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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网  苏洁

1999年12月的一个凌晨，台北冬夜的雨仍在下。

龙应台坐在台北市议会的大厅一隅，看着细细的雨打在窗玻璃上，嘀嗒作响，感到全身彻骨的寒意。

“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凌晨三点钟，龙应台站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对面站着的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通红，大声问道。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龙应台一下子变得很感性。抛开预算、项目、艰深的学术定义，在连着数月的质询期末尾，她好像忽然找到了情绪的宣泄口。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讲这番话时，龙应台的脑袋仍是半晕眩状态。当天接连十几小时的质询，议员发言多半用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震得她耳朵嗡嗡作响。

走下质询台，她抬眼看着窗外，台北的雨仍在下。

很多年后，再回忆时，龙应台坦言，那是她做台北文化局长时最难忘的场景之一。那时的她，一天花15个小时处理政务，被外界形容是“挣扎在台湾官场”。一度被议员质疑“不是台湾人”时，龙应台曾愤怒地高举着右手大喊“我抗议！”在极度的压抑和挫折感下，她也曾半夜打电话给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求救。但无论受到怎样的捶打，龙应台还是学不会打躬作揖的规则。“如果是作家龙应台，早就拂袖而去了！”说到激动，她握着拳头。

2003年，卸任台北文化局长后，龙应台去大学教书，像逃一样地回到了学术的乐土。后来她搬去了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除了写字和教书，偶尔会和儿子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端杯酒，看着傍晚的大海，说说话。另一个海岛上曾经历的那几年恍如隔世。

2009年，龙应台出版了《大江大海1949》，继《野火集》后再掀两岸阅读风潮。

五年后，这本书仍摆在台湾各大书店畅销书榜的前列时，龙应台却在为即将参加的议会质询胃痛，仿佛多年前台北市议会经历的那一幕又回来了。她要去做台湾“文化部长”任职两周年的施政报告。

“为了做一个应对质询的报告，我的同仁忙得鸡飞狗跳。可能对面的人动一动小指头，我们这边的公务员，就要忙得跟狗一样。”龙应台忍不住表达“委屈”。

对于委屈，龙应台是有准备的。“人生有些决定就在一刹那。”2012年，答应马英九的请求回台湾接掌“文化部”，任台湾首位“文化部长”时，龙应台没和任何人商量。

那年她60岁。“如果再晚4年，我不会干。如果这辈子还要用一次大力气，这是最后一次。”

一个龙应台，两千多人的“文化部”，千头万绪。

非议不少，期待也不少。台北书展基金会董事长王荣文曾说，“马英九强调文化，龙应台是值得期待的人选。”而包括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等文化界人士也普遍抱着正面的期许。“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成员之一的张铁志指出，龙应台当“文化部长”是好事，这体现了马英九想要在文化政策上有所作为。但同时，作为一个关注文化政策的公民团体，“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也会持续检验龙应台的施政表现。

龙应台说，当时外界很希望看到她“马上出成果”。

于是龙应台告别了在香港沙湾径25号“闲云野鹤”的7年，“带着头盔”回到了台湾，如打地桩一样地从头做起。

“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

第一天上班，龙应台一个人在办公室打扫，慢慢有人走进来，她一个一个地认识，“刚开始会觉得，好像面对一群可爱的‘乌合之众’。他们都是来自完全不同部门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文化部’要干什么，既没有共同的目标，也没有共同的工作方法，彼此间也没有默契。”

台湾“文化部”，是2012年5月从“文建会”“新闻局”“研考会”“教育部”等四大块业务部门正式合并而成的。不仅业务变成原先的四倍，内部人员彼此也不太熟悉。对于空降的龙应台来说，如何整合“老树与杂草”，让“文化部”的地下管线接起来，并非易事。

像在大学期间组织“思沙龙”一样，龙应台每隔两三个月，就把各部门的负责人招呼到家里来Party。从六点多一起吃晚餐，到晚上十一二点，交流想法。建立一个“共识营”，一起讨论下半年的目标、困难。

可压力不仅来自内部的整合。

龙应台发现，作为“部长”，她不仅要面对比市“议员”质询火力更强的“立法委员”，还要随时接受来自媒体和外界如放大镜一般的检视。

“可否请‘部长’谈谈影音政策？”刚上任时，有媒体追问。“我还没听到那里，请给我一点时间，好吗？”龙应台带着歉意，“流行音乐部分原本不在我这里。”她坦言，2003年离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后，连这方面的报纸都很少看。

只做功课还远远不够。2013年，有民意代表质疑，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2012年出境43天，花了将近4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83万)，但有关计划的执行率却只有32%，状况并不好。该代表随即表示，认为“龙应台是把‘文化部’当成自己的基金会，出访是为了替自己累积声望。”

面对质疑，龙应台承认，有些计划的执行率的确偏低，但不少也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比如要在海外租屋作为“台湾书院”，就必须通过上网公开招标的方式，但这在执行上有困难，同时也要耗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不会那么快地反映到“执行率”里。

“头一年，我的感觉是，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时候，会问自己‘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这感觉蛮黑暗的。直到第二年的时候，每天晚上也是精疲力尽回到家，我开始会觉得‘嗯，今天又做到了一点事情’。”龙应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部长”最初的感觉，好像是自己站在沙滩上，脚还没站稳，一个浪头就打下来，还没准备好，第二个浪头接着打下来了。

在纷繁的检视和质疑里，龙应台偶尔也会为指责和误会而忿忿。“文化部”即将迁址到台北新庄“副都心”时，“龙部长”一人坐拥三间办公室的报道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台联”党团副总召黄文玲更是出来呛声，“龙应台不食人间烟火，1个人需要3间办公室，根本就是龙太后！”

台湾“立法委员”为此在质询会上质问“行政院长”江宜桦时，江解释，“一个‘部长’原则上只能有一间办公室。”而面对“狡兔三窟”说，龙应台也不得不在“立法院”和媒体面前一再澄清，“我是‘笨兔’，只有一间办公室。”

对于不信任，龙应台有些无奈。“如今媒体的生态已经变成，它拿着弓箭对着你，不管你每天做什么，它是要找地方可以去放箭，而且是四面包围的状况。也就是说，它是带着不信任去看你的，所以这个让我整整有一年时间，觉得蛮沮丧的。”

龙应台坦言，她不习惯在一个不被信任的环境里工作。“我以为我没有什么私利的考虑，只是做一个公仆，你为什么不信任我？这是整整头一年半，我每天都在挣扎的状况。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这就是现实。并且接受以这个为前提来工作。大概是两年来，我觉得这是最艰难的一件事情。”

这种艰难，甚至有一个阶段让龙应台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有时候我难免会思索，我这样一个人，如果要对台湾、对华人世界有任何贡献的话，这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因为写作是我的本位，到底写作是对的事情，还是现在做的是对的事情。”

龙应台的《百年思索》里，曾记录了这么一段话：

“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对话发生在15年前的龙应台和马英九之间。像是为了一场谁也不愿输的赌博，15年来，马英九始终给龙应台留着足够的独立空间。

“换一个人在马英九的位置，有可能他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说，‘哎，我的辅选团队的某某人有个什么剧团，你给他个什么资源。因为他对我的选举有利。’或者是说，‘这个人跟我的政治利益有关，你的场地借给他用一用。’这是大部分政治人物都会做的事情，马英九一次都没有。马先生从来没有试图通过影响我这一块，来服务他的政治目标，从来没有。”龙应台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马英九就像台湾政坛的“稀有动物”，而这种有所不为，让她有理由坚持自己的独立。包括努力推动一些原本不被看好的项目。

最初有创办艺术银行的想法，龙应台并没有获得太多支持，不少圈内的艺术家甚至质疑，为什么让阳春白雪的艺术染上“铜臭”？而身处艺术市场的画廊、经纪人则担心，“文化部”这是来和我们抢生意？

龙应台尝试着把这个概念介绍给更多的人，逐渐建立和完善甄选标准和典章制度，吸引台湾本土的艺术家把作品卖给艺术银行，再由艺术银行出租给公共空间。

马英九是第一批客户之一。在他办公室的走廊上，挂着大大小小近20件艺术品，都是从艺术银行租来的。慢慢的，台湾的机场、火车站、医院和酒店等公共空间开始看到一些绘画和雕塑作品，这些作品租金不高，为给民众一个认识本土艺术家的机会。

为了推动艺术银行的正常经营，龙应台专门邀请澳大利亚艺术银行的专家，来台湾给工作人员上课。也许是因为多年海外生活的经验，在推动文化交流方面，龙应台总是不遗余力。

近几年，由于多次参加交流活动，龙应台一度被民进党“立委”抨击。但她依然故我。

“我确实在这两年中，很有意地跟同仁‘磨’。用文化的海内外来往，来培养他们的观念和视角，应该说是从头教起。他们会觉得很辛苦，但我也相信这是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

余光中形容早期的龙应台是一股“龙卷风”，像梁启超那样披着启蒙先锋的战袍，揭示社会病情。但对于她进入政坛的决定，他总抱着担心，担心这股龙卷风，扛不住政坛的夜长梦多。

进入“文化部”的龙卷风的确常常失眠，但风势似乎并没有中断的意思。

台湾部分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学生冲进“立法院”并占领议场23天，龙应台以政务官的身份要求年轻人退出议场，呼吁请“立委”上工。她的态度遭遇不少舆论反弹，讥讽龙应台“野火不在”。

“台湾虽然已经在1987年解严，但很深的部分还没有解严。人们仍拿着威权时代的同一把尺看现在的当局。如果台湾人心底彻底解严，对当局的态度不会是一味的反抗。而是会多一点信任、鼓励、并懂得慎思和明辨。”龙应台反思，如果台湾的前途都由“街头”决定，是很可怕的景象。

2012年2月，以“黑马”姿态进入马英九行政领导班子的龙应台，在当年的民调满意度调查中高居榜首。两年后，台湾指标民调公司再做调查，龙应台的施政满意度也呈现下降、不满意度升高的趋势。

龙应台似乎并不太在意，大方地给自己的同仁打了100分。一直在“补数位化课程”的她，不久前段用WhatsApp(类似微信的世界通用聊天软件)给工作群发了条信息，“亲爱的同仁，我是政务官有天会离开，你们是事务官，一切都要谨慎再谨慎。”

龙应台说她喜欢美国诗人佛罗斯特的一首诗，“我们永远是站在三叉路口选一条路走，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可能回到原点。既然不可能回到原点，那就不存在后悔的事。差别只是，每条路的风景都不一样。”采访完，从她远离市中心的办公室眺望台北，这个城市已经有星星点点的灯亮起了。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3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