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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2)01-0076-06
　　“反讽”一词，最早可上溯至古希腊喜剧。它是一个佯装无知、擅长运用听似傻话实则包含真理的语言击败自视高明的对手的角色典型。在16世纪以前，反讽在西方文论中还只是一种次要的修辞格，它的基本特征是字面意义与深层意义不一致，即言在此而意在彼，这一基本特征存在于反讽的各种变体形式之中。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复活了沉寂、湮没已久的反讽概念。在谢林、施莱格尔兄弟和索尔格等人的努力下，反讽概念有了拓展性的发展，它不再是一种局部性的修辞手法，而扩展成为一种文学创作原则，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反讽。德国浪漫主义者的这些努力为新批评的反讽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鼎盛于20世纪中叶的新批评文论又使反讽理论得以充分挖掘和张扬，并赋予现代意义。瑞恰慈认为，“反讽性观照”是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布鲁克斯则认为，反讽这个名词是“表示诗歌内不协调品质的最一般化的术语”[1](p.56)。新批评不仅将反讽推崇为一种诗歌创作和批评原则，而且把它视为诗歌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哲学态度。笔者认为，反讽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包含了对立的两项，并通过这悖逆冲突的两项昭示了一种人生态度和哲学思考。
　　新批评主要是在诗学领域中探讨反讽的，现在人们论及反讽时，已不再囿于诗歌领域，而是扩展到其他文学领域。反讽也表现在小说领域。卢卡契在文学类型史的研究上，将小说视为“反讽本身的等价物”[2](p.28)。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也把反讽和叙事艺术结合起来，把它视为小说修辞的一个重要方面。
　　叙述反讽是一种基本的反讽性话语表达方式，旨在通过或彰显或潜隐对立的两项，如戏拟性文本与母本(被戏拟的文本)之间的对比、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及表达意旨的乖离、话语与误置语境的不符、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与惯常视角的相异，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反讽效果，并从中深刻地揭示出与所陈述的字面义相反的真实意旨。本文主要从戏谑反讽、语调反讽、话语反讽和视点反讽四个方面，探讨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艺术。
　　 一、戏谑反讽
　　戏谑反讽，即戏拟或滑稽模仿，它是当代小说最典型的一种叙述反讽方式。19世纪50年代法国出版的鲍威列特的《科学及文学艺术词典》对“戏拟”的解释是：“戏拟是一种诗文体裁，它用戏谑的态度模仿严肃作品，通过变形或改变作品原有的意义，使之成为笑柄。”实际上，戏拟就是一种反讽模仿。戏拟性文本运用双重语码进行叙述，表层语码模仿、依从母本的话语方式，深层语码恰与此相逆忤，通过表里话语的两相冲突、悖逆和文本有意制造的明显或细微的差别，使反讽意义在对照中不言自明。戏拟旨在通过貌合神离颠覆、解构母本的模式与规范，进而消解它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旨。
　　詹姆斯·乔伊斯的杰作《尤利西斯》堪称小说戏拟的经典范例。它主要戏仿的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不仅书名直指于此(尤利西斯即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在情节结构上也与之平行发展，形成对应关系。而人物形象的塑造则恰与英雄形象形成反讽：卑微渺小的布鲁姆和顶天立地的奥德修斯，内心空虚的斯蒂芬和英勇无畏的特莱默克斯，轻佻偷闲的莫莉和坚守贞节的珀涅罗珀都形成了反讽性对照。正是通过这种戏拟，使作品在反讽模仿中充分体现了英雄悲壮的历史和卑劣猥琐的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该小说对现实的批判性昭然若揭。
　　异彩纷呈的中国当代小说也涌现出一批戏拟性小说佳作，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独特风景线。一般说来，戏拟或侧重于题材方面，或侧重于体裁方面。军事题材、爱情题材是当代小说戏拟的主要对象。余华的《一个地主的死》是对抗日题材文学作品的戏谑。它讲述的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英雄抗日殉国的故事：地主少爷王香火被日本兵抓去当向导，他故意把他们引向歧路，并通知乡亲们斩断后路，使日军陷入穷途绝境，王香火因此惨遭杀害。小说中英勇的主人公和壮烈的故事本来应当引起读者的敬仰之情，然而小说潜藏的另一套话语却消解了已成范式的抗日英雄题材作品予人的这种心理反应。作者不是以饱含敬仰之情的语调叙述主人公的英雄壮举，而是代之以冷漠的处理方式。小说处处呈现了与成规的抗日小说相悖逆的地方：平时饱食终日、游手好闲的地主少爷完成了抗日殉国的壮举，属于革命阶级阵营的长工暗自盘算的却是能够多要一些赏钱；主人公殉难时没有高呼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豪言壮语，反倒叫了一声：“爹啊，疼死我了”!全无英雄气概，显得窝囊相十足。《一个地主的死》以戏拟的方式嘲讽和瓦解了传统同类题材作品的艺术形式和思想意旨，促使人们反省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遵奉的以阶级作为划分人的好坏善恶的判断标准的荒谬性，从而进一步认识与思考人性的复杂。刘震云的《新兵连》则是对以《欧阳海之歌》为代表的弘扬军人崇高形象和英雄气概的十七年军事文学的戏谑模拟。它重新描述军营生活，重新塑造军人形象。通过指导员、李班长、“老肥”、“元首”等一个个虽渺小卑微却不失真实可爱的当代军人的新形象，化解了笼罩于军人头顶的神秘而圣洁的光环，还之以生活的本真面目。让人感到可亲可信，也引发了人们对追寻、实现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等问题的思考。
　　余华的《古典爱情》和北村的《张生的婚姻》，是对才子佳人式的古典爱情故事的戏谑模拟。《古典爱情》中的穷苦书生、富家小姐、赴京赶考、私定终身等关键性词眼给人的感觉似乎确实写的是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古典爱情故事。其实，小说只是戏仿古典爱情故事的外壳，故事的进展迥异于传统模式，它以悲剧性的爱情结局和触目惊心的残酷社会现实的描写，撕毁了人类自我编织和陶醉其中的才子佳人“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虚构的美满的爱情神话，旨在告诉人们，世事的沧桑、人生的无常、现世的残酷才是真切的存在。北村的《张生的婚姻》是对《西厢记》这一古典爱情文本典范的反讽模仿。北村借此戏拟性文本在瓦解古典爱情观的同时，也拉开了历史与现实的时间距离，昭示了理想与生活本相的鸿沟，让人们深刻洞悉了生活的非理想化状态的本真面目。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就体裁模式进行反讽模仿的经典之作。它戏拟的对象是15世纪至16世纪在西欧各国早已销声匿迹却风靡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作者借堂·吉诃德的骑士形象和冒险经历嘲讽了脱离现实、耽于幻想、矫揉造作的骑士小说，暴露了丑恶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矛盾，讽刺批判了上层统治者的残暴昏聩，对下层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的艰难处境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余华的《鲜血梅花》可以说是对武侠小说这一体裁模式的反讽模仿，它用对武侠复仇小说的颠覆性重写反讽戏谑了以情节的精巧变幻引人入胜的武侠小说。主人公报杀父之仇的义举变成了毫无勇毅、终无所成的漫游，梅花宝剑未能血刃仇敌，镌刻于剑身的朵朵梅花却为斑斑锈迹所染。这是对人们熟知的险象环生、情节跌宕、扣人心弦的以复仇为主题的武侠小说的戏谑和解构。
　　总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戏拟这种反讽模仿建基于文本的“互文性”特点，是一种互文反讽。互文性，一言以蔽之，即“一文本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关系”[3](p.121)，这是最早提出“互文性”这一概念的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特娃所下的定义。正因为戏拟性文本与母本之间具有互文关系，故而要求读者相应地掌握与母本相关的知识，否则，将会由于缺失反讽意识而不能读解出反讽意蕴，也就不能真正读懂戏拟性文本的真实意旨。戏拟性文本以貌似读者熟知的面目出现，读者以为驶入了自己熟悉的思维常轨，作者却又时常出乎其外，通过与惯常思维方式和传统模式相左的深层话语产生了种种反讽意味，从而打破读者的成规性审美感受方式，使他们的阅读期待心理屡屡受挫、一再落空，激活读者日趋麻木、萎钝的哲学思考和审美感受能力，促使他们从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模式和深信不疑的思想观念，正视人生的本真状态，重新衡估一切价值。但是，戏拟的创作方法如果用得浮滥，势必也将形成一种套路和模式，最终令读者失去兴趣乃至厌弃，它本身也极可能颇具反讽性地成为他人戏拟嘲讽的对象。
　　 二、语调反讽
　　语调反讽是通过叙述态度与叙事内容、表现意旨的相悖，形成具有反讽意味的叙述语调，从而更加突出了作者的真实表现意旨。其中有的是以冷静平和的态度进行叙述的。如王安忆的《小鲍庄》就采用了冷眼观世、平淡叙事的态度；何立伟的《白色鸟》则通篇充盈着宁静散淡的氛围，直至卒章的一声锣响和开斗争会的喊声才把读者拉回到残酷、荒唐的现实生活当中。20世纪9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新写实小说更是以零度叙述为其主要特色。刘震云在《官人》、《单位》、《一地鸡毛》等大量作品中，将人们耽沉其中的由鸡毛蒜皮的琐屑日常小事组成的生活从容平淡地一一道来，使人难睹其真实写作意图。实际上，作者并非认同现实的麻木，而是充分暴露生活的真实状态，对现实的无奈和反动之意不言自明。应当说，以冷静平和的叙述态度叙事，其反讽结构上的两项对立和由此生发的反讽意义虽不是很明显，但这体现了冷静超脱的反讽观照方式，诚如托马斯·曼所说的，是“无所不包、清澈见底而又安然自得的一瞥，它就是艺术本身的一瞥，也就是说，它是最超脱的、最冷静的、由未受任何说教干扰的客观现实所投出的一瞥”[4](p.53)。
　　相形之下，语调反讽在结构上两项对立较为明显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以调侃和故作轻松的口吻讲述感伤或沉痛的故事。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就以诙谐讥刺之笔描绘了波兰乡村的一幕悲剧，通过反讽叙述更有力地揭露了现实社会的腐朽、污浊与黑暗。现代文学大师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也以幽默的笔调深刻批判了国民性的弱质。当代作家中，洪峰的《瀚海》、刘震云的《塔铺》等小说则以调侃、漫不经心的姿态和语调表达了对人生的无奈、沉重、艰辛和悲壮的理解。
　　其二，以一本正经的叙事态度讲述荒唐的故事。叶兆言的《关于厕所》就是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地以严肃性话语方式联缀了关于厕所的种种荒唐故事。金河的《市委大院的门栓》也是用一本正经的笔调，严肃认真地叙述了市委书记整天研究门栓的正歪变化，把微不足道的门栓问题提升到无比重要的程度以致无人敢予以反驳。叙述方式愈正经，叙述内容的荒唐，人物言行的可笑、可悲、可叹就愈发显着，愈加引人深思。
　　其三，恢宏堂皇的叙述方式与卑琐平庸，甚至荒诞不经的叙述内容奇怪地组合在一起。王蒙的《冬天的话题》、《选择的历程》，李晓的《我们的事业》等都属此类。磅礴的叙述，浩大的声势，辉煌的语言，是它们的主要特征，这种“小题大作”更加凸现了叙述内容的琐屑无聊，对现实的批判性也更加强烈。
　　 三、话语反讽
　　众所周知，语言的运用在语体、语义、感情色彩等方面都有一定要求，话语反讽恰恰无视这种语用规则，有意在语体、语义、感情色彩方面误用语言，以产生反讽效果。话语反讽包含三种情况：
　　其一，反语。人们说话行文，通常都是正面运用词语的词典意义，有时为了达到特殊的修辞目的而运用与本意正好相反的词语，或是用正面的话语表达反面的意思，或是用反面的话语表达正面的意思，这就是反语，也叫说反话。从修辞的功能而言，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反语具有嘲弄、讥讽、挖苦、谴责、批判、否定、幽默、暗示、亲昵、怜爱、喜欢等不同的情感意味，从而更加强化和突出了作者的真实表达意图。反语是大家最为熟悉也最为典型的话语反讽形式，以致于不少词典将反讽与反语混为一谈。
　　其二，语境误置。有意将在某些特定场合才用的话语挪移、误置于另一显然不相符的语境中，譬如，在嘻笑玩闹的场合运用正式庄严的词语，在严肃庄重的场合用难登大雅之堂的艳词俗语插科打诨，这种客串词义、张冠李戴式的错位安置，往往能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并获得意想不到的反讽效果。语境的压力会导致身处其中的话语变形，从而产生字面之外的潜台词，这言外之义对字面之义又形成了深刻的反讽。
　　当代小说中这种语境误置主要表现为故意将一些时事政治术语、伟人语录、文革语言、军事术语等用在世俗的生活语境当中，或与粗俗的俚语混杂相用，致使话语在新的语境压力下与原意悖逆疏离，在造成语言快感的同时，也消解了一切严肃、一切信仰和一切价值。王朔小说的反讽性对话是话语反讽的突出代表，我们略举数例便可窥斑见豹。生活中夫妻闹别扭吵架拌嘴是家常小事，在《过把瘾就死》中，丈夫却对赌气的妻子来了句政治辞令，说她的所作所为是“自绝于人民”。《玩儿的就是心跳》中，又将严肃的政党组织生活与搓麻将这一娱乐活动捆绑在一处。吴胖子等一干人在方言家搓麻将，见方言回来，解释转移到他家搓麻将的理由时说的是：“我媳妇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党小组会挪到你这儿继续开”。又指着一个陌生男人介绍说：“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党员。由于你经常缺席，无故不交纳党费，我们决定暂时停止你的组织生活。”方言的回答也是戏用政治辞令：“我服从组织决定。”在《给我顶住》中，方言用军事术语对关山平大侃追女朋友的策略：“敌进你退，敌退你进，敌驻你扰，敌疲你打”。“你还得机智灵活，英勇顽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话语的语境误置，摒弃了语言的习惯用法，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戏谑性地消解了严肃话语的权威性和价值观。
　　其三，悖逆语义并置。莫言的《红高梁》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通过典型的反讽性语词组合，将语义相悖相逆的词语并置在一起，使语词之间互相干扰、冲突、排斥，从而在酣畅淋漓的语言快感中扩大了语言的张力，也给读者以特殊的心理感受和想像空间。王蒙的《来劲》，数千字的小说几乎全由一大堆相关相悖的名词、形容词联缀而成，借此呈示了社会的矛盾交织状态。
　　话语反讽运用得当能产生绝妙的反讽效果，但如果纯为了追求语言快感而流于形式，丧失思想理念的支撑弄成所谓的文字游戏，则只能沦落为一种浅薄的语言能力的卖弄，并无深刻可言。
　　 四、视点反讽
　　通过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进行叙述，与人们所熟悉的惯常视角形成对照，产生反讽意义，这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视点反讽。
　　有的小说择取的主人公是人类中的一部分特殊成员，譬如精神失常者、死者、儿童等，以此为叙述视角展开叙述。福克纳的旷世杰作《喧哗与骚动》的第一部分就是选择虽然已经33岁，却只有3岁小孩智力的白痴班吉来叙述故事的。安德莱夫的《谩》、鲁迅的《狂人日记》、《长明灯》也都是以精神失常者的视角来叙述的。失常者表面的失常与实质的清醒构成了一重反讽，失常者与周围自视清醒的正常者又构成了一重反讽，从而揭示出自以为是的清醒者极力虚造并努力使众人信以为真的所谓“美好的历史”，其实质不过如失常者眼中所见到的那样，充斥着伪善、谎言、欺骗、“吃人”等种种丑恶现象。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则让历史的残酷通过疯子的视角和种种变态的行为一一得以呈现。余华的另一作品《死亡叙述》更是奇诡，以死者的视角调侃性地、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死亡过程，这与生者对死亡的正常情感态度形成了鲜明反差。现代小说中萧乾的《篱下》，当代小说中余华的《呼喊与细雨》等是以儿童为叙述视角的典型之作。这些作品通过不谙世事、天真无知的儿童视点，深刻揭示了成人世界习以为常的虚伪、互戕的残酷现实。方方的《风景》则是以兼具死者与幼儿的特殊者为叙述者的。小说以死去的“小八子”的视点来观察一家人的生活，用他的语调来叙述一家人的故事。在荒诞和陌生的艺术表现中，使人们对生活本质的真实有一种新鲜特别的审美感受。
　　有的小说甚至选取异类为叙述者。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就是以一只能说会道的猫为叙述者，嘲讽了自命清高却又精神空虚、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揭露了日本明治时期黑暗的社会现实。李宁武的中篇小说《落雁》则通篇经由大雁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启迪人们深思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人的生存与发展等问题。这种以动物视角展开的叙述，有力地暴露了人类社会荒诞、困顿的现实处境和人性龌龊、阴暗的一面。
　　以上我们基于反讽的美学意义，从叙述反讽的角度探讨了当代小说的反讽艺术。反讽生成了作品的艺术张力，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内涵，也极大地激活了读者的思维，使作品具有了独特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实质上，反讽的精神内核具有严肃的批判性。调侃的叙述、嬉笑的态度、悖理的情境，所有这些叙述反讽喜剧性的表征下面，往往隐匿着小说家对世界的认真思考、对自我的深刻反省；其智慧性的戏谑、嘲讽中，也往往深藏着对人生的艰难、沉重和苦涩的理解，读者在感到可笑的同时，又分明体味到了一种对难以解决的矛盾进行思考而产生的痛苦和困惑。因而，“笑声发了出来，但又凝固在唇吻上”[4](p.48)。叙述反讽喜剧性的外观非但未能冲淡、消解其严肃的批判性精神内核，反而让人在谐谑与喟叹的矛盾中更加深刻地领会了作品的实质。
　　收稿日期：2001-03-28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杭州76～8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黄擎20022002叙述反讽是一种基本的反讽性话语表达方式，旨在通过对立两项的悖逆冲突，更深刻地披显作品的真实意旨。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艺术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戏谑反讽，通过戏拟性文本与母本间表层语码的相似及深层语码的逆忤制造反讽意义；语调反讽，通过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及表达意旨的乖离产生反讽效果；话语反讽，通过误用话语的语用规则生成反讽意味；视点反讽，通过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与惯常视角的相异形成反讽意蕴。当代小说/叙述反讽/戏谑反讽/语调反讽/话语反讽/视点反讽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28　　黄擎(1975-)，女，浙江义乌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文艺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作者：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杭州76～8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黄擎20022002叙述反讽是一种基本的反讽性话语表达方式，旨在通过对立两项的悖逆冲突，更深刻地披显作品的真实意旨。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艺术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戏谑反讽，通过戏拟性文本与母本间表层语码的相似及深层语码的逆忤制造反讽意义；语调反讽，通过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及表达意旨的乖离产生反讽效果；话语反讽，通过误用话语的语用规则生成反讽意味；视点反讽，通过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与惯常视角的相异形成反讽意蕴。当代小说/叙述反讽/戏谑反讽/语调反讽/话语反讽/视点反讽

网载 2013-09-10 20: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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