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微信读完《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文革”前夕，一位右派分子的迷失

簡體傳統

文/新京报记者吴亚顺

邵燕祥称自己近来忙于“过日子”。这“日子”或许不限于眼前，还包括过往岁月——对于一个已届八十高龄的老人来说，后者可能更为紧要。

新作《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记录了邵燕祥从1960年至1965年六年的“右派”岁月。“比起那些已经过世，或年已七老八十而大半生丧失了一切公民权利的’同案’，我不但可谓不幸中之幸者，甚至可以说简直在享受着被照顾的优遇了。——我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序言里，邵燕祥慨叹道。

1960至1961年

饥荒阴影下，官僚大吃大喝

邵燕祥被摘掉“右派帽子”，在十月的秋风里，从劳动改造的农场，回到了北京。共和国“十周年大庆”刚过，他感受到的却是静——“出奇的安静、平静甚至宁静”。他回到原单位中央台工作，不同于公共场所的冷寂，机关里涌动着“反右倾”的热潮。

1960年，邵燕祥被叫到说唱团帮忙，主要帮助相声组记录传统相声。在这里，他把故事改编成相声，搜集资料，出过不少主意，如今回忆起来，感觉“乱纷纷”。

这一年，大饥荒的阴影已经显现。上半年，邵燕祥在广播学院上辅导课，从十一点起，站在讲台上两腿就发抖，直到下课铃响。为了补充机关食堂蔬菜的不足，不得不去“生产基地”种菜，邵燕祥甚至在大家的提议下写了《种菜突击队之歌》，谱曲后，每天唱着这支歌下地。

有了“生产基地”，小官僚们时常飞车来去，以视察农场为名，直接去开小灶，大吃大喝。邵燕祥不能容忍这一类事情，他写信给机关领导，反映这一情况。得到回复，其中说：“此风确不可长。当时我对他们说了，看来还要作进一步的规定。”

同年冬，邵燕祥的夫人谢文秀已怀孕半年多，想补充些营养，两人商量后决定下一次馆子。像去偷嘴，他们乘公交车西行，到公主坟下车，找一家小店，悄悄坐下，买了饭菜，一声不语闷头吃。

这一次奢侈的举动，让他们觉得对不起父母，而没有了解到“几亿衣食父母的农民正在大饥荒中忍受折磨”。当时，他们以为农村比城里强得多，理由是农民不但有自留地，利用宅旁园地莳弄些瓜菜，更为方便、得心应手。

“可悲并可诅咒的，是我和相当大批的城里人，竟享受着城乡二元化的荫庇，同时又受报喜不报忧的舆论蒙蔽，长期对这样悲惨的实况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仿佛毫无心肝地苟活着。”半个世纪以后，邵燕祥写道：“作为这样幸存的生者，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到无地自容。”

1961年，饥荒阴云依然笼罩。物质需求之外，邵燕祥不失精神追求，用工资订阅了《文艺报》、《人民文学》、《世界文学》、《文学评论》等报刊。也是在这一年，政府把一船从国外买来救急的度荒粮食，因为阿尔巴尼亚的求助，而在海上改道，全部、直接送给了这个“战友国家”。

▲邵燕祥与夫人谢文秀（纪红摄）

1962至1963年

不时在山水市井间游走

1962年，光景好过前一年，用不着七八块钱买一斤鸡蛋了——那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不过三十来块钱。这时候，学者似乎也有了闲情，与《红楼梦》有关的活动、展览、节目不断涌现。

一件好事落到邵燕祥身上。内蒙古自治区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文化界组团前往祝贺，其中包括邵燕祥。他们去鸣沙山，在沙上滑行，邵燕祥悄悄写了一首七言古诗，以为是此行最大的收获。此后，去青冢吊王昭君，去包头拜五当召，“从旅行的角度看，真的不虚此行”。

从内蒙古回来不久，9月，邵燕祥被派往南京，本来是去某部队文工团“取经”，却成了访古之游。坐在清凉山一块石头上，秋风拂面，一只蝴蝶飞到眼前，一起一落，邵燕祥得句“一蝶如叶坠秋风”。“真是多年难得的闲情了。”他写道。

哥哥燕平定居南京十五年。在饭馆，他给邵燕祥点了条鱼，自己不动筷子，只是看着弟弟吃。在这鱼米之乡，大饥荒的痕迹虽然并不明显，但余悸犹存。不过，此时，在邵燕祥眼里，“江山还是美好的”，“人生还是美好的”。

烦恼亦不断。1963年新春，邵燕祥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单位的新闻人物。唐弢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关于题材》一文，批评邵燕祥的作品《小闹闹》为“烦琐的家务事和卑微的儿女情相结合的典型”。此外，还有数篇涉及《小闹闹》的批评文章。不过，只是在业内流转，并没有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

当年夏天，瞿希贤谱曲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传唱全国。这首歌震撼了邵燕祥的心，激发他创作的冲动，写了一首歌词，寄给瞿希贤。她回信说，因为已经写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想重复同一主题了。这样的回复，赢得了邵燕祥的尊敬，更让他尊敬的是瞿希贤晚年的反思。她对一位作曲家说过，看到一个材料，才知道大跃进年代中国饿死了很多人。当时，她在甘肃“引洮（河水）上山”工地上，应县领导之请写了歌，这支歌当即唱响工地，后来知道工程整个瘫痪，当地死了不少人。

“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多年后，瞿希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