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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20140601

宏观经济篇 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减速

最近中国经济GDP增长速度在发生变化，是否用GDP这个度量来看中国经济也引起了很多讨论。作为中国经济一个比较中心的度量指标，GDP在引入之初确实发挥过很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新的问题是，经济活动最后是要让国民分享成果，而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增长速度……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时候，不光要注意速度，还要注意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且目前已经到了这个发展阶段，应该把质量放到速度的前面来做思考。

在上海论坛分论坛“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终结？”上，与会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是结构变化的结果，未来将走入适度增长阶段。

主讲嘉宾：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王小鲁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张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善同

经济正迎结构性减速

问：中国经济走到目前的阶段，原来通过改结构加速增长的这条路是否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继续加速，还是这些结构因素会导致增长减速？

张平：2013年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那就是第三产业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这表明，工业化主导的时期正在结束。而今年第一季度服务业的增长高 达49%，显露出高歌猛进的势头。

中国进入到结构性减速阶段。事实上，资源配置到第三产业的比重越高，整体劳动生产率会下降，因为第三产业的实质速度相对较低。那么，第三产业不发展行吗？不可能，它是需求所致，不是可以随意改变的。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产业结构所处的现阶段，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如何持续改进劳动生产率，而不应该去争论哪个产业更好。

王小鲁：从近期的经济增长状况来看，从2011年开始，2012、2013年经济增长基本呈下行的态势。从2010年10%以上，逐级下降，今年第一季度已经降到了7.4%，显着低于长期以来10%的增长率。在全球掀起金融风暴的时候，中国曾一度采取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以强刺激的方式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随后出现一波趋缓说明，经济自身有一种内在的结构性的趋势导致下降。

那么，经济下行到底是什么原因？在我看来，并不存在供给障碍，中国不缺银行存款、外汇储备，劳动力供应量等。其实，问题出在需求障碍上。长期以来，国内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增长一直是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导致的结果是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内需不足，经济要靠外需来拉动。然而，现在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而且很多行业甚至是持续多年过剩，例如钢铁、水泥等。

值得关注的是，需求能不能靠投资来拉动呢？事实上，国内居民储蓄率太高，资本形成率太高。如果还依靠老路子，通过扩大投资来刺激经济，恐怕难以带来好的结果。如果不进行结构调整，经济下行趋势就有可能演变成一个长期趋势，而且还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李善同：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四个拐点。第一个拐点是经济增长，2007年我国GDP高达14.2%。这是今后都不太可能会发生的。第二个拐点是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于2006年至2007年达到高峰，随后逐步下滑。第三个拐点，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在近20年间达到顶峰。第四个拐点则是劳动人口供给量将于2016年、2017年达到顶峰，然后逐渐减少。而这四个转折性变化将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较大影响。

把质量提到速度之前

问：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各位专家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周其仁：经济增长有各种各样的度量，本来经济增长的活动在前，度量在后，但是经验也证明，不同的度量会对经济活动本身有影响。最近中国经济GDP增长速度在发生变化，是否用GDP这个度量来看中国经济也引起了很多讨论。现在批评GDP度量的时候，当然有很多道理，但是作为中国经济一个比较中心的度量指标，GDP在引入之初确实发挥过很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新的问题是，经济活动最后是要让国民分享成果，而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增长速度。

当然，最好的结果是高速度、高质量；其次是中速度、高质量；最糟的结果是速度低，质量也上不去。如果是最后一种情况，就有必要继续保证较高的速度。

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时候，不光要注意速度，还要注意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且目前已经到了这个发展阶段，应该把质量放到速度的前面来做思考。

李善同：对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我认为保证制造业优势相当重要，不能为了转型而一刀切，让全国都去压缩制造业。

从增长来看，很多国家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一般都高于服务业。从就业来讲，制造业对就业的直接贡献更高。同时，制造业是研究开发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原动力。事实上，很多研发的需求，最开始都来自于制造业。

中国现在制造业存在的问题在于，人均制造业的增加值不高。从制造业结构来看，中高技术的产业比重是比较低的。同时，制造业面临着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问题，这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来讲是很值得关注的，而用地成本这些年也上升得很快。因此，要营造实体经济发展的环境，这可能需要政府需下大力气。

王小鲁：如果能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那么中国未来的经济还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

结构失衡的背后是收入分配失衡。一方面，政府过度的干预资源配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还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二，公共支出用于行政支出过量、政府消费浪费，由于腐败和资金流失，导致收入分配难免失衡。第三，政府管理透明度低，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第四，市场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第五，现在的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存在缺陷。第六，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不到位，现行户籍制度妨碍公平分配。

我们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调整结构，而调整结构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改善收入分配。要改善收入分配就不能不推进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使得国民收入能有一个更合理的分配格局。所以，当前推进改革，坚持结构调整，我认为是保障中长期发展的决定性条件。（记者唐玮婕）

金融改革篇 金融改革“回归”实体经济

主讲嘉宾：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华民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鞠建东

澳新银行大中华首席经济师 刘利刚

东方证券首席策略师 邵宇

中国必须回到实业为本的道路，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金融很容易导致泡沫。我们要让银行业自由竞争，要让银行业的准入门槛拆掉，还要降低融资成本恢复实体经济的增长。

在中国经济面临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金融改革的步伐究竟应该如何走？在上海论坛2014分论坛上，这个话题引发了不少与会专家学者一番激烈的观点碰撞。尽管对于改革路径“仁者见仁”，但让金融“回归”实体成了大家的共识。

人民币汇率已被高估？

问：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幅度不小的波动，一改此前市场对人民币只会单边升值的预期。对于这种波动，你们怎么看？

鞠建东：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是高估的，不应该升值而应该大幅贬值，如果继续升值会带来金融危机的风险。一旦资本市场开放，可能会迎来人民币的急速贬值。理由是，在当前的资本市场中美元比人民币更安全，如果资本市场开放，人们会更愿意手中握有美元，这会促使人民币大幅贬值。所以在资本市场开放前，应该先让汇率回归。另一方面，印度等其他经济体的前车之鉴表明，当GDP增速从10%左右放缓到7%左右，本币汇率贬值也会随之带来。

国际上常用“经常项目顺差”这个指标来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但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中介成本太高，零售行业成本高，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使得净投资回报率低，导致了汇率顺差。此外，多年来积累形成的向出口行业倾斜的产业结构，也是产生顺差的原因。因此，要想贸易平衡，需要解决国内净投资回报率低的问题，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而不是依靠汇率升值。

刘利刚：今年一季度来，人民币利率、汇率“双率齐下”的局面，可以说是给了市场投机者一记“重拳”，它向市场释放出信号：未来人民币有可能会出现双边波动，而非单边升值。但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未来的趋势究竟如何？

目前，中国依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尽管人们对于人民币价值的预期出现了一些波动，但是资本来源的方向没有发生太大改变，离岸和在岸的人民币总量上，中国继续承受着大量的人民币资本流入的风险和压力。因此，大多数金融机构都预期人民币在今年年底之前会升值。未来人民币的波动幅度可能会更大、更灵活。

金融改革有先有后

问：如果让各位对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中国金融改革提些建议，当前最应该关注什么？

华民：什么样的金融是有价值的？第一，为企业家正常的经营活动提供融资，包括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第二，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来源，即资本市场、股权融资。第三，如果企业家要创业，创业风险不但银行解决不了，资本市场也解决不了，那么就需要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第四，所有大宗商品的库存都会面临时间风险，企业家要规避风险，就需要有一个远期产品。最后是政府方面，得有国债和地方政府债。所有的这些经济活动，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离开实体经济，大部分的金融活动就是纯粹的交易，不会创造真实财富。

在我看来，中国必须回到实业为本的道路，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金融很容易导致泡沫。我们要让银行业自由竞争，要把银行业的准入门槛拆掉，还要降低融资成本恢复实体经济的增长。

刘利刚：金融改革应该有先有后。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都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以资本账户开放为例，最开始是鼓励海外对中国的投资，开放外商直接投资（FDI），吸引资本流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应该转变为鼓励资本流出，让民间资本更容易地走出去。如果在吸引大量资本流入的同时，国内的资本也能够通畅地走出去，其实就能为国内资产价格减压。

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可以先使人民币成为贸易融资、贸易结算货币。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中国的资本账户逐渐开放，人民币也有可能成为储备货币。

中国经济释放长期潜力

问：我们讨论人民币，其实是把人民币国际化当作经济结构调整的途径。聚焦当下中国经济，我们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办法化解？

邵宇：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经济正面临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震动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我的判断是，这是三重断裂，即增长模式的更新、改革元素的配合、全球化的再平衡的断裂。因此接下来5至8年的时间，对于中国来说相当关键，如果我们能采取合理的策略，跃过中等收入陷阱，那么我们就能跨上高收入国家的台阶。

短期而言，要守住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守住底线一定要投资，大家没有必要把它妖魔化，只不过投资要有效率，要倾向于民生，要符合改革的目标。比如，新的城镇化就需要投资，但不能再由政府一肩挑，而是可以去通过公私合作模式（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来完成。

华民：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短期缺乏增长动力，多年来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但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还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近50%，有着广阔的市场。

当前的问题是，短期我们能做什么？长期我们能做什么？我认为，短期一定要提高市场力量和投资意愿，本质在于提高利润率。最基本的做法是政府减税，进行财税改革；另外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简单来说，就是把财政紧一紧，把市场松一松，资源配置向实体倾斜，短期来看，两三年就可以见效。

中长期来说，就是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动市场化。这么一步一步推动下去，中国经济的潜力就能得到释放。

刘利刚：在政策方面中国可以做的有很多，成功的概率也很大。我对中国的经济一点都不悲观，只要把政策统筹做好，今后的十年应该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

目前，除了财政的稳增长措施之外，货币政策也有宽松的空间。如果下一步中国的利率政策放松，可能还要用传统的货币政策放松的渠道，即存款利息要下降，降低存准率，这样整个经济体的融资成本才能下降。

自贸区篇 自贸区：成功关键是什么

主讲嘉宾：

韩国海洋水产开发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金范中

香港贸易发展局大中华区研究副总监 邱丽萍

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校长 鲍琳·范德梅尔莫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 简大年

世界自贸区协会主席格兰姆·马瑟

只有在不断的试验和改革当中，才能获得相关的经验，并且将经验复制推广。虽然自贸区还是雏形，但未来空间非常巨大。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当前中国经济的热词之一。承载着制度创新重任的上海自贸区，其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今年的上海论坛设置了“自贸区特别专场”，共议“自贸区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自贸区经验的他山之石

问：能否结合国际已有的自贸园区、港区经验，谈一谈对上海自贸区的借鉴意义？

金范中：韩国从1970年开始建立了经济特殊区域，截至目前共有13个自由贸易区、8个特殊经济区，主要的港口都被纳入不同的经济发展区域。自由贸易区成功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完善配套的法制保障体系，同时其管理机构必须有强大的管理能力。

邱丽萍：作为中国最大的自贸区，香港的优势在于，货物进出香港不用交任何海关关税，设立企业也没有任何成本，外商投资者可以把利润汇回国内。由于供应链的分散化分布，要求跨国公司有全球化复杂供应链管理的能力，同时管理许多供应链并进行高度有效的协调，迅速响应客户需求。香港在此间起到了一个枢纽作用，它可以提供成熟的环境和服务支持，帮助贸易企业更好地管理其分散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因此服务非常重要，链条中的每个环节都可以通过这种服务业进行高度整合。

鲍琳·范德梅尔莫：增强港口的互联互通性，能够提升自由贸易区的竞争力。首先应增加上海港内部的互联互通性，同时加强中国各个港口间的互联互通，以及中国港口和世界各国主要大港的互联互通。税收和相关的监管制度的完善，可以提高互联互通性。例如：2007年荷兰政府推出AEO证书认证，一旦获得认证，相关政府部门的控制就会减少，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可节省时间。此外，还可以对整个价值链、供应链进行认证。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供应链认证后，港口与港口之间的互联互通性就会得到提升。

上海自贸区的本质

问：和其他的自贸区相比，上海自贸区有哪些不同之处？

简大年：自贸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贸试验区，至少是“形似神不似”。所谓形似，它也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划出一块区域，还有传统的物理围网，而且有一个很规范的面积。但上海自贸区真正的本质，不仅是园区物流、集散功能的提高、产业的发展，或者贸易便利化环境的改善，它是我们国家的制度创新的试验田。上海自贸区的成功怎么衡量？制度创新能够完成，就是自贸区的成功。制度创新的核心和要害是两条：第一，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国际通行规则的推出，形成自贸区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范。第二，通过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管理方式的创新，实现政府改革。

格兰姆·马瑟：我们之前一直在怀疑政府是不是全能全知，认为政府出台的政策必须“非黑即白”。但上海自贸区将成为一个巨大的试验场，而且走在创新改革的前沿，我对此深表赞同。

只有在不断的试验和改革当中，才能获得相关的经验，并且将经验复制推广。虽然自贸区还是雏形，但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巨大的，上海自贸区不管是在国家、社会还是民族进步的过程中，都将扮演独特的角色，和世界的前沿的标准同行，成为下一个自由贸易区概念创新的基础。

自贸区如何创新

问：既然上海自贸区的特别之处在于制度创新，如何推进？

简大年：第一，制度创新必须更好地和整个政府的简政放权结合起来。第二，制度创新必须更好地与企业的用户体验结合。第三，制度创新必须更好地与国际规则结合。第四，制度创新必须更好地与上海的“四个中心”建设结合。第五，制度创新必须更好地与自贸区的可持续、可服务结合。

格兰姆·马瑟：如果要确保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必须要实现政策设计和监督管理，包括能够很好地从过失和错误当中迅速地学习，克服困难和障碍。在这方面，上海做得非常好。

未来的发展方向何在？上海自贸区并不是简单地把一块地圈起来，有一些特殊安排的区域，更重要的，它是一片试验田，能够将试验田中的经验、理念推广到中国。在过程中，不妨可以学一下以前欧洲的一些做法、经验。比如说国家资源给予和帮助，信奉自由贸易体系和管理制度是否能有一个平衡。如果这样的一个做法能够成立，它就会很好地消除一些不平衡、不公正、不透明现象。

简大年：自贸区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战略，不过要注意两条，不是要在自贸区建立一个金融中心，也不是建立一个人民币的离岸中心，而是把国家新的金融政策、金融产品，甚至一些金融标准在这里试验。（本报记者傅盛裕）

城镇化篇 城市与城镇化：变与病

主讲嘉宾：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刘传江

原上海市杨浦区区委书记 陈安杰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陈友华

北京大学城市与交通规划研究中心教授 赵鹏军

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大城市、新格局，不仅仅是大城市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城市与乡村的共存，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过程。

城镇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眼下，中国又开始了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在上海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中国城镇化的道路和战略，研讨城市规划与管理之道，共商城镇化进程中的成败。

城镇化的节点

问：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城镇化大致经历过哪些重要阶段？

刘传江：中国过去50多年的城镇化道路大致可以归纳如下：第一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行为主导的政策规制型城镇化，以户籍、行政力量构造起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以农补工、抑乡重城，设置有高门槛的城乡人口迁移准入。

第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可以称之为市场导向型的市场吸纳型城镇化，主要是源于人口流动管制有条件放松后出现的经济利益驱动。这种城镇化的基本轨迹和现状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经商，其中绝大多数没能在城市定居中变成真正意义的市民。

从农民到市民走两步，难以穿越“双重户籍墙”。而藏在“户籍墙”背后的是社会利益调整的问题。中国现在2.69亿农民工绝大部分属于这样的类型，转移不稳定、不彻底，其中最大的约束，就是财政属地体制下，城市财政预算不考虑非户籍人口的公共产品供给，无法分摊这部分人的市民化成本。

第三条道路是整合资源，建立达到国际水平的新型城镇，将周边几个乡镇结合，使得农民变成市民。这条道路已经有企业推动的案例。

陈安杰：城市和人一样，从小村庄到大都市，不仅需要自身努力，同时也离不开难得的发展机遇。新中国建立之前，有两个大的机遇推动上海的国际化进程。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开放五个口岸，当时上海是小县城，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得到迅速发展，出现很多商行、银行。

第二个机遇是上世纪20年代末期国民政府把上海市中心设在杨浦五角场，建了市政府大厦、博物馆、图书馆、江湾体育场。

这两次机遇对上海国际化发展有很大帮助，同时加快了城市经济发展。

解放以后，改革开放给了上海史无前例的机遇。浦东原先的农田，现在变成全球创新和发展的前沿。这个机遇到现在还产生效益，就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城镇化遭遇哪些瓶颈

问：在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比较明显的问题？

陈友华：在以往城市化过程中，出现过很多城市病，而且愈演愈烈。城市病治理不仅牵涉大城市政府，也牵涉到大城市的居民。城市病主要发生在大城市，由于人口的大量积聚，会产生一些问题。实际上城市发展过程有规律，初期很慢，然后加速发展，在50%左右又进入减速过程，出现S型曲线。

城市发展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首先农村人进城，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第二阶段是中小城市往大城市跑，大城市繁荣的同时，中小城市走向衰败。城市化意味着生产和消费更集中、规模更大，城市病是城市发展到某一个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

城市病背后的成因取决于两股力量的博弈，一股是市场，一股是政府。市场按照效益取向，会带来“马太效应”；政府资源投放则按照公平原则进行，维持社会和谐和稳定。

中国城市化的病因可归结三个方面，一是人口过快、过多地单向聚集；二是优质资源过度集中；第三，城市规划合理性以及规划的非刚性执行，导致定位混乱。

赵鹏军：我们的大城市生病了，交通拥堵、城市蔓延、环境污染、人口拥挤。与此同时，小城镇发展非常不足。这其实反映出城市运行过程中最本质的东西，第一是区域空间问题、空间效率问题，在同样的投入之下怎样的空间布局最有效；第二是社会公平问题。

这两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大城市病带来了乡镇地区发展滞后，乡镇地区发展滞后，又很难承接大城市人口的转移。

城市未来向何处去

问：一方面，城市病正日益显现。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肩负着弥合城乡差距的任务。未来的道路应该如何走？

赵鹏军：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大城市、新格局，不仅仅是大城市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城市与乡村的共存，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其次，实现城镇化空间优化目标，不仅仅依赖于空间的改造，与交通系统相结合，可能会更有效地实现目标。第三，村庄布局分散的背景下，大力建设乡村捷运系统，发展乡村公交，促进公共设施的服务均等化。第四，要多方面提高农村机动化水平，提供村庄内部道路的街道化，完善设施，在交通领域实现精细城镇化与人文关怀。

网载 2015-08-23 08:3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