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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65节 追记和毛主席的谈话（5）
　　总结上文，略记其后各问题的归落
　　首先如上文所叙，主席要我出去各地作社会调查一事，因我没有拒绝，主席遂已交付统战部为我准备出发之事。8月9日徐冰同志邀我到统战部商谈一切。我坦率说出一心想去苏联，自己学习俄文已一年多，准备随行秘书李赝也认真学习，已能翻译俄文书报。徐冰自称他留学俄国多年，因彼时国内译出马列的书还不多，但今则不同。今天既有中文好译本，而且购求任何原着亦甚方便。总之，他劝我遵照主席意旨在国内做社会调查。无奈我纵然去不成苏联，终不愿为国内漫游。他不能相强，只得据实回复主席了。
　　事隔两年之后，我始于主席的美意大有所悟。此即毛、周两公常谈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指出知识分子必须下厂下乡接近工农，以至知识分子要劳动人民化，工人农民要知识分子化。这一方针是向着共产社会走所必要的。回想从1950年3月起至1952年8月，同主席先后谈话四次，每次他总劝我出去看看走走，只头一次我听从了，其他三次我均拒不从命，大大辜负了他。
　　再则，如上所叙我想去苏联研究解决的问题，经我在京学习研究后亦大致各得其解决。例如：
　　（1）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之学，国内有许多译本或专着出版，如戈绍龙译本等是。又如期刊介绍论述之文亦不少。我既大致了然，且曾为同学诸友讲此学大意一个多月。
　　（2）至于社会经济基础和其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经过几年的思考研究，我已见得分明。盖社会经济基础和其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人类文明文化发达史上是步步发展变化的。初期的上层建筑不过起一些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已，愈到后来上层建筑愈强大有力。在当初人类不过是自然界之一物，到后来却俨然成了自然界的主人。斯大林写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意在指明某些学术不因阶级而异；在这里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那都是对的；而尤金的文章却引来申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缺乏真知与定见，殆不足取。
　　（3）至于我想去苏联考察了解俄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和现状问题，则由于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显示了它走向共产主义的弯路。此弯路正是由其民族历史发展和传统文化的背景而来，非偶然。社会主义革命不见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却发生在落后的俄国和中国，是各有其理由的。我原料到俄国革命不牢稳，果然不差。但中国却将为世界革命先导，正自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近着《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和《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两文足资参考。
　　我自己的问题截止于此。另一个张东荪的问题，卒以毛主席的宽大优容，没有加罪。张写出自己检讨文送主席阅看，主席不满意，嘱其再写。张第二次写来，仍未获准。第三次他所写的幸得谅许。于是既不加罪，且给予中央文史馆待遇，每月有生活费百元云。（据闻后来张本人似乎活至九十岁乃身故。）
　　（上为1976年12月着笔之文，延至1977年2月方写完的。）
　　毛主席谈话补遗
　　毛主席有些谈话之可记者，兹补记之——
　　一则是1951年9月我从四川土改工作后回京见到主席，谈到土改中死了不少地主阶级的人。主席说：台湾造谣说死了一千多万人；哪里有那许多？我估计全国合共大约六十几万人吧！
　　一则是某次一同吃饭时，因我素食，主席谈起自己亦曾吃素半年光景。据云：那是民国七年到京后，经常往来北大第一院（沙滩红楼）和第二院（马神庙街北）之间。马神庙街东首路北有一家羊肉铺，北京人俗呼“羊肉床子”，一次早晨见其在门前宰羊，剥皮，剖腹……目不忍视，即动念自己不再食肉。如是者半年，随因离京回南而淡忘云。
　　1977年2月11日记

梁漱溟 2014-07-03 14:4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