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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让中国转变为“民族国家”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甲午战争恰恰引导了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如果没有这场甲午战争，我们可能还无法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我们去看梁启超的作品、康有为的作品，他们所强调的大概都是这个意思，这是中国民族几千年来的一次大觉醒，之前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一个文明体，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古典中国的“天下”、“国家”意识和我们后来讲的近代国家完全不一样。

中国古典状态特别是到秦汉以后，就是一家一姓的天下。我们可以看到在清代立足中原以后，它的建构就是打江山坐江山，没有和天下人民共享的问题，是爱新觉罗家族领着王爷们把天下打下来，因此王位是一代二代传下来，这在中国古典两千年的帝制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读清代史料、明代史料都会觉得天下并不是人民的天下，而是皇上的天下，这点是中国古典帝制时代的一个基本原则，就算推翻这个皇帝，也要重新立个皇帝，还是“家天下”。“家天下”不是近代民族国家的问题。

日本在近代之前也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概念是16、17世纪之后在西方产生的。随着西方的崛起和西方人民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伴随西方人向东方扩展的过程中开始影响东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日本人的国家观念慢慢形成。同样是慢慢形成，中日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差异，中国面对西方和日本面对西方的差别在于中国体量太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接触不比日本迟，但由于中国的腹地太大，因此中国的社会结构一直维持着士农工商，市民社会。这种市民社会的结构始终没有打破，而且也没有办法打破。从16世纪以后，一直到18世纪，都没有办法使中国国家观念和整个社会结构发生根本的改变。

到了乾隆晚期，西方要强制性进入中国，中国仍然可以拒绝不让它进来。这并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问题。我个人越来越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商品、资本和市场问题，其实更多时候不存在一个“帝国主义”的问题。当然有一个殖民问题，殖民是什么，16世纪之后西方对外的殖民影响了中国，影响了整个远东，这是事实。

到了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就没办法了。19世纪的西方力量很强大，就强制性地进来。我们看两次鸦片战争，就是西方强制性地进入中国。但也并没有使中国的国家观念发生改变。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二十年时间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并没有变化，在1840—1860年的中国，老百姓没有发言权，因为朝廷才是最终决策人，天下是他们的。直到1860年之后，两次鸦片战争发生之后才开始发生变化，国家观念慢慢有所调整，但这个调整也和日本不同。

至今我们仍沉溺在失败的阴影中

日本在漫长的过程中也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但这种接触，因日本的体量小，加上日本天皇体制一脉相承，而且宗教意识和中国不一样。在西方势力进来以后，可以感觉到日本的变化和中国不一样。日本的变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日本在1854年之后的变化和中国1850年之后的变化有很大不同，中国被两次打败之后被迫学习西方，重新调整自己的政策。因此中国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甚至可以讲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沉溺在失败之后的阴影中。

习主席讲的中国梦和美国梦相通更多是魏源所讲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日本1853年面对着与中国同样的问题，美国的船只到日本去，比中国面对英国的压力晚了13年的时间，但日本选择的策略和中国完全不一样，日本吸取了中国的教训，中国是打败而开放，日本是不打不败而开放。不打不败而开放和打败之后而开放在国民心里留下的烙印有很大不同。

“不平等”条约真的不平等？

另外日本对于开放和通商的理解跟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一直到最近几十年，都将近代中国几次以通商为主导的条约定性为不平等条约，例如《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包括今天晚上谈的日本和朝鲜之间的《江华条约》，也被定义为不平等条约，其实这种定位源于我们对通商固有的抵触。

我们认为通商不是我们到英国通商，而是英国商品资本到中国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通商的理解是单向的，根本就没有想到170年之后中国的商品和资本是要走向世界的。

再看看日本，在1854年之后美日之间达成的条约是双向的，这也说明日本跟我们的想法有很大的差异。日本在通商之后，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的改造，日本在政治、军事和整个国家体制上向近代国家建构靠拢。特别是1870年以后，福泽谕吉讲“脱亚入欧”，他讲的“脱亚入欧”是完全摆脱亚洲的负面影响，就像今天我们讲日本那样。我们今天讲中国不幸遇到了两个恶邻，其中一个便是日本。这其实是120年前福泽谕吉的原话，说日本遇到了中国和朝鲜两个恶邻。实际上，日本脱亚入欧，用西方民主国家的理论重新改造了自己的政治架构，因此我们才可以看到，经过几十年的政治改造，日本国内政治家、它的军事体制、它的国民动员、它的教育、行政以及金融体制等方方面面都走向了一个近代民主国家。

“家天下”的中国与“公天下”的日本

在这几年的讨论中，我们其实都在讲一个问题，我并不一定认同这个说法：一个中世纪的中国面对一个近代的日本。我认为当时两国的差异可能是一个家天下和一个公天下的区别。

日本经过民主国家的改造之后，走到了公天下，日本国民对战争以及对于李鸿章在日本遇刺的情绪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国民对甲午战争的态度，贾逸君的回忆录中有讲到。他讲中国的老百姓，五年之后，到1900年时，通过到农村卖油的商人才知道在黄海有过一次战争。五年之后像是在讲述一个和自己完全无关的故事。再看日本，李鸿章遇刺之后，日本国民对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跟中国完全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过程中，完成了近代民主国家的建构。

1895年之后我们亦步亦趋地学习日本怎么建构他的国家。日本最重要的改革是废藩置县，这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最重要的一个国民制度的体现。这直接涉及到中国的利益，也涉及到120年之后中国仍然讲的琉球问题。琉球本身是从明代洪武年间开始和中国打交道的中国藩属，但琉球在明代中期、晚期成为日本的藩邦，等于说琉球是“一妻侍两夫”。

在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日本将琉球废藩置县首当其冲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理解，觉得日本把琉球改造成这种新路，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是今天中国人的理解，而当年清廷并不这般理解，因为中国没有经过改造，中国仍然维持了一种“家天下”的原则，在“家天下”背景中，皇上说应该发展经济就发展经济，皇上说建坚船利炮就发展坚船利炮，1860—1894年，这漫长的三十多年中国的政治架构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甲午海战之前中日的差距慢慢拉大。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改造之后，慢慢成为一个近代民主国家。特别是到1889年日本宪法公布以后，它的政治架构更明朗。政治架构就是宪政体制，这个宪政体制使中国清廷方面对日本的判断发生巨大的误差。

甲午战后中国开始近代民族转型

1890年之后日本实行宪政架构，日本的议会，就像今天台湾的议会一样，整天打架，我们中国驻日本的公使就不太理解，之前驻日的公使对日本的理解比较深刻，那是因为没有宪政架构。但日本实行宪政架构后，日本国会内部的党派冲突恰恰使我们的驻日公使判断日本这个国家是分裂的，没有力量的，因此可以趁这个机会在朝鲜动手。驻日公使、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对日本做出的都是这样的判断。

这儿我想讲，甲午战争中的国家观，经过甲午战争特别是中国被打败之后，中国的面貌完全不一样。我们看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当年中国人是怎么处理的？不久，清廷发布了变法维新的诏书，希望各个大臣内外沟通能够提建议。所以1895年下半年一个维新思潮慢慢起来。到1895年下半年开始到1896年、1897年，这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清政府沿着日本明治维新的路线改造中国的政治架构，释放中国的社会，释放中国原来的经济管制。

中国在那之前，政治是大一统的，地方没有什么自治的权利，地方的督抚没有权利按地方特色改变政策。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当直隶总督当了24年。但李鸿章在直隶地界，20多年没有让直隶发生大变化，为什么？因为朝廷没有这方面的授权，地方没有办法去做。

但甲午战争之后就不一样了，甲午战争之后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马关条约》该签不该，新任命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他上任不久正好朝廷开始主张一点维新变革，陈宝箴就很快（其子陈三立和新知识界的人有联系，和康有为、梁启超有联系）把新人物引到湖南去。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湖南地方的自治就得以实行起来，这是中央政府在1895年《马关条约》后在政治上向地方释放权力。

对整个社会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是结党就营私，而不允许政党、社会团体的存在。但《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政府很快释放了对社会的控制，梁启超在北京、上海成立了接近于近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强学会。之后，全国政治类的组织和非政治类的组织在那时也慢慢成长起来。我们都不太清楚1895—1898年几年间中国究竟成立了多少新团体。这是在社会层面上的权力释放。

另外在《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也对报纸和传媒有所了解，因为传教士在1860年代、1870年代在中国办了一大批报纸和杂志。中国人也有自己报纸和杂志。但李鸿章在1896年到欧洲访问时讲，中国有报纸而没有新闻，为什么？因为新闻都是朝廷发布，朝廷没有发布新闻就不能采集新闻。所以1895年之前中国政府对新闻的管制是自律的，没有不让编辑大人去写，但编辑大人自己就说我不能去写。这是社会没有走向建构的状态。《马关条约》之后，清廷走向维新，这些都在改变。同时还涉及到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的改变。

通过甲午战争慢慢的调整，中国才开始慢慢地向一个近代民主国家去转型。一场战争当然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朝鲜独立了，朝鲜独立本身也就是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一直讲朝鲜是我们的藩国。但朝鲜人对这个问题怎么想？早些天我跟深圳一家报纸专门写这个问题，甲午战争一定要超越东亚、超越历史，要站在中、日、韩三个国家的立场看。我们所里老先生多年前就写过一篇章：近代中国所谓不平等条约更多不是西方近代国家对中国的不平等，而是中国对原来藩国的不平等。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从1871年之后琉球开始离开，中国从宗藩国走向解体？是因为我们没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没有大英帝国处理殖民地善后的经验，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帮朝鲜建立一个近代国家。有朋友提出异议，中国本身不是一个近代国家，怎么帮他建立近代国家？我想说，中国通过这场战争有所损失，但我们自己本身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成长，李鸿章讲“三千年中国未有之大变局”，恰恰是甲午战争使中国在长梦中惊醒，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学术史及儒家经学、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辛亥革命及辛亥时期，是马勇教授的一个研究重点，先后着有《辛亥后帝制复辟思潮平析》、《辛亥后尊孔思潮评议》、《辛亥革命后复辟思潮的文化审视》、《辛亥后复辟运动的社会心理基础》、《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辛亥后尊孔读经思潮平议—以严复为中心》等书，对辛亥前后中国思想发展作出全新估价，对于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新看法。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