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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一八五六年九月的长毛“王杀王”的“天京事变”——北王杀东王、天王杀北王;天王又要杀翼王,翼王缒城逃走,太平天国分裂——是杀得够惨了,但在三千年国史上,并不算什么例外。君不见刘邦杀韩信、彭越?李世民杀哥哥弟弟?朱元璋杀尽功臣?康熙爷平三藩?乃至我们及身而见的毛主席杀高(岗)、饶(漱石),迫林彪,囚彭德怀、贺龙乃至刘少奇、陶铸等无数功臣(他们死得比杀头还惨呢)。
笔者曾于五、六〇年代之间,在课堂里告诉学生:在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史中,不杀功臣的只有北宋和中共两朝。在宋朝,赵匡胤来个“杯酒释兵权”,便把问题解决了。毛泽东更伟大,他叫陈毅去办外交;贺龙去打桌球,连一杯酒也不用喝,真是圣主明君也。——谁知言之过早。后来史实证明毛公比他的前辈们更窝囊!朱元璋等只杀杀高干,尚未殃及无辜人民。而毛氏为着杀功臣,竟驱赶亿万无辜人民与小吏去陪斩,那实在是王小二过年了。
可是在三千年“杀功臣”的公式中,表演得最下流、最无知的还是长毛这一窝起义的农民领袖呢!他们并没有像毛主席已“打平天下”呢?他们“进城以后”才三年嘛!就等不及,互相砍杀起来,把个极有希望的革命政权,砍得稀巴烂,而同归于尽。
前文已言之,太平军兴起的前三年(一八五一~一八五三),原是一股流寇。这股流寇如学学闯王李自成,倾巢而出,不顾一切,一鼓作气,便把北京打下,坐上金龙殿,再号令全国,传檄以定;那时他们是做得到的。——这是所有太平史家,包括笔者自己,都一致公认的。不幸这群来自两广的贫苦工农和三家村教书先生,误认为“北方沙漠苦寒”,直隶(今河北省和北京市)是“罪隶之省”,太遥远了,太苦了,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远在金田、永安时梦幻中的“小天堂”,便是六朝金粉的金陵南京。三月江南的真天堂、大天堂之迷人,是出乎这些贫农领袖们想象之外的。一旦到了天堂,他们就沉不住气了——“得此已足”,其外还要什么呢?遥望那沙漠苦寒之地,就放它一马,由它去吧!
“北伐燕都”呢!就骗骗人家,骗骗自己,派两员偏将李开芳、林凤祥带几千人马北上,试试他二人的运气吧!万岁爷(洪)和九千岁(杨)乃至六干岁(韦)、五千岁(石),也不用亲自去辛苦“长征”了。
读者们知道吗?在洪、杨奠都南京之后,他二人派出攻打北京的“北伐军”的基本部队,只略多于洪、杨在南京“每次出巡”的仪仗队呢!——岂非开玩笑哉?
没有闯王的志气也就罢了,他们之好色,却不下于李自成和吴三桂。李、吴二人为着个苏州小婊子(“吴中名妓”)陈圆圆,弄得清兵入关,颠覆了汉家社稷。洪、杨二人也为着几个小美女,弄出九千岁要打万岁爷屁股的闹剧,最后闹出个“天京事变”来。
洪、杨之奠都南京,虽然是失去了他们改朝换代的天赐良缘,但是他们虎踞金陵,掌握丁物阜民丰的长江下游,犹不失为一种地方军阀之“割据”的局面——缓图“二期北伐”(像国民党分共以后的做法),仍然末始不可为。可是内部“打屁股”、“王杀王”,石达开再搞个“宁汉分立”。所谓太平天国就“割据”不成了。割据不成就变成清军“围剿”、太平军“反围剿”的形势。这一反主动为被动的形势之形成,太平天国之消灭,就成为历史上的必然了。盖一次围剿失败,还有二次嘛!二次不成,还有三次、五次嘛!韩文公在潮州围剿“鳄鱼”,对鳄鱼说:“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你鳄鱼可得小心,天下哪有攻不破的堡垒?太平军在三、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之后,终于不敌。天京就被曾九帅攻破了。
太平军之反围剿,固然解决下了根本问题,而清军之围剿,当然也吃尽苦头。最倒霉的自然还是老百姓。
拙作前篇已一再百之。太平天国的政教实无足言;而长毛的武装斗争,却颇有足多者。让我们再回头看看,李开芳和林凤祥所领导的孤军北伐,那一段可泣可歌的故事。
太平军北伐燕都之失败,实在是出发之前就已决定了——因为中央统帅部对北伐一事,简直是以“敷衍公事”态度出之。洪、杨那时正忙于在南京整理和享受其暴得大利的成果。对北伐一事,似乎只是俯顺急于立功的军心,而敷衍敷衍的。
先看看他们北伐军的人数:
郭廷以、简又文二史家都认为太平北伐军有数万人乃至十万入之众,这是误估了。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时,实力不过七万五千人(号称五十万)。一八五三年三、四月间打下南京、镇江、扬州时,兵分三路。主力在南京由东王、北王直接指挥,面对向荣的江南大营。
镇、扬二地的太平军则由“冬官正丞相”罗大纲,和“殿前左五检点”吴如孝所统率,面对清军由琦善、胜保所建的江北大营。而洪、杨于一八五三年五月仓卒组成的“北伐军”,则是从扬州前线抽调下来的。其人数不可能有“数万人”。
据清朝官书,太平军“自扬州逸出”的不过千人。其后附义的、裹胁的加起来不过万人。
据罗尔纲教授的估计则为两万二千五百人。罗的估计似乎是较为接近事实的数字。
让我们再看看太平北伐军的统帅们:
罗氏认为北伐军的统帅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凤祥这时才二十八岁。十年前他还是广西桂平县山区里的一个不识字的小放牛(读者可参阅“凤阳花鼓戏”里那位善于唱歌的“小放牛”)。水安突围之后这位小放牛勇敢善战,几乎每月一升。至是官拜“天官副丞相”。再升一级成为“天官正丞相”,就是“王、侯”之下的“极品”了,但是还下是王侯。——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把整个南京城改建成“中南海”,为中央首长的住宅区。其中“王府”处处,“侯宅”不太突出,“丞相第”就较嫌寒碜了(关于太平朝天京王府的分布位置,可参阅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一九八八年北京地图出版社出版,页五九~六二)。官拜丞相自然都是急于立功的。
可是清朝官书和简着太平史,则认为太平北伐军的统帅是“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开芳为避翼王石达开的“开”字讳,又叫李来芳。他是广西郁林人。在打下南京之前,已官拜“[地]官正丞相”。这个位置较诸“[天]官副丞相”,哪个大呢?——我看长毛自己也搞下清楚,所以历史家就要争辩了。
其实这可能是东王的诡计,故意搞他个“两头大”,以便分而治之。——朋友,那位被共军所俘而自杀未死的杜聿明将军,不也说“淮海战役”(或“徐蚌会战”)时的邱清泉是被派去监视他的吗?
洪、杨那伙草莽英雄在得意之时,都把革命胜利看得太容易了。早期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也犯有同样的毛病——太轻敌了。在李、林二将率军北伐时,太平朝上下都是充满自信的。他们认为一旦真的把北京打下,那么“先入关者”一人为王,就不如“两将争功”之容易驾驭了。这可能就是李、林两头大的基本设计。至于李、林以下,其后与二人同时封侯的吉文元、朱锡锟、黄益芸的故事,限于篇幅,就不再啰嗦了。
现在再让我们检讨一下,他们北伐的战略和战术:
简言之,太平军这次北伐所用的战略和战术,还是他们年前自永安突围,北窜武汉的老套路——流寇式的钻隙前进。没有后方,没有补给;就地裹胁,沿途征发;得城不守,顺民不杀:坚城必围,不破则舍,攻破必屠。“过河卒子,拼命向前”,义无反顾……拖死追兵。
为避免与江北大营及传闻中南下的清军作正面突破,李、林北伐军是于一八五三年五月初旬,绕道浦口,军分三路,先后北上的。对手方的清军这时也按他们的既定公式,由江北大营派兵堵截;江南大营派兵尾追。——一时前进者,豕突狼奔;尾追者,更是奸掳焚杀。可怜身在战区的黎民百姓,就惨遭浩劫了。
那年代是清朝末季。江淮一带,久遭天灾人祸,早已民不聊生,盗贼横行,人心思变。而这时太平军江南新胜,锐气正盛,美誉方隆。一旦北上,当地灾黎,真有久盼王师之感。因此,失业工农参军如潮。尤其是原已潜藏民间,早有组织的“捻(练)党”及“白莲教”残余,更是英雄豪杰,闻风而起,附义如云。一时军威大振。——此时太平首义“五王”如有一人前来领导,这把野火,一阵风便可吹覆北京。不幸这批长毛领袖贪恋“六朝金粉”,不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坐失良机,足令读史者为之扼腕也。
太平北伐军原可自苏北、皖北循今日之津浦线直扑山东直隶(今河北),然终以主力太薄,无力亦无胆作正面突破,乃迂回自安徽滁州、凤阳、蒙城、毫州而窜入河南陷归德。北伐军本拟自归德之刘家口渡黄河北上,无奈时值盛夏,河水暴涨,民船为清军烧毁,北渡受阻。李、林大军乃舍归德,西向围开封掠郑州,进陷荣阳、汜水、巩县。
在巩、汜河边,太平军掳获少数运煤船,乃于六月底挥军北渡。孰知全军方半渡,河南清军的追兵已至,半渡太平军乃被截成两段。
已北渡的太平军乃继续前进,陷温县,进围怀庆府(今河南沁阳县)。累攻不克,与清军胶着至三月之久,始舍怀庆,钻隙自太行山侧,羊肠小道,西窜入山西,陷垣曲、克绦县、曲沃、平阳;进陷洪洞(京戏里“苏三起解”的地方)。自洪洞分两路再转向,钻隙东进,乃直入直隶,威胁保定,震动北京了。
当时北渡不成之太平军,则自许昌、郾城,自东边绕过信阳,再东南转黄安,循大别山西麓,经麻城、宋埠,返入皖境与在皖之太平军合流,亦疲惫不堪,所余无几了。至于六月底渡河被截之两路太平军,究有多少人马,说者异辞。北渡太平军有说为八万余人(见《盾笔随闻录》),显为夸大之辞。实数盖在两、三万之间。南归之太平军人数,清朝官书记载不过数百人。实数盖为三、两千人,而史家亦有记为两、三万人者。传闻异辞,终难知确数也。
太平军此次北伐,在战略战术上,都犯有极大的错误。
第一,以流寇方式,钻隙流窜,得城不守,不要后方,就地裹胁,这一传统办法,自永安打向南京,是十分灵验的。因为那是从地狱打向天堂——倒吃甘蔗,愈吃愈甜。军心愈打愈振,裹胁也愈来愈多。终于攻入天堂。
从南京向北打就不一样了。古语说:“宁愿向南走一千,不愿向北走一天。”我国的自然环境是南富北贫。从东南经皖北豫南打入山西,朋友,那就是自天堂向地狱迈进了。
如果北伐军是以东南为后方,挟东南财富,步步为营,得城必守,有计划的扩大占领区,第次北上,自当别论。以流寇方式,向北方钻隙窜扰,那就是自取灭亡了。
君不见,国民党北伐期间,冯玉祥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在绥远五原誓师东下(毛毛的爸爸邓小平当时也在他的军中),不是不逾月便占领西安、出潼关、据洛阳、夺郑州,何等顺利。可是四年之后,冯在“中原大战”中败北。他又要带他的“西北军”,回西北去,大家就不干了。韩复榘、石友三,首先就拿了银子向南京输诚,其它将领蜂拥而去,四十万西北大军就解体了。
所以一八五三年六月底,太平军在汜水北渡黄河时,大队半渡,小队忽然回旆南下。他们是真的半渡被截,还是借口溜掉,至今还是历史上一段公案呢!——想想看,那些留在天堂之内的两广弟兄、天兵天将,这时锦衣玉食,多么享福?再看看北渡黄河吃的是难以下咽的窝窝头;以两条腿去和北妖四条腿的马队竞赛,拚其老命。两相比较。揆诸情理,岂可谓平?——矫情毕竟只能维持短时期,天长地久,还得顺从人情之常也。因此,太平军北渡黄河之后,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都迅速改变了。
【附注】 揆(kuí):揣测:~度。~策。~古察今。
太平军第二大错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太轻敌了:不知彼、不知己;不知天时、不知地理;在敌人的腹心重地,打无根的游击,下灭何待?
老实说,这时清廷的君臣,于能于德,且在太平之上。
咸丰皇帝奕伫(一八三一~一八六一)这时才二十来岁,精明强干,勤于政务。他虽生长深宫,但对国家大政的掌握和文武大臣的驾驭,均能深得其要。余读咸丰朝政书,深觉这位(与石达开同年的)小皇帝,并非昏君。他量材器使,观察朝政,实远非洪秀全这位迷信教主所能及。虽然他二人之不通“夷务”,却在伯仲之间。
在咸丰初年奕伫所专任的武将向荣、胜保、僧格林沁,均可算是将才;洪杨革命初年在军事上,每受掣肘,不能为所欲为者,这几位满蒙军人之强力对抗,亦是主因之一也。无奈清室统治二百年,机器已经锈烂,少数干才(包括皇帝自己)终难复振。
放下主题,讲两句闲话。记得我的老师,那位高大的民族主义者缪凤林先生,讲历史最欢喜提的便是“汉唐明”三字。他认为这三朝是中国历史中最值得骄傲的三个阶段。其实这三个朝代论文治、论武功,哪一个比得上那个由边疆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只是在晚清时代,由于统治机器腐烂、转型无能,才被许多现代史家,评成一无可取。现在满族大皇帝恩怨已断,公正的历史家,实在应替我们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平平反才对。
就以那些统治者的个人才能德性来说吧!满清的“九代十皇帝”都不能算是窝囊货呢!甚至连溥仪,都不能算是“昏君”——他是时代和历史的牺牲者嘛!与“个人”何有?
再看看我们民国时代的总统们——从袁世凯到李登辉、江泽民——哪一位又比那十个皇帝高明多少呢?相反的看来,可能还差得远呢!朋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嘛!
所以咸丰爷当时所擢用的文武大员,都不算太“鲁”;他管得也相当严格。因此在李开芳、林凤祥二将围攻怀庆不克,窜入山西时,在胜保等包围之下,已成强弩之末。再东窜就变成被围挨打的局面了。
李、林大军于一八五三年九月中旬舍洪洞东入直隶时,华北天气已转寒。风沙日厉,自然环境对这些南国英雄,已构成严重威胁。这时咸丰革去直隶总督和山西巡抚等失职官员,而提胜保为“钦差大臣”,专责追剿。双方打转,两路太平军终于迫近深州与保定。两地皆为防守北京的咽喉,因此北京为之戒严,咸丰乃急调蒙裔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入关“助剿”。
“蒙古骑兵”可能是世界骑兵的巅峰。古匈奴曾赖以横行欧亚,威胁罗马。十三世纪忽必烈亦以之征服亚欧大陆,建立了空前的大元帝国。如今咸丰不得已亦冒险调蒙骑入关,太平军步卒,渐渐的就不是蒙古骑兵的对手了。
其实李、林二将进入直隶地区时,实力已大不如前。但是叛军迫近,京师戒严,可是国内外的大新闻啊!对在南京过腐化生活,却正在暗斗的洪、杨来说,李、林北伐军虽早已变成断了线的风筝,可是捷报传来(可能得自上海西人报章,盖陆路早已不通也),天王、东王还是要遥加封赏,因有五侯同封的盛事——李开芳封定胡侯,林凤祥封靖胡侯,吉文元封平胡侯,朱锡锟封剿胡侯,黄益芸封灭胡侯。(其实吉、朱二人,这时已是生死下明了。黄则于北伐中掉队;嗣参加北伐援军,战败被俘而死,但也另有异说。)
权威的太平史家和许多热情的读者一样,以为太平北伐军已迫近京畿。全围震动,该是何等大事。太平军之终于失败,足使许多读史者顿足叹息,认为是功亏一篑。——其实李、林孤军拖曳至此。陷入风沙,已到死亡的边缘。
朋友,在那个传统农业大帝国面临改朝换代的末季,民不聊生,饿殍递地。你如能统率三、五千亡命死党,你就可以横行天下。茫茫大地、山林原野;青纱帐里、烟雾丛中,何处不可存身,不可流?官军究非长城,人数有限、堵不胜堵;何况他们心照不宣的剿匪策略,一向都是只追不堵的呢!——你有死士三千,尽可钻隙前进,直迫保定、涿州,但是区区数千南国健儿,两广步卒,在强大的敌方劲骑追围之下,逃生不及,还想打下北京,那就是过分的梦想了。因此李、林孤军在打下正定、深州之后,乃掉头东进,攻陷沧州。攻沧之役,太平军受当地民团强烈抵抗,大愤。城破时乃将合城军民满汉回居民男女老幼万余人,悉数屠杀。然经沧州一战,太平军于十月底进占青县、静海、独流、杨柳青,迫近天津城郊时,本身实力,也就走到极限,而这时清军马步齐来,势如潮涌,很快的就攻守易势了。
这时时令已进入冬季,北国大雪苦寒。孤军久战无功,北方附义者及沿途裹胁者,见势无可为,早作鸟兽散。所余死党,只是些南国同来的“长毛老干部”,在风雪之下,局处津郊三城,逐渐就陷入重围了。
上节所述是一八五三年太平军北伐,历时半载这阵旋风的大略经过。当他们于冬季在津郊被围时,最后被迫放弃杨柳青,只苦守独流、静海二据点。这年秋冬之季适值漳河泛滥,运河外溢,津郊各城镇都被淹成孤岛,攻守两方都可以相互掘堤灌水,淹没对方。隔水为战,两方遂打成个胶着状态,经冬相持,难有进展。
但是华北平原毕竟是清军的老家,粮饷充裕;胜保可以调度自如。胡马依北风,僧王的蒙古精骑,更是日行数百里,从心所欲;而被困重围的长毛壮士,就只有死守孤城、弹械两缺、坐吃山空了。
一八五四年二月初李、林残部(可能尚有万余人)。乃一面向南京秘密乞援,一面试图突围南归。但是他们要以两条腿的流窜,来摆脱四条腿(骑兵)的追击,其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笔者见闻有限,然亦尝目睹蒙族骑术表演,叹为观止!冯玉祥在其自传《我的生活》中亦有描述。中西古人记载,更是车载斗量。蒙族友人告我,蒙古妇女甚至可以于马匹飞奔中,在马背上生孩子、接孩子……,信不信由你!
朋友,在这一情况下,李、林两位司令员,要全军各背个炒米粮袋,来逃避蒙骑的追逼,如何逃得了?果然他们在一八五四年二月开始南逃,三月便被围于阜城;五月份再窜入连镇,便无法全师突围了。二将乃分成一前一后——林率全军殿后,在原地与僧王拉锯攻守;李则率少数精骑突围,入山东据高唐州筑寨,最后窜至冯官屯,苦守待援。——二将再分别苦守一年而南援不至,直至人相食的程度,才被清军于一八五五年三月,分别突破,全军覆没。
据官私各家记述,李、林二虎将的最后下场,是惨绝人寰的。林侯所守的连镇是在一八五五年三月七日,第一个被攻破的,其中所余残卒存者仅两干余人。将士悉数被俘之后,独缺统帅林凰祥,僧王乃逼询俘虏中之“幼童”。
【附注】 所有革命造反的团体,其中都以幼童组织,最为激烈、最为忠心、最为厉害,也最为残酷。中共长征时的“红小鬼”(胡耀邦就是其中之一);文革时的“红卫兵”,都是这一类。——可爱的宋家毛毛,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之后,一条皮带可以打死七条板汉,便是个突出、但并不是例外的例子。——长毛中的“小长毛”也是最厉害的和最残酷的。天王自武汉出征南京时,那座九江名城便是一群大致十余个十五、六岁的“小长毛”打下的。太平军中的将领,尤其是丞相级的将领最喜欢小长毛。据《盾鼻随闻录》(筒又文藏钞本)所载,太平北伐军中“伪丞相三人,各有美童三四十人随身伺侯,绣衣扎额,宛如娇女”(简书页五九七)。证诸有关太平朝的其它官私记绿,此条显为事实。这种军中携带幼童的行为,除军事作用之外,极可能还有性侵犯的行为在内。清朝官场原本是同性爱的避难所。盖清初诸帝为整饬官箴,乃严禁官吏“挟妓上任”。谁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显宦高官乃改蓄“男宠”。至清末民初几成无耻士大夫(包括贿选当国的大总统曹锟)的时尚。——今日美国竟至泛滥成灾。洪、杨革命之初,有宗教狂,男女分馆,夫妻不许同床,厉行节欲。但是长毛阶级森严。一旦身跻“王”位,则“王娘”就可以定额分配了。但位虽不至王侯,而官拜极品的“丞相”,却正在男女分居,和“配给制”的边缘,他们动辄以“宛如娇女”的“美童”伺侯,就居心可诛了。——朋友,这也是性心理学上的一个有力的旁证吧!
僧王俘获林侯左右之幼童,据其报告,果得凤祥于隧道之中。据《粤氛纪事》所记,这种隧道“深数十里,纡回曲折,有暗门,其上皆瓦砾榛莽,踪之不可得”云云。凤祥原已负重伤,至是已奄奄一息。清方恐其因伤致死,乃不等他断气,便凌迟处决之。
至于李开芳,他在冯官屯被僧军重重包围,最后只剩百余人,乃于五月三十一日(阴历四月十六日)率众出降。开芳被捕受鞫情况,目击者写有很生动的报导:
【附注】 鞫(jú):审问犯人。
(僧王)单令开芳进见。[开芳]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袖短袄,红裤红鞋,约三十二三岁。伺候两童约十六、七岁,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开芳直入帐中。开芳仅向王、贝子,及各大人屈一膝,盘腿坐地下。总兵以下持刀环立,怒目而视。开芳与二童仰面四观,毫无惧色。但云罚能宽贷,愿说金陵伙党来降,并求赐饭。遂开怀大嚼,说笑如常。憎邸知其叵测,饭毕遣去。又令八人[皆开芳麾下同时被俘的高级将领]进见,皆跪而乞赦,当即遣出。于是红旗报捷……以马队数百,将九人押解进京,限六日解到,明正典刑。(见<李开芳在冯宫屯被擒始末>,载《大平天国丛书十三种》第一辑。上段转引自简着前书页六五四。)
开芳在北京被凌迟处死。目击者亦有报导,不忍多录。
为着活捉李开芳,一举除掉清室近在京畿的心腹大患,这位威风显赫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乃因功加封“亲王”、“世袭罔替”。但是这位大王爷又哪里知道,十年之后他自己也全军覆没,一人躲在麦田之内,被捻军里面的一个十几岁的小鬼张皮绠找到了,被小鬼一刀两断呢!——一说是张皮绠五更起来“拾粪”,在高粱地里碰到了躲藏的僧王,他就把僧王打死了。(见罗着前书,页二二六八~二二七〇,<张皮绠传>。)
【附注】 从金田起义到北伐失败的路线图,有一个flash文件可清晰说明(http://www.njxwjx.cn/zxls/Soft/UploadSoft/200601/20060104090039655.swf)。
李、林北伐的全军覆没,也是太平革命必然失败的几项重要关键之一。盖李、林既诛,则清室的根本重地的华北大平原,遂安如盘石,叛党便永远无法染指了。根本既安,则远在长江流域的内战,就变成单方面的“围剿”与“反围剿”了。被围剿与反围剿的太平军,便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太阿倒持,就只有挨打和招架之功了。
当李、林二将自天津前线南溃时,洪、杨在南京也曾调兵援救——是所谓“北伐援军”。
这批“北伐援军”虽非太平劲旅,人数也有四万人,由五位丞相级的将领黄生才(夏官正丞相)、陈仕保(夏官副丞相)、许宗扬(冬官副丞相)、曾立昌(夏官又正丞相)、黄益芸(一说黄随李、林北伐半途死于火。北伐援军中并无黄某。另说其末死,被复派入北伐援军)等率领于一八五四年春季,从安庆分批北上。最初也很顺利,竟能北渡黄河,于四月中攻占漕运咽喉山东临清。再北上即有与李、林会师的可能。
这时清军僧格林沁和胜保,正在阜城、连镇一带与李、林纠缠;得报,乃使僧军留后,而胜保则南下抵御北伐援军。此时胜保清军甚为完整,而北上太平军则挟有土着捻党,难免鸟合,时有内讧,加以全军缺粮,与胜保交锋,终于不战自溃。清军于四月底收复临清时,据报“埋尸二十七万”;纵是虚报,亦见内战之可怕也。——太平援军自临清一败,迅即溃不成军,主帅黄生才,化装乞丐潜逃被俘,据说黄益芸亦阵前被捕,曾立昌溺毙,陈仕保战死,四万大军片甲无存。五帅之中,唯许宗扬只身逃回南京。东王追究战败责任,把许监于“东牢”。
他可能在其后“天京事变”时被北王释放。因此一说当夜他衔恨直入东王府,手刃东王,“刃出于背”——杀东王的是许宗扬,不是秦日昌。(参见郭、简、罗诸家着述及其它官私文献。)
其实太平“北伐军”及“北伐援军”之相继全军覆没,不是个人因素——论将才,这些北伐将领,都可说是中国军事史上不世出的名将。他们的失败,是整个长毛战略思想中——让我且引用一句“句句发金光”的《毛泽东语录》——没有摆脱“流寇主义”的结果。他们不打有板有眼,有前敌、有后勤的正规战、运动战;而专打钻隙、流窜、拖死官军的流寇战略,那就不能持久了。
在本世纪三〇年代中期“五次围剿”之后,朱、毛二将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所实行的也是这个不要后方、钻隙前进、拖死官军的流寇战略。那一仗,哼,要不是蒋委员长“太聪明”(想借刀杀人),张少帅是“太老实”(以为红军真想抗日),恐怕“人民也站不起来了”。纵使如此,最后还不是“受编”、招安,搞个“打方腊”收场。当“工农红军”偃旗息鼓,收起“八角帽”,换起国军装,戴起“青天白日”帽徽来,才女毛毛说:
红军接受改编为八路军后……广大指战员对于改编、换装的确存在一些情绪。
要让这些红军战士摘下他们心爱的、佩带(戴)了十年的红星八角帽,要让他们穿上原来对他们进行过疯狂剿杀的国民党军队的军服,他们的心里,怎么能够平静!(见毛毛书,页三五一~三五二)
毛毛公主有所不知,当时她的毛伯伯、周伯伯和爸爸,腰如果弯不下去,要闹情绪,也就没有公主你了。李开芳、石达开心里又怎能“平静”?他们也是想“受改编”、“换装”啊!搞社会主义、“替天行道”的宋公明伯伯,又何尝情愿作“投降派”呢?问题是当“流寇”怎能当一辈子呢?
吃一堑、长一智!二万五千里受了个大教训。抗战期间毛泽东再也不搞“长征”了。同日本人,尤其是同蒋介石,搞“持久战”(蒋叫“长期抗战”;汪叫“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就一定要“推磨”——一古脑制造他十来个“革命民主根据地”(长征前叫“苏区”。你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陈毅……,大小三军听令:你们化整为零,各占一山头,各建一“根据地”。组织草根、团结工农、统战走资……,老、新解放区、白区、敌区……,因时制宜,各就其便,军民打成一体;八十老妪、九岁小儿,一个不漏。搞他个针插不进,水渗不透……。一旦国民党再来“围剿”;日军前来“扫荡”;伪军前来“清乡”,诸将应“彼此呼应、各自为战”,在八阵图中,打他个没完没了的推磨大战——失掉其一,转入第二;失掉二、三再转回第一——八阵图中最后总把你七百里连营,通统烧光……。然后农村包围城市——不把你赶回日本;不叫你鼠窜台湾,誓不甘休。——这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战略思想”。
但是这一记盖世英雄的伟大战略,哪是那位“乡建派”小学教员,老骨董“中国脊梁”的梁漱溟先生所能梦想的呢?他经过毛主席一夕的开导,粱老汉就自觉“头脑开花”了。
毛泽东和洪秀全、粱漱溟一样,都是乡建派,三家村老夫子也,何以毛老夫子能想出这鬼主意,而洪、粱等老夫子想下出呢?无他。这就是笔者要说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了。人类的“鬼主意”是受“历史阶段”局限的。“阶段”不到,你“鬼主意”就想不出。洪秀全如果也能想出这套鬼主意来,他就不是“长毛”了!他就是受过马列主义训练的“共产党”了。——朋友,咸丰年代的中国就出了“共产党”,那末免太早了点嘛!
还有,朋友,你真以为毛主席足智多谋,满肚皮鬼主意,“战无不胜”吗?非也。他只能想到他自己的那个“阶段”。应付次一阶段,他就傻眼了。否则他老人家也不会died a broken old man。
洪秀全既然打不来毛式的“推磨”大战;他陛下的“达胞”(石达开的御名)老弟,当然就更不会了。因此在“天京事变”之后,石达开搞分裂,要自闯天下,他也只会搞搞“长征”。搞流寇式的长征,在中国历史上,除朱、毛之外是没一个好下场的。“达胞”何能例外?石达开的下场既然和李开芳、林凤祥没有两样。事以类分,我们就把他们长征的故事放在一起,三言两语带过,以后就不再多费笔墨了。
前文已言之,石达开(一八三一~一八六三)在天京事变时回师靖难为北王所忌,缒城逃走,全家均为北王所杀。北王乱平后,翼王又奉诏回天京辅政。在一八五六、五七年之交,偌大的太平天国只有四个“王”爷。天王之下有他兄长二人(洪仁发、洪仁达)分别晋封安王、福王,其下便是翼王了。天王本是个不管朝政的昏君;安、福两王却是两个野心大、气量小的脓包,对翼王忌嫉特甚;而秀全既经天京事变之惊以后,对非内亲外戚的功臣,亦心存疑忌。——这一点,后来的蒋、毛二公亦所难免啊!
在这一可怖的三洪一石的对立情况之下,石达开自觉朝中无立足之地,一八五七年六月二日他就潜离南京,从陆路逃往安庆。天王发觉后,乃遣将蒙得恩等追之,谁知追兵竟与他一同逃去。
石达开在安庆待了五十余日,不知所适。其后他可能想到在江西福建浙江一带另成局面或可与南京争雄;是年九月底乃率精兵万人突入江西,经景德镇入赣南抚州、吉安,再掉头东去浙西,经鹰潭、上饶于一八五八年四月中旬攻入衢州。一路上太平老兄弟从者如云。太平军精锐,一时俱去。
在浙西一待数月,那流窜成性的翼王又掉头西向进入福建。一八五九年春,又兵分两路进入湘南与粤东。掠郴州、韶州。北克宝庆;南围桂林不下,终于又窜回自己的老家贵县,但是他显然知道老家广西太穷了,养不起他的十万大军。要称王称霸,只有北上四川,开府成都做个刘先主;然后再慢慢地六出祁山,北伐中原。
石达开会作诗是假的,是南社诗人冒充的;他熟读《三国演义》,倒是真的。因此他在母省广西盘桓了几个月,于一八六〇年秋又率十万健儿,回师北上,冲入湘西经靖州、芷江、泸溪、乾州、永绥,进入川东,直迫涪州……。
笔者随翼王大军精神长征,神游至此,记忆中简直重入童年,随军西上。因为抗战初期,我自己便是循这条路“步行入川”的。——那种峭壁悬崖、巨瀑险滩……与苗民打交道,与猴子抢果子,罗曼蒂克得很呢!
拙作读者中的老兵,可能分享这些讲不完的故事;年轻的少爷兵,幻想也幻想不出了。笔者便是穿着草鞋,从芷江、泸溪、乾州、永绥、秀山、彭水,在涪州乘民生公司小轮船西上重庆的。
可是翼王爷就没民生公司小轮船可坐了。他原先在湘桂一带流窜时,饥民灾黎都知道翼王殿下要到四川去做皇帝的。——谁没看过《三国》呢,四川这个“天府之国”,谁不想去?大家一哄而来,从龙如云,所以兵临涪州时,据说他的人马,有二十多万,可谓盛极一时。但是他并没有打下涪州,乃舍涪而去。沿江西上,经綦江、叙永,又南下攻入贵州遵义。再西窜昭通,这时已是一八六三年的春季了。
在西南崇山峻岭里流窜,可不像在蒙古草原或华北平原里那样随心所欲。你得循山势、水势和古驿道,转弯抹角,按理出牌呢!深山大壑,狼噑虎啸,野人猎头,由得你随意进进出出?我们试把石达开的流窜图(读者如想深入探究竟,不妨参阅前引郭毅生编地理书中各图,见页一一五~一一九),与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相比,就知他们两军所走的,几乎是同一条路!何也?大地山河是天父皇上帝安排的。你要走,就得循此路前进。
果然石达开的太平长征军,于一八六三年五月中旬,也兵临大渡河边、铁索桥头!“金沙浪拍悬岩冷,大渡桥横铁索寒。”当地土司王应元拆桥防河,隔河有清朝大军,列阵以待,太平军便在河边的紫打地(亦作紫大地),陷入绝境了。
翼王石达开身为全军统帅,不忍见全军饿死,乃只身向清军“请死”、请降”,以救全军。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三日乃被清军械送成都,“凌迟处死”。长毛老兄弟二千余人,和石家“王娘”十余人,及翼王五岁幼子石定忠,和一个出生才数日的无名幼弟,一时俱殉,惨不忍言。
【附注】 石达开远征路线图:
翼王之死,按清朝刑律,他和李开芳、林凤祥、“洪大全”以及清廷所认为势穷被擒的“首恶”,都是用最残酷的方法,“凌迟处死”的。
什么是“凌迟处死”呢?因为在我国唐代以前的官定死刑,不过“斩首”而已。可是宋、元而后所谓“十恶”之首的处死,就渐次用最残酷的方法,使犯人受尽痛苦,才让他死去。其中最残酷的刑法便是“凌迟”了。
凌迟又曰“寸磔”,俗名“剐刑”。中共文化大革命时,勇敢的造反派,有句口头禅,叫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个“一身剐”便是“剐刑”。剐刑便是把犯人全身划成三干多个一方寸大小的方块块,然后把这小方块用利刀在身上一块块地“剐”下来,所以这种“剐刑”,也叫“寸磔”。在剐的过程中,剐的创子手,和被剐的犯人,同时嚎叫,可怖之极。
三千块要分三天才能剐完。在剐完而犯人尚未死时,再用利刃枭首,巨斧剉尸;然后陈尸示众,使民战栗!
石达开、李开芳、林凤祥和“洪大全”(焦亮)以及他们之下的许多高级僚属,都是这样被慢慢地剐死的。最不可思议的,则是对付像年才五岁的石定忠和他那刚在紫打地出生的小弟弟。按清朝刑律,他们都是罪该“凌迟”的。但是他们身躯太小剐不了三千块;皇家还要把他们养大到成人,然后才来慢慢杀死他们呢?
石达开等犯了什么大罪,皇家这样恨死他们呢?清朝的刑法说,他们是犯死刑的“十恶”之首。
什么是“十恶”呢?“十恶”者,一曰“谋反”;二曰“大逆”……也。
“谋反”的现代化名词就叫做“现行反革命”。
朋友,在现代中国,一个人如不幸的做了“现行反革命犯”,他还不是要受“剐刑”,和枭首、剉尸的吗?方式不同罢了。
古往今来,道理是一样的啊!
唐德刚 2011-10-27 1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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