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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警惕“华夷之辨”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姚中秋的东西，原理阐释得有道理，但他最近的一些言谈中，有着反西方，对西方文明有着一种旧的“华夷之辨”的影子在里面，这点要警惕。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你的阐释当中有“华夷之辨”的影子没有？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有。

高全喜：这点比较可怕。甘阳以前提出过“通三统”，我不赞同，但我有一个新的理解。假如说，一统是民国前中国三千年之文明传统，第二统是中华民国一直到当今国共两党的激进主义传统，第三统是未来走向未来人性、普世性的，既存在于英美之中，也存在于中国三千年当今分享的之一统。这三统统起来才是真正的“通三统”。

文明复兴是激进主义？

刘苏里：秋风你点到了一个事实，但未必有这个意识。我们现在为什么提“复兴”？是因为我们富强了，先不去论富是真还是假。如果在一个常识性的场合下，富强是什么含义？我有钱我就有话语。钱和知识之间有什么关系？权和知识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中国文明的复兴是不是恰好是新的激进主义的表现形式？

陈端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一个有钱的人最怕别人说他没有文化，最怕没有话语权，最怕自己说出来的话显得档次低，所以中国有了钱以后，马上找到“文明”一词，肯定就有秋风这类先生会告诉你，我国古代很辉煌，这涉及到民族的因素，就像个人一样，有这个意识很自然，没什么奇怪，这很正常，这是第一点。

第二，“文明复兴”未必是激进主义，但中国有一个激进主义的关没有闯过去。香港人是在所有中国人当中，性格是最不激进的，最保守、最懂得节制的，是求保命的，可是现在越来越激进，极端化、民粹主义越来越厉害。由此可想到，整个中国大陆还有一关，这一关如果给到某个时间，有某个机会，那个激进是我不敢想象的。所以“文明复兴”是不是激进我不敢肯定，但中国肯定有一个大的激进机会，老天爷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发一次疯。

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我不认为“文明复兴”是激进主义。如果放在现实语境下讲激进主义，在香港追求民主化过程中，走战争一条路线是极端路线。想要依靠西方一套自由主义教条，然后推动民主化，希望马上出现巨变，这是激进主义。但文明复兴思维下，不可能出现激进主义。因为儒家思维它是保守化的，它保守是什么？不是保守权贵、政治，而是依据某种文明政治的原则来克制对于权贵政治的激进化处理。

文明复兴是谁的复兴

刘苏里：既然这样，那在什么意义上讲“文明复兴”这件事？最近流行一个帖子，讲胡适小时候读的教材，今天读的汉字和胡适小时候读的汉字不是一回事，更不要说器物、制度、观念、思维方式。今天的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复兴”是什么东西，复兴什么根本不知道，还用“文明复兴”这四个字概括。恰好说明“文明复兴”是一个激进的，有钱以后要表达我们和别人的不同。

高全喜：本来“文明复兴”是一个正常的、很好的词，无论穷与富。可现在提出“文明复兴”，语境首先是政治的，文明说起来是文化，但背后的推手是执掌政治的。执掌政治的为什么提出这个东西来？是为了要有一个独特论，要处理一种别样形态。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通过“文明复兴”的提出，掩盖甚至抵销，弥合社会政治与法律层面中最基本、最常态的日常解决方式，用文明化解政治，话曰“政治与法律的独特性”。从康有为的政治儒学、公羊经学走下来的一直具有这种激进色彩，甚至姚中秋身上也有这种激进色彩，蒋庆提倡保守主义，实际上他也非常激进。本来“文明复兴”是一个好词，但是在现代的语境下是激进的，恰恰与中国传统文明在本性上有所对立。所以我说要保持警惕，就在于这里。

姚中秋：我回应一下，一个是为什么会有“文明复兴”这样的现象，第二个是普遍和独特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文明复兴”的现象？不是因为执政者提出了这个概念，所以存在这个事情。如果说费孝通也是一个执政者，我们就没得讨论。蒋庆在提出他的政治儒学时，一个人跑到贵州，直到现在也从来没有找过深圳市的官方儒学机构，更不要说深圳市委书记、市长。还有民间的读经，如王财贵，他们每一分钱都是来自于民间社会的志愿者，甚至在北京市都找不到一个场所。所以国学是怎么复兴的？雷颐写了一篇文章，我看了非常不舒服，因为他枉顾事实，只要了解基本事实就不会得出一个结论，说国学复兴是共产党倡导的结果。孔子像三年前到了天安门广场的边边角角，100多天后离开了，谁让他离开了？

刘苏里：那谁让他来的？

姚中秋：你说到了根本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中国文明的复兴是这个国家整体的努力，而不是执政者为了维护他的权力做的事。刚才刘苏里也说了，领导人曾经说过一下，后来没了，现在又开始说，为什么现在？因为他也看到了这是大势所趋，如果要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只能顺乎民心、顺乎民意。

回到富强与“文明复兴”的关系，我同意陈端洪的解释，更多是焦虑，是一个文化深层的焦虑，通过文化的回忆解决自己文化身份的焦虑。那为什么到现在才这么重要，为什么到了富强以后才会非常明显？道理非常简单，当你不富强时，GDP还是世界第12时，怎么可能有这种焦虑？尤其对于精英来说，我们的文化身份就是在我前面那个人的文化身份。我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国家的方向是什么？我的方向是我们前面的那个人，日本在我们前头，我们信日本那些东西，法国在我们前头，我们信法国。中国富强以后为什么这样？因为前头没有别人，不能不自己找方向，不能不自己走路。自己的路怎么走？只能回头看自己怎么走过来的，不仅是从个体的文化身份角度，而是从国家的秩序、演进的角度。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方向，对于个体来说依然如此，所以我们要找这个“道”。

普遍性是谁的普遍

第二个问题，普遍与独特性问题。当你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排站在一起时，一定不会把它的“道”当成自己的“道”，这是最自然的。到了这个时间，会对原来所相信的普遍性有所怀疑，为什么你的是普遍的，我的不是，可是我现在过得不比你差很多。从严肃的理论角度来说，需要对普世价值做一个反思，我们除了有普世价值，儒家毫无疑问有普遍主义的思考方式。儒家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案，绝不是说为了让中国独特，一定说一个普遍的解决方案。那这就会有一个问题，比如高老师、刘老师也在谈普遍，但你谈的显然跟我谈的不一样，这就有问题，这两个“普遍”谁是普遍？至少你讲的是从西方而来的“普遍”，如果我们相信有普遍性，一定会相信这个普遍性是适应所有人的。现在大家都在想起源于西方的那种普遍性，是普遍地适应于每个中国人，那为什么不倒过来想，起源于中国的普遍性同样也适应于西方人，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一个道德上的理由？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重新构思普遍性。

文明复兴关键在于防止极端化

任锋：高老师说的担忧我非常能够理解，对于政治势力利用“文明复兴”的阴谋论的想法。

高全喜：确实在儒家中有表现，儒家有多种儒家。

任锋：对，我们说以往有政治儒家，董仲舒是政治儒家。政治化儒家被权力所干预，被权力所利用，是权力的工具，然后政治儒家能有“道”的担当和正统对抗。在这点上，您的担心是必要的，在儒家复兴中对此有警惕，但不是全这样。如秋风所说的，不是那么简单的。现在的事，一旦进入到广义的政治社会领域，利用被利用、抗议与博弈的都会发生，这种警惕是必要的。

但另一方面，什么是“文明复兴”，我们今天一定要穿汉服？写的正字才叫“文明复兴”？的确有这样一种原教旨，那是真正的复古，但不知道复的是哪个古，有很多争论。这种原教旨并不能代表现在儒家复兴的大多数人。他们不可能依附器具，甚至制度层面完全恢复科举，怎么可能？大部分儒家是清醒的，和西方普世的自由、宪政、民主有一个对接的努力。但要防止被叫得最极端的声音把持，有些人会把价值上的自由民主说成是猪狗。

所以还是公共理解上的弊病，要么把西方神圣化，要么把自己搞得特极端化。如果中国社会被这种力量所劫持，以后没有好日子过。香港情况也是，要么被国家主义一派劫持了，要么被民主派、民粹派劫持。我们要具体的分析，不能笼统地说是激进主义。

高全喜：我只是提醒不要激进化，我们要生活在真实的感觉中，如果中国目前抛开那种大家被蒙骗的感觉，那离我们所说的正常的文明生活差得很远。我们要警惕野蛮化，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强权势的嚣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两块我们都要警惕。这时候谈我们的普遍性要推广到世界，仔细地想想，你是否具备这样的资格？要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之后，才能够踏踏实实、真真正正的使东海、南海都归入大海，西方之道、中国之道都是统一之道。问题在于我们不能被自己所看到的幻想所欺骗，但往往有些人会被欺骗。

刘苏里：所谓“文明复兴”，事实上是各方一派，各有各的章法、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纲领。我们可以看到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学院的滑稽性，也可以看到在政权主导下的以“中国梦”为火车头，后面带着是“文明复兴”的车厢，包括姚中秋和任锋的努力，对儒学的复兴，这点我是完全赞同的，总比野蛮化要好。但是，我们确实也看到，当你说“我们儒家”时，可能你这个概念中的儒家是激进化文明复兴语境下的一个，你们为的是寻找在精英阶层内达成广泛共识的一条路，当然朝着这条路走的人可能很少的。为此你们更要努力，而且不能走偏了。有时候人是谦谦君子，但吵架的情境把你带进去后，跟野蛮人差不多，必须要即刻战胜你。这时候跟我们看到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一样，前场发球到中场传递都没有问题，甚至到禁区前的分脚配合都很漂亮，可球就是踢不进去，为什么？技术动作有问题。我相信你们都是把球带过了中场，到了禁区，而且小范围的传递非常漂亮，但我不想看到最后临门一脚技术不行。

观众提问：姚中秋老师刚才说野蛮化，是指个体还是体制？

姚中秋：野蛮是因为整个教育体制、社会人格养成体制，在20世纪中期完全崩溃，所以我们教育出红卫兵一代，说坏人变好，这就是野蛮化。所以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当然集权主义政党要承担最大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在于，你现在责怪它有什么用？重要的是自己摆脱这个状态。所以精神文明复兴，不管是谁提出这个东西，假定能改变我们的生存状态，有一点点用处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接受。

任锋：我们有时候看微博，上了三天微博没骂一个脏字，你就是文明人。

刘苏里：资中筠先生，她认为她自己是一个野蛮人，我们谁敢说自己是文明人？她说的野蛮化都已经很客气、很厚道，她后来纠正说是“野兽”。说不好听的话，我们就是在一个“野兽化”的过程中，所以才会看到报道出来的案件让人匪夷所思，一般性的杀人根本不会成为新闻，必须要匪夷所思的杀人才会成为新闻。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3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