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逻辑与“中国逻辑”

簡體傳統

唱红歌

我当然唱红歌，从小就唱。小时候最喜欢唱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现在我也认为是好歌，但有了点保留意见。比如第三段：“做完了一天的功课，让我们尽情欢乐，请你告诉我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了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是别人安排的吗？还是救世主思想啊！这就还不如另外一首，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歌”：“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每个人的幸福，得每个人自己去争取，人民的幸福也一样。别人，是靠不住的。谁都靠不住。《国际歌》就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严嵩是贪官，但他是忠臣

严嵩是明代有名的奸相，明史入了《奸臣传》的，但我看有点“冤”。那时的官员，其实要处理两种关系，一是君臣，二是官民。好官也有两种：忠臣和清官。忠臣忠君，清官爱民。忠奸，是对皇帝而言的；廉腐，是对百姓而言的。严嵩是贪官不假，但他不背叛皇帝啊。嘉靖皇帝为了长寿炼仙丹，里面是含水银的。嘉靖也知道有风险，他让严嵩先尝。严嵩不但“以身试法”，还要写实验报告，说“昨日服下仙丹一枚，痛下瘀血半碗”。忠不忠，看行动。严嵩八十高龄，为皇帝做实验室的小白鼠，这还不算忠君？还是奸臣？
因为得到皇帝宠信，严嵩、严世蕃父子贪赃枉法，为非作歹，草菅人命，迫害忠良，朝中百官恨之入骨。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茬，把严世蕃抓了起来，却治不了罪。因为严氏父子制造的那些冤假错案，都是皇帝批准的。最后只好做假证，说严世蕃“通倭谋反”，这才把他杀了。平反冤案，要先制造冤案，所以我说是“帝国的惆怅”。

我主张“以法治国”

我主张“以法治国”，不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依然可能是专制主义，只不过实行专制的时候照规矩来，比如依法只诛九族，就不诛十族。这其实是“依律治国”，“以刑治国”，因此应该叫“刑治”或者“律治”。以法治国，则是“人不治，法来治”，法变成治国主体。而且，这法，还得是“全民公约”。人民是立法主体。人民立法，政府执法。执法者只是人民所立之法的工具，当然不能侵犯公民的利益；更不能侵犯了公民的利益，还说人家“抗法”。

以法治国，以德育人

以德治国，在西周是可行的，因为那是贵族的时代。贵族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分配的权力，平民和奴隶并无话语权，治国就是摆平贵族。那时的贵族，非亲即友，甚至是一家子，又讲究礼仪，自然不难相敬如宾，一团和气。这办法用在当今，肯定不灵，因此要“以法治国”。但是德可以用来育人，因为再好的法，你还得要人来执行。人如果无德，就可以钻法律的漏洞。因此我的主张，是“以法治国，以德育人”。

维稳，靠花钱是不灵的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怎样才能稳定？靠花钱是不灵的，得靠制度的设计。比如周，是比较稳定的，天下太平几百年。因为周公设计的西周制度，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宗法制、封建制和礼乐制。宗法是社会制度，封建是国家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宗法、封建、礼乐，三位一体，就稳定。如果一条腿站着，肯定独木难支。

秤砣不是老百姓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歌，说“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这个比喻恐怕可以商量。秤砣的特点是小，才能四两拨千斤。老百姓那么多，怎么可能是秤砣呢？何况又不能动。秤砣叫权，秤杆叫衡。衡要平，平衡嘛，那它就不能动。能动的只有砣，所以砣一定要小。在美国，秤砣是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的特点就是小，九个大法官，每年审不了几个案子，但真正起到了制衡的作用。这样就保证了法治进程没有出现大的波动。美国宪法制定二百多年，没改一个字，只有一个一个的修正案。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保证了这个国家的稳定。

中国逻辑

韩寒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确实如此。比如南方周末发表王彬彬的文章，质疑汪晖涉嫌剽窃，马上就有人说王彬彬态度不好。其实，汪晖抄没抄，是一个“事实判断”。跟王彬彬的态度，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抄了，王彬彬态度再好，他也是抄了。如果没抄，王彬彬态度再不好，也没抄，怎么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呢？这就是典型的中国逻辑：问态度，不问事实。
第二，问动机，不问是非。动机是第一重要的，事实和是非则可以不顾。比如一个贪官为了保命，揭发另一个贪官。难道因为他“动机不纯”，纪检委就不查了？当然，一个人的错误，如果是“无心之过”，应该原谅。但这总得在认定事实之后嘛。
第三，问亲疏，不问道理。只要是自家人，说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是自己仇恨、反对的人，说啥都不对。他不是反对你的意见，是反对你这个人。哪怕你跟他意见一致，他也要从动机、态度等方面，找你的茬。
现在最喜欢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这种人，我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

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