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1)05-0010-07
　　把赵树理视为一个完整意义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把赵树理及其文学世界作为一种现代中国特殊而又有普泛性的知识分子文化——心理视域里的精神——审美结构来加以释读，我以为，这既是我们在过去赵树理研究中所忽略的地方，又是使赵树理在今天的语境中走入“经典化”境界最有力的切口。就我们对往昔赵树理研究史料的一般印象而言，在很多研究者那里，“知识分子”和“作家”并非“同一性”概念，毋宁说在研究者的“潜话语”中还有意无意地在使用中加以区别。“作家”与“文人”的含义更近一些，而“读书人”与“作家”则似乎有着较大的差异。在中国古代，“士”或“士人”更多地是从“知识拥有者”角度体认的概念，“吟诗作文”乃是古之“士人”应当或必须具有的某种特殊的、甚至是标示“身份”的技艺而已，它至多不过是“知识拥有者”“文化身份”的外在表征罢了。如果说，在中国古代“知识拥有者”的价值实现只能是“做官为宦”的“体制化”范畴，那么现代的“知识拥有者”——“知识分子”则恰恰是在与“体制”的有意疏离之中获得独立并保有自身价值的。西方近现代文化进程中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及形成的“知识分子”、“现代性”概念内涵，在强调它的独立性时，还格外看重其在“体制”异化之中“良知”、“正义”、“国家良心”的代言人身份，“完善文明”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存在本质。这便使得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呈现为两个作用向度——一是“批判现存”，“创造”体现在对一切业已生成的物化或精神形态的“不满足”与“有意挑剔”；二是“思想生产”，即不断尝试用前人不曾使用过的“组合”，来展示一种“新秩序”。当然两个向度是相辅相成、互为动力的。近现代世界历史和文明实践已经证明，知识分子在拒绝“体制化”过程中，失去的只是无数被奴役的可能，而赢得是一种堪与“体制”威压相抗衡的“文化霸权”。
　　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再到“体制内”及“体制边缘”的漫长而又艰难的跋涉旅程——直到今天，这一旅程仍未接近终点。可喜的是，在90年代以来的“非意识形态化”文化思潮中，知识分子文化毕竟形成了与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大众文化相对应的多元中有力的一元。为此我想起了赵树理。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漫长的体味确认过程中，他和任何一位操持“作家职业”的知识分子一样，一生充满了角色自塑与意识重构的艰难性、惶惑性和痛苦感。而这些则是长期以来处在功利性文化语境中我们所常常忽略的。人们对他的文化身份的体认，不得不在他一生耕耘不辍的“农村题材”及与农民文化的简单对应之中苦苦觅取，加之他常常不加掩饰的对农民亲昵的自我表白，因此把他书写为一个“现代的农民作家”——这种对赵树理来讲不尴不尬的命名，已无形之中把他排除在知识分子行列之外了。另一种情形是，长期的关于审美的“政治言说”及对文化构成的强制、审美价值的政治化界定，也同样在把赵树理充分“体制化”情形之下，有意无意淡化、稀释了赵树理作为一个具有鲜明“题材定向”的审美创造者的文化主体困惑和创造过程的选择尴尬。几十年来有关赵树理评价的“七上八下”，说透了都是“体制语言”忽左忽右的回应表现。如此等等，都是造成赵树理研究境界难以提升的原因所在——上述这些，无非是笔者对历史进行的别一角度的回顾，无意在此厘定是非。把赵树理纳入“知识分子”文化范畴，是我企图使赵树理研究趋进经典化的一种努力。本文将从社会角色、情感角色、权力角色及角色焦虑等方面，对赵树理及文学世界的“知识分子性”做一点探讨。
　　1
　　赵树理走上历史前台的语境因素，既是一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又是赵树理“知识分子性”得以释读的文化空间。我们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当赵树理不自觉地走向某种社会角色和自我对这种社会角色体味确认的过程里，其自身的文化属性与角色自塑、重组也同时隐含其中。在这里，“现代性感觉”的拥有与否和形成过程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赵树理无疑是五四现代文化与理念的受惠者——但他与“五四”却有着一个漫长而又极为自我化的体认溶融的过程。我以为，上述这种“体认熔融”的过程，在赵树理这里可分为四个阶段或四种状态：第一阶段是他入长治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期。1925年夏，已结婚成家的赵树理考入“山西长治第四师范学校”，我们要问的是在此之前应如何看待赵树理的“文化属性”呢？其实，生活在贫瘠闭塞家乡的赵树理，虽然多受乡村文化及区域文化（包括他父亲的言传身教、八音会及其它种种）的熏陶，但这些并未完全构成赵树理的文化心态恒稳不变的色调。原因是他此时对文化（不管哪种文化）的接受与释读还是一种“自在”状态，并非有意——这意在说明，此时的他还不具备作为一个“文化主体”的文化选择能力和在“异质参照”冲撞之下面对自我的反省能力，把此时的赵树理称之为“农村文化人”（与其父辈一样）或“识字人”应当是无大错的。他“当时的迷信，不吃肉，敬惜字纸”等宗教意念，完全是宗教信徒盲目受之的结果。从这样的文化属性看，赵树理在入“师范”之前也同样没有“社会角色”意识，其情感还无法在文化范畴中加以分析。他自述：“其后我的思想为班上的同学王春打跨，并给我介绍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我此时如获至宝……我则每读一书均是王推荐。我们所读之书甚为杂乱，主要的为康、梁、严复、林纾、陈独秀、胡适等人之着作和翻译。”“对科学与玄学的东西可以兼收并蓄——而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者则为反礼教、反玄学的部分。”[1]据他的师范同学史纪言回忆：“当时，我们大量阅读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报刊和五四新文艺，也看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经常翻阅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等，至于《胡适文丛》、《独秀文丛》、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等，则更是我们争相传阅的读物。”[1]这显然表明了主体的一种文化趋属，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喜好”是在与王春等人的激烈、长期争论中以屡输的形式建立起来的——这是否说明赵树理的选择不是被动而是主动？1926年冬至1927年4月不到半年时间，赵树理先后加入国共两党。我以为，这既是他“自觉阅读”的自我社会外化，也是其“角色意识”开始成型之时——与五四以来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功利化的文学，导致阅读者必然进入实践角色，文学青年或知识青年的“知识分子性”必然表现为对激进文化的青睐和启蒙向度上的民族解放“现代性”的探求。
　　第二阶段是赵树理滞留太原期间。阎锡山政权“自新院”存在的特殊性及对“在押者”学习阅读上的非限定性，大大方便了赵树理，“任何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在这里都可以阅读”[2](P44)。出“院”之后在太原的滞留，尤其是1933年前后在他“卖文为生”的日子里，不仅直接参与了当时文坛热点问题的讨论（注：参见赵树理《怎样利用鼓词》、《通俗化“引论”》、《通俗化与“拖住”》及《回忆历史认识自己》等文。），而且在实践中有意进行选择。“卖文”却并不迎合，而是以激进姿态行批判之实，可以认定，赵树理从此开始有意把“作家”身份与革命青年的“社会角色”联为一体，他依然在第一阶段后期已朦胧意会到的文化趋进向度上展示自己——不过更为自觉罢了。显而易见，此阶段中的赵树理，已走入“单纯阅读”状态，即完成了对五四新文化理性的内在吸纳，在“大众化讨论”的语境中，遂产生“乡村艺术情感”与“五四艺术理性”的融合难题。赵树理的“大众化”选择，肇因于对现实的批判而始终不曾离开启蒙理性，其知识分子性体现为对两种文化融合机制的选择与建构。
　　第三阶段是根据地时期及其“成名”之后。这时他的作家身份被定位，不过在根据地这只是“党的干部”的分工不同。为此，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性”就只能是“作家”技艺与“干部”作用的叠加，走向“问题”创作，是与这种叠加身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所有投奔到解放区根据地的“作家”类知识分子的自觉而又共同的文化选择。如果说这时候赵树理更多地瞩目于农村的话，那是因为此时的他所面对的只有农村——并且又是他最熟悉的人生世界，新文化理性则成为他探求“问题”背后文化渊源的前提意识。我们看到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侧目于历时性文化冲突类远远多于他对“战争情景”的展示。
　　第四阶段是1949年建国以后。“十七年”中，中国作协“东总布胡同”与“西总布胡同”之间那说不清、道不白的“观念之争”[1]，再一次把赵树理推入“谁为正宗”的竞争漩涡里。“左翼”文艺的强大传统及由此形成的“天然霸权”和“作家官儿们”之间的“身份”之争，使赵树理陷入从未体验过的痛苦与困惑之中。他既未利用自身创作与《讲话》之间的被公认的“血缘”关系而谋取官职，又不可能如当年“太行文化人座谈会”上那样以“非体制化”身份据理力争甚至拍案而起。生活环境、资历渊源、心态情感、“作文”与“为官”之间等种种的不适应，陷入“孤独”的他，第一次有了一种被人排挤的凄凉之感。在建国初“文学话语霸权”以“左翼”引领而逐步生成的过程中，使实际处于体制边缘的赵树理感到，惟一能够挽救这种自我倾倒的方式就是创作。我们看到，在这一段岁月里，他展示了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固守”姿态——拒绝融入“都市的俗庸”与“文化的酱缸”，而执着地、一如既往又更加理性地把自己定位在“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上。一如当年梁簌溟的“犯颜直谏”，他对自我角色的体认，依然是淡漠“作家”、而看重能介入“问题”的身份——不脱知识分子性的“干部”。“文革”前他长期在故乡挂职及其作为，足以说明赵树理对于这种角色的执着。
　　社会角色之于赵树理生命过程的选择定位意义，不是像今天的商业化时代一样，只能是社会派定的或者受着欲望文化驱动而向“众者”的靠拢。从赵树理对五四新文化理性体认及内在化过程来看，其社会角色之于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呈现为主动选择的结果。不过选择的过程却始终是知识分子性的，即执着地以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激进精神姿态和“济邦安民”心态参与其中。他们普遍表现出的“准革命者”的外在面貌，与其生命化的知识分子性总是处于难以完全相融的疏离状态。“启蒙者”及其实践方式与“革命者”及其实践方式，是我们今天认定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历史前提。五四新文化理性维度的西方指向，虽然是导源于晚清以降至五四前夕的民族沦亡的现实需求，但并非是文化主体对此体认及恪守的惟一功利。“启蒙者”甚至成为五四以降知识分子现代性身份的生活护照，是他们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绝望于仕途而以“文化霸权”对抗外部世界的精神恃凭。当知识分子的这一“独立身份”不断得以张扬时，必然与“体制化”的意识产生矛盾——建国后知识分子一系列的悲剧性遭遇，于此也可以得到说明。赵树理虽不像五四先驱们那样具有先进文明传播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身份，但他的文明价值观始终是指向五四与现代，这一点是得到充分论证的[3]。社会角色的选择与定位，体现在赵树理这里的复杂性，是与他终生不曾淡化的乡村文化情趣和对农民的亲情分不开的。在战争文化环境与阶级斗争语境中，赵树理自觉扮演着“启蒙者”角色，这在从《小二黑结婚》到《田寡妇看瓜》等十数篇小说作品中被明显表征。他对生活切入的“问题”角度，对阶级冲突方式的宗法化设置，对“中间人物”的分外关注，甚至包括文体上对“可说性”文体的刻意追求[4]，都可以看作是“启蒙者”社会角色的特殊的文学言说。显然，赵树理重视农民及农村的生命存在状况而非“斗争”性，是深有意味的。这就使他身处根据地这一特殊政治区域的“革命者”社会角色，因拥有共同的文化空间（农村）和一样的文化对象（农民）而自然叠合为一。建国以后，这一“共同性”在审美方面虽有所变化，但农民占国民的绝大多数的这一事实并未改变，这种状况为赵树理以一贯的“启蒙者”与“革命者”两重叠加身份继续作用于现实，不仅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而且因和平时期农民存在本质的持续弱化，使其天然就具有的“平民意识”逐渐把“启蒙者”和“革命者”双重身份融铸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社会角色。有趣的是，我们从《三里湾》中看到，他似乎有意淡化“启蒙者”与“革命者”社会角色的历史功利性，而逐步凸现“知识分子性”。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赵树理在兼任山西省阳城县委和晋城县委副书记期间，为了农民的利益，他宁肯放弃创作，更无顾于“仕途”了。他的“知识分子性”，因眷恋着农民农村而始终牢居于“平民”层次，又因启蒙理性的惯性驱使，使他的行为做派日趋探进作为社会良知、公正、真实的境界里。如果说他因“谁为正宗”之争而产生过痛苦的话，那么这一痛苦对赵树理来讲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他的痛苦感觉最后归结为：他愈来愈意识到，一个“作家”身份的知识分子为民“鼓呼”的无力，良知、真实在“体制化”面前的软弱与渺小。他的困惑也必然成为自我拷问——我究竟能为弱势的农民做点什么？当他以一生的代价为农民的命运思考探询时，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外在体认，就自然被微缩于农民或乡村文化范畴里了。无怪乎人们在传统知识分子期待视野之中拒绝他的进入了。
　　2
　　“家”“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常规概念。“家”“国”一体，在儒家那里既被作为古代“士”阶层文化功能的作用范畴，也同时被作为士人阶层其实现文化抱负、提升自我价值的层次划分。一体化体认的前提是二者秩序的不可颠倒性。由“家”之“国”，“齐家”之于“平天下”，为士人规划出一条伦理化政治宏图的实现途径。但这种知识分子实现自我的传统程序，进入五四后的现代中国被彻底改写了。我们看到，以“反叛家庭”的方式而进入“忧国”之列，已成了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竞相效仿的行为。如果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出身与家庭先不做阶级划分的话，那么“贫”“富”差异便在这一行为上呈现为两种方式：前者的“叛逆”表现为“离家出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后者的“叛逆”则是以否定的方式完成，即生活方式上与“家”决裂。二者的“叛逆”行为，当遭逢到30年代以降阶级话语时代时，主体的文化情感也同样呈现出差异。“叛逆”者们在对阶级意识的全面认同中重塑自我情感，情感的阶级成份成为主体的一种身份证明；而“离家出走”者，却并未在阶级范畴中因“同质体认”而产生自豪，他们容易陷入一种复杂的情感选择与建构之中。这涉及到他们对“家”“国”内涵的认识。对他们来说，“离家出走”后对“家”的认识，不再只是血缘伦理意义上的生存处所，而是这一“处所”所依托的具有同样生活和文化境遇的群体——但这又绝不是从阶级的同质性上加以区别的。“家”成了大于血缘伦理边界的“文化世界”，自我与之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复杂性就在这里，渗透于“启蒙者”和“革命者”叠加身份中的这一复杂色彩，一方面表现为如20年代“乡土派”那样的寓居都市而遥想故园的“乡愁”与“忧虑”，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如赵树理这般对农民利益日益强烈的探询与呼吁。人们所常常谈到的发生在赵树理或“山药蛋派”作家身上的这种“意识”，在我看来，并非“小农”，而是“大农”或“民间世界”意识。在“家”“国”范畴中，这是构成赵树理“情感世界”的基础，也同样决定了赵树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现实情感角色。
　　现代中国革命之与农民、农村关系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当时代政治为了权力利益需求而最大限度地张扬农民的“革命先锋性”时，农民与乡村的文化滞后性被有意而又委婉地加以遮蔽，遮蔽的结果是其文化境界被提升的可能性相对失去了。现代生活中城乡两种方式指向，国家经济体制并非有意的对农民的排斥，其种种在实际效果中“削弱”农民利益的做法，被赵树理这样的知识分子敏锐地捕捉到了——不论是《李有才板话》中章工作员的官僚主义、陈小元的蜕化，还是《三里湾》里“中间人物”群体的“无奈”，都折射出上述这种情感力量的支配作用。重要的是，当赵树理不得不以这样的情感角色面对“家”与“国”时，“家”“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明显地影响到他的现实行为和创作追求。
　　小说的“问题性”，是研究者们对赵树理创作特色的一种概括，也似乎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特征表述。然而，当我们从他的创作中知悉了“问题”的能指之后，我们应该深究的是，赵树理提出这些“问题”的真正动机和隐含的情感趋向是什么。赵树理有一段自述是研究者喜欢引用的——也是上述公认的赵树理小说创作“特征表述”的主要论据：“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所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英雄的报道之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情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了《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5]我所理解的“问题”，是“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一层，赵树理这种表述我以为就是指“生存困境”，即赵树理捕捉到的均是农村及农民生活中的具有“生存困境”一类的“问题”。看来，这些“问题”就不单单具有政治层面的含义，而是现实生存和选择的文化困惑问题，如《李有才板话》中的官僚主义问题，《地板》、《邪不压正》、《传家宝》等作品里所揭示的农民观念滞后将给自身未来带来严重后果的问题等。显然，这里“问题”选择的“生存困境”意味，并不是创作主体在自我——外在范畴之中有意体验的结果，而是一个清醒的置身其外的“农民利益代言人”或“乡村良知”体现者理性思考发现的归宿。赵树理的这种“感觉”由于与对象之间的特殊作用关系而与30年代何其芳“画梦录”式的“生活困境”感觉大大区别了开来。“情感角色”的外在表现，在赵树理这里不是指向阶级立场，而是“大众立场”，“为大众打算”[6]。“大众”，在赵树理这里始终是“平民”、“百姓”、“下层”等语义界限内的所指。他在答复《邪不压正》发表后所激起的不同意见时真诚地表白：“我在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旦、聚财写得比较突出一点。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容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的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都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果愿意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做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可惜那地方在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其次是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村级新干部，要是既没有经常的教育，又没有足够监督他的群众力量，品质稍差一点就容易往不正确的路上去，因为过去所有当权者尽是些坏榜样，少学一点就有利可图。我以为这两件事是土改中最应该注意的两个重点，稍一放松，工作上便要吃亏。”[7]这里，赵树理对“流氓”和“容易变坏的干部”的“重要性”的强调，固然是从土改目的出发的，但思考中所倚重的“情感”，依然是明显地站在“百姓”层面。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伤害的直接对象是广大贫苦农民。赵树理这种“情感角色”意识与定位，在建国以后的创作过程中依然十分自觉而清晰。比如《三里湾》的写作动机，亦是碰到了“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第一，在战争时期，群众是从消灭战争威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与党结合起来的，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接受得不够深刻（下级干部因为战时任务繁重，在这方面宣传得也不够），所以一到战争结束了便产生革命已经成功的思想。第二，在农业方面的互助组织，原是从克服战争破坏的困难和克服初分的土地、生产条件不足的困难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而这时候两种困难都已经克服了，有少数人并且取得了向富农方面发展的条件了；同时在好多年中已把‘互助’这一初级组织形式中可能增产的优越条件发挥得差不多了，如果不再增加更能提高生产的新内容，大家便对组织起来不感兴趣了。第三，基层干部因为没有见过比互助组织更高的生产组织形式（像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在这时候，全国只有数目很少的若干个，而且都离这地方很远），都觉着这一时期的生产比战争时期更难领导”[8]。他为解决“问题”而“下乡挂职”，参与实践，并长期生活于一个农业社，便是其主体“情感角色”必然的现实行为选择。作为一个解放后被体制化的知识分子，赵树理始终清醒地知道自己“虽出身于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9]，当他认同于历史选择时，他的理性批判锋芒会自然转向那“很不容易消灭”的“中间人物”身上，并以善意的“幽默”来承载自己对农民亲近的“情感角色”，《三里湾》的写作即是如此。而当体制运作过程中呈现出“伤农”倾向时，他的否定锋芒则毫不犹豫地指向体制的代言者——这构成了他一生创作的基本脉线，而且在此时，他便不再遮蔽自己的“情感角色”，径直以“平民化”的“知识分子性”，高扬自己的理性判断，甚至以“困惑”的“沉默”来卫护自我“情感角色”的完整性。从他的当代创作看，《三里湾》之后近五年的时间，他的小说创作是个空白。1958年的两部小说作品——《灵泉洞》写的是“抗战”，《‘锻炼锻炼’》则明显指向社主任王聚海的思想批判。顺此，1959年的《老定额》、1960年的《套不住的手》、1961年的《实干家潘永福》、1962年的《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等，其创作倾向渗透着共和国在这一时期的特定情形。这些情形以“家”“国”冲突的方式，呈现在赵树理“情感角色”的文化归属选择和“角色自塑”的困惑之中。但其“知识分子性”却与大唱颂歌的“杨朔模式”呈鲜明的悖反状态，即“家”“国”冲突之中对“良知”的扞卫。值得分析的是赵树理的“情感角色”在建国初期、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的“站位”变化。我以为这种变化依然是围绕着“为大众着想”而深入探询的结果，当他认同于“体制意志”时，他是“启蒙者”；而当他在某种趋势中陷入“困惑”时，他是“农民利益代言者”，二者都在“情感角色”的统辖下一同呈现为始终如一的“知识分子性”。
　　3
　　中国自进入现代时空以来，知识分子就饰演着特殊的“权力角色”。其特殊性是指这种“权力”并非是体制赋予个人某种可以任意支配别人的职能。当自我以“良知”、“公理”来规范自身并以此面向外部世界时，也同样构成一种“权力”——这应当视为现代知识分子对权力认同的一个特点。在中国古代的“士”阶层那里，对权力的体认是以自身的“达”而后行为外化的“济”序列中完成的。“士”自身被“体制化”（更多地表现为主动的追求）是他们体验权力的起点或基础，“退而独善其身”，也同样是在失去了“权力”体验空间和“权力”运作可能的情况下出现的。显然，在“士”阶层这里或者说在中国人传统心理当中，“权力”不仅体现为主体对外在支配的单向性，也体现为非体制化情形下个人权力的空洞状态。当然这与古代“士”的文化目标、自我实现方式一体化体制关系有关。但近代以降，西风东渐，域外“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及种种人与社会关系学说的传入，中国知识分子在失去了入仕可能的情况下，迅速成长为一个可与体制抗衡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阶层，以其来自于异域的全新的“文化资本”而拥有了“文化霸权”，并由此诞生一种新的权力体验方式，即非体制化的、以“公理”、“良知”、“未来代言人”而左右社会的权力体验。当主体意识到这种权力及权力的外化功能后，知识分子也同样拥有了对权力运作的新型方式。权力被重新解释，对现存及一切社会历史现象进行文化学理式的判断，无疑成为知识分子独擅胜场的特殊权力。为此，我们可以对这种新权力观念作这样的简单的解释：它既体现为体制统治的一种方式，也是主体（尤其是文化创造主体）外化自我的一种过程。拥有这种方式并且能自觉地运用这种方式，可看作是现代知识分子性的一个显豁标示，尤其是当这种方式的运用与体制产生矛盾时，知识分子的作用则显得更为重大。
　　我以为，赵树理一直体现为这样的“权力角色”。赵树理自《小二黑结婚》发表之后赢得大名，正如美国记者贝尔登不无夸张的描述，他“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其实他是闻名于全中国的”[9]。其时的情形真是如日中天，然而赵树理并未走入“特殊”、“异常”，而是保持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静。对于“作家”及其由此带来的“方向”等等荣誉他并不看重，或者说是无所谓的：“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10]这恐怕是他真心的表白，甚至在建国以后他也曾屡屡透露，认为自己最擅长的是到农村基层做点与农民利益有实在关系的工作。陈荒煤曾回忆说：“1947年我在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后写了那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文章，就请赵树理看过。他曾一度提出意见，希望我不要提‘赵树理方向’这个字句……‘无论如何不提为好’。”[11]1949年之前，赵树理甚至没有一篇有关自我创作的“自述文章”。我认为这一切并不是简单的“谦逊”，而是反映了赵树理作为一个成熟的文化主体拒绝被体制化的自由心态和卓然不俗的知识分子性格。在这种不事张扬的背后，他有意想与“文坛”（或者还有其它）保持一种距离。赵树理被标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实践者的特殊身份，在这层意义上与周扬的特殊关系，这些“资本”本应成为赵树理据此获取更多更高“权力”的阶梯，然而他竟淡然于这些在别人看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资源”——第一次文代会上，“方向性”人物赵树理只是众多理事中的一个而已，北京市文联职务对他来讲也是可有可无的，他偏偏看重的是“大众文艺研究会”的角色，而且在《说说唱唱》这本被“正宗”文艺家很是看不起的主编位置上胜任愉快。这是对自我权力的执着，为此他甚至“与一般文艺界的朋友、与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界人士往来不多，关系不很融洽”（陈荒煤语）。当时的中国作协内，像丁玲、艾青等这些“自然领导者”面对赵树理时的“内心情感”是相当复杂的。丁玲曾在日记中写道：赵“这个人是一个容易偏狭的人”，原因何在？“这个人刚看见时也许以为他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但他是一个爱说话的，爱说他的小说，爱发表自己的意见，爱说自己的主张”[3]。建国初期中国作协“东总布”与“西总布”两“胡同”之间的摩擦，表明了一些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作家们在赵树理“正宗”“威压”下一种难以理清的心态。在这种“文艺霸权”或“文艺正宗”的暗自较量中，赵树理除了坚持以作品说话之外，并未动用其它“技巧”。而受到“威压”的人则不同了，严文井回忆说：“50年代初的老赵，在北京以至全国，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想不到他在‘大酱缸’里却算不上个老几。他在‘作协’没有官职、级别不高，他不会利用他的艺术成就为自己制造声势，更不会昂着脑袋对人摆架子。他是地地道道的‘土特产’。不讲包装的‘土特产’，可以令人受用，却不受人尊重。这是当年‘大酱缸’里的一贯行情。‘官儿们’一般都是30年代在上海或北京熏陶过可以称之为‘洋’的有来历的人物，土头土脑的老赵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从没有见过大世面；任他的作品在读者中如何吃香，本人在‘大酱缸’里还只能算一个‘二等公民’，没有什么发言权，他绝对当不上‘作家官儿’对人发号施令。”[3]这说得够明白了，赵树理既然被“排斥”，没有多少被体制化的空间，同样，“固定自恃”的他对此也示以漠然。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权力是能以“良知”、“公正”说话，这种权力角色的定位，给了他难得的“自我自由”，从而完整地保存了他的“知识分子性”。
　　赵树理先后两次到山西的晋城和阳城担任县委副书记的职务，我以为这不是简单的“挂职”问题——因为在这里隐藏着一个特殊的身份问题。众多的资料表明，赵树理在农村区域的工作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身体力行，他的笔记本上所记的似乎都不是可以进入创作的素材。他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从今天看几乎没谈到“创作”，而是农村及他自己对农村现状各方面的感觉分析。其实我们从中不能仅只看到他“熟悉”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角色”的独立性和“权力”意识、功能、作用的“知识分子化”。在“挂职”这样的特定情景中，他既非完全体制化的“干部”，又非真正被权力制约的“农业生产者”，这种两重“疏离性”使他获得了以“第三种人”（即知识分子视点）进行生活观照与思考的方便与超脱。他以“实事求是”的心态（其实就是建国后知识分子代表良知、公理、平民利益的言说方式），既抗拒着体制的“左”，又能体察到农村农民中许多“必须解决而又一时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疏离”的“第三只眼”，使他体味出现实冲突的复杂性、尖锐性，他并不回避这些，毋宁说是“复杂性”、“尖锐性”激逗起他积极“介入”的激情。他始终把“介入”当成自己的一种神圣的权力，惟其如此，权力的功能外化不但成了必然，也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良知承诺的文化理性的驱动结果。
　　我们还可以进行这样的分析，如果仅仅从赵树理“农民出身”与他热衷于表现农村的对应关系上考察，很容易得出赵树理艺术视野和文化拥有的“非知识分子性”的结论。但从叙事学观念看，赵树理作品中的“隐含作者”的身份，不但是一以贯之，而且与鲁迅、老舍、茅盾、巴金一样，其“知识分子性”已化作浓郁醇厚的人道主义情怀渗透于作品的一切方面。赵树理的这种人道主义，在过去长期庸俗社会学文艺理论的限定性阅读接受中往往被理解为肤浅的对农民的“同情”，或者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的与“农民共命运”等。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过分迷恋赵树理对自我创作的“自述文字”，一说“问题”，便必然与“农村工作”这样的时代体制化概念连在一起，对赵树理喋喋不休谈论“农村”，我们往往只把它当作“乡村现实”而不是“文化表述”。对赵树理与农村关系的过分板滞的理解，是导致对赵树理“文化身份”认同过程中“知识分子性”被遮蔽的重要原因。在创作中对自我体验世界的固守，表现在赵树理身上并不只是“坚持现实主义”一句话可以说透的，这是他把稳知识分子权力角色的一种特殊姿态。为此他不惧于在领导高层公开自己的观点[12]，不惜与挂职所在的县区其他领导干部频频发生激烈冲突[13](P510-528)。他多次说过：“我没有胆量在创作中更多加一点理想，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13](P519)。很显然，赵树理所恪守的身份并不是“农民性”和“干部性”，而恰恰是“知识分子性”。他在复杂现实中的“权力角色”分量是由此而决定的，痛苦与“自由”也同时共孕共生。
　　收稿日期：2001-03-18
《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0～1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席扬20012001对于赵树理这样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重要贡献的作家，只有把他置于“知识分子”文化范畴中才能显示其特殊意义。他的“社会角色”身份游弋于“启蒙者”与“实践者”之间，“情感角色”、“权力角色”则在“知识分子性”的自觉强化过程中被定位。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化语境里，他的“角色焦虑”，一直以困惑、痛苦的方式呈现着。他的创作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性”的完整性的坚韧卫护和摆脱痛苦、冲出困惑的不懈挣扎。赵树理/知识分子性/角色自塑/意识重构席扬(1959-)，男，山西绦县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作者：《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0～1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席扬20012001对于赵树理这样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重要贡献的作家，只有把他置于“知识分子”文化范畴中才能显示其特殊意义。他的“社会角色”身份游弋于“启蒙者”与“实践者”之间，“情感角色”、“权力角色”则在“知识分子性”的自觉强化过程中被定位。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化语境里，他的“角色焦虑”，一直以困惑、痛苦的方式呈现着。他的创作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性”的完整性的坚韧卫护和摆脱痛苦、冲出困惑的不懈挣扎。赵树理/知识分子性/角色自塑/意识重构

网载 2013-09-10 22:00:40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