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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慈禧不败家，她也不会在军事上多投一点钱。满族哪里有那么多人口转换成军事人员啊，就算宣传“满蒙一家”什么的最后主力还是要靠汉人。在清朝的整个生命历程里，满族统治者就没信任过汉人，因为满族朝廷不借助汉族大臣无法掌握中华全境。若是为大规模加强军事力量而扩充了汉人的军队，在汉人大臣的引导下就会有叛乱的可能，不利于满清政府的延续。

关于满廷里汉人大臣的想法我们可以从两个史实、两个角度来证明：1、中日甲午战争，日军在出征的军舰上挂有写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大旗，这个口号让让所有拥兵的汉人大臣对战争持观望态度，从而不似当年的万历援朝战争一样决断。汉人大臣的作梗与军事实力的差距注定了满清失败的结局。就算满清的军事力量有所加强，但失去民心，吃败仗是必然的结果。据日本官方的《日 清战争实记》记载，日军占领九连城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这些都是满清王朝中汉人对满清统治者不满的体现。

2、慈禧对洋务运动从态度上讲是非常不情愿的，她当时有一句评价是：“卿等救中国而不救大清”。这表明在慈禧心中她把中国和满清发家的一亩三分地是分得很清的，这也可以解释清政府为什么割地割的这么痛快。而如果不洋务运动清朝会死的更快，所以她默许了。这个默许不仅仅是妥协，也是满族统治者与汉人大臣正式决裂的暗示：汉人的心里是中国而统治者却想着清廷，道不同不相为谋，因此从大势上讲满清朝廷内部瓦解破裂是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清廷是没救的，抬走吧。

　　枪稿作者杨时旸将资源站比喻为“盗火者”，抛出了一个我们都在内心呐喊的问题：“盗火者之所以存在，还不是由于此间缺少光明？”

　　马可•奥里略也说过“不要期待柏拉图的理想国”。他说，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了荆棘，就绕过去。如果你的食物尝起来很苦，就扔掉它。最重要的是要持续前进，并且取得进步。

来来来，我莫大敬你一杯。”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为众人抱薪者， 不可使其冻毙於风雪。

为自由开路者， 不可使其困顿於荆棘。

早晨，子贡在大院门口打扫院子。有人来到，问子贡：“你是孔子的学生吗？”三季人子贡答道：“是的。有何见教？”“听说孔子是名师，那么你一定也是高徒吧？”“惭愧。”“那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不知可否？子贡很爽快地答道：“好。”“其实，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你说说一年有几季？”“四季。”子贡笑答。“不对，一年只有三季！”“四季！！”“三季！！”“四季！！！”子贡理直气壮。“三季！！！”来人毫不示弱。然后就争论不止，很长时间也不停。孔子听到声音，从院内出来，子贡上前讲明原委，让孔子评定。孔子先是不答，观察一阵后说：“一年的确只有三季。“来人见此，大笑而去。待来人走后，子贡忙问老师：“这一年应是几季？”孔子答：“四季”子贡不解。孔子继而说道：“这时和刚才不同，方才那人一身绿衣。他分明是田间的蚱蜢。蚱蜢者，春天生，秋天亡，一生只经历过春、夏、秋三季，哪里见过冬天？所以在他的思维里，根本就没有‘冬季’这个概念。你跟这样的人那就是争上三天三夜也不会有结果的。”说完，子贡立刻明白了。

　　上海是新式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大都市，商人力量强大，也最先与革命党接近。1910年第三次国会请愿时，上海总商会推举大商人沈缦云为代表参与其事，并求见庆亲王奕匡，请从速召开国会。遭到拒绝后，沈“退而叹曰：‘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请从此辞。’乃束装返沪”。1911年春，沈在沪活动南北商团公会成立全国商团联合会，举李平书为会长，后又成立中国国民总会，沈本人出任会长，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一大批同盟会员均是国民总会重要成员。

一个不允许批评的政府就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讨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如真的像某些专家所说的：“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那任何讨论都失去了意义。但事实并非如此，话语霸权和新闻书报管制已成为一道民主的栅栏，官方的假话和专家的诡辩，已成为真正民主的一大死敌。好在网络裂开了一丝缝隙，给人们勉强提供了一个说真话的场所。

人是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不同的信念和利益导致不同的观点。往海外汇钱的人与供不起孩子读书的人显然不可能有共同的政治理念，后者甚至已丧失了政治理念。这不足为奇，经济基础始终决定你的思想观念。和平年代几乎是找不到汉奸的，但为某些利益集团鼓舞吹嘘的专家学者则大有人在。因此，普通国民发表自己的一点浅陋想法应该被全中国所包容。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它也使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各阶层的社会矛盾尖锐起来。说起来有些可悲，中国百姓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国民了。他们不求什么完美的社会制度，只要能过上温饱小康的生活就满足了，所谓“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但连教育、住房和医疗都不能很好保障的时候，国人有想法和呼吁就完全正常了。物价高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冲击加剧了平民的忧患与危机意识。中国少数的暴富阶层和10亿多艰难度日的平民阶层生活上有着天壤之别，中国最辉煌的一面只是城市人群的一小部分，大部分也就是用人均数字来衡量，中国还是个大国中的穷国。一个发达国家是没有工人农民和城市乡村的分野的，只是相对收入高低不等，但全民福利保障没有问题。一个把大多数人（农民和城市贫民）排除在外的统计方式是不能令人接受和信服的，一些西方媒体鼓噪的中国即将超越日本、美国，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连地头锄草的文盲农夫和幼稚园的天真孩童都不会相信。一个国家的强大和富足需要几十代人上百年的奋斗，想想大英帝国曾经有多少殖民地，再想想美国拥有多少军事基地就不难理解了。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1911年武昌起义2000多年，中国一直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的威力，创造了辉煌的东方文明；但到了清朝后期这种制度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面前已无法生存、土崩瓦解了，天朝帝国的梦幻从此破灭。从民国的三民主义到现在的社会主义，我们实行的都是自称是民主政治，大家可以查阅一下相关的宪法资料。但可悲的是这种制度仅仅存在于口头和文字中，并没有彻底落实过。蒋介石集团的统治被史学界称之为“独裁专制”，我们的社会主义仍被西方称之为“集权政治”。我们曾经号称我们的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但理想是理想、现实归现实。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格也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这是理想主义者无法解决的难题。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单位，我们几乎都是一把手说了算，你的建议再好也只能保留，严重时甚至招来杀身之祸，连共和国的主席、元帅也不能幸免。政府各级官员都是上级任命，又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监督，任人唯亲、以权谋私和权大于法就不可避免了。一句话：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人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由于社会权力被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精英所垄断，人民不能平等分享社会各种资源和财富，贫富两极分化就可想而知了……社会丧失了起码的公平原则，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人们在获得了足够的经济权利后，自然要索求政治权力，但并不能代表穷人会放弃自己的权利。一定的经济基础是和相应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没有多数国民的相对富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是遥遥无期的。泰国政治危机爆发以来，探讨民主政治的声音不绝于耳。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认为，民主的实现应具备五个关键性条件：一、政治上，文官政治，军队和警察控制在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手中；二、经济上，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三、文化上，公民具备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四、国内，不存在剧烈的文化冲突；五、国际上，不存在强大的敌视民主的外部势力（包括国内反民主势力）。

丘吉尔说过，除开其他政府形式不说，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也有人总结道：“民主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民主是暴政，民主是无政府，民主是混乱的代名词，民主即使在雅典城邦那个地方也不是说全是好词，民主有自己基本的条件，几万人一个小城邦才能实现民主，现在13亿的国家怎么搞民主？怎么搞你们所说的民主？（司马南）”这种观点是典型的“中国是最好的政治制度”的论调，是为现行制度进行的无罪辩护，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如果民主是与专制相对立的制度，我们是否要再次选择专制集权呢？那将是人民的悲哀！历史的倒退！现在“拿来主义”已经过时，传统思想大行其道，仿佛西方文化已经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了，这显然与经济腾飞以及陈旧的“天朝大国”心态有关，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与警惕！专制是来源于动物的，民主才属于人类。只有人类才能实行有效的民主。

中国几千年来从未照搬过任何国家的制度，50年代我们和苏联也有很大的区别，这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和经济条件决定的。那些动辄就指责别人宣扬“全盘西化”的论点，根本就不值得一驳，因为中国永远不可能全盘西化。这和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有关，个别海外移民为了不让下一代遭受主流社会的歧视，甚至让孩子放弃学习汉语而完全融入国外文化。真是一种悲怆的无奈，但人体肤色还是不能改变的。

中国式民主不能成为国家集权和利益集团攫取暴利的幌子，真正实行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力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自由、民主、平等、个性、人权是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中国实行怎样的民主体制需要不断地探索和确立，问题的实质是：民主不是政府恩赐的，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民主需要全体公民的精神觉醒和不懈争取！

综合 2022-01-09 11: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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