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在中国》（一）第一章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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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中国　国父孙中山先生，距美国独立宣言之後一百一十年即在乙酉年（一八八五年），开始宣传其革命主义。至甲午年（一八九五年），创立其革命总部-兴中会於檀香山，成为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就揭櫫其推翻中国已有四千年历史的君主政体的主张。惟其当时的号召，虽为推翻满清专制，而其最後的目的则在使中国自列强侵略下获得解放，并使中国步入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大道。
　　自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革命成功以後，到了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遂相继而起，许多君主专制政治支配下的欧美各国，乃建立了民主政体，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後，若干曾为欧洲殖民地和保护国的亚非民族，亦获得了独立自由，其间两个主要的革命潮流，一个就是 [2] 个人自由和平等之不断争取，另一则为民族意识之逐渐觉醒，最後形成民族主义的怒潮，尤以在亚洲国家最为显着。
　　故美国革命之成功，乃为全世界被统治的民众，及其各民族，要求独立自由的愿望，实创一历史上空前有力的先例。
　　国父孙先生正当此中国海禁初开，中西文化接触的时期，乃潜心中国典籍，复深受西方教育，故能从现代的革命潮流，来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同时更从中国的政治哲学，来评定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其具体的一例，就是他汇合中国古来的考试和监察制度与西方的三权分立主义於五权宪法的理论之中。更显明的一点，就是他所手创的三民主义完全符合美国林肯总统所称「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以为建立其中华民国的惟一蓝图。故其政治思想，无疑的是受美国独立及法国革命的理想之影响。
　　一九一一年，　国父孙先生领导其革命党同志，百折不回的不断奋斗，在其革命运动十次失败之後，卒为中国人民建立了共和政体，就是产生了中华民国。惟在其革命政权初建，而基础尚未巩固之时，帝制余孽袁世凯乃凭藉其前清的北洋武力，勾结帝国主义，颠覆中华民国，恢复君主政体。於是国民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政体，因此而遭受 [3] 其第一次的失败。这一帝制虽不久即归幻灭，惟北洋军阀割据纷争，使国家终陷入於混乱和破碎的状态，而　国父所手创的中华民国亦等於名存而实亡。
　　国父孙先生为尽其革命建国的责任，乃继续奋斗，致力於国民革命，直至民国六年，始以广州为基地，准备北伐，以期削平军阀，再造共和，恢复其国家独立与自由。当时西方国家与日本对於中国国民革命，不仅毫不寄以同情，甚至积极援助军阀，以阻扰国民革命之进行。故此十年之中，　孙先生为了革命建国的事业而寻求外援，都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列宁在俄国革命中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以後，不仅在俄国产生了一个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新政体，并且使欧亚两洲人文主义的文化，都受到强有力的刺激。共产制度的思想，创始於马克斯及恩格斯，在列宁的手上，更有其显着的发展。列宁推翻临时政府而建立其苏维埃组织，在理论上自称其为「转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且宣传其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大多数民众的解放」，好橡布尔雪维克是世界上最前进的革命政党，而共产主义，亦就是世界上最崇高的理想。但是实际上，马克斯主义乃是法国革命中的一种反革命的运动，亦就是当时欧美民主革命的一股逆流，他的企图是破坏民主政治而建立专制制度。列宁所创「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後继者所谓「人民民主」的极权主义政体，自是 [4] 师承马克斯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所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马克斯主义在俄国渗入了大斯拉夫主义及沙皇专制主义的特徵，倘如马克斯和恩格斯今日能目睹其苏俄和中共所谓苏维埃制度的残暴行为，亦必将大为惊诧。
　　苏俄共产主义诱惑群众的宣传，就是使他们误信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为达到其乌托邦的唯一途径，他为了世界革命，认为一切暴力和卑劣的手段，都是合理的，只要他们的理想能够实现，即可为整个人类创造永久的理想国家。当时俄国革命对亚洲的民族运动，发生了极强烈的影响。因为一百余年来，西方殖民地主义的统治，在亚洲激起一股民众极端的愤恨，所以俄共乃就把握这一情势，对这些国家，施展其渗透和颠覆的阴谋，而推行其从亚洲向欧洲迂回的世界革命计画。
　　当时中国在列强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之下，沦为次殖民地国家。俄共认为这是他在东方散播共产主义的种子，来制造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大好园地。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齐采林报告，和民国八年加拉罕宣言，声明苏俄准备放弃其在华特权，立即引起中国人民之向往，并博得其空前的好感。於是苏俄一面派遣外交使节，与北平政府开始谈判；一面派遣其国际共党党员与我　国父孙先生联系。但在此必须注意的，就是苏俄同时更在另一方面进行组织其共产国际支部之中国共 [5] 产党，并供给其财政而予以政治的指导和操纵。
　　民国十二年即一九二三年一月，　孙先生与越飞达成协议。俄共对　孙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允予援助，依照　孙先生手定的革命程序，完成其国家统一的事业。俄共更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中国国民党，服从我　国父孙先生的领导，从事国民革命。这就是国共及中俄之间「和平共存」与合作的开端。
　　第一次「和平共存」是从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的联俄容共，至民国十六年中国国民党的全面清党，及国民政府对俄绝交。这一次尝试，就很快的归於失败。然而此後我们中国国民政府又经过了第二和第三次与苏俄及中共「和平共存」的时期。第二次是民国二十一年中苏复交，及民国二十六年中国对日抗战发生，中共的乞降投诚，至民国三十四年抗战结束与五次和谈。第三次是民国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八年，由中苏条约，政治协商，经共匪全面的叛乱，乃至大陆关入铁募。而中共毛泽东在苏俄卵翼之下，凭藉其武装暴力，来破坏国民革命，颠覆中华民国，要骑在我全国人民的背脊之上，建立其集权主义的统治。这不啻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为我们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时袁世凯挟帝国主义以击败　孙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新兴势力，而後帝制自为的历史重演，而其卖国害民之卑劣手段和残暴方法，更不是 [6] 北洋军阀所能企及。这就是我们与俄共「和平共存」的最後结果。亦就是我们国民革命第二次失败的惟一原因。
　　关於我们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第一次「和平共存」失败之後，仍不得不与俄共及其侵华工具之中共再作两度「和平共存」的试验之环境，及其经过之事实，我深觉其有向我全国国民和世界各国举实相告的责任。大家应特加注意的一点，就是在这三次「和平共存」的事例中，我们政府的决策往往对於国内和国际上各种重要的因素，不能不先加考虑，而受其牵制，所以我们反共斗争的行动，亦就不能不经由曲折迂回的路线，以至於中途遭受挫折。
　　我发表这一记录之时，衷心充满着悲痛无比的情绪，也怀抱着坚强不移的信心。在一方面，我们中国可说是世界上领悟俄共「和平共存」的痛苦最早，亦是经历最久的国家，然而事势的演变与环境的压迫，使我们本党和政府虽看透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而仍不能不再三坠入侵略者的诡计。我们纵能确立坚决的反共政策，因其得不到国内民众的了解与国际友帮的支持，乃不能不中途挫折，而终於失败。所以这些记录的字里行间，遍洒着我们爱国军民的鲜血和反共斗士的热泪。在另一方面，我在这反共斗争的经历之中，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服务，本於　国父的遗教，三十年如一日。我自一九零八年在日 [7] 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以及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在广州参加国民政府，以至於今日，始终自矢为一个三民主义的革命者，而且确信中国全体同胞，对於革命建国的途径，亦惟有始终遵循着　国父所手创的三民主义，乃为自救与救国的惟一大道；尤其是在今日反共产、反奴役的斗争时期，更应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我们全国爱国同胞一致的目标。
　　我们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受的惨痛教训，我深望其能对今日同遭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国家及其领导者，有所裨益。我以为苏俄的武装暴力，亦与世界历史上野心侵略主义者一样，并不足畏，且必归失败；但是他的武装暴力，乃潜存於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内。自由国家的领导者甚难洞察其危机之存在，比及发觉而奋起抵抗，则为时已晚。我深恐今後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陆，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转而为害於世界人类而无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将本书公之於世。如其能唤起我全国同胞以及自由世界爱护自由和民主的人士的警惕，共同认识俄共及其傀儡中共对於任何一个自由国家与自由人士所要求的「和平共存」，不过是要你单方面接受他的「和平」，让他俄共独自生存，并听其第五纵队自由发展，而最後任其从外部来武装征服，或从内部来「和平转变」之一个简单符号。他这个「和平共存」的符号，换言之，也就是他俄共最後统制世界，奴役人类的一个代名词而已。故本着又名「和平共存？」倘能以此对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亚 [8] 洲非共国家，有所贡献，那就是我民族历史上这一最大牺牲的代价，乃获得了补偿，而我对於世界反共斗争，亦克尽其应尽的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