竟不加区别，将他和石凤魁一同斩首。也许，杨秀清是要借此打击石达开，树立自已的绝对权威。
　　曾水源。造反前是私塾教师，写文章小有名气。金田造反之初．一直在洪秀全、杨秀清身边，代拟诏书，批答奏章。进南京后，一直在东王府理事，一年里几次升官，做到天官正丞相。1855年，看到东府里的女官“极为仓卒”，也就是行动或神态很紧张很不正常；又听到女官说“东王若升天，你们为官的都难了”。这是可能了解到杨秀清“金体违和”--生病的底蕴。杨就假托“天父下凡”，将他和另一个一同看到听到的大官（东殿吏部--尚书李寿春），一起杀掉，尽管他们二人并没有扩散。曾水源这么一个笔杆子，就这样飞来横祸，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罪名竟是什么“敢在府门用眼看”！尤其骇人听闻的，连他儿子曾启彬也一起被杀了。要是他侄儿曾钊扬仍在东王府理事，就会多一个枉死鬼。尽管杨秀清被杀后，曾水源恢复名誉，得以在墓碑写上“天朝元勋”，但他的悲惨结局，大约是他参加造反时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更可悲的是，这“天朝元勋”的谥号，其实是对他一生的永久的嘲讽。
　　洪秀全对待有文化者的态度，决定了太平军的人员构成。他自己和太平军的方针和行为，明显地将有文化者置于对立乃至你死我活的地位。所以，公开造反之后，只有少数读书人参加。太平军即将或者刚刚占领某地之时，读书人便设法逃走。有些无法逃走的，宁愿自杀，也不为之效劳。因为在他们看来，为太平军做事，不但丧失了人生的全部价值，而且成了中国文化的罪人，死后无颜见祖先于地下，留下永久骂名，还贻害子孙后代。无论这种看法应当怎么分析评估。在当时确是一边倒的观念。所以，当太平军需要一些识字的人作统治工具，在南京初次招考时，告示竟说，通文墨而不应考者斩首不留。然而，纵然出了这种极为凶暴的公告，偌大南京，被屠刀赶进考场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其中几个，如郑之侨、夏宗铣等人，特意借试卷痛骂或发泄敌对情绪，他们明知这样做会被杀被磔也在所不顾，比不应考更决绝更勇烈。后来，为庆祝诸王生日，也再举办过几次文、武会试，湖北、安徽、福建、苏福（江苏）、浙江还举办过乡试。武科中试者一律回原衙听候调用，文科则更不当一回事，诱骗或胁迫一些人去热闹一阵，也就作罢。
　　洪秀全对有文化者的态度，是他性格、经历和地位造成的。一个极端自负、十分狂妄的人，从十四岁到三十岁，先后四次，考不上区区秀才。第三次没考上就已经身心交瘁，半真半假病了一场。第四次还考不上，在冯云山促进下决心造反。这样的老童生，这样的造反者，对科举、对读书人的心理反弹之猛烈，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他的造反宣传，“读书明白”之人绝大多数又嗤之以鼻，对他更是火上浇油。从这个事实，他更深切体会到，不读书不识字的贫民和游民，才是他造反可以利用的最好又最广泛的资源。一些共同策划“立国”或较早参加拜上帝会的读书人，各人肩上扛着一个脑子，有一些基本的是非标准，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看法，总是要表达或流露出来，教规教条虽多且严也难以禁绝，妨碍他成为思想文化的绝对权威，所以，意识和潜意识中总或多或少地将这些人视为异己。冯云山之被排名第四，石达开之不能封义王，卢贤拔等人要安排到删书衙用其一技之长，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条就是他们是读过书的人，很难甚至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奴才或没有思想的工具。他后来在天王府里享尽“天福”，对外边实际相当隔膜，享福之余又要巩固和加强思想文化权威的地位，尽毁古书的办法被制止，便成立删书衙作为实行这个意图的措施。不料，恰恰是杨秀清等没有文化的人出了大事，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和美梦，同时也成了“地上天堂”倾覆的前奏。
　　联系到洪秀全建立太平军的思想方针，这种思想方针在各方面的实践，比如，建立君权和神权相结合的超奴隶主统治。扫荡一切历史文物，摧残和拒绝所有近代化工商业，将南京搞成一个大军营和大集中营，宣称自己是天下万国独一真主，梦想将南京这一套搬到全世界，可见他既要灭绝所不合他胃口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排斥世界近代文明。然而，他不是在试管里成长起来的君主加教主，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腐败与恶劣的基因，在非常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西装上衣套龙袍的瘟神。
　　少数有文化的人参加了太平军，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他们喝下自身参与酿成的苦酒。这不但是他们少数人的悲剧，更是恶质文化毁灭太平军占领区原有文化的历史灾难。随着诸子百家之被禁绝，极少数有文化的人或死或走，广袤的大地上只有一片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