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 1986 年 10 月 7 日接見《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蘭姆夫人（Katherine Graham,1917-）时，提到政府预备解除戒严，并且研究让新政党可以合法组党的问题。^{^[1]}这是蒋经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步，向世人宣示台湾是个民主、自由的国家。10 月 15 日，国民党中常会开会听取有关取消戒严令、「动员戡亂时期国家安全法令」及「动员戡亂时期民间社团组织」的研究结論，蒋经国给予正面的评价。

立法院在 1987 年 7 月 7 日通过台湾地区解除戒严，蒋经国签署命令後宣告台湾地区自 1987 年 7 月 15 日零时起解严。同时，相对应的法令〈动员戡亂时期国家安全法〉在 1987 年 8 月 23 日通过；而开放让人民组成新政党的法令〈动员戡亂时期人民团体法〉虽在 1989 年 1 月 20 日才通过，但是早在 1988 年 1 月 1 日，即开放政治团体可以申请注册、登记。另一项报禁的开放，则在 1987 年 12 月 1 日宣布：1988 年 1 月 1 日解除报禁，报社家數（原 29 家）、报纸张數（原限制三大张）均不再限制。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这就是蒋经国晚年最後的政治改革。

蒋经国晚年的政治改革，主要受到他自己的政治思想与经歷、国内情势与亚太情势等三项的影响最为明显。首先，蒋经国政治思想的形成，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以及苏俄留学时所学得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最大。蒋经国在幼年时，蒋中正便以书信指导蒋经国应该阅讀的古籍，如《孟子》、《曾文正公家书》及《王阳明全集》等，并且在蒋经国自苏聯留学归国後，更是加强这方面的教育。而在苏聯留学过程中，不但习得社会主义的思想，更因为被斯大林当作交易筹码而留在苏聯长达 12 年，深入苏聯民间过着艰苦的生活，而让他终其一生都能注意到平民百姓的生活。

归国後的蒋经国，在蒋中正的安排下，担任赣南行政专员，并在国民党内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有意让蒋经国吸收行政经验的同时，建立在党内的势力基础。而身为蒋中正长子，让他在担任行政专员时，拥有更多的财政使用权与政治上的资源。他充满理想、积极治理赣南，虽然成果在战争的影响下并不丰硕，但是与其他地区相比已是十分突出。他亲自走访民间、听取民意与推动新政的强势作为，让他颇受好评，也看得出來有苏聯社会主义与计画经济的影子。不过推动新政过程中，也突显出蒋经国过於理想化的缺点。在赣南与三青团的训練班、讲习会、学习班等，让他深刻体会干部训練的重要，於是提议建立中央干部学校并担任该校教育长，除了储备干部人才，也让蒋经国扩大了影响力。对日抗战结束後，蒋经国亟欲在政治領域上展现自己的才能，却遭受三青团解散以及中央干校合并成国立政治大学後失去影响力的打击，但是蒋经国也在担任青年军復员工作时，掌握了青年军的人力资源。在上海协助经济管制期间，蒋经国积极地进行中央指示的经济命令，希望帮助人民在生活上摆脱通货膨胀的重担，但是大环境的惡劣无法阻挡，蒋经国的经济管制宣告失败。而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让蒋经国成为蒋中正身边最信任的人，不但担任蒋中正的特使与斯大林谈判，更听从蒋中正的指示四处奔波，希望挽回颓势。

国民党來台後进行改造，由於來台的党、政、军人员多属於蒋中正的人马，摇摆不定的投机者则投向中共或至海外避难，因此改造便完全以蒋中正的想法为考量，成立改造委员会，蒋经国第一次在国民党中央占有一席之地。而來台後最重要的是社会稳定的工作与对抗中共的武力攻击。蒋中正将最艰困的情治工作交给蒋经国，蒋经国为了国家安全而造成了白色恐怖，让蒋经国增加了刽子手、屠夫的形象，这与赣南时期、晚年推动政治改革时期的亲民形象大相迳庭，国民党也因此全面控制台湾，稳定下來。蒋经国在蒋中正的刻意培植以及政治对手逐一退出的情形下，在 1975 年蒋中正过世後，担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并且身为行政院院长时开始主政。到了 1978 年，更是进一步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完全掌握了中华民国的党、政、军大权。这样的政治权力，除了來自於他身为蒋中正长子外，也因为他拥有丰富的资歷与領导才能，始能在竞争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也因此在蒋经国主观意識要推行政治改革时，才能不被反对势力影响而能强势推动。在政治经歷与政治思想的交互影响下，蒋经国建构出政治改革的计画藍图。

蒋经国晚年主政期间，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教育程度提高，城市化、工业化程度上升，这都代表人民的社会与经济地位有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并进的是人民在政治意識上的觉醒，以及要求更多政治权力的愿望。党外运动在国民党推动的中央级民意代表增补选选举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党外人士逐渐发展出政团的组织，甚至在 1986 年一举成立了民主进步党。而中坜事件、美麗岛事件的发生，更是在蒋经国的极力自制之下，才没有爆发更大的动亂。蒋经国在这个时期，对国内采取的是安定社会、以国家民族及党的利益为重的思考模式。然而三大命案的发生，冲击了国内政治生态，人民对情治单位的存在愈感忧心，党外人士更是因此大肆攻击政府。在蒋经国有意进行政治改革，却又面对这样的冲击下，蒋经国不改他的改革步调，必要时亦对党外人士展现他的强势，完全以稳定社会民心为最高指导原则。而面对党内的保守势力与屢屢出狀况的情治单位，蒋经国建立体制，并趁时更换党政高层人士，将台湾籍人士所占比例提高，并且将与蒋经国理念不合者换至没有政治实权的位置，让蒋经国成为唯一的支配者，而能在推动「革新保台」、「党政人事本土化」、「政治民主化、社会自由化」等政策时，在国民党内不会受到太大的阻碍。

第伍章结論亚太情势的发展对台湾影响甚距，尤其是美国的战略思考以及中共的和战策略更是主导着中华民国的政策。美国在韩战爆发之後，对台湾的态度开始有了彻底的转变，作为亚太防堵共产主义扩散阵营的一员，台湾获得美国在国家安全的保证，以 1954 年台美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作为防止中共攻击的保命符，但是国民党亦因此在「反攻大陸」的愿望上备受限制。台湾在世界的美中苏三角关系中，另外以美台中的小三角关系，稳定了兩岸的关系，而美台间的同盟关系，则一直维持到 1960 年代。1970 年，受到美国总统尼克森宣布隔年访问中国大陸的消息影响，中华民国失去了聯合国席位，并且在外交上备受打击，邦交国一路降低到 20 多个国家。1978 年 12 月 15 日，美国与中共同步发表了〈建交公报〉，宣布在 1979 年 1 月 1 日，兩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台美间的〈共同防御条约〉隔年废止。面对断交的打击，蒋经国以稳定民心为原则，对美国表达不满，并且寻求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因此才会有 1979 年 4 月的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通过。而在中共的不断逼迫下，美国和中共再度於 1982 年 8 月签署〈八一七公报〉，在模糊的字眼裡限制美国对台湾的军售，但是台湾也获得美国总统雷根的「六项保证」。而从三大公报的内容來看，美国与中共从一开始的各自表述，到後來的对台湾限制军售；但是对於中共与台湾间的关系，一直以模糊的字眼來叙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逼迫台湾上谈判桌，也不承諾支持兩岸的统一。

中共在美国介入韩战後，毛泽东以 1958 年的炮轰金门，作为台美军事合作底线的测试。同时透过密使的转达，与蒋中正达成一种默契，将金门、马祖留在国民党政府手裡，作为控制美国的「绞索」，也让台湾、澎湖不会脱離中国而独立。1970 年，在苏聯与中共关系产生裂痕，以及美国亟欲打破美苏冷战的态势下，中美关系破冰，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大陸。到了邓小平时代，更是想要藉由美台的「断交、废约、促统」三部曲，让台湾在中共不放弃武力犯台的情形下，上谈判桌与中共进行和平统一的对谈。但是蒋经国则是以深耕台湾，促进政治民主与社会自由的方式，对抗邓小平的统战攻势。在 1987 年底的开放大陸探亲，更是希望透过民间的往來交流，增加大陸人民对台湾的了解，进而寄望在改革开放後的中国大陸，能够以台湾作为典范，选择以台湾的模式统一兩岸。

由以上的研究分析得知，蒋经国进行政治改革，属於被动式反应。他不是主动地提出政治改革，而是因应环境、压力的变化，适时地做出反应。这些反应除了受到美国的影响外，以他本人的意愿为最主要的因素，而蒋经国选择了往民主化、自由化的方向前进。身为政府最高領导人，在党内亦无人可以挑战的地位，蒋经国的决定左右了台湾的未來。面对国内外情势的变化，蒋经国不选择强力镇压国内民意以面对国际的惡劣环境，反而加强民意在政治上的发声，并且对党、政进行改造，让台湾在稳定的社会与安定的施政下持续高度的经济发展，并且能够面对国际关系的惡劣环境。蒋经国的政治改革，无疑地为台湾的未來打下持续进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