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有人恐懼同性戀？讀藥

簡體傳統

近日，台湾知名主持人蔡康永在出柜14年后再度开腔，坦言同性恋身份所带来的压力，“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向爸爸妈妈证明我们不是妖怪”。在公众对同性恋日益理解的今天，为何仍有人对同性恋持恐惧憎恨的情绪？这本《男人之间》或可给予答案：它从社会、经济及权力关系的角度，揭示了传统异性恋结构的实质——以女性为交易媒介的男-男关系，更论述了“恐同”的成因，指出男性之间的“恐同”和“同性恋”同样是厌女的，有时甚至难以区别。

本期主题书：男人之间
着者：[美]伊芙•科索夫斯基•赛吉维克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读药点评：换个角度看“同性恋恐惧症”

精彩观点：

从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看“恐同”心理

“女人爱女人”与“女人促进女人的利益”之间的连续体涵盖了性爱、社会、家庭、经济和政治等领域。它表面上的简单性和一致性，如果不是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强烈反差的话，就不会那么惊人了。当罗纳德·里根和杰西·海尔姆斯为“家庭政策”互投赞成票时，他们是促进男人利益的男人。（实际上，他们代表了海蒂·哈特门对男权的如下定义：“［男权］即男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具有物质基础，它们尽管是等级制的，但依然在男人之间建立或创造了相互依赖和团结，以使他们能够支配女性。”）他们之间的纽带与男同性恋伴侣之间的纽带是否有任何一致的地方？里根和海尔姆斯会厌恶地说，不。大多数男同性恋伴侣们也会厌恶地说，不。但为什么不呢？难道“男人爱男人”与“男人促进男人的利益”之间的连续体没有像对女性那样有着天生的力量吗？

正好相反：许多关于父权结构最有用的近期作品指出，“义务异性恋”被建构到了男性主宰的亲缘关系系统中去，或是说，恐同是诸如异性恋婚姻之类的父权制度的必要结果。显然，不论使男人彼此联系、彼此促进的各种纽带合在一起会多方便（这样做产生的对称性很有用），这样的“合”会遇到一个起阻止作用的结构障碍。从我们的社会的角度来看，不论如何，想象一种非恐同的父权形式，明显是不可能的。比如，盖尔·鲁宾写道，“对人类性欲中同性恋成分的压制，以及，由此推导，对同性恋者的压迫是……用其规则和联系方式压迫了妇女的同一制度的产物。”

对同性恋者的这种父权式压迫，从历史表现上看，一直是野蛮的，而且几乎没有尽头。路易·克朗普顿做过详细研究，并将这个历史形容为是灭绝性的。我们自己的社会也具有残酷的恐同特征；而且，针对男性和女性的恐同都不是任意的或无缘无故的，而是紧密地交织于家庭、性别、年龄、阶级以及种族联系构成的纤维中。如果其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不改变，我们社会中的恐同就不会停止。

然而，尚需阐明的是，由于大多数父权制度从结构上涵括了恐同，因此，父权从结构上要求恐同存在。K.J.多弗的近作《希腊同性恋》似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古希腊反例。根据多弗的证据，男性同性恋在这一文化中广泛存在、合法而且深具影响。年长男性对青少年男孩的追求在结构上以阶级为标准，而在市民阶层内部则以年龄为标准。用来形容这种追求的典型方式我们通常是用到浪漫的异性恋上去的（比如，征服、投降、“残酷的美人”以及爱的对象身上缺少欲望）。男孩在这样的关系中是被动的一方。但同时，由于男孩注定要成人，所以角色的分配并不是永恒的。因此，尽管这样的爱情关系对对象具有暂时的压迫性，但也有着极大的教育作用。多弗引用柏拉图《飨宴篇》中珀萨尼亚的话说，“对他（这个男孩）而言，为改进他的头脑和性格的人提供任何服务都不为过。”那么，尽管有情欲成分，这也是一种师徒关系纽带；男孩们成为学徒，学习作为一个雅典市民的方式和道德标准，并继承了市民才能享有的特权。这些特权包括掌握男女奴隶劳动的权力，以及掌握包括他们自己阶级在内的任何阶级的妇女的劳动的权力。“妇女和奴隶属于同一类人，并生活在一起，”汉娜·阿伦特写道。清楚的阶级控制系统和性别控制系统是男性文化最看重的东西的必要部分：“对劳动的蔑视最初（起源）于一种对不受制于必须的自由的热烈追求，以及一种同样热烈的不耐烦--对任何不留痕迹、没有丰碑、不留下值得记忆的功绩的努力的不耐烦”；因此，被蔑视的劳动就被留给了妇女和奴隶。

我认为，希腊人这个例子证明了，尽管异性恋对于维系任何父权形式都是种必要，而恐同，至少是针对男性的恐同，则不是。实际上，对希腊人而言，“男人爱男人”与“男人促进男人的利益”之间的连续体，似乎是延续无间的。用我们的话说，就好像是在大陆浴场夜总会的男性纽带与波西米亚林的男性纽带--或者说，在会议室里或上议院衣帽间里的男性纽带--之间，并没有感觉得到的不连贯。

那么很清楚，我们当前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不对称，即女性同性社会性纽带及同性恋纽带之间相对连续的关系，与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及同性恋纽带之间强烈的不连续关系之间的不对称。此外，希腊人的例子（以及诸如G.H.赫特研究的新几内亚“萨姆比亚”之类的部落文化的例子）显示，同性社会性连续体的结构依据不同文化而发生改变，而不是“男性特征”或“女性特征”的先天特征。的确，尽管这种解释和男女权力竞争的问题紧密相关，但是，它要求一种比“父权”更明确的历史分类模式，因为父权权力结构（即哈特门理论意义上的父权权力结构）不仅是雅典社会，也是美国社会的特征。不过，我们不妨认定这样一条直接的公理：男女同性社会性的历史差异--它们自己同时也随时间而改变--一直会是持续的男女权力不平等的表现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