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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共新闻运动的发端
    公共新闻学（Public Journalism）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美国新闻界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是新闻界面对社会的批评和信任危机而提出的解决方案。①正如罗恩·史密斯所反思的：新闻业正在经历一个艰难时刻。几乎所有的民意测验都表明公众已不再尊重新闻工作者，他们怀疑自己是否还能信任新闻媒介……记者编辑应该思考自己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扮演的角色。新闻事业的意义远不止为我们提供机会，满足写作、出镜和留名青史的欲望。来势凶猛的公共新闻运动似对传统新闻规范形成强有力的震撼、甚至于颠覆。
    被称为“公共新闻学之父”的纽约大学教授罗森（Jay Rosen）对公共新闻学进行了全面的定义：②
    “公共新闻学”要求新闻工作者：（1）视人民为市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2）帮助政治性社群针对问题而行动，而非仅仅知晓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非仅仅眼看着它被破坏；（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使得它值得人们关注。如果新闻工作者能够找到恰当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就能重新得到公众的信任，重新建立与逐渐远离的受众的关系，重新点燃专业的理想，以一种更实质的方式，促进民主的健康发展，而这才是我们给予新闻工作者特权和保护的原因所在。
    在新闻实践上，佛罗里达中心大学新闻学教授罗恩·史密斯在其专着《新闻道德评价》（美国新闻学经典之作，被誉为美国新闻伦理学研究“最睿智、最全面”的书籍）中以“新闻工作者及其所在社区”为题进行对公共新闻专论：在有些新闻单位，这种定位（客观不干涉和担心利益冲突的风格，把自己（记者）看做监督者，指出社会中的不足，希望别人为此做些什么。直接改变社会不是他们记者的工作）正在发生变化，新闻工作者正在放松对潜在利益的抵制。更多地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去。……我们正在求助于一种更为基层，更为多样化的方式为报纸争取社区的领导地位。……这种方式需要社区和社区内持不同的观点的人共同参加。
    虽然许多编辑和撰稿人已投身于这场公共新闻运动，但堪萨斯州威奇托市《威奇托鹰报》编辑戴维斯·梅里特和乔治亚州哥伦布市《哥伦布莱杰问询报》编辑斯威夫特的行动标志着一场市民或公众新闻运动开始了。梅里特和纽约大学教授杰伊·罗森（Jay Rosen）成为这场运动最积极的倡导者。虽然，公民新闻没有正式的规范的一致认可的定义，但其基本主题是努力使新闻媒介更直接地融入其所在社区。这场运动对传统新闻学的理论内涵进行了质疑。传统新闻报道处于程式化和困境中：③
    1.过分依靠专家。大部分新闻工作者的报道以从政客、专家和社会名流处得来的消息为基础，而不重视从公众处收集信息。有人认为这一做法促使公众变得消极被动了，使他们以为自己无力左右形势。
    2.新闻工作者玩世不恭。许多人争辩说公众开始不信任公共机构（包括媒介）的原因之一是新闻工作者描绘的公共机构（包括媒介）不值得信任。
    3.受公正所困。传统的新闻工作者认为如果自己卷入社区事务，就丢掉客观性。他们想站在局外，观察并报道社区民众的活动。但是支持公民新闻运动的新闻工作者认为这给人一种印象，即新闻工作者并不真的关心社会是繁荣兴旺还是土崩瓦解。PBS前主持人罗伯特·迈克尼尔警告新闻工作者不要表现得像“看傻瓜捣乱而取乐的旁观者”。
    公民新闻工作者希望他们的运动将：④
    1.通过促使普通市民关注争论的起点，邀请他们回到公众生活中。
    2.克服新闻工作者的玩世不恭，承认市民的共同努力有可能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3.修正有关公正的规定，接受这一看法，即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提高公众的演说水平，并帮助社会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维吉利亚导报（the Virginian-pilot）的编辑“通过在编辑部中改变新闻文化来做‘公共新闻’”，并且总结其经验（引自人大博导蔡雯教授的总结）：
    1.让新闻报道揭示出公众带给这些新闻事件的价值，而不仅仅向公众描述冲突。
    2.普通公众对事件的认识与专家们对事件的认识是同样有价值的，应该同等看待。
    3.在报道谁、什么事、为什么、什么时间和在哪里的同时，要力图向公众解释这个新闻事实为什么值得他们去关注。
    4.记者应该着力挖掘关于人们是如何解决问题的相关事实，并尽可能提供建议，这样新闻媒介才有可能帮助社会公众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
    据了解和调查，特大城市西雅图以及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佛罗里达州哈拉市小型社区中的报纸和电视台实施了数百项公民新闻计划。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蔡雯教授研究：美国学者对“公民新闻”的研究成果在上世纪的十年中数量很多，仅在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的论文与文章已有上百篇，这还不包括已经出版的专着。在美国很多新闻与传播学院系的页面上，在这些院系教授们的简介中，都能看到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介绍。蔡雯教授将之评为“激发了美国新闻传媒做出一系列探索性新闻实践的一种新理论”。无独有偶，曾在美国作访问学者，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谢静将之概括为“美国新闻界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两位新闻传播学研究甚为活跃、前卫的学者得出相似的评价，不是草率，而是在我国南北两所最着名大学的新闻学院的核心期刊上撰写专文论述。由此可以窥见公共新闻学在美国的理论与实践渐形成一股潮流。笔者认为深刻洞见、分析、阐释、反思公民新闻/公共新闻/市民新闻运动，也许用一词来概括较为恰当：喜忧参半。至于公共新闻对美国新闻业的震动有多大？程度有多深？是池水兴波，抑或是白浪涛天，不可遏制？是对社会责任理论的补充、修正，还是超越、颠覆？却还有待于历史的检视。正如现在想知道公民新闻是否会改造这一职业还为时过早。但是，《美国新闻学评论》的高级编辑卡乐·赛申斯·斯特普提出：这场运动可能来得正是时候。笔者认为：对“公共新闻学”的理论研讨和实践兴起，其动因何在？据了解和考察，公共新闻学的直接导因是对新闻媒介的政治报道，尤其是竞选报道的不满与批评。又反问之，动因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也即对政治及媒介的嫌恶是现象，这种政治现象又反映何种规律或本质。具体言之，其诞生和崛起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何在？借用马尔佐夫的话说：“新闻业的每次重大变革都会导致批评的繁荣。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批评家及其批评内容来了解美国的新闻业。”
    　　　　二、宏观视野下的媒介批评：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的警示之言——资本主义与民主不是同义语，媒体变成了一种反民主的力量，商业媒体的垄断已将反对意见挤压至社会的边缘地带……
    1.媒体的民主性视点　着名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通过比较研究指出：建立在市场体系基础上的国家未必是民主的，但民主国家一定是建立在发达的市场体系之上的。从经济属性讲，媒体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理想境界与最佳选择；从政治属性讲，媒体是民主的一部分。美国着名政治学家、多元民主理论创始人代表罗伯特·达尔研究指出：“对民主的发展来说不幸的是，在十四世纪中叶以后，主要城邦中的大多数共和政府都让位给了民选政府的宿敌：经济衰败、腐败、寡头政治、战争、征服以及无论是国王、君主还是军人等权威统治者对权力的攫取……”⑤但是，在二十世纪后期的最近20年中，政治变革在世界各国急速成长，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塞缪尔·亨廷顿的“第三波”为此作了最精彩的注解。人们普遍认为当前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具有全球化、技术革命和民主化特点的时期，而传媒与信息系统在这三方面起到了主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什么是民主？罗伯特·达尔指出：“决定不再把时间花费在这看不到尽头的定义问题上，你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设计一套规则和原则，一部宪法，它规定社团（笔者注：美国是成熟的公民社会，拥有众多NGO，即非政府组织等）的决策方式。同时，你的宪法必须符合一项基本的原则：宪法对待它的成员，应当把他们当做同等资格参与决策过程，判定社团未来政策的平等个体；所有成员，无论他们在其他事务上怎样，但在社团的管理上，应该看做政治上是平等的。”⑥各种民主思想，就如一片巨大、无法穿越的灌木丛，但罗伯特·达尔并没有被灌木丛遮挡住视线，他提出了民主过程的各项标准，解决了民主是什么的“哥德巴赫猜想”：（1）有效的参与；（2）投票的平等；（3）充分的知情；（4）对议程的最终控制；（5）成年人的公民资格。⑦（注：国家——指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团，它的标准是：它对于它具有管辖权的全部个体可以借助它所拥有的最高级的强制手段，确保它的统治在他们中间得到实行。人们说的“政府”，通常指的是他们生活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国家的管理机构。）关于社团的民主标准，是否适用于国家的统治？达尔认为：“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完全符合前进民主过程需要的种种标准，这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的。……这些标准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尺度，我们可以用它来衡量民主政府的成就以及各种可能性。”⑧达尔的民主标准就是媒体关注的政治议题。也可以说，媒体与民主社会休戚相关。离开了这些标准，新闻业会堕落为另一种形式的娱乐，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谢岳对美国大众传媒的民主功能撰写专论《公共通道与政治产品》进行深刻评析。他指出：在民主社会里，这个通道一般指的是大众传媒，从政策过程角度观之，媒介的公共通道功能主要有：信息供给；政策支持；议程设定。公共通道的民主价值主要体现在：公共通道的存在促进官僚机构决策水平的提高；利益表达的公共通道，减轻政治体系的政治压力；大众传媒保证政治产品的公共性。但是，谢岳在文章“余论”部分对美国传媒之民主的负面作用同样一针见血。由于媒体只追求公司利益，所以，公共责任失去了承担者，媒体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媒体影响力大大增长的情况下，媒体也提高影响政策过程的能力，某种程度上，媒体可以使政治机构公司化，媒体通过金钱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将政府这个公共服务机构演变成由大媒体公司（当然还包括其他公司）操纵的私有机构，媒体的介入使得公共政策偏离了公共的方向，公共政策因此也失去了公共性。严格地讲，这样的制度已经完全不是一种民主制度了，媒体发展破坏了美国民主的精神，动摇了民主的基础……
    2.美国媒体的反民主趋势　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每月评论》2000年11月号上发表了题为《新闻、民主、……与阶级斗争》的文章，回顾了美国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并抨击了美国媒体只为富人服务的反民主趋势。
    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何许人也？麦氏专着《富媒体、穷民主》（Rich Media，Poor Democraey：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荣获美国新闻与传媒学极有分量的莫特奖（Mott Award）；麦克切斯尼从此声名鹊起，甚至被喻为当代美国的托马斯·潘恩。正如美国联邦参议员保罗·韦尔斯通（Paul Wellstone）评价的：对于那些关心民主未来以及民主生存条件（公民参与被告之的公共话语）的人来说，麦克切斯尼的着作是十分有趣的。对寡头式市场趋势老练的和富有争议性的分析，既指向媒介系统，同时也将批评的目标瞄准了经济本身。拉尔夫·纳德认为《富媒体，穷民主》是一部经久不衰的警世之作，一方面，它让那些在民主事业中无所事事之人蒙羞；另一方面，它激励着那些正跃跃欲试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媒介体系的人们，在他们心目中，这种体系反映的是全部重要的非商业价值，它们是建设一个正义社会之必需。
    麦克切斯尼认为，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的兴起是促使媒介大范围联合和民主政治生活崩溃的主要原因。新自由主义主张采取市场作用和利益的最大化，非市场制度作用的最小化政策。新自由主义提倡的放松规制原则，在允许媒体联合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新自由主义还是一套政治理论，它假定，在经济统治一切、政府“干预”经济尽可能少的情况下，社会运作才能达到最佳。对新闻传媒而言，新自由主义指的是国际国内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而这些政策有别于商业，在受到最小阻力的情况下，在所有社会事务可占统治地位。新自由主义深信市场比其他任何途径都更有能力采用新技术来解决好社会问题。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除对商业传媒和信息市场的管制，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对商业传媒和信息市场进行再调整，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司的利益。简言之，新自由主义民主就是那种政治机构控制少、辩论甚至更少的制度。在这种社会，政治冷漠或政治疏离，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是公民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和中层的公民的必然选择。笔者认为，公民新闻运动兴起的宏大背景主要是公众对传媒的集体不信任，传媒公信力集体无意识，传媒公信力式微，公民的政治疏离，民主政治生活崩溃，其宏大背景后的动因在于对利润的追求。具体而言：
    1.全球传媒体系：从当前全球传媒市场分析其具有两个明显而又互相关联的特点。首先，占优势地位的公司（几乎都是美国公司）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全球扩张。世界主要传媒公司越来越把它们自己看作全球性的企业。其次，集中与合并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某些传媒领域里，权力正变得越来越集中。据有关媒体报道，传媒领域里的合并行为现在还在以迅猛的速度发展。仅在2000年上半年，发生在全球传媒、互联网和电讯领域里的合并活动就达到了300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1999年上半年的3倍，并高于前10年数字的总和。“现在传媒公司寻求发展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即要么迅速扩大、要么被其他公司兼并。”传媒市场是一个在10年内年收入可望达到万亿美元的市场，所以传媒公司必须变得更大、更加多样化才能降低风险和提高生产利润的机会。据罗伯特·麦金切斯尼统计而得出结论：几乎没有哪个产业里集中的程度像传媒业这么惊人，现在世界传媒市场仅由7家跨国公司垄断着。例如，美国新闻公司现在拥有的资产有：20世纪美国Fox电影公司、Fox电视广播网、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电视台、有限电视频道、杂志、130多家报纸以及职业运动队，但这些不能完全概括美国新闻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财产。这些迹象正在证明：传媒领域里产业集中的现象仍在扩大。麦氏认为，传媒产业集中的真正动因在于：对利润的不断追求。因为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新自由主义实质是推行“三化”政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贸易和资本的自由化、经济上的殖民化），电视这个过去在很多国家属于非商业的领域，突然变成了各国商业发展的对象，而且已经成为全球传媒体系的发展核心。
    关于传媒领域的集中化，麦氏从经济和政治视野给予了深刻的洞见：（1）从经济学角度看，全球传媒领域里仅存在着部分竞争。（许多大传媒公司都拥有相同的股东或董事会成员，并互相拥有彼此的股份，“合并热”和相互拥有股份已构成了“一个令人眩晕的复杂关系”……全球性传媒市场更像是一个企业联合体。）（2）竞争模式更接近于约瑟夫·熊彼特所称的高级垄断阶段里的合作式竞争。如彼此不太友好的默多克公司和时代华纳公司认为，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彼此必须合作。（3）同样，传媒业的兼并/合并行为，使得大传媒公司大作用。在美国，传媒公司的游说团以他们说服政客的能力而闻名。
    2.垄断、合并、兼并浪潮和新闻职业独立与式微的变迁。职业新闻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基础——新闻内容不应该服从公司所有者与广告商的指示，或者受到编辑与记者的偏见的影响，它只服从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根据美国新闻史的演进，可以得出此结论：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新闻记者有相对独立的新闻报道权，也有较充分的消息来源可施展他们的才华。进入80年代，美国新闻业的职业自主权受到持续不断的攻击，近20年后，新闻业的职业自主已成为一个空壳。其实，职业新闻总是处于一种斗争状态，即使在职业新闻发展的黄金时代，记者不得不直接和间接地与有权有势的公司、商业和政府力量作斗争。20世纪90年代，由于联合媒介系统给自己带来的商业压力，传统的职业新闻与战后相比有着明显的退步。比如广播网和NBC，过去，公司宁愿亏本经营也要吸引受众，新闻是它们的声誉，但是，今天，新闻已经成为公司赢利的“摇钱树”。NBC被誉为“电视历史上最有利可图的新闻公司，年广告收入超过1亿美元。NBC的声望不是通过其新闻的影响获得，而是通过公司经营的非凡业绩获得的。”全国广播公司委托一家高科技统计机构分析它的新闻报道情况，精确地把握受众对不同新闻和广告的反应。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使那些掏钱看电视的人满意……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80年代早期，新自由主义政策兴起，里根总统与撒切尔夫人是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联邦政府放松了所有权管制，加上新技术的运用，使得大型媒体联合体在经济运作上成为可能和可行。现今，大约15家左右的公司和七八家大公司一起构成了美国的新闻体制，它仍在美国人媒体消费中占有绝对的优势。私人控制掌握媒体的体制导致职业新闻业本身带有三个明显的无法克服的弊端：（1）剥夺平民话语权，垄断新闻来源，割断了媒介与公众沟通的方式，打破了对话的机制和平台，为消除新闻挑选上的争论，相关人员在新闻挑选上，常常把政府官员和着名公众人物所从事的事务作为正当的新闻。因为报纸常以政界和商界人士所说的话作为新闻的导向，这就给这些人很大的权力，也使得新闻报道带有官方和主流社会倾向。正如巴格迪金（Bagdikian）（着《媒业的垄断》）指出：职业新闻作为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受到政治的严重影响。为了克服这种矛盾——这个矛盾与决定什么是合法新闻有关，职业新闻不得不以官方提供的信息作为新闻来源的基础，这就给那些位居高职的官员提供了影响新闻报道内容的机会。“媒体趋向于接受精英人物阐述的所谓‘真理’而笃信不疑。”（2）只有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才予以报道。“职业新闻还需要‘新闻噱头’来改善发行状况。这就意味着那些根深蒂固的公共问题——种族主义等被弃之一旁，媒体对公共问题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避而不谈，读者也就无法知道现在的公共问题究竟是哪些。”（麦金切斯尼语）在现代民主社会，公众议程大多通过媒体公开报道，构建媒介议程成为民众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媒体仅以官方重视为导向，而忽视一些重要社会问题已成为常识。（3）职业新闻工作者没有保持政治上的客观超然和中立立场，反而悄悄在读者头脑中注入了媒体拥有者和广告商的商业目的以及对有产阶级政治目的有利的价值观。也即美国职业新闻业把“市场”概念的传播看作比“民主”概念的传播更为重要。职业新闻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理念。它强调经济是社会再适合不过的管理者，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之下，歌颂经济繁荣的新闻报道与事实上的劳动力失业两者完美结合，被视为“自然的”和天经地义的。这种结合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将“歪曲事实”直接演变为职业新闻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它使记者在处理日常工作时，对于他们与政治权威之间达成的妥协“装聋作哑”。这种新闻理念已经背离了政治中立或“客观公正”的原则。
    3.媒介体系的合并、集中与政治疏离、公民离散。罗伯特·麦金切斯尼在其《富媒体、穷民主》中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另一方面政治疏离（depolitized）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种趋势，公民的传统政治参与观念已经变得非常淡薄，他们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基本理解力也在下降。……‘没有公民的民主’……如果民主是一个没有公民的制度，媒介体系应当负很大责任。……这种集中强调追逐利润。媒介体系支持广告的核心趋势：惟利是图、玷污新闻和公共机构的正统精神。对民主而言，这是一剂毒药。”⑨美国公民对社区事务及社会活动的参与程度降低，这最终损害民主的功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man）专门为这一现象创造了个术语：公民离散（civic disengagement）。⑩一位学者的警世醒世之语，一位学者的烛照探微，都预示着对美国民主的式微忧心忡忡。1996年美国出台了《电信法》。根据《电信法》美国媒体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兼并狂潮。对民主而言，媒体兼并与集中直接影响到民主的核心原则。对美国民主而言，媒体是一柄“双刃剑”。笔者认为，公共新闻的崛起，是对媒介全球化体系、新自由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宏大背景下的反叛与回应。对媒体而言，是为挽救媒介公信力，同时亦为了生存发展之需；对民主而言，在沟通社会信息、反映民众呼声、消解社会差距和矛盾、维护社区稳定、减少犯罪暴力等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应该说，美国公民新闻事业运动（Civic/publie Journalism Movement）的发端、兴起绝不是偶然、孤立的事件，是媒体有机运动规律的生动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报刊具有连植物都具有的规律，任何暴戾都将无济于事。在马克思时代，虽然无法用“全球化”这一专业术语，但是马克思却预示到信息时代的到来及其结果。“人们再也不能互相回避或坚持闭关自守的孤立主义政策。不断增强的流动性，现代化的交通电讯技术的发展，以及对全球范围内的共同问题的意识，似乎在迅速地打破不同文化间的时空关系。”“低效率的交往和沟通……可能意味着世界末日的降临。这些关于人类末日的预言，比起一般的学说，无疑更能令人猛醒顿悟。”（11）从这个意义讲，媒介全球化体系是不可逆转的。问题的关键是媒介全球化的兼并、合并、集中最根本的不在于给多数人带来进步的福祉，而是敲响民主的丧钟。交往手段的现代化可能会给专制主义提供更强的控制手段。交往手段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对高额利润无休止的追求，从而将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和民众的民主权利挤压到社会边缘，这就是悲哀！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每月评论》2000年11月号上发表题为《新闻、民主……与阶级斗争》的文章所指出的：“在过去的20年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报道越来越定位于占人口1/2或1/3的最富的人群上，这就必然地形成了所谓的主流新闻和‘商业新闻’。现在有关华尔街事态的报道以及如何进行有利投资等方面的报道都被标榜成是符合大众口味的新闻报道。……监狱里关押的绝大部分都是非白色人种，据统计，美国监狱中大约50％的囚犯是非裔美国人。换句话说，这是一群媒体拥有者、广告商、记者和高消费层的消费者想尽量避免接触的人，而新闻报道就反映出了这种倾向……穷人已从富人的视线中消失了，他们也几乎从媒体中消失了。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犯罪的报道，但是这些报道的内容几乎总是脱离社会背景和公共政策，而且进行报道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满足公众对犯罪行为的好奇心理。这些报道不过起到了廉价的，对社会毫无意义的填补剂的作用……”1998年，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里夫斯（Rechard Reeves）认为，经过十年的整合和商业化，美国的媒体可能已经进入一个新闻终结的时代。里夫斯将“真正的新闻”定义为“我和你需要维护我们的自由权——准确而及时获得有关法律和战争、警察和政治家的信息”。正如理查德所言，真正的好新闻在那些媒体世界的统治者眼里恰恰是垃圾新闻。
    　　　　三、公共新闻：模式创新？旧瓶装新酒？
    为了应付这种可怕现状和社会境遇，《威奇托鹰报》编辑梅里特，对该报在1988年大选中的报道感到不满。竞选活动是肮脏的。《哥伦布莱杰问询报》杰克·斯威夫特正调查社会难题：种族主义。两位编辑正找寻其对策——努力使新闻媒介更直接地融入其所在社区。这就是公共新闻面临的主题。公民新闻事业的根本目的在于鼓励公民参与社区事务，而新闻媒介首先更直接地参与到社区生活中去。公民新闻事业的倡导者要求记者走进社区，与居民面对面沟通交谈，倾听其想法，寻找共同关心的话题，解决共同的问题。操作模式上，媒体进行调查，并邀请焦点小组做访谈，以确定哪些问题对选民是重要问题，媒体雇用研究人员采访地区存在哪些问题以及该如何解答这些问题。除了对该问题组织强大的报道攻势外，媒体还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各种论坛、召开市镇会议、举行烤肉野餐会……邀请广大公众参与讨论，最终找到解决办法。笔者正在思考，公民新闻运作模式上的创新，是否是革命领袖和导师列宁所倡言“媒体不但是集体的宣传者，还是集体的组织者……”的现代翻版，公民新闻事业的操作模式契合列宁的早期理论，是否是媒体的民主、政治功能从式微到凸显这一渐变、跃迁的现实渴求的反映——列宁的理论是动员组织发动革命和建设；公民新闻是鼓励公民的社区参与热情，培植民主热情，纠正扭曲民主选举的心理和机制，一方面挽救媒体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更根本的是挽救媒体，即使是跨国大媒介系统和集团存在的社会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新闻事业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在与商业利益冲突中被消减之后更切实具体的反思与挽救，同时亦是社会责任理念的现代意义的延续。因此，公民新闻事业的理念并没有抛弃和脱离“社会责任理论”的核心，而仅仅是操作程式上的创新、丰富和更适合现代社会危机与公民社会民主心理的开拓。
    　　（一）从运作模式上可分析公民新闻事业呈现的特点：
    1.媒体角色的转换。媒体已成为信息的报道者、发动者、参与者、组织者。
    2.打破专家、社会名流、官方新闻来源占主导地位的藩篱，以平民的身份、平民的视角、平民的心理为依归。将强势话语权向弱势群体倾斜。新闻来源呈现多元化，可以解决单一匿名消息来源、秘密消息来源的黑暗面。当这些报道见报时，“来自各方的声音五花八门……不仅仅是专家或政客”。较为彻底地解决了“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这个孰先孰后的两难困境。民间力量正在聚集，民间的智慧正在交流平台上碰撞，从而提升社区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热情。
    3.“零距离”：让新闻回归民间。零距离以平视的目光，将社区的底层关注真正上升为政府意志，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民意的公共价值。
    4.大量报道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新闻故事是公民新闻最显着的标志。他们对百姓投诉的诚实态度，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底层生活原生态。同时实现了传者和受众的民生、民主关怀，并成为民众和政府之间良性互动的润滑剂。
    5.从消费者到公民，一定程度上实现公民权的回归。媒介市场化、集中化最明显的结果是媒介受众角色发生错位：受众从公民变为消费者。从媒体角度看，公民权包括知情权，接近权，表达权等。公民新闻计划立足社区，让民众通过媒介实现表达自由，一定程度上实现政治参与。1980年，联合国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发表报告指出：“不要把读者、听众和观众当作消息情报的被动接受者，大众媒介的负责人应……拨出更多的报纸篇幅和更多的广播时间，供公众或有组织的集团的个别成员发表意见和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新闻计划正是以公民权为归依，以知情权、接近权为内容，实现公民权利一定程度的回归。
    6.媒体联动。集结众多媒体联合出击，将弱势群体的呼声、要求、建议转换成强势话语权。
    7.制定长期的报道方案。这将媒体的新闻策划起点转移到以民间、社区策划报道为起点，将报道的问题多方聚焦。这亦是深度报道的再运用、再发挥。同时，对重要的公共问题保持更长时间关注，直到这些问题的所有方面都为公众了解，并且使他们能够认真地思考和做出决策。
    8.效果和影响。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正处于急速发展时期，但犯罪问题也日益严重。两名警官之死使犯罪新闻在该市的新闻媒体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在两位警官遇害后的18个月中，《观察家报》和WSOC电视台：
    （1）在罪案多发区举办了6次市镇大会，有数百名居民接受邀请去电视台谈论自己的忧虑。
    （2）激励了700多个团体和个人自愿提供服务，满足街坊各种各样的需要。
    （3）促使该市夷平了破败的建筑……
    （4）促使18家当地法律公司将令公众讨厌的案件归类……
    （5）获得了同行的注意。《观察家报》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提名并进入决赛，WSOC电视台赢得了声望卓着的“标题记者奖”。（12）
    　　（二）争议：
    1.新闻工作者在促成新闻的过程中扮演直接的角色（发起、组织、解决问题，甚至形成日常报道机制）是否合适？媒体如何保持与新闻来源的距离？如何保持独立、超然的地位？从哲学视角看，反对公民新闻的重要理由或许是新闻工作者担当这样的角色是否恰如其分，这与客观报道理念相冲突。客观性原则作为新闻专业的一种理想已经深深植根于新闻从业人员的信念和实际之中，客观性是理解世界的途径，也是判断信息可信性的标准和方法。
    2.联合报道的准确性问题。赞同者认为：更多报道由市民百姓提出建议而弱化领袖或舆论领袖的声音。这就意味着不仅要从传统的新闻角度考虑新闻，还要进一步从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反对者认为媒体利用民意测验确定该报道哪些问题后，而不在被选之列的问题就会遭到忽略。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人物杰西·赫尔姆斯称其为“欺诈行为”。（因为媒体决定不再单枪匹马地追踪报道候选人的演说，而是在选民中进行调查，找出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接着记者共同出马，聚焦问题，撰写一系列报道。正常情况下相互竞争的记者如今分享报道的署名权。）民主党的哈维·甘特认为“不在选民可能关心的问题，媒体不报道，这是不准确的。……（候选人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但是所有分歧都受到了净化处理……报道经过事先包装，变成了‘令人极端讨厌的东西’”。（13）
    3.媒介联合——公众新闻计划的特性——“是新闻的近亲繁殖，减少了报道同一条新闻的多种声音。”还有，新闻判断落到“民意测验者手中……焦点小组的读者或观众手中，这些人对国家、政治或政治家没有专门的知识。”
    4.公民新闻计划只会沦为市场的工具。公民新闻软化对新闻事件的报道。新闻工作者没有把时间花在追查重要新闻上，而是致力于改善新闻单位与所在社区的关系，争取社区公众支持率，最终在受众市场、广告市场中立稳脚跟。
    5.效果上，公众新闻计划在吸引公众参与方面是否成功？其实这也是媒体有限效果论的再次呈现。如果老百姓对政客或政治问题感到厌烦，报纸在鼓励选民参与方面发挥的作用就有限。“（媒体）只是综合体中的一部分，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6.从经济学视角看，投入成本大，收益仍处于不确定的风险状态，长期的报道计划，媒体的成本将会成为庞大开支的“烧钱机器”；另一方面，假如公民新闻计划成效不显着，风险如何承担？
    7.集体无意识倾向的危险性。媒体消息来源多渠道，特别是社区群体意见大体一致，可否形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非民主”取向。有时候，多数人的意见未必正确，多数人的利益未必合法，当大多数人的利益“合理”地覆盖个人的正当权利时，集体的力量实际上通过媒体就变成了集体暴力。
    　　　　四、公共新闻的崛起：继承？超越？颠覆？
    事实上，对媒介的批判和媒介实践上的反思，媒介批判与新闻专业规范的建构与解构，始终贯穿于美国现代新闻传播史的进程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赴美访问学者谢静在其《协商规范——美国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之建构和解构》一文中认为：“从新闻专业规范来看，至少有四个重大时期的媒介批评值得关注：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新闻煽情主义与商业主义的批评，它解构了新闻的专业主义观；二是紧随其后的客观性理念的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当政治与商业宣传日趋激烈的时候，对媒介控制与新闻操纵的批评导致了新闻专业核心理念——客观性——的初步规范；三是40年代的社会责任论，它在批评自由放任主义的基础上，修补了传统的专业规范；四是近十余年来的公共新闻学运动，它对传统新闻规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使得新闻专业的替代性规范地位更加巩固。”（14）事实上，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现代新闻事业发展史，就是围绕着“公共事业”与“谋利”这一矛盾的斗争史。如果归结到一点来讲，自从美国进入现代新闻发展阶段，新闻传播业便进入了兼并、合并、垄断阶段。只不过，20世纪初到20世纪90年代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美国媒介主要触角集中在国内垄断。特别有趣的是，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助理总编辑、高级编辑辜晓进2001年2月—2002年2月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进修，并考察美国报业现状发现：美国的晚报量一直大大多于晨报。但从1980年起，晚报数量开始减少，所占比重到1995年已下降到60％，2000年，全国晚报的数量进一步下降至727家，占日报总数的比例为48.7％，首次低于半数。据了解，美国晚报的式微主要原因：1.城市晚报是以城市蓝领工人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到了1980年前后，城市工厂大量迁移，工人也跟随外流，能留在城里的工人很多变为白领，故晚报渐渐失去读者群，难以为继。全球化所造成的社会弱势群体这一现象，大多传媒在应对这些弱势群体中隐藏的危机时应担负社会责任。美国弱势群体或大众社区中隐藏的危机集中可以概括为：政治疏离、选举冷漠……2.更主要原因在于它是处于市场竞争中第二位的报纸。正如麦氏认为，也许最能理解全球商业传媒体系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的途径是看一下广告的作用。广告是那些大公司在经济上所付出的一项重要花费。商业传媒体系是商业公司把他们的产品推向世界的必不可少的传输带，如果没有商业传媒体系的存在就不能实现全球化。全世界广告花费的3/4最终都落入了20家传媒公司的口袋。自电视对商业广告敞开大门后，在过去10年里，广告花费飞速增长，其增长速度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两倍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加剧，其触角已延伸到国际社会，经过十几年的几轮合并，目前世界上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几家大的媒体公司控制着全球信息的传播与流通，如时代华纳集团（Time-Warner Co.），迪斯尼集团（Disney），索尼集团（Sony），维业康姆集团（Viacom），通用电气公司（GE），新闻集团公司（News Corp.），贝塔斯曼集团（Bertelsmann）等。
    考察美国现代新闻史，美国新闻传播理念和运作模式始终是这种状况：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在公众利益和媒介商业化冲突的历程中胶着运动、前进。或者说，当媒介的商业化、市场化趋向极端，就会呈反弹态势，在学界、业界、民众、政府的多重作用下步上“负责任”的轨道。应该说，由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护佑，美国媒体的运作更多的是学界的反思、理论的实证探索，应和着民众的愤怒或恐惧的呼声以及业界的强大自律意识而渐入正轨。近三十年来，报纸“已经从传统的舆论领袖位置转变为仅仅是新闻的兜售者和供应商”“报纸已变成商业企业，因此隐入这么一种潮流，即商业式企业合并”（《一个自由的和负责任的报刊》）关于这种“自由”和“责任”的困惑，15年后，施拉姆同样感叹：（媒介）将如何在双重身份下——既作为巨大的企业组织又作为巨大的传播组织完全和谐共存？……这是否是公共新闻事业应运而生的历史背景的“翻版”，或者遇到的现实悖论的源头呢？从普利策临终托明心迹秉承“公共事业”精神来创办和经营报纸，到时代公司鲁斯对“自由”和“责任”困惑、彷徨；从施拉姆的反思到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组成的委员会集体攻关，寻求解决“公共事业”和“谋利”这一矛盾的“金钥匙”；从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到社会责任论的演进，从社会责任论的侵蚀、沉寂到公共新闻运动的发端、崛起……艰难的探寻，深刻的反思，都为了“一个自由社会不能允许其报刊运用自由来毁坏自由”。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自由主义民主的根基和理念已深深根植民众的头脑和信仰中，因此，任何理论的诞生，都无法脱离这一深厚的土壤。这是美国新闻业贯穿的一根主轴。因此社会责任理论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仅仅是一定程度上的修正。同样，公民新闻运动是在媒介集中化，民众民主的公共空间急剧萎缩的状态下生长起来的，它依然无法改变美国的现行新闻体制。虽然，麦克切斯尼曾期望号召民主左派崛起，对媒介系统进行结构性改革，这恐怕太天真抑或是“激情冲动”之后的无奈之语吧！正如施拉姆所言：信息媒介的集中化已经改变了媒介、政府和民众的古老关系……这些更大、更集中的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离开了民众，变成了一群独立的体系。这是一个与其他体系，如企业、政府那样的权力中心平行和类似的体系。
    　　　　五、结语
    1.公共新闻理念的诞生和兴起，是美国一些哲人、专家、学者和传媒业界对传统理论的改良。它既不可能对传统理论进行根本性、致命性颠覆，亦不可能抛弃传统理论而另起炉灶。实质上，公共新闻是对传统理论，特别是社会责任论的延伸，是新闻业界在应对全球传媒体系、新自由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时所采取的理论补救，或者说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社会责任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细致化，而不是对其理念的背叛和反动。正如罗伯特·麦克切斯尼所指出：“如果说把当前的时代理解成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全球化时代，那么这一时代不再是一些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的作用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斗争发展的最新阶段。”
    2.在批评态势之下，公共新闻运动潮流，是学界与实践界的互动，共同探索进行实证研究和实践运作的创新模式。
    3.公共新闻运动是对新闻消费主义所作的反思。现实中新闻单位一直把读者和观众作为消费者来考虑。公共新闻理念的根基在于把读者和观众当做公民来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新闻理念是新闻传媒从大众传播向公众传播，从受众消费本位向公民权利本位的“实验性”回归。一方面是传媒市场竞争更彻底的运作模式，另一方面是对媒体反民主趋势的理论检视和实践回应。
    4.公民新闻运作模式将对传播者的独立监督者角色、守门人角色、客观性报道理念、媒介审判、媒介策划等进行全新的挑战。
    5.我国诸多都市报都曾采取了公共新闻的理念及运作模式（有意识或无意识，但都产生了类似的行为与效果），比如《华西都市报》的策划报道，一样是记者参与、媒体发动、提出解决方案等，深圳《南山日报》庆祝十年出专辑《社区新闻》。公共新闻运动对我国媒体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6.我国媒介走向市场化、集团化，如何避免重蹈民主式微的覆辙，亦是不容乐观的现实。另外，社会转型，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媒介的民主功能如何提升，媒介的负功能如何减小到最低程度，公共新闻对此的影响将不可小视。
    当然，任何理论的诞生都是处于争议、焦虑、批评、解构、重构这一探索进程中。“公共新闻理念”以“公众利益”为最高理想，就正如客观性报道原则作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应，社会责任作为对新闻专业规范的成长一样，公民新闻作为一种专业理念公开进行表述，不仅是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结果，更是新闻业应对传媒全球体系、新闻自由主义、社会批评的一种解决方案和策略。公共新闻理念与社会责任论一脉相承，其创新模式和实践都是以“公众责任”作为理想和基石，其成长的空间将会伴随传媒业合并、兼并的竞争浪潮而引起广泛关注。对于公共新闻业的前景：喜忧参半？前景黯淡？“风光无限”？都将无法盖棺定论。对此，西南政法大学学报重庆14～16G6新闻与传播李洋/唐远清20042004中外学者对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关系问题有着两种迥异的理解：一是后者可以替代前者，另一则认为前者有继续存在必要和发展的可能。这两种观点，谁是谁非，需要一个客观的分析。本文认为文件连续体理论相对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言，更表现为文件管理理论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特性，但我国学者研究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也有同样的生长特性。本文为教育部项目“网络环境中文件、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社会服务”成果之一。高启杰张春景/Legal Problems of Documents and Archival Information Service in Net Environ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ZHAO Xue)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作者：西南政法大学学报重庆14～16G6新闻与传播李洋/唐远清20042004中外学者对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关系问题有着两种迥异的理解：一是后者可以替代前者，另一则认为前者有继续存在必要和发展的可能。这两种观点，谁是谁非，需要一个客观的分析。本文认为文件连续体理论相对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言，更表现为文件管理理论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特性，但我国学者研究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也有同样的生长特性。本文为教育部项目“网络环境中文件、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社会服务”成果之一。高启杰

网载 2013-09-10 21: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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