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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0）01—0130—07
　　　　　　一
　　自毛泽东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郑重指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804—834.）之后，中国革命的文学批评的政治基调与政治功用就被历史地确定了。它使得此后几十年中国文学批评牢牢地被定位为文学的政治批评。
　　文学的政治批评是无产阶级政治大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断地接受政治领导、调控与纠偏，由此在几十年间形成一套完整而严密的体系。这套体系以唯物论的认识论为哲学根基，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与阶级斗争学说为理论生成点，以真实论、典型论为理论支柱，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基本价值取向。这是一套在不断的政治批判中建构起来的批评体系。这套体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民族救亡的政治语境中有着确定的历史合理性。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斗争的现实普遍意义在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日益客观地淡化，先前救亡图存的政治生活在全民族的兴旺发展的事业中没有理由再作为人们日常的主导生活或生活的主导方面。这使得那套政治的文学批评体系不再具有先前那种普遍性的语境根据。它在六七十年代得以维系，靠的是主观、人为的政治语境营造，仰仗着政治决策者、主管者与主导传媒的权威话语。它在这种靠政治权威话语所刻意营造的政治语境中组构着这一体系的批评话语。
　　1980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宣布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文学被刻意营造的政治语境消解了，政治权威话语撤离了批评的权威话语位置，文学的政治批评尽管仍然保留其体系的严整性和它批评的体系性话语，但它一统的批评天下却不复存在，它的话语的权威意味也日渐淡化。
　　政治批评的权威性的消解主要在于作为文学批评第一标准的政治标准不再被强调为第一标准，它降落在其他标准之中，尽管它仍然是一个重要标准。
　　就批评的发生而言，标准是批评展开的根据，在文体阅读阶段它便潜隐于阅读主体的接受中，构成着主体的接受。尽管乔治·布莱的“认同批评”不遗余力地强调真正的阅读必须“投入”，“投入”就是忘却自我，牺牲自我，从而与作者的思想达到“完全一致”（注：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但实际上这种“完全一致”并不可能。姚斯的“期待视野”对于心理结构化了的标准先在性及其对于文本读解的构成性已经有所点露。标准潜隐于阅读过程，不仅影响着阅读主体的读解角度，而且影响着他的读解重点、读解敏感性以及所抵达的读解深度。易言之，对于掌握了某种批评标准的阅读主体，他对于文本的读解总是标准性读解，他的接受也总是标准性接受。标准对于主体不仅是接受的工具而且就是接受本身。
　　标准根值于价值观念，它因此属于理性范畴，也因此才获得实际运用的稳定性。稳定性保证主体面对截然不同的对象却可以求得等水平与等主体性的接受。文学批评所根据的价值观念是文学的价值观念，它离不开文学是什么，人们、社会乃至历史需要文学干什么及文学在何种程度上满足这类需要这样一些根本问题。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06.）；“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39.）；“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326.）。据此理解文学价值，则文学价值来自文学与人的相互关系。这里面有三个要素，即文学、文学接受者以及二者间建立起价值关系的现实社会环境。这三个要素相互作用，每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受到这种价值关系的制约并且都会使价值关系发生改变，从而改变文学价值。文学价值观念则是这种价值关系的精神形态。
　　当下，接受文学的人们走出了以政治为主导的生活氛围。这是文学价值关系的全方位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基本特征，如前所述，是政治标准不再高居“第一”位置，首位标准因此而缺失。政治第一的文学价值观念或文学价值体系，随着这“第一”的隐退而不可避免地“解构”——这是价值关系中政治中心位置的拆解。即使在当下市场经济的热潮中，在文学的商品属性日益被看重与发挥的状况下，文学与政治也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代美国着名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论及目前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学时，也不止一次地涉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因市场经济的发展或科技的发展而被简单地取消。既然如此，文学的政治批评也仍然有它的意义。
　　政治标准自80年代以来从第一标准退隐，中国文学批评开始了多元批评阶段。
　　在多元批评中，从先前首位退下来的政治标准闪于旁侧，它以现实生活中政治关系的现存合理性保存着自己的存在，并且不时地发表它的批评话语。但空缺了首位者的批评标准现实，与先前没有首位者的批评标准现实并不是一回事，前者的曾经有过必然留下这有过的痕迹。这痕迹留在批评主体的心中，影响着他的文本读解与新的话语组织。并且，那已然“解构”的批评体系，那些被拆解的散片也仍然以一定的心理结构的方式存在。心理结构的被拆解，对于那一代批评主体，要比批评体系的现实拆解艰难得多也久远得多。至于批评语境，首位空缺的语境在那空缺处保留着一种难于填入的空虚，像天体的黑洞，寂然无声却存在。它使后来的多元批评话语知道它的存在，并且接近它时变得谨慎、敏感并程度不同地改变声调。
　　当下中国文学的多元批评大体有如下特征：
　　1.对于文学的政治批评的持续性热情与关注。文学的政治批评一统天下几十年，稳定的批评体系早已转化为一代批评者稳定的批评心理结构。政治的第一标准位置虽然不再标举，却以心理模式的方式发挥着作用，显示着它极大的活力。“1999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仍然十分肯定地指认：“文学理论的可能突破之处在于‘意识形态批评’，文学理论的技术层面或内在语言层面的研究固然重要，但这些仍掩盖不住现实的精神需求的紧迫性。”（注：文学理论：留给二十一世纪的话题〔J〕.文学评论，1999，（4）：158. ）这里的“意识形态批评”其实是政治批评的变语，这种看法在世纪末文学理论的精英聚会中被以毫不含糊的语气提出，虽不再有先前的普遍性，却有相当的代表性。
　　2.对于文学的政治批评的思想理论体系的习惯性沿用。这里体现着来自先前理论体系的思维惯性，虽然批评主体不运用或较少运用先前的政治批评话语，不进行政治批评判断，但政治批评的思想理论体系却仍然以其体系性限定着主体思维，使批评主体在政治标准不在场情况下本质地求得政治标准的在场。这种情况是多元批评的一个特征性表现，它一方面使文学批评从单调的政治批评话语中解放出来，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对于先前过激的政治批评的逆反心理；一方面，它又不进行体系的反拨或者背离，而是相对于整个多元批评语境，积极进行体系的适应性调整，融入新的时代精神。它在能指变动中实现着既有所指，并充实着这一所指。在“1999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的陆贵山教授旗帜鲜明的发言，便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这种多元批评倾向。他认为：“非历史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感和人文关爱纯属一种虚假的人文观念。应当消除各式各样的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狭隘的鄙俗的人文惰性，剪去反对历史逻辑和社会理性的庸人的辫子。探寻和追求变革时代的社会理性和人文情感的和谐，尽可能地克服和防止两者所出现的反常的悖立和畸变，是应当努力争取的理性和人文情感相统一的理想状态。”（注：文学理论：留给二十一世纪的话题〔J〕.文学评论，1999，（4）：154.）这一期待中的状态， 便是既有政治批评的思想理论体系向新的时代精神的延展与调整。
　　3.以先前政治批评思想体系为反衬的非政治批评建构。非政治批评是多元的，文化的、结构的、解构的、符号的、心理的、比较的等等，都可以是非政治批评。以政治批评思想体系为反衬，是就建构方式而言，并不是对先前思想体系的否定，而只是一些基本范畴的反向推展；但对被反向推展的原范畴却并不提及，避而不谈，或有意绕开。这样，虽然既有的体系、范畴并不露面，但在这建构中，已潜隐着被反向推展的体系、范畴原型。如政治价值的强调被反向推展为艺术价值的强调，社会性被反向推展为个人性，客体性被反向推展为主体性，理性被反向推展为感性，历史理性被反向推展为人文精神——“首要问题是必须区分开文学家与政治家在面对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矛盾时的不同价值态度，从而认为文学理论应该更侧重于人文精神，而不是什么历史理性。”（注：屈雅君.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9—10）这里有着一种思维的两极互逆推衍效应。 这一特征主要的不是体现在哪一种具体的批评体系或批评话语的建构中，而是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几乎所有各种新的批评体系或话语的建构中。
　　4.“失主”的多元批评格局。“失主”不同于无主，“失主”是先前“有主”而后失去。“有主”时形成了一套依循主位而形成的格局，尽管这套格局也可以具有多元性，即“百花齐放”，但这多元性是主位展开的多元性，即政治的第一标准的多元展开。“无主”的多元格局不同，构成这多元格局的各方面不依附其他方面而存在，它们保有各自体系的独立性，并在各自体系的独立性中发展。因此，“有主”的多元性是依附的多元性而“无主”的多元性是自主的多元性。“失主”以“有主”为前在，而且这种文学批评的“失主”又不是“主”的否定而只是“主”的退隐，“失主”的格局不是先前“有主”的否定性格局，只是“有主”格局的解构。解构的多元中每一元都在进行“失主”的自我调整，并且由于先前它们是依附于“主”的多元，没有元的独立性，所以“失主”后每一元都是在非独立性中仓促地寻觅各自的独立性，这导致“失主”的多元格局不是生成的多元格局而是调整的多元格局。这自然就处处存有先前“有主”的痕迹，并免不了“失主”调整的某些无端性、跳跃性或忙乱性。文学批评“失主”的近20年中，确实出现了多种批评话语，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失主”性。有学者曾对80年代以来“新时期文学批评”进行特征性概括：“一是理论的多元性与盲目性”；“二是探讨问题的前沿性与空泛性”；“三是相对的深刻性与思维的单向性”；“四是理论上的创造性与实践效果上的‘贵族性’。”（注：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378.）这些特征其实都与“失主”分不开。
　　　　　　二
　　批评是对于文本的理性占有，是批评主体与文本的对话，尽管这种对话并非对等——文本是既在的系统，批评是对这既在系统的占有中得以实现的系统——但对话双方的系统性则应该在对等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即是说，虽然二者各有不同的系统性，它们却必须是可以沟通与交流的各自独立的系统，而且，批评系统对文本系统需具有透入与提取的力量，否则，文本与批评的对话就无法发生。对此，诺思罗普·弗莱曾说：“批评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结构，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就其所讨论的艺术而言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注：诺思罗普·弗莱. 批评的剖析〔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4.）
　　批评主体总有其前在于他所进行的具体批评的观念体系，即“思想和知识的结构”，但这种前在又并非已然完成的前在，而是既前在着又在现时的具体批评中建构着，是现实建构着的前在。批评体系的现实建构，一方面表现为批评体系对于文本的透入，它必须在文本阅读与思索中经历一个解构自身的过程，批评主体不能以完整体系的状态阅读与思索，他是在丢弃批评体系中阅读——乔治·布莱称此为“完全投入地阅读”。他进而在逐渐找回体系中思索，不过，此刻所找回的又不再是前在的批评体系，而是文本体系的批评体系化。这找回的体系既被文本体系所束结，又是文本体系的解构与被批评体系所消化。这是一个互解互结的对话过程。对此，希利斯·米勒生动地比喻为寄生与寄主的关系：“每一种解读在其自身之内都必然地包含着自己的敌人，本身既是寄主，也是寄生物。”（注：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5.）另一方面，批评的观念体系又在与文本体系的互解互结中得到调整、充实和发展。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批评的观念体系，一则，它是某种既有观念体系如哲学体系、美学体系、艺术理论体系向批评体系的导入，这是一种理论的“运作”；再则，它又在具体批评中获得养料，将之升华为理论要素，进而构入批评体系，这是实践的“运作”。批评体系便在这两种“运作”中相辅相成。至于这两种“运作”何者更为活跃、更具有建构意义，则因时而异。一般说，当社会观念理性发生较大变化，或当某种批评所依凭的前在观念体系发生较大变化时，实践的“运作”便更为活跃，也更具有建构意义。当下中国的多元批评就正处于这样的阶段。
　　就对话的体系性而言，此时的批评是无体系批评，这难免导致体系性批评所具有功能的某种缺失，这类缺失突出地表现为价值标准的统一性的消解，即批评主体难于坚持批评统一性，常常在接受的感觉或感受层面上说话。他们不自觉地被趣味所摆布，个人的一些非批评嗜好借用批评话语加以表达。而与此同时，与批评的观念体系解构相应的，却是虽然导致批评体系解构却又激发着批评的批评语境具有极广泛的活跃性，文学愈商业性地大众化，则文本的批评需求也愈大众化，大众热切地需要批评家们对不断地直逼他们而来的大众文学有个说法。此外，先在批评体系的解构并不就是批评主体的批评冲动、批评意识、批评话语的取消无存，先前体系解构了的众多因素仍然存在并在批评中被派以用场。还有各种新的批评根据，如来自西方的各种批评理论、方法、话语被饥不择食地引入。这一切都决定着体系解构的批评继续发生，只是这批评由先前体系的对话转为解构或者建构的对话。
　　这种多元的、体系解构的批评，由于消解了价值取向的统一性，对于文本进行价值判断的重要批评功能在这里就难以像先前那样坚持；而导致价值取向统一性消解的现实市场语境，尽管大众化地需求并激发批评，却并不更需要标准统一的价值批评甚至拒斥这种批评。这些情况使批评不再热衷于文本的价值判断，即使仍有些批评在进行文本的价值判断，人们也一般不把这类判断看得很重或者根本不看重，价值判断的权威话语普遍失效。
　　而批评的解释性却日益增强，它正在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的主导功能。批评的走向解释，既有其历史必然性，又有重要的现实建构意义。
　　就批评走向解释的必然性而言，其一，文本的现实市场语境中发生着文化层位的多元分化。王一川曾就此说：“在当前，分化成为尤其普遍的文化新境遇。分化，就是由一到多、由纯变杂、由雅向俗的进程……在审美文化领域，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是雅与俗、悲剧与喜剧、沉思与消闲、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等之间的明显的分化。”（注：王一川.修辞论美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56. ）文本的文化层位分化造成了不同文化层位的文本接受阻隔，而文本创作主体尽管在不同文化层位上分化着文本，他们中的多数又都是在两种内力的相互作用下进行着文本分化——一种是市场语境中的“经济”冲动，即希图通过文本写作改变清贫或并不富裕的生存状态，如王蒙所断言“轻度的贫困是盛产精神的沃土”（注：中国当代名人随笔·王蒙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9）。 此内力诱导着文本作者的市场“赶潮”；另一种是“文学自我”冲动，即大部分文本作者都有其文学的自我，这文学的自我生发于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是他们难于放弃的根。这一内力规定着无论前一种内力如何使文本作者们争先恐后地赶市场之潮，他们也仍要守护着自己的根。两种内力的相互作用见于文本，便是文化层位分化中的个性守护，这个性守护的部分具有拒分化的力量，对于促使分化的接受大众，这一部分便成为谜，成为被守护的个性之谜。越是谜越是要猜也越是有猜谜之求，批评解谜的解释功能由此而显得重要。此外，文本分化不可避免地引起不同文化层位的接受者对于不同层位文本的解读阻碍，传媒的炒作技术又有效地煽起接受者穿越解读阻碍的热情，在此激励下，批评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解释的任务。
　　其二，由大众读解平面化的乏味感而引发的求味冲动，使批评的解释功能获有大众接受根据。接受平面化是娱乐文化的特征，深刻性被娱乐地放逐。但放逐深刻性并不能消灭深刻性，深刻性被放逐之后有待充填，有待充填而无可充填便形成乏味感。乏味是娱乐文化的平面接受的伴生体验。为减轻乏味感而求味，便形成一种潜意识的深度需求，但平面化的接受形态又不愿放弃，于是，借助于批评的文本解释，接受者发现了平面接受之外的另一些东西，他们潜意识的深度需求算是有一个着落。
　　其三，解释是批评家的智慧运作，对于同一文本的不同解释便是智慧的争斗。智慧争斗本身便是一种文化表演，它们的表演价值在当下的市场语境中自然不会被忽略，在传媒的张扬下它们更被包装、炒作得高潮迭起，险象环生。于是，解释的批评便获得了文学文本的价值。解释的文学文本化与市场化，构成批评的现实展开。
　　批评走向解释的现实建构意义则在于：
　　1.文本是文学的社会现象，现实文本则是文学的社会现实。尽管文本是个性滤过的结果，并且经过修辞处理，但它所蕴含的内容却与社会生活葆有广泛的联系。一般地说，愈是非凡的文本，它所包蕴的社会信息愈是丰富；即便是水平一般的文本，由于它毕竟也是文本创作主体心灵的产物，因此在必然分有心灵的社会整体性质同时也是一个心灵的世界。文本蕴含的心灵化的社会丰富性或社会整体性，使它可以为批评提供广袤的拓展空间、众多的切入点以及多元的系统建构根据。解释的批评，因为它不囿于某种价值判断体系，具有更大的接受性和开放性，表现出依循文本的社会丰富性或社会整体性而搜集、组构批评根据的活跃性。在通常的判断批评中，常常是某种观念体系借助文本而说话，批评所热衷的往往不是评析文本而证实并展示自己的观念体系，这造成被批评的文本模糊或转为陪衬，文本自有的社会丰富性与整体性也因此处于遮闭状态。走出判断体系的解释批评呈现出体系的解放与自由，文本不离开批评视点，批评主体所热衷的是如何把不同体系的根据转化为文本现实解释的根据，广采博发；批评由此成为通解文本的汇聚众多体系之相应因素的综合过程。众多体系的相应因素依据被解释的文本而获得批评的整体性；而文本意蕴的丰富性更使得批评解释的整体性成为丰富的整体性。
　　2.文本的现实性与任何观念体系都更具有现实意义，它充分地体现着文本与生活的现实共在关系。而解释，就其向谁解释而言永远是现实敞开着的，解释通过向谁解释而把现实构入自身并同时使自身也构入现实。解释在现实性中实现其话语转换的中介功能。解释的现实性实现于现实文本，更使得现实解释在现实中获得积极建构的契机、意蕴及表述话语。解释的这种现实建构的积极意义，在其他的判断批评或评价批评中是难于求得的。这是因为判断批评或评价批评总离不开一定的判断或评价标准，而这类标准对于正进行的判断或批评来说则是先在的，它们依凭于各自先在的判断或评价体系。所以就时间性而言这是先在体系的现实证明，现实性沦为先在性佐证的地位并依靠先在而获得意义，这实际是先在借助现实而说话。这种情况在批评的观念体系尚有体系的现实活力时并不是坏事，它保证着批评的深度；但在体系解构或建构阶段，尤其当这样的体系解构或建构具有时代普遍性时，它就会消解批评的现实意义，并且这种批评实际上也难以进行。
　　3.解释的批评对各种批评的观念体系持广取博收的态度，以文本为的，择矢而射。被择之矢取之于相应的观念体系，是对于观念体系的解构；而这一择取，既保留着得于原有体系的观念意义，同时又是从体系中的解放，形成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观念单元。解释的批评把这些观念单元根据文本解释的需要择取引用，导入分析推衍的解释过程；不过这样的导入并不是杂料拼盘，而是一种意向性组合——观念的意向性组合。它是形成某种观念体系的思维指向、思维方式及思维结构，是前观念体系，一定的观念体系正是由此而形成。如胡塞尔所说，作为观念的现象在这里获得它最初的“自身被给予性”（注：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51.）。 解释的批评就是在这样的意向性组合中，以文本为对象，组合着各种相应的观念单元，使之在解释展开的意向性中获得新的观念体系的“自身被给定性”。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解释的批评是建构的批评。
　　通过以上对解释的文学批评的分析，体验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文论界学者们的忧虑——“我们是否能在文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话语？我们跟了别人100多年，不知何时有个转机？ 我们能否建立我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我们能否对我们古代文论中的传统观念、范畴加以改造，使那些表现了文学规律共同性的概念、观念，与现代文论中的概念、观念接轨，从而赋予理论以我国文论自身传统的特色，使我国文论遗产成为新的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呢？”（注：钱中文，李衍柱. 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23.）我们可以说， 中国文论界正致力于创建新的文论体系与文论话语。这是容纳古今中外文论话语的综合建构。在这样的综合建构中，走向解释的文学批评，既是批评的面向新世纪的特征，又是这综合建构的重要途径。
　　〔收稿日期〕1999—10—28
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30～136J1文艺理论高楠20002000中国50年来的文学批评，大部分时间进行着政治的批评。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被普遍地坚持。进入20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政治规定被政治地解除，文学本身的解束带来文学批评的政治解束，文学批评整体性地失落了坚持几十年的第一标准，其他标准又远未明确并达成共识，中国文学批评进入标准多元、混杂乃至缺失阶段。这是文学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的结果，也是这一变化过程的理论体现。文学价值观念是文学批评的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正陷入失根又寻根的境况之中，这种境况决定着文学批评走向解释。文学批评/多元批评/解释/文本高楠，辽宁大学中文系，辽宁沈阳　110036　　高楠（1949—），男，辽宁海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作者：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30～136J1文艺理论高楠20002000中国50年来的文学批评，大部分时间进行着政治的批评。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被普遍地坚持。进入20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政治规定被政治地解除，文学本身的解束带来文学批评的政治解束，文学批评整体性地失落了坚持几十年的第一标准，其他标准又远未明确并达成共识，中国文学批评进入标准多元、混杂乃至缺失阶段。这是文学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的结果，也是这一变化过程的理论体现。文学价值观念是文学批评的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正陷入失根又寻根的境况之中，这种境况决定着文学批评走向解释。文学批评/多元批评/解释/文本

网载 2013-09-10 2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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