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文章来源：新京报

摘要：如果说我想让孩子们明白什么人生道理的话，我希望他们知道：自由的思想是最重要的。

偷了金子到延安

我们各自回到家中偷金子出来当路费。我在家偷了一只金笔和一块金表，后来把笔给卖了，表没卖。

我小时候成绩并不好，留了两级。1939年的时候，我跟随父母从北京转到昆明，先是在一所县立中学，后来才转到西南联大附中，跟不上他们的教学，只好复读初一。

初中二年级的下学期，一个叫余绳荪的同学拿了一本《西行漫记》来给我们看。读之后大家觉得延安非常有意思，很想去看看，而且那时我们都对训导长不满意，于是我们五六个人就相约去延安。

我们各自回到家中偷金子出来当路费。我在家偷了一只金笔和一块金表，后来把笔给卖了，表没卖。一个同学从家里偷了个金镯子出来，那个比较值钱，我们的开销主要靠它。

可是到了贵阳我们就被抓起来了，因为学校发现我们逃走之后，就往各地打电报。我们被关到警备司令部。大家商量着，如果被审查，就众口一词地说我们是想去重庆读书。

我那时候还带着《西行漫记》那本书，这在当时要被发现可就麻烦了。恰好关我们的那间屋子里铺的是很破旧的木地板，我们就把书一张张地撕了，让它们从地缝里飞下去。

学校的教务长来到贵阳把我们带回了昆明。父母并没有责怪我们，而且我父亲还写了封信给西南联大附中，批评老师把孩子逼得逃走。

但学校不想收我们了，我们也不想回去，觉得很没面子。我有个堂姐在重庆的南开中学教书，我就到那儿去念书了。本来我初二还没有念完，但我就想读高一了。

结果一考试，我的数学、物理都不及格，只好留级。班上同学都比我小，我觉得不自在，下半学期就回到了昆明。

1945年的时候，我先是在西南联大的预科班读书，但学习跟不上。抗战胜利后我们返回北京，在重庆等飞机等了两个多月。期间我尝试考大学又没考上，所以1946年我又去读北大预科班，然后才考上北大。

夫妻间甘苦相随

后来人家告状说我和她划不清界限，狠狠批评了我一顿，给我严重警告处分。划不清界限就划不清界限吧，我还是继续这样写。这些信本来应该保留，可惜的是，“文革”中怕抄家……

我和乐黛云是1952年9月13日结的婚。“9·13”林彪掉下来，这是不好的日子，是吗?13在西方是不好的数字，但在中国是好数字，中国有十三经，小说《儿女英雄传》里最有本事的是十三妹，还有十三太保……我们结婚时当然没考虑这么多，但后来人家老说13不好，我就要说13好，总得找到根据。

我的婚姻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两年前，我们在北欧度过了金婚。我们去参加一个会，别人都回国后，我和她去了瑞典，在海边的一个旅馆里住了几天，回忆我们的往事。她送我一个兔子，她每到一个国家都想办法买一只兔子送给我，我送她一条丝巾，是在瑞典的皇宫里面买的，很贵，好像要一二百美元。

但这些都是小事，主要是多年来我们很好地生活过来，没有发生过矛盾，尤其是在很困难的时候，没有发生问题。反右中，她成为右派，当时因为政治原因离婚的也很多。她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的时候，我写信给她都是写“乐黛云同志”，我觉得她根本不是右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完全弄错了。

后来人家告状说我和她划不清界限，狠狠批评了我一顿，给我严重警告处分。划不清界限就划不清界限吧，我还是继续这样写。这些信本来应该保留，可惜的是，“文革”中怕抄家，我们将它们埋在蒋家胡同的一个院子的葡萄架下面，后来就找不着了。等到几百年、1000年以后被人挖出来之后就是重要文物了吧。

“文革”中我受冲击，她也尽量保护我。因为我在会上公开反对北大造反派的头目聂元梓，所以成了黑帮。他们主要是打倒北大校长陆平，而我又是保卫陆平的，陆平每一两天就被弄出来批斗一次，我是陪斗。有一两个月，我白天劳动，晚上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写检查，乐黛云怕不知道我在哪，找不到我，就每天晚上都坐在哲学楼外面的坎上等我回来。

我们在困难时候都是相互关怀和信任的，这在50多年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我在25岁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结婚。

我们常常一起回忆我们的快乐时光：当北大还在沙滩的时候，我们在景山下的图书馆读书，然后就去爬山;八十年代我们一起去旅游，见到非常美丽的冰川。这中间的那几十年，我们都不愿意再去想了。

只能听自己的

“文革”一结束，我就开始想：从此以后我应该听谁的?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听毛主席的话，如果我的思想跟毛主席不一致的话，那一定是我的不对。那毛泽东去世之后我听谁的?

1971年我从江西劳改回到北京，担任北大哲学系教改组组长，给工农兵学员上课。

当时有个教授觉得这些学生写的文章不通顺，提议应该让他们学学逻辑，我同意了，有人因此给我贴大字报，说逻辑学是资产阶级方向的学术。

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代哲学资料》里面说孔子是由奴隶主转化为地主的，这和毛泽东的说法不同。中华书局做检讨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作为参与者之一也应该写检讨……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在1973年夏天反击右倾回潮的时候就让我很危险。

我担心如果又要被打倒了那该怎么办?正好，毛主席提出要调一批北大教授去编“批林批孔”的材料，这些教授包括冯友兰、周一良、张世英等人。我很愿意去，正好可以让我逃过反右回潮的灾难。

于是我们每天编材料，写大批判的文章，还到各处去讲解“林彪与孔孟之道”。比如：林彪说克己复礼，我们就说他的意思是想复辟资本主义。也是在那一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江青找我们去给帛书做注解，编大字本给毛泽东看。

1974年底的时候，江青到北大来，安排我给他讲老子。我心里很紧张，生怕说错话。可是我还没讲几句，江青就开始发言了，那个会上基本上是我们在听她讲老子。

还有一次，我们陪同江青去天津视察，更让我见识了她的可怕，她的手下都是她让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吃饭的时候，我不小心提到斯大林，她就大发脾气说：“不要提斯大林!”可等到“文革”结束江青垮台后我们就麻烦了，说我们听江青的话，把我们隔离审查了一年。其实我们对她根本不了解，传达给我们的都是毛主席的话。虽然我们是受人差遣，但我听命于他们的错误我都认账。

1978、1979年我都不能教课，只能给古书做注解，直到八十年代我才重新开始教课。但是，“文革”一结束，我就开始想：从此以后我应该听谁的?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听毛主席的话，如果我的思想跟毛主席不一致的话，那一定是我的不对。那毛泽东去世之后我听谁的?我觉悟到，要是听别人的话你犯错误，到底应该谁负责就很难说。还是只能听自己的话，当然也可能犯错误。

自由思想最重要

如果说我想让孩子们明白什么人生道理的话，我希望他们知道：自由的思想是最重要的。

19岁的时候我看到林庚写了篇《生》，觉得他认识不够深刻，就写了篇《死》。我说母亲一生下我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将多一个坟墓。除此之外，我还写了《论善》和《论人生的意义》。

对于人生的意义的理解，那时我写道：人的生命就像火焰，小小的火焰燃烧的时间长，但它照亮的面积也十分有限。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我想直到现在，我的思想都没有改变，还是宁肯选择做烈焰。

就好比我现在做的这个儒藏的课题，困难很多，而且学校许诺的条件也有些没有实现，但我还是想去做这个事情，纵然前面是地狱……

我的孩子没有继承家学，他们八十年代初就都去了美国。女儿在“文革”结束前，受到的正规教育仅仅限于小学。他们学的都是理科，儿子是物理学博士，但他没有做学术，现在在一家企业工作，薪水很高，他自己很满意，但我和他妈妈都不满意，因为毕竟我们的家风是读书人家。只好寄希望于孙子了，他曾在全美国的一次小学生数学竞赛中是全美国第二、纽约州第一，我们中国的学生有学习好的传统。

如果说我想让孩子们明白什么人生道理的话，我希望他们知道：自由的思想是最重要的。

汤一介，1927年生，湖北黄梅人。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着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

或许是因为有一位甘苦与共、又可以一起读书问道的夫人乐黛云，汤一介在人生旅途中十分从容。

2014年9月9日，汤先生逝世，享年87岁。

记者手记

我们一起从先生家里出来。他先是推开一扇虚掩的门，轻声说：“乐，我出去一下。”

先生换鞋的时候，我随口说了句：“您家镜子前挂着这么多羊啊?”先生说：“她属羊。但我家应该还是兔子多吧?”

我才发现：的确，屋里到处都摆着兔子玩偶。

先生突然兴致勃勃地说：你来，我带你看个东西。

于是，我看到了满柜的、各式各样、各种材质、新旧不一的兔子。先生像个炫宝的小孩儿一样，露出天真而得意的笑容：“我属兔，她每到一个地方都想法买只当地的兔子(玩具)送个我。”

您最喜欢哪只?

先生指着一个戴着领结的白瓷兔子说：“它!博士兔!”问他25岁生日是怎么过的。谁知这个问题竟然害得先生要掰着指头算：“27年、37年、47年、48、49、50、51、52.”算出来后，他立刻就笑了，不假思索地说：“1952年，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乐黛云结婚。”后来，当他说到：胡世英老师要我去研究逻辑学的哲学基础，我想我这个人数学不好……

我禁不住放声大笑：“哈哈，我早看出来了，您代数不好。您看您算年龄的时候怎么不直接用27加25呢。”

此言一出，才惊觉自己的没大没小，但先生性情柔和，并不计较，也随着我笑起来。

网载 2015-08-23 08:4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