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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因不追求集体行动而被朝廷宽容

君主集权的政治结构，对中国的宗教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上帝”崇拜被君王垄断以后，民间的宗教并不是没有发展，佛家、道家就有很强的民间基础。我们会发现，君王朝廷垄断了上帝信仰以后，对佛、道的发展蛮宽容的，少数时期有过灭佛现象，但总的来说，中国君王朝廷对佛、道发展比较宽容。

仔细想这个问题，结论就出来了。最重要的是，佛教、道教是比较个人化的宗教，讲的是个体超越，不是集体性的宗教，讲的不是集体超越。佛教追求成佛，道教追求成仙，追求都比较个体化，不是公共性的。修佛，不会是一个集体性行动，没听说大家约着为成佛而奋斗的。修仙也一样，没听说大家为了修仙，集体行动，抛头颅洒热血。只要不是集体性的宗教，只是不是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组织，政治组织性的危险性就比较小。

信仰上帝会被统治者疑心有政治诉求

中国是以天子为中心的社会，当朝廷维稳的眼睛看佛道时，会感到佛道本质上威胁不大，因为它们是个体化的。君王朝廷对集体化、公共性的信仰就很紧张。公共性信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上帝崇拜。天子去天坛祭祀时，文武百官几千人，到那儿向“上帝”汇报工作，乞求风调雨顺，保政权长治久安。君王奉天承运，从上帝那儿承接天命，所有文武百官，都是帮君王承担天命的。身为天子，这是上天的特殊安排，是天命选择。“历史选择了我们”这样的提法，不过是天命选择的现代表达。君王朝廷是“公”的代表，信奉的是公共性的集体性的宗教，拥有团结凝聚的力量。民间宗教，主要是个人化的宗教有发展空间，这是中国宗教的一个特殊结构。

在这样的结构中，谁一旦打出上帝的旗号，或者类似上帝集体行动的旗号，朝廷就非常紧张。谁一开始拜上帝，似乎就意味着他要争天命，想当天子，而且马上因信众而拥有了集体行动的力量。谁拜上帝，就面临生死搏斗。有些基督徒的朋友让我们给他们讲解一个心态，因为他们是信徒，不想搞政治，但以前老被折腾。“你们是搞政治的。”“我们不是搞政治的，我们就是信仰上帝。”“你们就是搞政治的！”政府官员、警察其实对中国上帝信仰的历史传统有过什么了解，但他们有一种政治历史的某种记忆。垄断上帝信仰是天子巩固政权的传统，你们也去拜上帝，你们都成天子了，你们还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想造反。信仰上帝的朋友们，都要有这种心理准备。不管你有没有政治追求，你只要是拜上帝的，朝廷官员就会不太放心。这不是某个官员坏不坏的问题，是承受君主集权政治垄断上帝祭祀的历史传统的问题。

佛道在法外独立 儒家依附皇权难以独立

身为学者，我自然关心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问题，知识人的独立性问题。毛泽东认为，从阶级分析角度看，知识分子本身不构成一个阶级，而是要依附在某个阶级身上，“皮不不存，毛将焉附”，总之，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

从中国历史来看，儒、释、道的文化后面，形成三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一是儒家士大夫群体，吃皇粮，依附在皇权和官僚系统上的。二是和尚群体，这是依靠在佛寺系统的，吃捐款、佛产及佛法服务，相比起儒生来，相对独立于朝廷官场。三是道士群体，依靠在道观系统，吃捐款，也吃法事、医疗服务，也相对独立于朝廷官场。

佛、道之独立，是一种法外之人的独立，是不参与公共领域的独立。真正参与公共领域的儒家士大夫，是难以独立的。有儒家朋友说儒家是以道统而独立，其实很难做到。我们今天说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问题，指的不是那种不问世事的自我放逐的独立，指的是针对公共领域事务的独立的思考和表达。如果表达出来的公共观点与君王官僚们的看法不一致怎么办？不一致，还要独立地表达，这才是独立。独立，是在这种特定困境中才得以呈现出来的。

我信天，我信上帝，对我来说只有一个至尊的敬仰对象，人间没有我的崇拜对象，我对世俗力量就有一种内在超越性，我与其他人就容易有真实的平等心态。人人都是上帝之下的，我们有天然的平等感。如果失去了直接面对“上帝”，直接与上帝沟通的信仰能力，而是围绕着上天在人间的代言人旋转，人与人之间就难有平等感。而且当你依靠的至高力量是能动的，是能回应你的祈祷的时候，你就有了一种抵抗世俗势力的能动的力量。

基督教进入中国带来“新教变革”

西方基督教也有一个不平等的发展史。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只有通过教皇才能跟上帝对话，这样教皇就拥有了很大的垄断特权。中国的君王，既是君王，也是教皇。唯有天子能奉天承运，这是中国的教皇。唯有天子能替天行道，这是君王。西方新教变革，不再承认教皇的垄断权威，人人因信称义，人人可以直接跟上帝对话，这是人与人在信仰上，在灵魂上的平等运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这样一种新教变革，还没有一个从只有一个天子到人人皆天子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人人皆是上帝的孩子，这就相当于中国的新教变革。原来被君王垄断的“上帝”，进入了成千上万民众的心灵之中，人人皆为天子了，从目前看这是基督教的发展带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的发展，从中国宗教精神历史上看，本身就是中国式的新教变革。

中国知识界由上天信徒堕落为天子门生

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以“天”为中心的，孔子就是代表。孔子到处谋官，让君王接受他的想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孔子精神上依靠的是“天”，而不是依靠在某位君王。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是一种真切的使命感，孔子对上天有何等的依靠和信赖！在孔子眼中，世俗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最高的，能决定他命运的是“天”。董仲舒也有这种代“天”讲话的感觉。但以后，知识界的精神就不再围绕“天”，而只是围绕“天子”旋转了。知识人揣摩的不再是天人之际中人与天的关系，而是揣摩自己跟天子的关系。中国知识界逐渐由上天信徒变成了天子门生。

科举制，最后谁签字让谁当状元、秀才、榜眼？是皇上。所以“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王既是世俗领袖，又是精神、宗教领袖。在政治上我是你们的君主，在精神上我是你们的导师。中国君王最大的渴望是君师一体化，既是君王又是导师，最高境界是导师，那是一个宗教权力。毛泽东对斯诺说，自己是“TEACHER”。斯诺觉得毛很谦虚，毛泽东才不谦虚呢。“TEACHER”就是教皇，就是大祭司，就是天命所归。失去了“天”，敢代“天”立言，丧失了天信仰，丧失了直接面对上帝的习惯，知识界就逐渐落入了给君王上折子、揣摩圣意的精神低下的陷阱之中，丧失了对上天和“上帝”的信仰和敬畏，失去了真正的精神依托。从孔子、董仲舒的先知高点不断下落，这是中国知识界精神坠落的过程。

政教分离是西方知识人独立的依托

西方知识界，过去有一个组织依靠，这就是教会。从基督教兴起到近代以前，西方知识人的主流是教会中人。信众的信仰是超越君王的，教会的组织是独立于朝廷的，这样西方的知识人就有了自己的家。而且“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下如同行在天上”，教会要在大地行主的意志，教会是关心公共事务的。所以，西方历史上，政教两个系统的长期分离和独立互动，是西方知识人自由独立精神的重要依托。

精神的独立，建立在几个条件上，一是内心信仰上的独立，二是组织上的独立，三是经济上的独立。没有这些条件，未来的知识人不是权力的附庸，就是资本的附庸。附庸，承担不起精神的重量。一个知识阶层精神、组织和经济不独立的民族，缺少精神上升的张力。

儒家神圣性丢失在董仲舒后

云南南部有一个叫建水的地方，有个规模很大的文庙，可能是中国西南最大的文庙。多年前，我们几个朋友去建水看文庙。文庙里面有一个通道，通道中间有一个孔子的半身铜雕塑，放在一个石座基上，有一人多高，雕像的脑门亮晶晶的，这是游客摸出来的。路过的游客，不少人用大姆指去摁一下孔子脑门。陪我们去的当地朋友也建议我们摸一下，开玩笑说以后考试成绩会好一点。和我们一起去的人中，有的人也摁了几下孔子的脑门。当时我对孔子思想并没有深入了解，但大体是否定的。但我没有摁孔子脑门，多少感到这对孔夫子不够尊重。看着大家在摸孔子脑门，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把释迦牟尼的铜像放在那儿，有没有人会在他脑门上摁一下？可能不会。耶稣像放在那儿，也不会有人来摁脑门。把老子放在那儿，也可能没人敢摁他脑门。

为什么大众对孔子缺少这份敬意呢？我想重要的原因，是神圣性的丢失。什么叫神圣性的丢失？且不说“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文革批林批孔，夫子被称为孔老二，孔庙被破坏，孔子的神圣性被降低了。但是，儒家神圣性的丢失，不仅仅是从“五四”运动才开始的，而是董仲舒以后就开始了，这有一个孔子被去魅的过程。

董仲舒以后，儒家的整个发展跟“上帝”与“天”渐渐脱离了。儒家本源于“天”，源于“上帝”，周公、孔子思想的最高依托是“天”，是“上帝”。但董仲舒后儒家的发展中，意志的“天”，人格化的“上帝”逐渐被非意志的、非人格的“道”、“理”、“心”所替代。离开了意志之“天”与至高神的“上帝”，孔子就不再是代天传言的圣者，不再是先知式的人，而只是一个温和善良风趣的智者，一位务实的伦理学者。源于“天”的伦理，才是有神圣性的伦理，源于哲学家、伦理学家的伦理，只是人的伦理。既然是人的伦理，我们就可以讨论，可以取舍。

孔子不是要接地气而是接天气

一本儒家杂志的编辑采访我，拿他们的杂志给我看。我翻开一看，里面有一幅孔子的漫画，拄着拐棍，很萌很好玩的样子。我问，为什么要把孔子弄得如此之萌？编辑说是接地气。我说，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的学问，是“下学而上达”，最终是要达于“天”，是渴求“天”对他的理解和认可的。所以，孔子的问题，不是接“地气”的问题，而是接“天气”的问题。

如果真的理解孔子是传天意的人，他背后有“天”，有神圣意志之“天”，孔子的神圣性就会存在。有神圣之“天”，才有神圣之传“天命”的圣人。“圣人”中的“圣”字是什么意思，甲骨文中就是一个大耳朵和一张嘴，一个大耳朵，是聆听上帝之言，是聆听天意。嘴，就是传天意。“天道”之“道”，有“言说”之意，有“道路”之意，可理解为因听到“言说”而成“道路”。“朝闻道，夕死可矣”，“道”是听闻来的，“道”当然是“言”。如果是“道路”，则孔子应当说“闻观道，夕死可矣”。孔子是渴望“听”到“道”的。

儒家逐渐离开“上帝”，离开“天”以后，孔子就逐渐变成一个善良、聪明、智慧、还有点可爱的凡人，一个人味很重的凡人，你摸一下脑门是可以的。如果一个人与神圣之“天”、有至高之“上帝”，他是“上帝”在人间选择的代言人，他传道的思想就是有神圣性的，是要敬畏的，你还有兴趣去摁他的脑门？估计你是不敢的。

神圣性和宗教情怀的丢失造成儒家今天的困境

讲到伦理、讲到法，大家知道“摩西十诫”。上帝告诉摩西要谨遵“十诫”，摩西把“十诫”传给以色列人。“十诫”是从“上帝”来的，是经过摩西传达的，“十诫”背后有宗教神圣性。有神圣性背景的伦理，才有力量。不用说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高度宗教伦理化的宗教，就以佛教为例，对百姓来说，一个和尚讲的几句做人道理，与大学伦理学教授讲的几句做人道理相比，恐怕更有力量一些。和尚背后有宗教，和尚讲的伦理，可能来自彼岸世界，会有一些神圣的、说不清楚的东西。伦理和法的后面如果没有彼岸世界的神圣性，就引不起敬畏，就缺少吸引力和影响力。

孔子知道自己的命运由“天”而定，孔子一身就遵天行道的，董仲舒也深明这点，但后来儒家的演进过程，是一个脱离孔子和董仲舒的过程。现在的儒家，多是师从朱熹、王阳明。我觉得朱熹、王阳明不再是孔子儒家，而是道家的儒家或佛家的儒家，为什么？因为从他们整个理论中，我看不出他们的思想以“天”和“上帝”为依托，他们对“天”没有敬畏，他们没有孔子那种“迅雷风烈必变”、“天生德于予”的心态。朱熹的“理”，源于道家的“道”，王阳明的“良知”，源于佛家的“心”，在形而上层面，朱熹“道”化，王阳明“禅”化，他们都没有“孔化”。神圣意志之“天”，至高能动的“上帝”，从宋明理学中消失了，儒家就从宗教伦理学变成了世俗理论学，超验性、神圣性、宗教性消失了，因此也就没有了心灵影响力。神圣性、宗教情怀的丢失，造成了儒家今天的深层困局。

对一位哲学老师讲的伦理，我不必如此在意。世界上的伦理哲学家多了，对此一下，就没什么了不起。比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如何？伦理学没有人家系统完备。我说“丢失”了宗教情怀，是说以前是有的，我们从《尚书》、《逸周书》、《诗经》、《论语》、《孝经》这些典籍中，怎么会看不出至高的“天”和“上帝”的存在呢？不是没有“天”和“上帝”信仰，而是后来的人被洗了脑，转换了思维方式，于是睁眼瞎，熟视无睹。

中国信仰精神的未来在于回归上帝

最后我讲一下中国信仰精神的未来演进。台湾的特点是，在宗教自由环境下，形成了新的宗教生态。基督教、革新后的佛教、传统的道教，各有自己空间，谈不上有台湾自己的主流宗教。我认为中国大陆不同，大陆的宗教发展，当然革新后的佛、道都会有发展，但信仰上帝的宗教的发展将非常重要，因为这涉及公共精神问题。从中国历史来看，我觉得中国公共精神的传统，是从“天”、“上帝”信仰的传统中来的，是从“顺帝之则”、“敬天保民”的传统来的。但敬仰上天崇拜上帝的传统过去被君王垄断了。中国公共精神的建设，要破除君王对“上帝”、对“上天”敬仰的垄断，要从“上帝”、“天”信仰的大众化开始，做到人人在精神上皆是天子，人人皆天子，人人皆“顺帝之则，敬天保人”。从世界交流来看，中国未来公共精神发展会受基督教很大影响，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行动，信仰上帝，关爱人间，愿祢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愿正义如滚滚江水而来。

在中国“上帝”信仰基础上，在中国“天人之际”文化基础上，在中国上帝学和天学基础上，整合中国原有天人文化，开放地面对世界各大宗教，面对世界上帝学，面对世界天学，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华的信仰文化，以上帝之道，以天道为核心的信仰文化。

帝生道，道生心，心生法，法生万物，贯通儒释道法阴阳，融汇世界宗教，成中华之教，服务人类共同的未来。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3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