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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元首中算是短命的,他只活了五十七岁。生于清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卒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比康有为小一岁;比孙中山大七岁。
袁的寿命虽短,而影响甚大,并且一生事业,阶段分明。他在二十二岁以前。和洪秀全、胡传(胡适的父亲)、康有为少年时期一样,科场失意;屡考不中,可说是个落泊少年。可是在二十二岁投军之后,正值朝鲜多事。翌年他跟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援韩,迅即脱颖而出。年未三十,他已变成清廷派驻朝鲜的最高负责官吏。甲午战争爆发,袁氏潜返天津,幸免于倭人之追杀。甲午战后,袁因有“知兵”之誉,被李鸿章荐往小站练兵,竟练出一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新建陆军”。他这支七千人的小小武装,在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帝后之争中,被帝党的维新派看中,想利用以翦除后党,被袁暗拒。因此“变法”失败,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袁亦以背弃维新派,而背了破坏变法的恶名。
庚子(一九零零)拳乱突起。袁于前一年底奉诏率其小站新军去济南,继满人毓贤为山东巡抚。毓贤为组训拳民来“扶清灭洋”的始作俑者。不容于洋人;改调山西。袁继任后乃一反毓贤之所为,对拳民大肆镇压。义和团运动乃自山东移入直隶(今河北省),竟为西太后及青年皇族亲贵所接纳,终于惹出了“八国联军”之大祸。在这场国难之中,袁世凯也是毁多于誉的关键人物。被现代史学家所诟病,至今未能平反。
八国联军之后,李鸿章积劳病死,力荐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事实上便是当时大清帝国的宰相。此时袁氏四十二岁,正值壮年。而大乱之后,百废待举。西太后以老病残年之身,吃一堑长一智,亦自觉朝政有改制变法之必要。袁氏在太后信任之下,更成为清末新政的重心所在。——无奈世凯在戊戌时为帝党新派嫉恨太深,时遭掣肘。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光绪帝与西后于一周之内先后死亡。溥仪即位,光绪胞弟摄政王载澧监国,对袁世凯乃力图报复,欲置之死地。世凯虽幸免于难,然旋即奉旨开缺回籍,做了“离休高干”。可是朝中也就继起无人了。
这时袁氏五十岁,精力犹旺,而久掌军政大权,羽翼已丰。虽被迫退休回籍,然固中一有变乱,彼势必卷土重来,时人皆可预测也。果然袁氏“退休”未及三年,武昌城内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起来,颛顶的满族亲贵应付不了;这位“洹上钓叟”,收起了钓竿,重握枪杆,就再掌政权了。——这便是“辛亥革命”前,那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学历和经历的大略。
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一身成败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我们看“辛亥前的袁世凯”,他以一位“考场失意”的青少年,竟于短短的二十年中窜升至大清帝国的宰相,不能说不是一帆风顺。其所以然者,众多历史家和传记作家虽各说各话,但是大体上他们也有若干共同语言,那就是袁老四基本上不是个好东西。人之初,性本恶。国、共两党的党史家也就把老袁形容成比曹操还要坏的坏人。笔者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详下节),接触袁氏各种史料,包括“街谈巷议”,至今也有六、七十年之久了。早年由于不同史料的影响,对袁的看法亦时有起伏。——大致在十岁之前吧!我就听到一则显然是外人编造的袁某看戏的故事。信以为真,而恨死了“袁世凯”。
这故事是;某次袁看京戏《捉放曹》。当曹操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一句话时,袁世凯摇摇头说,曹操太无用了。他那时如果把救他二叩的恩人陈宫,也一起杀了,这句恶言哪会流传千古呢,我记得说这故事的老鸦片鬼,更开玩笑的说,袁世凯也太无用了。既有此意,看戏时又何必说出呢?他不说出,又有谁知道他“比曹操还坏呢”?——这故事一出,一屋老头子笑声震天。我那时是坐在屋角里的小娃儿,居然也听懂这故事,也跟着大笑,其情至今不忘。——后来我长大了,才渐渐了解到,这则动人的故事,应该是说相声的人编造的,但是我对袁世凯的其它真实的“恶行”,如幼年是纨绔子,不读书;中年是封建官僚,出卖“变法”,“镇压农民起义”;老年更一坏到底,“背叛民国,妄图帝制”等等,也认为都是恶迹昭彰,“罪无可逭”的。
我这项信念,抗战时期在沙坪坝上读历史,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郭廷以老师在班上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袁世凯居然也做过『爱国志士』?”这对我是个小小的启蒙。后来私淑于胡适老师之门墙,老师一再告诉我要“不疑处有疑”。“不疑处有疑”,那就是一项智慧经验上的震撼了。及老,阅人更多,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亦渐有轨迹可循。论史论政,固不敢自诩是十分客观。然无欲则刚:心平气和,则时以自勉也。今日为袁氏史传再发掘,只敢说以心平气和之言,以就教于心平气和的读者罢了。——请先从袁世凯的家世与幼年说起。然限于篇幅,只论其可评可议者,不及其它细节也。读者贤明,不论知我罪我,均盼随时赐教也。
在传统中国里,家族背景,对一个官僚的政治行为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但是家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亦拟从宏观史学的角度,不揣浅薄,略加诠释。
旅美民族学家许朗光教授,曾以三个C字打头的英文名词:clan(家族)、club(社交俱乐部)和caste(印度阶级制),来概括中国、美国和印度三种回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笔者久居联合国所在地之纽约,亦尝与役印度,再返观祖国。涉猎许子之书,真是心有戚戚焉。
我祖国者,实世界各族中别具一格之“文化整体”(culture entity)也。论其传统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则是国家强于社会;职业官僚层层节制之农业大帝国也,论其社会阶层则以士农工商为序;而贯穿其间者,则为其基本结构之家族也。
传统中国里的家族组织之严密,其所负担的社会职责之重大,实远非美国之社交俱乐部(包括教会),所可比拟。而中国士农工商之社会阶级则可相互转移(transferable),不若印度阶级之壁垒森严,绝不容相互逾越也。
传统中国既然是“国家”(state)独大,则加入国家的管理阶层,换言之,也就是“入朝为官”,便成为全国人民所共同向往的最尊贵的职业了。一朝为官,则名利、权势、荣耀、智慧、黄金、美女……,凡人类七情六欲上之所追求者,一时俱来。官越大、权愈重,则报酬愈多。——因此小人之为官也,则毋须杀人越货、绑花票、抢银行。贼之所需,官皆有之。俗语所谓“贼来如梳,官来如剃也”。君子之为官也,则圣贤之志,救世济民;菩萨心肠,成佛作祖,皆可于官府之中求之。毋须摩顶放踵,吃素打坐也。
可是为官之道,唯士为能。农工商不与焉。俗语说“行行出状元”,那是“旧中原”里的土阿Q,自宽之言也。——行行皆可啖饭,原是事实。“出状元”则只此一行,外行就没有了。——凡此皆足使来自异文化的观察家,为之瞳目结舌,认为古怪的支那,为“一条出路之社会”(a single-career society)。英雄亿万,出路只有一条,则此路之大塞车,就可以想象了。
因此仕途虽窄,依法除少数倡优贱民,和近代所谓“禁治产人”之外,人人可得而行之。这就是唐太宗(生于公元五九九年,在位六二六~六四九)以后,千年未废的“科举”了。但是考科举却与买“乐透奖券”无异也。购者千万、得者万一。吾人读史千年,书本上所接触的什么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强大吏、中兴名臣……所谓“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乐透得主”也。只是故事读多了,就见怪不怪而已。至于“乐透失主”的凄惨情况,就很少人注意了。
记得多年前读中文版《读者文摘》,有文曰;“老兄,你是个奇迹”。何奇也?原来人类在母体中结胎时,卵子只有一个,而向其蜂拥而来,争取交配的,则精子十万也。胡适有诗曰:“虽一人得奖,要个个争先。”十万取一,才变出老兄:则老兄岂非奇迹哉?因此上述的科甲正途出身的达官贵人、名公巨卿,也都是“老兄式”的,科举制度下之“奇迹”也。
再者,在咱古老中国里,没啥“人权”也。因此我们那些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和读烂《资治通鉴》、《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伟大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知啥叫人权(详上篇)。何也?因为“人权”的基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而个人主义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可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却是我们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所最瞧不起的德性。——传统中国的社会基层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上引许敦授所说的家族也。
中国的家族原像一窝蜜蜂,上有蜂王(毛主席、蒋总统、邓上皇),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锅饭,分工合作,共存共荣。一个传统家族往往是个孔孟主义之下,“五世同堂”的迷你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共产”搞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要“析产”。分出的各“小房”,还是个吃大锅饭的“迷你共产主义”!
这个古怪现象,不特熟读《红楼梦》、《金瓶梅》、《金粉世家》的小说读者,知其细节。甚至是许多老到像笔者这样的“中国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我想这一现象,今日的“台湾人”家族中可能也还有。十多年前笔者在桃园县访问过的一户张家,便是如此。大陆上肯定也还有。至少第一家庭,首户邓家,据说便是如此。吃邓小平先生家大锅饭的,佣工之外,老少主人便有十余人之多。至于他们是否分过家、析过产,那就要去追间我的同行历史家毛毛了。——不论毛毛如何说,今日北京邓府,便是近代中国“家族转型史”中活生生的过渡现象。老祖父怜儿惜孙,还贪恋那“五世同堂”之“福”。(老蒋公亦如此也。所以他把嫡孙一个个的宠坏;庶孙见不了爷爷,就反而变成佳子弟了。)——我保证,邓老祖父一死,除家庭派对之外,他们邓家便再也不会有十余人同吃大锅饭的事了。历史三峡之水,不能倒流也。但是这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东方传统人伦,是不会泯减的。它将是“后西方时代”,中国造产品,出口转内销的主要项目之一也。
在试撰上节的两千字衍文之前,在下曾咬笔甚久,原思整节删去而终未果行者,盖中国传统家族制,今已迅速转型。它对老辈“中国人”、“外省人”或“荣民老兵”,固属老生常谈。而它对四五十岁以下的“台湾人”、“本省人”、“眷村子女”和“海外华裔”,甚至文革以后的大陆同胞,就是和“辫子”、“小脚”一样的古董了。——不把这些古董搞清楚,那我们对“袁世凯”这件古玩,也就不大容易说得明白了。
袁世凯便是出生于河南省东南部项城县,一宗累世以农为业,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在这种家族里,扶植聪颖子弟,读书上进,参加科举,几乎是合族的事业。偶有佳子弟,“连科及第”、“为官为府”(凤阳花鼓的鼓词),他不但可以荣宗耀祖;合族上下,都可鸡犬升天。——只是这一“乐透大奖”不易取得。屡试不第,乃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
笔者出生的那个台肥唐家,今日有高速公路可通,与项城之间半日车程耳。所以在满清时代,皖北和豫东经济和文化的客观条件,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可怜的我们唐氏老农。历大清二百六十八年之中,只考中了一个秀才。——俗语说;“穷秀才,富举人。”考个秀才,管屁用?其惨可知也。不服气而去造反,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张献忠、洪秀全等寥寥数人而已。其它千百万“屡试不第”者,包括我的老祖宗和曾国藩的爸爸曾麟书(他老人家也前后考了二十五年未考取),就“认命”了。
项城袁家,显然原来也是屡考不第的,以致数百年没没无闻。——想不到到了满清末叶的道光年间(一八二一~一八五零),他们袁府忽然一声春雷,大“发”起来。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时俱来。不数年间,项城袁氏一下便从畎亩小民,变成官宦世家了。
今且把侯宜杰教授为他们早期袁家所做的世系表复制如下。再以诸家之说分析之。
在本表中,我们可看到袁耀东(可能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三家村老塾师,所谓“世业儒”者也。见《容庵弟子记》,他有子四人:树三(一八零一~?)、甲三(一八零六~一八六三)、凤三、重三。长三子均为或考或捐(出钱买)的秀才。但是次子甲三却“连科及第”。中举之后,又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鸦片战争前四年)在北京考中进士。——举人和进士是不能花钱“捐”的。
甲三与曾国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一八三八年进士)同时;稍长于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零一;一八四七年进士)。在他学成则仕期间,正值清末内忧外患最烈之时;亦是汉族文臣开始带兵习武时期。因此甲三和曾、李一样,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役中,都是立有军功的文职大臣。甲三不幸只活了五十七岁。官运方隆时,就一命呜呼了。
甲三的长子保恒(一八二六~一八七八)也是道光三十年(一八五零)的进士。比他父亲的进土晚十五年:比李鸿章的进士晚三年。他和李同时;一直也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文事武功也都煊赫一时。可惜袁保恒也只活了五十二岁就死了。因为他曾作过翰林院编修,所以卒谥“文诚”。在满清颁赠谥法的惯例中,只有生前曾入翰苑,死后才能谥“文”字,如曾文正、李文忠、张文襄……等等。保恒谥“文诚”,其父只谥“端敏”是子胜于父也。
他们的父子进士之外,树三的幼子保庆[一八二九~一八七三;此处房兆楹在《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Edited by Arthur W.Hummel.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44.2 volReprinted by SMC Publishing Inc. Taipei,1991.)误为一八九三,今顺便校正之],和甲三的次子保龄(一八四一~一八八九)也同为举人。这使我想到我唐家那些老祖宗,考了两百年,只考出过秀才来;二者之间,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不过据说我的老祖宗们在清初也有借口,说他们是难民,“义不食周粟”。大明遗氏,不屑要满虏的“功名”。——没个考科名的传统,等到子孙要想图个把功名,就考不到了。
可是在这点“酸葡萄”之外,我还是要提醒读者,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啊!——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不是书读得好,就一定可以高中的。当时人称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只是参加科举五要件的末项。
他们袁家的“三”字辈和“保”字辈,在道光年间,忽然来个“父子进士,弟兄举人”,大红大紫了一阵子。到“世”字辈、“克”字辈,便再度滑坡,又屡试不第了。
再者,袁府最得意的两辈祖宗甲三和保恒兄弟行,寿命都很短;甲三算是最高寿,只活了五十七岁。其后保恒五十二;保龄四十八;保庆则只活了四十四岁。可说都是死在壮年。据说袁府其它“保”字辈兄弟,也都寿命不长。
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在五十五、六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他就怕他自己也余日无多了。
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里的生死大关——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堕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这也是民国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
朋友,你以为民国领袖中,只有一个搞封建帝王之术的袁世凯,才迷信吗,非也。那位基督大总统蒋中正、无神大导师毛泽东,其迷信的程度皆不在袁皇帝之下;非关本题,就不用多说了。
以上便是出了个总统兼皇帝之袁世凯的旧中原地区,农业社会之结构与运作的大略情况。至于李登辉总统最近所号召的“新中原”的远景若何,笔者就无从逆料了。还是静观其变再说吧!
以下再谈谈袁世凯其人。
袁世凯是袁甲三长兄树三的孙子;是树三长子袁保中的第四子(见上表),他出生时正值袁家在内战中,打了个小胜仗,故取名世凯。保中也是个秀才,生子六人。世凯行四,俗呼“袁老四”。这六兄弟中只世敦一人为保中元配所生。余均侧室(姨太太)之子,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叫做“庶出”。——世凯晚年欲葬生母刘氏(已扶正),于项城祖茔“正穴”,为世敦所峻拒。一般史家包括房兆楹夫妇和陈志让、侯宜杰,都认为是宗法礼教中的“嫡庶之争”,实非也。他兄弟之失和,盖起于拳乱时期。庚子前世敦原在山东任“营官”,补用知府,前途看好。迨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背景坚实。政敌衔恨,然无奈他何,乃杀鸡儆猴,拿乃兄开刀,说世敦纵勇扰民,子以革职,并驱逐回籍。世敦大好宦途,顿遭摧折。此事分明是世敦代弟受过,而世凯不但未加维护,或不无弃兄自保之嫌。以致世敦含恨在心。迨世凯返籍葬母,乃借口庶母不应入正穴,而予以难堪,以泄私愤。气得世凯亦永不再回项城故里,而寄居彰德(今安阳市)——此是后话。因诸家颇有异辞,故于此顺补一笔耳。
世凯生父袁保中可能只是个“捐班秀才”。却生子六人;而他的胞弟“举人大老爷”袁保庆,则年近不惑(四十),膝下犹虚。经过家庭会议,乃把七岁的世凯过继给胞叔保庆为子。〔见上引房文及哥大所编《民国名人传》,卷四,页七九(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G.Howard, in 4 vols.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4 p.79.)〕自此他就跟随养父及养母牛氏生活。保庆宦途不恶,最后官至江苏“盐法道”任职南京。道员是当时府县之上的高级地方官。随父在任的小世凯,当然也是个尊贵的小“衙内”。不幸的是袁道台未几即死于任所,年方十四的世凯就只好奉母回籍了。翌年世凯的生父袁保中,又病死项城故宅。越年两丧,世凯母子就是不折不扣的寡妇孤儿了。——袁氏两代显宦,虽然不愁衣食,但他们毕竟是孀妇孤稚。反袁的作家,总欢喜说世凯幼年在南京花天酒地。其实十三四岁的孩子,又能花天酒地到哪儿去呢?
十五岁以后的袁世凯,便被他堂叔袁保恒翰林接去北京,继续其科举教育的“帖括之学”(习作八股文)。在亲丧“服阙”(三年)之后,他在堂叔严厉的管教之下,显然是以“监生”(捐来的秀才)身分回开封参加“乡试”而落第。三年后再考,还是落第。——保恒自己是科甲出身,乃鼓励其侄再接再厉,然世凯自知久困科场之非计,在此期间,他已与于氏夫人结婚,就永别科闱,另寻出路了。
后世之论袁者,每说他是执袴子,不用功,故两试不第。在下却不以为然也。盖当年科举考试,谁能期其必中?试看长袁一岁的康有为——岭南名士,一代大儒,文瞻梁启超的业师,不能说读书不用功吧!然康某考举人,五试不售,困于考场者十八年。可算是十分惨烈也。以故世凯终于投笔从戎,末始不是个明智的抉择。
前节已言之,当年科举时代,落第士子是惨不忍言的。自己前途暗淡不说了,举家乃至合族的失望,才使你痛不欲生呢!洪秀全天王落第归来,一病四十日不醒。终于见到上帝爸爸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说来也不算稀奇,只是各种上帝的训示不同罢了。笔者这一辈老华人,系出旧中原,去古未远,幼年时听到有关科场的故事多着呢!
所以袁世凯青年时代的遭遇,不是什么例外。他和长他十八岁的胡传(一八四一~一八九五,胡适之父)落第后的故事,简直如出一辙。胡传落第后去投奔吴大澂(一八三五~一九零二);袁世凯落第后去投奔吴长庆(一八三四~一八八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据当年淮军遗族传言,世凯第一个投奔对象原是较高级的刘铭传(一八三六~一八九六)。刘不纳,乃改荐他去山东登州投吴长庆。从此便一帆风顺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的工作和成就,大致可以归纳于如下数项:
一、敉平朝鲜“壬午(一八八二)兵变”
一八八二年,朝鲜在日本暗中煽动下,发生兵变。清廷派丁汝昌率海军三舰;吴长屡率陆军(庆军)六营赴援。终执大院君至华,并驱逐前来干扰之日军。此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岁,任庆军营务处。几乎一手戡平此乱,而崭露头角,朝野众口交赞。事详不备述。
二、督练亲军、整理财政。再平“甲申(一八八四)之乱”
此时朝鲜内部之糟乱有甚于中国。世凯为练军四千人以自卫;并为整理财政以自给。迨朝鲜亲日派勾结日人,于甲申十二月再度发动政变时,世凯临机应变,独排众议,加以镇压。日本势力,第二次被逐出朝鲜。
三、护送大院君返朝(一八八五年十月),出任商务委员,作驻韩“小钦差”,撑持危局
此时世凯不过二十六岁。但其后九年他在朝鲜竟然大权独揽,做了藩邦实际的“监国”。颐指气使,纵横捭阖,不但三韩朝野大为慑服,环伺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亦瞠目结舌,无如之何。——可惜的是大厦既倒,一木难支。甲午平壤兵败(注意:此非袁氏之过),世凯于最后关头,始奉命匆忙撤退。日人此时恨袁入骨。袁公如不幸被俘,其下场不会比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时的交涉员蔡公时更好也!
关于袁世凯在朝鲜这段掌故,笔者在幼年期即耳热能详。因我家原是淮军遗族,傅闻滋多,而庐江吴家(吴长庆的家庭)亦是先母的外婆家。吾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嬉戏于吴家花园。男孩淘气,某次以竹竿捣下巨大蜂巢,被数千黄蜂追逐,几遭不测,如今记忆犹新也。——那时去古未远。我记得还看过吴长庆逝世时,朝鲜国王所遣专使致祭的礼品。
不过斯时的吴氏遗族对袁的评论,几乎全是负面的。他们认为袁对他们的延陵公是忘恩负义。——吴长庆于壬午之役曾“打赤膊,持大刀,翻越韩国宫墙……”,真是功莫大焉。谁知其后小小的奸臣袁世凯,在中堂(李鸿章)之前进谗言,化功为过,被斥退回籍……云云。
等到我在郭廷以老师班上听到袁世凯的故事,再在各种参考书内发现袁世凯竟然是个“现代班超”,始豁然有悟。——原来当年朝鲜那样复杂的“内忧”(派系倾轧)、“外患”(五大帝国主义环伺)的局面,实在不是一位“打赤膊、拿大刀、翻墙头”的老外公的老外公,所能应付得了的。所以最后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
后来李宗仁先生也告诉过我一则,他把那最忠于他,也是“打赤膊、拿大刀”,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将军,褫职还乡务农的故事。李说“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十五章末段),使我不禁联想到我那“打赤膊、拿大刀”的老外公的老外公的故事,不禁大笑起来。
不过那时应付下了高丽那样复杂局面的人,又岂止那位打赤膊的吴长庆?纵是“大魁天下”的张状元(謇);一代大儒的马建忠;学贯中西、官至宰辅的唐绍仪;身任驻朝督办的吴兆有;商务委员的陈树棠,也照样应付不了。国内六部九卿中的干吏能员,也找不出一个才能应变的官吏,可以肩挑此一重担。
量材器使,李鸿章找来找去,只有这个二十几岁的小毛头,一代“奇才”(吴大澂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袁阿瞒,足当此任——胜任愉快,甚至游刃有余!
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然志让的《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的紫(黄)袍加身》〔Jerome Chen, Yuan Shi-kai,1859~1916: Brutus Assumes the Purp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及其续编诸书,皆雅善敷陈;至于袁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
所扮演者究系何种角色,则未言其详也。台海两岸史学界,近年所见涉及袁氏之专着,当以上引侯君(全传),最为翔实。书中所发掘之新史料亦最多。开于在朝鲜之一段,则讥刺多于分析,亦美中不足也。
盖中朝关系原为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环。吾人治比较史学,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宗藩关系”,与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绝不可混为一谈!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言其详,则千页巨着,不能竟意。——今且试言其概念。
西方殖民主义之要点在强者剥削弱者。剥削方式容有不同,规模大小、深浅亦各异其趣,然其基本原则无异也。
须知东方(基本上是中国)的宗藩制度,实源自周初的封建制。据可靠史料如清人顾栋高所撰《春秋大事表》,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零~前四七六年),周天子之下有二百零九个“诸侯国”。其中与天子同姓者有五十二国。国有大小;诸侯名位有高低(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与诸侯之间,都有若干义务要遵守,相辅相成。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剥削”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情势,就很像今天的“联合国”。
联合国今日有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大的会员国之下还有若干“附庸国”(dependent states),像英国的百慕大和香港;美国的波乡黎各和关岛。加起来也有二百一十七个代表单位之多。——两者之间连数目字都十分接近。真是无巧不成书。
今日的联合国对它的会员国有许多义务,如解释法理、保护安全;乃至提升经济、卫生、文教、环保等等之工作。联合国如本身有力量,则由“安全理事会”执行其义务。这在我国周朝,便叫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如果联合国没力量,要由美国来代劳去打韩战、越战、波斯湾或台湾海峡……,这在周朝便叫“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诸侯齐桓公如美国,可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所以中国传统上的“宗藩关系”,也就是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很像今日“联合国”和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的关系。彼此之间有义务要相互遵守。彼此之间却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不同之点便是,中国古代的“宗藩制度”里有一个“天子”,不像今日联合国里只有个宰相(秘书长),而没个皇上;中国古代有“王畿千里”、“带甲百万”,今日联合国只有商地十余英亩,警卫数十人而已。——但是他们在园际关系上所发生的“作用”(function),则极其相似也。
中国古代这种国际关系的组织形式,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在中国本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他在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的少数民族之间,却一直活生生的存在着,至今未废!——细说需有专书,今且让我们只重复一句;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是一种古代东方的“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这种国际关系,历经秦、汉……,通过唐、宋、元、明、清凡两干余年,虽时有起伏;但在基本性质,甚至形式上,和其它制度(如家族、宗法、婚丧、教育、文化、考试等等)一样,根本没有变动。
若论其“历史作用”(historical function),则是一个东方“文明整体”(culture entity),或“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中,“细流”(tributaries)逐渐融入“主流”(main-stream)的“历史程序”(historical process)。
但是这种东方式的文化“熔炉”(melting pool),是一种“自然的组合”(natural course)。其中绝少经济因素;更不靠武力征服。——他们宗藩之间是有战争的;有时且十分激烈。但这种宗藩之争的“频率”(frequency),却远不及“藩藩之争”(war between vassal states)或少数民族内部的“部落之争”(tribal wars)的百分之一!而且有时是为维持“区域和平”(regional peace)所发动的“保安战争”(peace - keeping wars) ,如今日联合国之在波斯尼亚,及非拉等地所发动者。均颇有其苦心也。盖有时用和平方式,如发给西藏之“金瓶”,让其以抽签办法解决政权“继承之争”(war of succession);解决不了,则以“武力仲裁”(military tribunal)之。
再如越南在前清嘉庆时代,初告统一,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请以“南越”为藩国国号。南越为古代大国,占地甚广,嘉庆帝恐其借口侵略邻邦,乃反勾其名,成为“越南”。亦为区域和平着想也。笔者曾有拙着专论之,不再重复。所以近年越南侵寮、侵柬,嘉庆帝如仍在北京,当有明诏制止之也。不奉宗主明诏,便命大将邓小平发兵“惩”之。
总之,我们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撑过半边天,汉家自有法度!只不幸这种旧法度在鸦片战后,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已不能继续存在。冲激于“历史三峡”之中,随波逐流,它就非“转型”不可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这个不世“奇才”,这个“治世之能臣”,便是在这中韩“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拼”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战初期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也。明乎此,我们对当年袁世凯在朝鲜,打拼些什么?又如何个打拼法?就可思过半矣。
须知朝鲜当年的一切,正和中国国内一样,政治、社会皆在青黄不接的“转型”期首先在宗藩两国的朝廷认知中,“朝鲜为大清之属国”(早期韩政府向列强行文的国书上,便是如此自称的)就含意不明了。——吾人今日读史,尤其是今日南北韩人民读史,读到这一段,那真是深恶痛绝,认为韩王何以如此下践。这种心理在现代史学上便叫做“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了。吾人读史治史,不可以为时不过百年的“现时”价值观念,去强奸古人。遥想当年势能九合诸侯的齐桓、晋文(现代的罗、邱、史),不但不以“大周属国”为耻;且以大周属国为荣。韩“王”自称为“天子”属国,已逾两千年。日本且一度以不能为天子属国为耻,而痛恨韩人之横加阻扰呢!
朋友,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它是不鼓励以“国”为单位,去搞“种族主义”和“部落战争”的。我们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有教无类;看到“百武彗星”横行太空,“天意”示警,要下诏罪己……,认为朕躬于“德”有亏。大明亡国时,许多三韩士子,也搞“反清复明”。认为满虏爱新觉罗,入主中国,其“德”不足云云。余读韩儒所撰《热河日记》,真是感慨良多。总之,咱东方政治哲学,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包括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至少还“要脸”。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的唯“利”是图。
就如这次海峡危机吧!美国政府送来两组大炮舰,气势凌人。你问它所为何来?山姆大叔本可吹吹牛嘛:咱为维护民主,伸张正义而来!——多冠冕堂皇啊!它不此之图,在国内宣传的主旨,却是曲不离口的“维护American interest; American interest!”(为着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它不如此宣传,便会使美国选民,怪他们政客“师出无名”——下流吧!
其实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并不如此。这种下流哲学实始自白色帝国主义兴起之后的代言人马基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96~1527)。“马基雅利主义”一出笼,有能力的西方的政客,都变成“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孟德了(威尔逊博士可能是少数的例外)。——毛泽东很欣赏尼克松。就是因为尼克松“美国利益”不离口,反倒是一个坦白的真小人。——其实毛公有所不知,自马氏哲学(包括马基维利和马克思)风行之后,伦理学中的义利之辨,已经换了位置。我们孟夫子所讨厌的这个“利”字,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尤其是政治学中,早已变成了一个“道德名词”(moral term)。因此“保护你自己的利益”(Protect your own interest),以至保让你国家的利益,便反而成为道德哲学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教条了。——今日起康德于地下,他的“绝对命令论”(categorical imperative)应该也有新的内容了。
这种殖民哲学和侵略行为,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会也在急遽转型的朝鲜,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首先它分化了韩国的朝野,使其分裂成保守派、维新派、激进派。各派分别搞亲清、亲日、亲俄、亲英美法……,各是其是,动荡不停——但是却依人作嫁,很少能取得主动。
环伺的帝国主义之中,野心最大,动作最积极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当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量移民和扩展商务,从根本做起——其时日本旅韩侨民为华裔的十二倍:商业大致是华商的四倍。接着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亲日派,得机发动政变,组织亲日政府,割断中韩之间的宗藩关系。最后勾结法国,各取所需——法国占领安南;日本占领朝鲜。——可是日本那时实力未充。它两次发动政变,都受制于袁世凯,末得逞。日本之勾结法国亦为李鸿章所阻。李虽然在“中法战争”(一八八三~一八八五)中,丢了安南,他却能以夷制夷,利用英国,缓冲了日本。对访华的日相伊藤博文作了主权性的让步,许日以平等地位;但在朝鲜现场,却不遗余力的支持袁氏,把日本势力赶出藩国。维持了中朝的宗藩关系,直至甲午战败为止。
第二个觊觊朝鲜的便是俄国了。但是和日本一样,它得先挖中国墙脚,扶植亲俄势力,才能深入。这一阴谋也受制于我们的“小钦差”而中途泡汤。详情可参阅陈、侯二氏之巨着。
英国此时志在西藏、九龙、长江各口岸,和山东沿海。对韩则不欲打破中韩“宗藩关系”之现状。盖“朝鲜为大清之属国”,终较朝鲜沦为日本或俄国之殖民地,对英为有利也。因此驻韩英使厄士顿(W.G.Aston)虽认为袁世凯太跋扈而主张朝鲜“独立”;驻华英使巴夏礼(Sir Harry S. Parkes)这个火烧圆明园的老牌帝国主义,反而暗中协助李鸿章以遏阻法国和日本的勾结。另外他更鼓励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Sir Robert Hart),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国主义摩伦道夫(P.G.Mollendorf),去朝鲜协肋袁世凯整理韩国税收,加强海关监督。有着英德两强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鲜表现得比袁世凯更为跋扈而有效率。韩廷因此税收大增,袁世凯所训练的五千亲军,也军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为之侧目。
最后就是美国了。我们的蒋老总统说得好:“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个青年帝国主义,首先要统一北美,视为“天降大任”(manifest destiny);次要独霸南美,名之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内战后目光渐及远东,终于占领了菲律宾。在这一系列扩张行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国主义者。英法联军时的美公使伯驾(Peter Parker),和八国联军时的美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都是力主占领台湾的老牌帝国主义者。后来台湾给日本占领了,老美好不懊悔。——这时五帝窥韩所共同讨厌的人物便是袁世凯。美驻韩公使孚特(Lucius H.Foote)向不承认中韩之间有什么“宗藩关系”。因此他一有机会便要质问:“袁世凯算老几?”这时孚特的态度是绝对亲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鲜送给日本人做殖民地。他主要是讨厌在朝鲜以主人自居的“中国人”。“中国人在朝鲜算老几?”这才是决定美国人对中韩关系的墓本要素——其情况与今日如出一辙,真是“历史比小说更有趣”。——以上便是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耍弄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底牌,而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我们小钦差袁世凯赶出朝鲜。
最后就要谈到中朝两国关系的本身,和袁世凯在朝鲜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了。
前节已言之,袁初到朝鲜时才二十三岁。但是在其后两年中的表现竟弄成支撑韩局,“非袁不可”的局面。——读者知道,武昌起义后的政局,也有一段“非袁不可”的时期(详见下篇)。那是第二次。在这第一个“非袁不可”时期,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并无心恋栈;他的堂叔袁保龄也劝他不要干。他在一八八五年二度去韩时,是李鸿章勉强他去的。李鸿章何以强人所难呢?那是因为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支撑韩局——有传统训练而大魁天下的张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状元;有欧洲留学归来,精通数种西语的文法大家马建忠(一八四五~一九零零)……,他们都是吴长庆之下的要员,有在朝鲜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都干不了这差事呢!
李鸿章是精明的,知人善任。他认为应付朝鲜那个复杂的局面,量材器使,非袁不可。这不是李鸿章的任用私人吧!后来因为忌袁者众(包括张、马),朝廷派有边事经验的吴大瀓(胡传的上司,久驻宁古塔)去加以詧查。吴的报告是正面的。他认为世凯是不世奇才。
按理朝廷派往朝鲜去主持要政的,应该是个钦命大员(钦差)。但是袁老四才二十六岁,又没“功名”。因人设官,他只能戴个“三品顶戴”;官阶只能当个“商务委员”,算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之下的一个附属机关,不能代表大清皇帝。
可是这个娃儿小官的权责,那可吓坏人了。
第一,他手握重兵。掌握由他一手训练、用德式操法、欧美配备的朝鲜亲军五千五百人——这种现代武装,小站之前,中国都还没有呢!韩王李熙在阅兵之后大为赞赏。他要封世凯为全国陆军大统领(大元帅、总司令)。世凯固未谦辞,而阻力却出自国内。李鸿章怕他太招摇,会引起国际反感。袁只顾整理朝鲜;而李则困于中法战争,在搞其以夷制夷也。
第二,世凯替韩廷整理财政,亦大有成绩。李熙对世凯的忠诚服务称赏之余,竞根据咱中韩老传统,赠世凯“宫姬”美女四人,以示姻娅之情。四人中有一姬为韩国贵族,李熙之内戚也。一人早死,存者三人成为世凯之第二、三、四房如夫人。其后共生子女十五人(七男八女)。世凯次子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克文之第三子,即今日名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之袁家骝教授也,夫人则名扬海内外之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也。
家骝幼年颇受祖母宠爱。余尝戏问家骝兄;“祖母也说汉语吗?”
“啊,说得很好呢!”
我又戏问曰:“大脚呢?小脚呢?”
袁教授说他祖母晚年常卧病在床,总是盖着被褥。大脚小脚,就不知道了。
那时在韩国的宫廷之内,大院君与国王李熙的父子之间,以及大院君与闵妃的翁媳之间,都时有争执。韩国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朝廷中的六部官员,亦不大协调。社会上的士农工商亦至为复杂。但是袁君指挥其间,以宗邦监国自居,上下亦尚能悦服。
只是不幸值此“转型”时代,千年不变的宗藩制度,至此也必须转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状既然维持不易,那时清廷亦曾有进退二策。进则师秦始皇之故事,废封建、立郡县,改土归流。徙韩王于国内,使半岛郡县化。然大清积弱,自身难保,此策断难执行。退则包包迭迭,宗邦自藩国全部撤退,任朝鲜自主独立。无奈此策亦不可行。盖朝鲜斯时无独立条件,而五帝环伺。宗邦遽撤,则朝鲜必沦为列强之殖民地。
如此进退两难,则只有让那位卑权重的袁世凯去作个小班超,在五强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斯时五帝的驻韩公使,都以“钦差”自命。纵是北美合众国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称钦差。——周旋于五大帝国主义的钦差之间,我们这个只有三品顶戴的小班超,真也难为他了。——最后落荒而走,形势之必然,非战之罪也。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五期
唐德刚 2011-10-27 12: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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