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父亲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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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太肆无忌惮,父亲在电话那边说,语气急促,带着明显的焦虑与愤怒。他刚刚看过我写的一篇文章,有关中国日趋明显的“向左转”的思潮。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在为我的安全担忧。他这一代人,体验了太多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更了解,仅仅因为一篇文章、一句话、甚至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一个人就可能被丢入了命运的谷底。
他出生在一九四九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成长在苏北农村,文化革命中断了他的求学之路,他也曾目睹在县委任职的爷爷被带上高帽游街。二十岁时,他参了军,这是一个农家青年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
一九八三年,在邓小平决定裁军百万後,他脱下了军装,幸运的留在北京。军队生活塑造了他的思维与喜好,他偏好秩序、等级远甚於个人与多元。当学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初夏聚集在广场时,他表现出本能的厌恶,认定他们扰乱了正常生活。他甚至赞赏过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的机智——他如此镇定的应对学生们的提问。
一九九零年代中,他所在的事业单位变成了一家建筑公司,赶上了大兴土木的城市化浪潮。也像很多城市家庭一样,我的家从八十年代的过分朴素变成了九十年代的相对富足,到了新世纪,他甚至有了自己的汽车,这是个农家青年想都没想过的境遇。
我也感觉到父亲个性的微妙变化。他是个爱读书的人,家里的书架上排着从《约翰.克利斯多夫》到《三言二拍》再到翦伯赞的中国历史,全赖这些杂七杂八的书籍,我有了成为作家的愿望。我也听闻过他的个性清高,他很少为个人的升迁而求人。但在九十年代後期,在晚餐上,他开始说起,最近新的建筑项目,哪个项目经理又获得了百万的奖金,或是哪个同事买了新车。
他还是一贯的关注我的前途。考上北大、找一份好工作,如果可能,就出人头地。从我小学起,他就喜欢对我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他似乎一直在下意识地鼓励我逃离自己的生活,他帮助我逃离江苏那个大家族,他不愿意我再被那麽多亲戚们的无穷要求所困扰;他也希望我逃离中国,如果能在美国读书、定居,那是再好不过的啦。但至於,这一切的目的是什麽,我们从未讨论过。或许,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总是有更高的阶梯,他要从农村到城市,从贫穷到相对富裕,从没念过大学到自己的儿子进入北大。
或许他也从未想过,要为我的人身安全忧虑,他的儿子可能会卷入政治与意识形态。我也从来没想过,或许至今我也没觉得自己对政治感兴趣。我成长的九十年代是“去政治化”的年代,我关心的是个人自由、尊严与丰富性。
我还曾幼稚的相信,那个政治年代已彻底过去了。但过去几年的现实是,你以为可以逃避,却无处可逃。如果我仍想追求个人的尊严、自由与丰富性,就不可不面对重新扩张的政权与意识形态。我批评它们也并非有着明确的目的,更没有挑战权的悲壮,而只是保持一个知识分子(或是一个健全个人)最後的尊严——你怎麽能看到这一切,而又一言不发呢?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的理解我的意思。他似乎很难相信,一个人说话的自由和他吃饭的自由同样重要。但是,我又怎能苛求他呢?他,还有他这一代人,从未体验过说话的自由(甚至吃饭的自由,也是很晚才得到确保的),少数几位勇敢者都遭遇了莫大的折磨。偶尔,我们也会谈起遇罗克、张志新,他当然佩服他们的勇气,但绝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以他们为榜样的,一听到我提这些名字,都觉得不舒服。
真正让他不舒服的是内心深处的恐惧,这恐惧一直伴随着他,他甚至不知道该怎麽表达。这恐惧来自於政治压迫,也来自於动荡、严酷的日常生活。他希望我成功,这样就躲避了底层社会的严酷竞争,他希望我定居美国,则是获得安全的保障。高度的功利化的倾向,往往是恐惧的另一面。尊严、自由不再可靠,惟有物质能够把握。
但这恐惧,也经常以赞叹的面貌出现的。他是那麽的感激邓小平,只因为他又给予中国人相对正常(尽管它只是物质层面)的生活,为了保有这短暂与片面的安全,他是那麽坚定的站在政权一边,害怕任何不同的声音,都会扰乱它。他的思维已和政权的宣传高度一致了。
很不幸,他发现自己的儿子也成了这不同的声音,於是,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来自父亲的声音,而是来自政治宣传的声音。他说我的文章“肆无忌惮”,他在情急下选择的词汇,与四十年前专政反革命分子﹑二十年前中央电视台对学生的攻击竟一模一样。他出於爱与焦虑,语言却仍是暴力的,他无法逃离时代给予他的烙印。
我相信,我父亲的感受,是很多父亲,也是中国人最普遍的感受。


许知远 2011-09-27 02: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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