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收到童银舫先生的新着《上林集》，书是6月11号寄出的，中间隔了整整一个月。之所以会那么久，是因为邮局先前把书错投去了宁大，辗转才到我的学校。拿到书我马上给童先生发短信，先致歉再感谢。
我和童先生2000年相识，当时因为我的朋友，专门从事上虞乡贤及梁祝文化研究的陈秋强先生的需要而冒失联系了他。那时的童先生早已很有名气，而我是个普通的高三学生。先生人好，一点不介意我这个小毛孩的打搅。仅通了几次电话，就把自己写的《挥不去的乡愁》、《临田斋笔记》等书寄来春晖送我。一直让我不能忘却的是，先生在每本书上都写了“炜科先生惠存”。（日期是2001年3月18日，怕有差错特意打电话到家里，让爸妈从书堆里找出童先生5年前送我的书核实。他们笑着告诉我，是“先生”）那会儿我刚成年不久。
在我读小学时就从省内媒体知道了童先生的很多事情，报章电视里不是叫他“书痴”，就是叫他“书迷”。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事迹是先生80年代末在结婚前拿着三千元人民币去上海置办彩电，结果那时大城市也是需要凭票购买。无奈中的童先生在上海书店中邂逅了《二十五史》、《鲁迅全集》等诸多梦寐以求的书籍，欣喜若狂，便直接把巨款换成了多的扛都扛不动的书。他把书托运到家，得到的是父母的白眼和爱妻的苦笑。足见先生爱书之深。后来先生以7千册藏书（现已逾1万5千册）在1996年获颁宁波市首届“十佳”藏书家庭，确是名副其实。
我于2003年跟童先生第一次见面（如果01年就考上大学，那次见面应该会提前两年），在先生“梦田书屋”里见识了他的所藏，真是大开眼界。乡邦文献是先生的收藏重点，先生藏书目的是用，考证乡贤，挖掘风物，决不是装点门面讲排场。时下藏书成风，但读书人永远比书少。先生是不大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藏书家的。在我眼里，童先生是一个慈溪人文的研究和撒播者。
说来惭愧，我虽是慈溪人，但由于年幼时未曾涉猎和少年后出外读书，使得我对家乡的历史人文异常陌生。感谢当年童先生赠书与我，给了我一个熟悉故乡人和事的好机会。在童先生的书里，我知道了严子陵、虞世南、高士奇、杨贤江、陈之佛、余秋雨等慈溪乡贤，也知道了很多与慈溪有关的典故和掌故。我想不管是终生生活在故乡的慈溪人，还是终年漂泊在他乡的游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同我一样感谢童先生，因为他的文章和书，我们才知道了一个久远而丰富的慈溪。这是童先生的功劳。他始终没有止步，始终在发掘在整理在传达。我们惟有静静拜读，慢慢思忖，才好将先生辛勤劳动的成果渐次消化。也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我展读了先生的《上林集》。
《上林集》是童先生的第十四本书，里面收录了先生从1997年到2006年近十年里的文章。长长短短共54篇，计15万字。其中的不少，我之前在《浙东》杂志上读过。童先生的文章，一直以来给我的感觉是沉着严谨，他更像一个学者。阅读和经历关系，我看过很多的地方文艺作品。那些文章以挖掘各地乡贤的奇闻轶事为多，题目也基本是“某某/某地的故事”、“某地英雄/豪杰某某某”“哪朝哪代的某某是我们某地人”这样的套路。把这样的作品放在一起来读，就是“故事会”。应该说，“故事会”性质的地方文艺作品在整理和宣传地方人文方面还是有它的贡献的，至少让人们知道了曾经有过的那么一些人和事。但“故事会”仅是一个基础，一种普及。地方人文的挖掘和整理，还需要学术型的文章，那是对地方研究的萃取和提升。“故事会”属于感性，而“论文集”则是理性的。
《上林集》中就有不少先生的学术型文章。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先生文集里的首篇文章《千年孙家境》，这应该算是先生近年的力作。此文以还原民间传说中的狡诈人物“孙鬼头”的本来面目开篇，追溯了明万历年间刑部主事孙如法家族一百五十年间六代二十四人的不凡史实，又以孙如法被民间莫名丑化和现今孙氏后人对祖先的盲目崇拜与茫然无知结尾，很耐人寻味。文章以史为基，立得住，文中引用、提及和介绍的古今书籍（古籍为主）就有94部之多；文章以思为核，钻得深，在用沉着的笔调对孙氏家族史进行梳理的同时又以犀利的目光审视了大历史中的兴衰败亡种种。《千年孙家境》是很大气的。
另外一个例子，是《上林集》中的《余秋雨研究》专辑，收录的五篇文章，都很有分量。余秋雨先生的出生地是慈溪桥头镇。童先生关注余秋雨已有十余年。在童先生的藏书中余秋雨各种版本的着作逾百种，大陆版的，台湾版的，盗版的也有。余秋雨着作的盗版本还是童先生收藏的一大特色，先生长期在很费心力地收集，并对那些盗版本进行了整理，早年写有《五花八门的余秋雨着作盗版本》，后来又归出了余秋雨着作四种盗版历史类型：最早是原版盗印发行，之后是将台湾版重排，冒用大陆出版社与书号出版，再后来是将余秋雨的着作随意组合以“文集”出售，最新的情况是将别人的文章挂在“余秋雨”名下出笼。《上林集》中的《〈盗版举证〉补遗》便是童先生从收藏中选出20本有代表性的余秋雨着作盗版书来指陈盗版者的伎俩与猖狂。在余秋雨着作及盗版本之外，他人写的余秋雨评论集是童先生的又一块专门收藏，《上林集》中的《是是非非余秋雨》、《众说纷纭余秋雨》、《文坛烽火急褒贬不相一
—再介绍几本关于余秋雨的评论集》三篇文章介绍和评价了24种海峡两岸出版的与余秋雨先生有关的评论集。我在与童先生第一次见面时有过长谈，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余秋雨。在那次谈话中，我感觉到童先生是很客观地看待几年来关于余秋雨先生的是是非非。童先生一直强调批评应该保持理性，万不可用私心伪装。可惜，在现实中，确有太多胡言乱语、强词夺理的人。在《上林集》的三篇文章中，童先生对有关余秋雨的评论集的评论都很公允，孰好孰坏，都是实事求是，都有道理可讲。希望先生以后如有可能，把这些文章让更多的人看到，那里包含着严谨和理性。
读童先生的文章，就好象是在书海里穿行。这种穿行不是遇佛磕头见庙烧香，而是学习和勘误的过程。童先生在文章中经常会对以往的书籍中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建立在广泛阅读和深人历史基础上的探讨。《上林集》里，先生在《沈德寿与抱经楼》一文中指出了《中国目录学家辞典》将沈德寿的《抱经楼藏书目记》误作《抱经楼藏书志》；在《历史学家陈登原传》一文中指出了中华书局在重版《国史旧闻》和辽宁教育出版社在新版的《中国文化史》、《国史旧闻》中将陈登原生年1900说成是1899（特殊历年计算失误）的错讹；在《编县志》一文中纠正了《宋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浙江人物简志》里有关南宋哲学家黄震生卒年份及生平的差错；又在《〈文献家通考〉慈溪人物补正》中对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十卷《文献家通考》（清代——现代）里所涉及的27位慈溪人士中的21位进行了相关补充和更正。如果没有之前的坐够冷板凳，做足硬功课，童先生是不会有能力在权威面前“动土”的。虽是一个地方研究者，童先生其实已经在国内学界有影响，中华书局老总编傅璇琮和南开大学教授常建华分别在个人文集《濡沫集》和1998年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谱牒研究》中专门提到了童先生。先生受之无愧。
我很敬重童先生。不光是因为他的成就，还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其实，先生是1981年高考的落榜者，他近十二年的正式身份也是一个镇上的公务员。研究慈溪人文历史纯粹是先生的一项业余工作，但他却做得很出色。这是先生靠艰苦自学和顽强抗争才得来的。一切都是出于他对文字的钟情与对家乡的热爱。
《上林集》是童先生对自己前十年慈溪人文研究的一次总结，它的出版也代表着先生离开匡堰镇基层工作于20年后重回方志界编纂《慈溪市志》（先生曾在1986年特招参编《慈溪县志》）。童先生原来工作的匡堰镇是上林湖所在地，在服务乡镇的十二年里，先生饱览上林之湖光山色，感怀良多。如今，先生虽离开了那里，但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始终都是和上林湖紧密相关的。在慈溪人眼里，上林湖就是慈溪海涂人文的一个象征，在家乡人看来，童银舫就是畅游于人文上林的一条船。
劳子曰 2015-05-13 15:3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