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此心明(四) ---不一样的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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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茅庐

有连格七天竹子的劲头,对付“应试教育”自然不在话下,二十一岁这年,王守仁顺利中了举人。他注定一生都要与传奇相伴,那次乡试考场,半夜里来了两个巨人,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自言自语的叨咕“三人好作事”,然后两人就不见了,看到这一幕的人吃了一惊,却不明所以。这一期乡试,孙燧、胡世宁(都是《明史》上有传的人物)和王守仁同榜中举。后来,宁王反叛,胡发其奸,孙死其难,王平其乱,世人方知根由。

可是,弘治六年(1493年)会试时,王守仁却落榜了。许多他父亲的同僚和赏识他的人来安慰他,首辅李东阳跟他开玩笑:“你今年没中没关系,来年一定中状元,现在作一篇来年的状元文章吧。”这句话本来只是要给王守仁解解心宽,没想到王才子“悬笔立就”,诸老惊呼“天才!天才!”。其实王守仁是颇有文采的,只是往往被其事功、“心”学所掩盖,后世评价他“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然而,上天好像有意锻炼他,不要他还未找到自己的路就加入官僚队伍,弘治九年(1496年)会试,他又落榜了,中举五年了,这漫长的等待是残酷的。周围的同学有因为落第而没脸见人的,豁达的王守仁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此时的王阳明已经明了了“学文乃余事”(《赠陈宗鲁》)的道理,更加明确了“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的成圣贤理想。阳明心学的端倪似乎已经有所显露了。

弘治十年(1497年),王守仁回到北京,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的他潜心佛道,同时,为了成就“韬略统御之才”,他还“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为戏”(《明史.王守仁传》),因为,“兵者,国之大事”,关系人民生死,不用正义统帅只是杀人的“凶器”,这也是王守仁晚年将其思想归结为“致良知”的原因。

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王守仁终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明清两代,殿试录取的考生分三等(三甲):一甲录取三人,依次是状元、榜眼、探花,称为“进士及第”;二甲若干,称为“进士出身”;三甲称为“同进士出身”。二甲第七、全国第十的王守仁被派到工部实习(“观政工部”)去了。

工部相当于今天的建设部等几个部委的综合,主管盖个办公楼、修个大剧院、造个水库什么的,反正是一有工程就能捞钱。可是王守仁一不缺钱,二不贪钱,而且此时的明帝国朝廷,早就没有了永乐大帝时的励精图治,一派死气沉沉,在这里工作对他几乎是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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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干的活还得干,王守仁接到一个任务,为威宁伯王越修坟,这不禁让他想起中进士前不久做的一个梦,在那个梦里,王伯爵送给他一把宝剑,因而,他对这次的工程格外留心。他用“什五法”组织民工,劳逸结合,按时作息,一副儒将风范,效果很好。休息时他让民工们演练“八阵图”,比之前的“聚果核列阵为戏”直观的多。威宁伯的家属对王守仁的工作相当满意,要送金钱答谢他,他坚辞不受,于是,伯爵家属拿出威宁伯生前的宝剑相赠,王守仁暗吃一惊,因为与梦境相符,他不敢再推辞,只好收下了。

这次任务结束后,王守仁给明孝宗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陈言边务疏》,内容就像一篇“假如我是宰相”的征文,他在文中痛斥朝中官员“招权纳贿”、“互相为奸”,要求孝宗“痛革弊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明孝宗朱佑樘在历史上的名声还不错,《明史》上的评价是“恭俭有制,勤政爱民”。他最大的优点是厚道:奏本中有错字也不追纠;经筵讲官失仪,孝宗还安慰几句,让他别慌;大臣们上的奏章,哪怕言辞激烈些,他的反应还是“上嘉纳之”;朱元璋发明的“廷杖”,在弘治一朝也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但是,整个政治体制若是败坏了,如果不从根本上彻底改变,靠一两个“和蔼可亲”的国家领导人,是于事无补的。厚道的弘治皇帝不会把王守仁打成“右派”,但是,他的奏折如同泥牛如海,没有回音。

实习结束后,按照惯例,王守仁该担任实职了,弘治十三年(1500年)六月,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名义虽然是云南司,但是他并不去云南,只是在北京的刑部分管来自云南的案件,此处的经历让他有一番感慨:执法人的良知直接关乎执法的质量,但不顾关系网、不怕自己倒霉的大概只有圣人;一考虑个人的风险就得损害理法。(“吾以为一有惕于祸败,则理法未免有时而或扰。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于祸败,吾恐圣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送方寿卿广东佥宪序》)那么做庸人还是做圣人,关键问题系于心念怎么动,王守仁对“心”的理解更深刻了。

进刑部上班的第二年,他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意志、有权处理事情了。是年八月,王守仁被派到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当地巡按御使审决重囚,他的官职不高,但毕竟是“北京派来的”,在审囚时有决议权,初到刑部时的心得有了应用的机会,因而“所录囚多所平反”(《顺生录》)。

由儒入道

弘治十五年(1502年)春,王守仁在淮北办完公事后,自费上了趟九华山。他沿着羊肠小道进山涉险寻幽,探奇揽胜,还专程去拜访了在山上修炼有成的道士蔡蓬头,讨教修炼的功夫。

蔡在后堂见到他,只说了一句:“尚未”,就起身去了后边一个小亭子,王守仁不甘心,紧随其后,蔡还是俩字--“尚未”。王守仁再三恳求,说我大老远的来了也不容易啊,道长就给我指点指点吧。蔡见他情辞恳切,对他说:“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说完,”一笑而别”。道长的意思是,他的根基不错,是个修仙修道的材料,但是,当官的想法始终没彻底放下,放不下世间的功名,如何能够超脱凡俗。王守仁还是不知“道”,因为“道”需要经历磨难才能得来。

从蔡道长那离开,他又去了地藏洞,因为听说那里有个异僧,“坐卧松毛,不火食”,只吃点松子野果之类的东西。这位异僧显然不希望别人打扰他修佛,住的那地方也够绝,王守仁在断崖绝壁上爬了半天才找到他,而他知道有人来,就装睡考验来人的道行。王守仁也不是俗人,不急不恼的坐在旁边,异僧觉的他不错,就“醒”了,问道:“道这么难走,你来干啥(路险何得至此)?”王回答,想讨教怎样修炼最上乘的功夫。异僧也看到了王放不下功名,但是他比蔡道长多个优点 --因材施教,于是对王说:“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意思是,像我们这样修佛修道,你恐怕不行,走儒家的路,你应该会有所得。

濂溪是周敦颐的号,咏莲的千古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青涟而不妖”--就是出自周老的手笔。但是散文只是周老的业余爱好,他的主要作品是《通书》(又名《易通》)、《太极图说》等,都是易学名着。另外那位程明道就是着名的北宋二程中的大程--程颢(世称明道先生),他和弟弟程颐(世称伊川先生)都是周老的得意门生。周程师徒都是由儒家悟道的,因而地藏洞异僧把这二位端给了王守仁。

其实轩辕黄帝战蚩尤,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道家文化--也就是后人所说的黄(黄帝)老(老子)之学,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儒家其实和道家是同源同宗的,或者可以说儒家学说是由道家文化孕育出来的,只不过,后世的儒家学者更看重入世的学问。因而,由儒悟道,对王守仁目前的状况,大概是最合适的。十八年后,阳明先生重游九华山,却无缘与指点他的异僧再见,遂留下“会心人远空遗洞,识面僧来不记名”的遗憾。

不知是因为“格”竹不成反被竹子“格”伤了身体,还是因为专注“辞章之学”过度,总之王守仁身体状况不大好,得了吐血症。弘治十五年秋天,他给朝廷打报告要回家养病去了。

他在会稽山的阳明洞盖了个小房子,摒弃一切杂务,专心静坐练导引术,“阳明先生”的雅号正是由此而来。按照王门弟子追记王阳明的自述,他在打坐入静中已经能返观内照自己的脏腑了。他天天在洞天精庐打坐,“久之,遂先知。”(《顺生录》)有一天,四个朋友突然来访,王阳明竟然派仆人远远的迎了出来,仆人按照他说的路线去接人,竟丝毫不差,“众惊异,以为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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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看来,这有点像神话故事,其实,史书中记载的类似事情俯仰皆是,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就曾因为自己“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认为“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因而“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乃学辟榖,导引轻身”(《史记.留侯世家》)。古人描述的很多人体超常现象,也都已经被现代科学证实并承认了。

但是王阳明没有控制这种感应外物的能力,这种感应反倒成了一种干扰,过了段日子,王阳明突然悟道:“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他屏去的只是这种“静极而明”时能感应外物的状态,每天的打坐入静,他依然要坚持,后来他给门人传授心学时,让门人们也照此办理。他在这种静心调息的状态中尝到了甜头,生出了远离尘世的念头(“思离世远去”),可是又不忍心离开奶奶和父亲,有种“无后为大”的负罪感,因此打消了这个念头。于是,王阳明销了病假又回到滚滚红尘中去了。既然入了俗世,就免不了俗事儿,回北京没多久,王阳明就被卷入了一场风暴。(未完待续)


刘翰青 2015-05-23 22: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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