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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读书频道“文学青年”第十期：田耳专号

田耳是“70后”实力派小说家，别具一格的叙事本领和语言禀赋让他能在中篇和长篇这两个临近但差别甚大领域都有不俗的表现，前者让他年纪轻轻就手捧鲁迅文学奖，后者让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垂青。如果说田耳的中短篇可以用“神秘性”（这一点很像他的故乡湘西凤凰，那是巫术盛行的地方）作为美学概况的话，他的长篇小说特色不妨用含混性来表述。在续接神秘性风格的同时，因了长篇小说在容量上的便利，他叠合了复杂的意象，在幻象里隐藏着多重意义，使得先前的小说美学从静止的神秘性走向了辩证的流动，增添了新的美学气质和密码，从而投射出一个复杂而神秘的文学世界。在“常”与“变”之间，现实了一个优秀作家的总体性气象和创造魅力。

要对田耳小说创作中体现出来的美学精魂和气质做透明的解析是难的。但是，文学批评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于不可以言说的小说本体世界予以贴近的阐释，让混沌的变得清晰，让神秘的变得透明，把复杂的简单化。当我们用神秘性、复杂性和混沌性三个关键词来指认田耳这部《天体悬浮》的美学密码的时候，就决定了我们要采用辩证法的流动范畴来为其解密。流动范畴是与固定范畴相对应的。固定范畴指形而上学的凝固的、不动的范畴；流动范畴指辩证法的流动的、发展的、互相转化的范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分析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范畴时指出：“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一极已经作为胚胎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到了一定点时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都只是从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中发展起来的，辩证逻辑正是以流动范畴建立起来的逻辑体系，是从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来研究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采用辩证法的流动范畴，可大胆说，在《天体悬浮》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人性是流动范畴”，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自然形态的一元模式，在人性的长河里，朋友之间的义与利取舍，男女之间的情与欲取向，社会秩序之间的正义与邪恶持守，人灵魂深处的邪恶与善良审视，等等，都会因时间和环境等事态变化而具有一定相对性实践，它们在变化性构成了人性的复杂性和混沌性，乃至神秘性。恩格斯的辩证法则是揭开天体悬浮美学密码的钥匙。

一、现代江湖义气表现形态及其局限

《天体悬浮》反映的世界用“江湖”指称可能比较恰切，这不仅仅是写作的大背景发生在充满江湖气的湖湘文化圈，也不仅是作家本人的精神气质，更重要的是小说重点要探讨当下社会男人和男人的关系这一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是探究两个性格差异很大的“兄弟”在生活和事业相反相成的奥秘，要探讨男人间的友谊及其现实表现可能。

所谓“江湖”，大多表示漂泊于政府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外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乃至民间社会。小说主人公虽是辅警这样特殊角色，对外号称是政府的人，在内部不过是临时工而已。在派出所这个国家机器的基层构架中，辅警基本是边缘人，不能参加正式会议，干最苦最累的活，工资也基本靠自己挣（比如抓赌和抓嫖的罚款提成）。在佴城这一相对偏僻落后的县城，也是国家意识形态治理比较薄弱的地带，传统江湖意识和观念也就保持得相对浓烈，加之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生活在那里的男人们，江湖意识自然比较浓厚。符启明和丁一腾等人想要混得开，自然要有江湖了。江湖靠什么混，主要是义利之辨，现代法制社会要求的对错与是非之别（当然它们之间会彼此纠葛）在其次。用利与义来考量符启明和丁一腾的关系也顺理成章。符启明对丁一腾“很够哥们”，有好事总是想到他，有好处总是给他留着，有求必应。他们一块经历了很多困难，一起捉野食，一起捕鱼，一起去大学找女朋友，一起在外合租房子，一起巡逻、一起破案，一度形影不离，乃至有心电感应。符启明真的把丁一腾当成兄弟，多次说，“我们是兄弟，兄弟比女人可靠”。符启明是个“很江湖”的人，性格外向善言，思维活跃，办事机巧，八面玲珑之人，好像这个社会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在派出所把领导同事哄得团团转（上到所长、干警、下到司机和巡警们），在外各种人“通吃”（妓女、小偷、毒贩，赌徒、大老板、媒体、混混、村支书等）。这种通吃的人，有江湖老大的范儿，最主要的特点是舍得散财（有好处大家分享），有求必应（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情）。但是讲义气需要一定的财力和社会关系做资本。符启明既没什么社会关系，家庭也不殷实，他只有利用自己特殊身份（似是而非的警察）结识各种特殊人物，以合伙形式开KTV，设赌场，组织卖淫，卖凶宅，高利贷中介。从整体上看，他的“义”是他“不法之利”护法器，而这些“不法之利”，为他“仗义疏财”提供了经济基础，二者相互依赖，在没有外在力量的介入和阻碍下，就能促成符启明的在江湖上“事业”壮大和成功。这种情形，在今天社会具有一定普遍性。

在这个泛江湖世界，符启明性格的含混性还在于他对最好的朋友丁一腾在“义”与“利”上的纠缠不清，忽此忽彼的流动性和转化性上。为邀功请赏的他可以不惜出卖朋友；为警察转正，借生日宴发酒疯，威逼利诱要我放弃和他竞争招工考试；为找回恋人，不惜拿隐私威胁宋颂芬；克扣丁一腾老爸的高利贷。这些情节显示了符启明“舍小利，钓大利”的精明，不择不扣的利益之徒的一面。但是符启明又能很快放弃招考转正的打算，鼓励丁一腾全力以赴备考；丁一腾处于人生低谷时刻，符启明把自己的房子廉价卖给他们夫妇，给他揽活，对丁一腾无怨无悔的付出，显示了雪中送炭的情谊。丁一腾一方呢，并不能给符启明什么实际的好处和利益。更为致命的是，丁一腾要“以德报怨”追查符启明一伙陷害安志勇的阴谋。当符启明的手下要干掉丁一腾时，符启明又果断出手救丁一腾一命，并告诉案件真相过程，只是希望：“你帮安志勇辩护的时候，只要不扯到我，我就倾力帮助你，包括让马应当、小芙出庭作证，证明他家有遗传疾病，证明马桑有自杀行为。马应当该拿到的钱，我一分不少给他。你掂量一下，我真的就干了天理不容的事情？你又何必治我故意杀人罪？”。按照传统义文化观点，对比丁一腾的无情追查，符启明似乎是义薄云天了。出于兄弟情义等复杂心情考虑，丁一腾终究还是放了符启明一马，留给自己忐忑不安：“我不知道那件事做对了还是错了，我放过他，而他愿不愿意以组织卖淫罪束手就擒？如果他被抓，适量判刑，我是不是有理由宽宥自己；如果他逍遥法外，我事后又悔不当初？抓他不忍，放他不甘……”。好一出田耳版的“兄弟风云”，复杂地演绎了情义与法理对人性的考量，达到相当的深度。

男人间友谊（江湖上叫兄弟义气）在现实社会的折射下，人性的复杂性在符启明和丁一腾身上体现淋漓尽致，兄弟之间既要讲情义，又不回避利益冲突，还要在法制轨道里践行义气和利益的相对性，叙述的难度可想而知。在符启明的人生义气哲学里：“我们这种人，都是靠义气过活，你帮我，我全力以赴回报你，谁找我麻烦谁就是我的仇人，别的用不着废话”，按照人都是自私的公理，他对丁一腾固然有私欲在，义气也表达得豪气万丈。但是，丁一腾却对他不以义气回报义气，丁一腾不是义气第一的人，符启明对他的义气并不能影响其做人原则和办事风格。符启明也承认“这一套对你没有用，你心里有过更大的东西，和这东西一比，兄弟义气是狗屁。我早看出来你和一般的兄弟不一样。”是的，小说主人公生活在现代社会，法制时代（丁本人后来做了律师），新的社会价值理念要超越传统义气观念。符启明之类看重的义气观念属于雷蒙·威廉斯所谓的“剩余文化”，而丁一腾秉承的是社会“主流文化”，是要比兄弟义气更大的东西。这样一来，兄弟之间情谊维系的纽带就变得更加复杂了。符启明为丁一腾有一种超越义气的人格力量着迷，在内心对他有依赖和信任，他虽然只能以义气回报，这也是为何符启明后期对于丁一腾的“不义之举”可以容忍的内在理据。作为丁一腾，在安心享受朋友慷慨帮助的同时，还可义正言辞认为符启明“无耻”，要为符启明和他共同的仇人安志勇辩护。只是在最后的实践中不由自主也放了符启明一码，“义气”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微妙作用，徇私免掉了符启明的“故意杀人罪”。即便是作为正义化身的陈二指导员也能理解丁一腾的行为，“毕竟做过兄弟，落进下石是杂种，不计前嫌是好汉”。这有力说明在现代社会，维系朋友情谊的纽带是非常复杂的，神秘的，甚至是混沌的，它是多种文化价值协同的结果，我们只能辩证看待，从具体的实践活动评价，而不能把义与利，义气和正义简单对立和做斩钉截铁的判断和选择。

“一个人在某一时刻某一特定的环境中表现出的面目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怎样去保持他形象的稳定，是超有技术难度的事情，芸芸众生只能在特定环境下做出不同反应，甚至类似于条件反射。”在田耳看来，对于符启明这样的复杂人物，你不能用好或者坏等明确固定的范畴定性，他是无所谓好和坏的。对生活中存在符启明们，既需要有对人事与人性深刻犀利的洞察，又需要有大气而精微的笔灯烛照。这不仅仅是由人情世界的复杂性决定的，也是由男人之间义与利关系难以把捉使然。进而，我们既不能说符启明比丁一腾更阳光、更正能量，人性有一体两面，人性有阴阳互转，但在深处彼此紧紧依赖。田耳曾经对记者交代说：“丁一腾和符启明是一个人的两面，一个接近我自己，一个是我理想的状态。不少看过《天体悬浮》的人，以为我本人和丁一腾较接近，以为我也是挺安静的、与世无争的人。实际上，我是一个想法特别多，心思比较活跃，活得蛮折腾的一个人。某种程度上，符启明更像是我自身的一个映射，丁一腾身上具有我向往的很多因素。”

二、男女之间：欲望、真爱抑或家庭伦理的纠缠

现代青年男女动辄高举纯洁爱情的神圣旗号，以自由恋爱的名义宣告选择自由，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以世俗化为表征的现代社会，男女之间感情的欲望成分在膨化，征服或者把玩对方成了一种能力或者成功的象征，爱与欲难舍难分纠缠在一起。比如货车司机安志勇，就是凭着艺术家派头，吸引和玩弄了不少像小末和沈颂芬这样的女孩。安志勇在色情与欲望的路上越陷越深，“直至后来与女青年发生关系时有变态要求”。像这样一位色情变态狂滥情和欲望的背后有无真情呢？沈颂芬作为和安志勇交往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女人，知道安志勇出事后，对安志勇的“玩弄”非但没有怀恨在心和投进下石，而是“心有不舍”，为他的免于死罪而奔走，并尴尬无奈求助昔日恋人，这需要多大勇气，这是不是“真情”付出呢？我们能说安志勇对于他“玩弄”过的女性仅仅是兴趣使然，没有真情付出吗？颂芬一句话点名梦中人，“通常情况下，和他在一起的女人都……都舍不得离开他”。安志勇是当代版的段正淳，是个泛爱主义者，多情主义者，他以自己特有的魅力和对每个女性都有真情付出，获得宋颂芬们的谅解与同情。从审美的角度可以理解安志勇作为弄花高手，折射人性和情欲世界的变换和多样性。但是，从伦理角度，安志勇对每个女性都保有性爱和真情溢出了法律和道德伦理界域，他必须为之付出代价，受到法律适量制裁和道德应由的谴责。在爱与欲之上，永远有正义与法律这柄斯达摩克利斯神剑高悬者让饮食男女有所敬畏，不至于情欲泛滥。这是现实对审美的规范，也是价值伦理和审美叙事辩证法。

符启明和小末谈恋爱的同时，还和夏新漪、春姐厮混一起，和发廊女也玩过暧昧。他指点春姐开性保健用品店，后来合伙KTV娱乐城，控制城南的性产业，以至于借杞人俱乐部名义组织秘密卖淫，他用自己的手撩开和助推了神色犬马的欲望世界。符启明的发家史也是欲望和色情的勾结史。反过来说，符启明对女人仅仅是欲望吗，有无真情呢？符启明性格的多重性又显示出来，他真心爱小末，甘心被小末变化无常的折磨（这种折磨让他兴奋，“比做爱还令人兴奋”的感觉是不是变态心理呢），多次苦求小末回心转意回到身边，教训安志勇不要再纠缠小末，举办假结婚仪式。小末离开后，符启明对女人，对性的兴趣大大减少，自觉不自觉爱上了星空，爱上了观星，借看星星寄托对小末的思恋，“宇宙射线将他阉割了”，以至于春姐感觉得到“符启明这一年多的时间发生了变化，怎么说呢？他越来越不行，对女人越来越没有兴趣。好像和观星有关，像练了葵花宝典，有点走火入魔”。以此看符启明对小末的真情是毋庸置疑的。没有真情，他不会花那么大经历找小末；没有真情，他不会保留观星的爱好；没有真情，他不会发展爱而生恨的地步；没有真情更不走到对于女性，对于性冷漠的极端？没有真情就不会痴情的地步呢。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女人多多，靠色情产业发财的魔头，居然对一个女孩产生真心，因为真情发展到痴情是不可思议的。田耳的混沌思维再次刺破了固定范畴，他用流动范畴把欲望和真情两值极端化，让主人公符启明像杂技演员在情感的钢丝上来回惊险晃动，在引起我们审美惊奇的同时，也展示了符启明在滥情与专情游走，虚情与真情之间探险，从而完成了男女在爱与欲的曲线历程上否定之否定定律。

在情色世界里，田耳慷慨虚构了很多奇怪而混沌的感情案例。比如徐放辽是个痴情种，苦苦追求香港美人夏新漪。和不同的男人鬼混夏新漪并不爱他，只是走投无路才召唤徐放辽，让他为她找钱吸白粉，让她找地方安顿，让她能活下来。徐放辽多年以来甘愿做夏新漪的忠诚“备胎”，随喊随到，无怨无悔。徐放辽的痴情与无明，可怜与可悲类似《天龙八部》中的游坦之，差点为这个女人坐牢。奇怪的是，在田耳的另外两部小说《夏天糖》《风蚀地带》里面，也存在这样夏新漪和徐放辽这样的角色与关系。这种神秘情感我们还是定义为痴情，无可辩解的痴情。“痴”的行为不能用理性解释，它是人类情感的极端现象，和“贪”、“嗔”一样是人性的弱点。田耳在叙述这类极端情感现象的时候，不乏对徐放辽之类的寄予了一定的同情，但在价值上是给出了温和的否定，痴情无明，不是真爱的诠释，恰恰是放弃、失去自我主体的表现，既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不少人在爱情路上的悲剧。

对于情感的复杂性，田耳以他特有的想象力和情感，在展示食色男人情感世界的混乱性的同时，还暗示了超越情感的狭隘性，让沈颂芬和花花（丁一腾）、沈颂芬和春姐情同姐妹的相处（符启明），光哥和符启明共事（春姐），符启明和徐放辽交友（夏新漪）等等，这其中有赤裸裸的性与金钱交易，有暧昧不明的性欲，也光明正大的情爱，有不能自拔的痴情，等等，如此混乱而自然组合在一起，令人困惑不解又欣然释怀。田耳在尽可能复杂展示佴城男女感情的复杂性及其张力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价值判断，试图实现了价值取向对现实情状的超越。这突出表现在丁一腾对沈颂芬的复杂情感上，应该说丁一腾是真心爱沈颂芬的，沈因某种原因离开了丁，丁在职业和爱情的双重失落中，生的苦闷与爱的苦闷双重压抑中和花花激情碰撞并奉子成婚。他们的婚姻本来爱情基础就不牢靠，当沈颂芬再次出现在丁一腾面前，对其情感造成考验，丁虽然情感上有波澜和冲动，在小说的结尾甚至就要走到一块了，但丁一腾还是能悬崖勒马。“……我俩狠狠地吻了一通，仿佛是要尽释前嫌。她脱光身子，躺在床上，我说我去洗个澡，浑身都是汗臭。我用力地搓着身子，感觉自己从未有过地脏……我却很庆幸并没有找到旧梦重温的快感，符启明给我的那段视频，忽然在我脑海里回放。我轻轻地开门出去，想着买一堆吃的东西，摆在老婆和女儿面前。”

短短不到四百字，把作者情感的波澜展示得既含蓄又深沉。昔日的恋人回来，昔日的感觉也找到了。丁一腾恍惚了一下，就要旧梦重温，还是把持住了自己。对于此时此刻的他来说，不仅仅是情感战胜了欲望，更是理智战胜了情感。作为整部小说中唯一有健全家庭的他，知道家庭和情感之间孰轻孰重。丁一腾在快要失重的那一刹，克制了情欲，选择了责任，回到老婆和女儿面前。这不经意的一个情节，恰恰表明了作家本人对于情欲和婚姻的基本价值取向。极其克制和理性的一笔，不同凡响，在自然下滑的惯性情节中陡转回笔，使得《天体悬浮》摆脱了时下流行情爱写作在情节处理和品位导向上的流俗。如果说文中有关男女关系的混杂叙述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铺陈笔法，展示了个体在男女问题上纠缠不清的欲望与真情的复杂心态和行为，这里极其节省的笔墨不妨理解为倾向性价值判断的点睛之笔，隐喻人应该超越性的欲望和痴情之迷雾，走向家庭伦理责任。

三、日常生活秩序：“道者，反之动也”

描写警察生涯，讲述侦察和破案传奇，是这些年影视和网络小说的热门题材，它的基本写作套路和模式经过百年发展已大体成熟。田耳要在这个领域一显身手、独步特行实属不易。考察田耳十多年的写作，他在遵从侦探小说营造案件的错综复杂性与说案的方式来展示破案高手的智慧这些基本叙事语法的同时，力争给出自己的创意。在我们看来，其最大的创意可能在两点，一则是在看似热闹的破案题材背景下展示人性的冷风景，凸显灰暗、阴冷的和复杂性可能（符启明之流），也展示优秀警察背后不被人知的孤独、坚韧和孤傲（比如《一个人张灯结彩》中的警察老黄，比如本小说的教导员陈二）；其二是把侦探类型与言情小说、社会小说综合起来，走跨类小说的类型发展路子，冲淡单一类型表达所带来审美的空间的逼窄，让审美经验丰厚。符启明作为辅警，虽然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但是似乎天生就是做警察的料。他职业嗅觉灵敏，思维活络广阔，善于推理，在很多重要的案情侦破中奇功可居，比如白骨案件利用掐指推算方式准确测出埋人的方位，凭借良好的记忆力和逆向思维发现通缉犯赖毛信，夏新漪谋杀案中利用残余听力原理找到杀人凶手周哑巴。但破案并不是小说重点，他仅仅是符启明个性展开很小的一个侧面，或者说，这不妨展示他作广义警察的正义行为，否则《天体悬浮》就成了侦探小说。符启明更大的聪明才智更多用在歪门邪道上，用在发不义（不法）之财上。他利用这种含混身份、小聪明和自己的人脉，在邪道上发不义之财，展示了他性格中邪的一面。小说中丁一腾看到符启明的发达有一段内心独白：“半年以前，符启明刚来的时候，我以为我们都是患难兄弟，都会艰苦困难地打发掉二十多岁的这段时光。但现在我知道人与人完全不一样，转眼间他已经有了产业，有了一妻一妾甚至更多。他很庆幸自己在猴托派出所惹出了事掉到洛井这里才给他一展身手的机会，像是放虎归山。”。符启明的发财致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聪明智慧，更重要的是他的平台--洛井派出所。没有这个平台，他不可能在半年就有产业。有时候，平台比努力重要，这是常识。但问题在于，符启明借助的是执法者正义的平台，却成了他违法乱纪、发财致富的平台，这就构成了反讽。如果没有这个便利平台，他似乎无法涉足色情行业、做高利贷中介、凶宅倒卖、密谋杀人等，他也很难从一无所有到成功人士，乃至佴城一代青年的“教父”。可以说，符启明从物欲大厦上建立起来的人间天堂的每一个毛孔都沾满了罪恶，充满邪气。侦探小说正典形态被带着大盖帽的符启明给解构了，他以伸张正义的符号作邪恶的勾当，颠覆了“警察故事”的原型。不妨以符启明为圆点，展开对于洛进派出所，对于佴城生活世界的秩序扫描，虽然它们整体上是有序的，但其实正义的躯体却已千疮百孔。想一想，辅警们为了提高收入捞钱天天巴不得“放狗”，警员和别人开KTV，和赌徒一开赌场，控制性产业等，光哥和白粉妹混在一起和老婆离婚，代表法律和正义的国家机器的生态低俗和腐烂至此。虽然正义者陈二和丁一腾一直想把符启明绳之以法，却也力不从心。因为，整体生态如此，单凭一人之力，是不足以扳倒这个人物的。

和日常世界的灰冷阴暗与喧闹对比，神秘和高雅的“观星”情节和场景在作品中多次出现，成了小说中的奇葩，也带来了读者的诸多困惑。观星是一件多么令人敬仰的行为，仰望星空，探索宇宙奥秘和奇迹，把宇宙瞬间的美用相机定格成永恒，把浮躁的现代人带到静谧浩瀚的神秘世界，远离尘世的污浊与欲望。对这个离奇的情节和意象，田耳有自己的解释：“观星这件事情对小说的沉重气氛有所缓解，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也特别有帮助”。循着作家本人的思路，我们以为，符启明在一面打着杞人观星俱乐部牌子，探索星空的奥秘，拍摄下星空惊人之美，追求常人不可得的“真”与“美”，也不断行“善”--义务组织俱乐部培训新人，向国民普及观星知识。另一面则利用这个民间组织掩盖经营卖淫业的行径，行“假”“恶”“丑”之实。沈颂芬在粉丝大会上引用康德关于星空和道德的至理名言，在符启明身上构成了绝对的对立和反讽，构成小说家对于人性灰色地带的揭露。不同的是，他把这种揭露置于侦探小说的主角身上，表现正义者的邪恶。令人恐惧之余，不得不思索作家的别有用心。正义和邪恶紧紧裹胁在一起，应该采用“复杂的看”的方式去审视。同样，我们要借助流动辩证法范畴来审视符启明性格中难以被理解的独特性和内在的矛盾性，他是一个集正与邪、真与假、善与恶的矛盾复合体，在他身上体现出了审美幻象的晦涩。符启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谜一样的余味在困扰和折磨对这个审美形象感兴趣的读者。

可贵的是，小说家并没有停滞在辩证法思维方式的进步上，他还进一步听从了人类的基本伦理和普世价值召唤。小说中所有的违法者最后都符合“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侦探叙事总语法，无论是符启明、夏新漪和安志勇、老詹等都以不同形式受到了正义的惩罚，给世界和苍天一个说法，这和传统公安小说有了很大不同（不再仅仅突出清官破案的智慧），也和现代侦探小说有了区别（法制精神的宣扬成为了背景）。或许，田耳并不是要表明这一点，这是叙事的应然伦理和作为侦探小说的基本语法使然。田耳要在这样的基本框架下表白的人性的善良与恶是如此复杂纠缠在一起，让我们放弃单纯幼稚的人性善恶论，正义邪恶势不两立看法，以复杂的心与眼看待这个世界，冷静认识世界在太阳普照下的阴霾，审美地体察“道者，反之动”的人性哲学，因为有了邪恶的存在，在推动我们对于正义的向往、追求和珍惜。从这个意义上讲，田耳并不是人性的悲观主义者，也不是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他是清醒的现实主义智者，他对生活的冷幽默，对于人性灰暗和风蚀地带不动神色的披露和撕裂，是置于人性总体性视界下的，是“知其黑处其白”写作策略。这一点，从《一个人张灯结彩》就显示了这一写作倾向。我们不能同意当前侦探小说或者一些揭露小说对于人性，人物性格采用固定范畴的处理方式，那是由观念生产出来的写作，是经验的固化。这是值得警惕的现象，在当今的写作中很普遍。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田耳在晦涩美学风格下的现实主义写作，是人性热情而冷峻的观察者，是这个时代外冷内热的批判者和理想者，他的写作对于新世纪文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华语传媒大奖对田耳《天体悬浮》的授奖词说“他的伦理观，有齐物之想，无善恶之差别，以平等心、同情心、好玩之心，批判一切，也饶恕一切。他发表于二○一三年度的长篇小说《天体悬浮》，对愚蠢、贪婪、狂妄之人性的洞察，目光如炬，入木三分。那个在物欲中建构起来的人间天堂，如何慢慢扭曲、变形、垮塌，变成一堆废墟，田耳的记录毫不留情。他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杀气和决断力，为人生之患与时代之罪留存了一份重要的文学档案。”这段评语前半部分高度凝练精准概括了《天体悬浮》的基本内容，但后半部分评价却是有失客观的，该小说虽然展示了现代社会中的物欲，也写了人生之患，时代之罪，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人生的希望，与时代的善。它们正好构成了人性与时代在事实和价值上的辩证法，以及作家整体的“有齐物之想，无善恶之差别”伦理观与价值愿景。探究授奖词的前后矛盾不是本人题中应有之义，但人性流动的基本判断和含混的诗学特征也就在这个矛盾中赫然醒目。

这里需要追问的，我们如此解释《天体悬浮》的美学密码意义何在呢？或许，《天体悬浮》的意义正式在于对于现代性思维的一次反叛。它用含混的诗学提醒现代人要回到审美经验的整体性。形而上的固定范畴是对人的经验的破坏。在高举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不能让人的经验世界被知识和形式逻辑分裂，重新回到对于情感的整体理解方式中，用完整的形式和情感经验把握世界，回到基本常识。

强调含混诗学，是对审美经验整体性的推崇，但并不表明放弃价值判断和对真善美的取向，而是说，我们先回到综合经验常识，具备对历史和社会发展总体性和规律性的把握，然后再做价值判断提升，否则的话，就是用固化的经验创作，重新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或者形而上的经验，其结果要么是虚假的价值，要么是虚无主义。这，就是田耳《天体悬浮》留给我们的后思考。

本作品由田耳授权《文学青年》发表，转来请注明出处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