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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方法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早已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熟知，但与比较文学、比较法学等领域的研究相比，世界范围内比较出版研究的历史还较短，这一研究在我国开始受到重视也只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掀起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热潮，出版体制改革朝着更深层次推进，出版界在更大范围内更频繁地参与国际出版交流、合作后的事情。
　　一、我国比较出版研究的现状分析
　　迄今为止，比较研究法在出版研究中的重要性和意义已为多方人士公认。近二十多年来，我国比较出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观的阶段性成果。笔者从研究主体、研究客体、研究成果和不足之处四方面，对我国比较出版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如下分析：
　　1.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成员结构多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比较出版研究队伍的规模不断壮大，并形成了多元化的、较为合理的成员结构。从研究者的身份来看，既有高校、科研院所的专业研究力量，也有实践人士和业余研究者；从研究者的学科、专业背景来考察。不仅有编辑出版专业人员，而且有社会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图书情报文献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
　　出版业界人士和专业研究人员是我国比较出版研究的主体力量，王益和罗紫初分别是这两个研究群体的代表性人物。王益先生积极倡导并参与出版科研，先后发表了《中美图书出版发行比较表》、《中日出版统计工作之比较》等文，对比较出版研究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推动作用。罗紫初在国内较早探讨了比较出版学的概念与研究原则、方法和程序问题，并在我国高校较早开设了比较出版学专业课程。
　　参与比较出版研究的业界人士，有着亲身的实践体验和职业感悟，其研究成果也因而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而专业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因为具有理论性较强、资料全面、注重学术规范和因置身利益格局之外而形成的研究的客观性等特点，也不容忽视。
　　2.研究内容主题广泛，研究范围不断拓展
　　我国比较出版研究的主题涉及面较广，研究渐成规模。笔者查询了国内特大型文献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多种专业报刊、年鉴，检索出1980～2005年我国各类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比较出版研究论文136篇。这些论文涉及的主题包括比较出版学理论探讨（3篇）、出版文化比较（3篇）、出版思想与理念比较（3篇）、出版环境比较（1篇）、出版制度比较（5篇）、出版物比较（30篇）、出版业规模与实力比较（22篇）、出版组织机构比较（8篇）、出版业宏观调控比较（13篇）、出版经营管理比较（11篇）、出版业务比较（19篇）、出版物消费比较（4篇）、出版教育比较（8篇）、网络出版与书业电子商务比较（6篇）等。近年来，我国比较出版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展，仅就研究关注的出版类型而言，比较研究已由传统的图书、期刊、音像出版延申到新兴的电子、网络出版等领域。这些研究为国内人士了解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下的出版形态演进路径和其中得失，思索我国出版业未来发展取向提供了参考。
　　3.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专着尚不多见
　　目前我国比较出版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为论文形式，由我国研究者推出的比较出版研究专着很少，仅有3部着作。《中国、韩国与欧洲早期印刷术的比较》（潘吉星着．科学出版社，1997）一书从科技史学的立场出发，运用比较研究法，系统分析了世界早期印刷术的历史。《比较发行学》（罗紫初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是我国首部从中外比较的视角来系统研究图书发行业的理论着作。2004年出版的《中外版权贸易比较研究》一书（张美娟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是比较出版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但与其他相邻研究领域相比，比较出版研究的研究力度还有待加强。
　　4.研究层次有待深化，深度阐释和理论辨析需加强
　　尽管我国已有的许多比较出版研究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但也有一部分论文存在一个共同的弱点，即较单一地使用描述性研究方法，深度阐释、理性预测和理论辨析稍嫌不足，需要从更深层次来探究不同国度和文化背景中的出版现象的异同及其成因。具体来说，一些比较研究论文偏重于对国外出版事件、现象和机构的介绍、描述，缺乏深入的实质性的对比分析；一些论文则停留在对材料的堆砌和“河对汉、红对绿”之类的简单对比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和方法支撑。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则的缺失，会使我们收集材料的过程和研究结论都有屈从成见的痕迹，那么，比较研究的价值有多大也就存在疑问了。
　　二、比较出版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
　　将出版学研究放在一个多维视域中进行整体审视和分析，体现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加强比较出版研究是这一趋势的必然要求。笔者从研究的视野、原则、方法和规范四方面对今后我国的比较出版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1.坚持整体、动态、开放的研究视野
　　在比较出版研究中，研究者应从整体、动态、开放的研究视野出发，考察不同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政策制度环境中出版业发展的异同，探讨不同国度和文化背景中的出版业与全球化、数字化等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一点上，比较出版研究可以借鉴历史学等学科研究中的“宏观大视野”。其实，唯物辩证法也强调，要运用联系、全面、发展的眼光观察事物。很显然，比较出版研究也需要这样的研究视野。
　　整体、动态、开放的研究视野能给予出版研究者较高的立足点和客观的立场，在宏观中更容易看清微观。如果我们将中外出版业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加以考察，遵循“整体→部分→整体”的思维程序（即从整体高度俯瞰局部、从局部出发走向整体），我们就可以在微观层面探求中外出版业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从宏观层面总结全球出版业发展的普遍规律。
　　2.遵循可比性的研究原则
　　比较出版研究的开展必须遵循一个重要的原则：研究的对象确实具有比较的可能和价值，即具有可比性。如果根本没有可比性，那么比较研究就如同立足于沙丘之上，没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可比性的原则要求我们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善于透过表象从本质层面来提出问题，联系具体环境和相关因素，对研究现象加以精心选择。
　　在比较出版研究中，需要注意不同国家的相关专业概念、范畴、标准、数据是否一致、对等，相关事件和现象在时间状态上是否具有可比性。例如，我们在对出版业进行分类比较时，就必须注意到西方国家习惯于将出版业划分为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专业出版，这与我们传统的出版分类是有差异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我国所指称的学术出版或科技出版对应于西方的专业出版，因为在西方出版界，专业出版的内容通常包括财经、法律、科技与医学四大类（后两类统称STM）。
　　3.选取合理的研究方法
　　比较出版研究行之有效的重要条件是研究者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选择合理的研究方法。比较出版研究者应该确立鲜明的方法意识和方法创新意识，这样，比较出版研究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比较法是比较出版研究中运用最多、最重要的方法，这一方法要求研究者根据一定的规则，将具有某种内在联系（事实联系或逻辑联系）的两个或多个事物加以类比和分析，确定其异同，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和普遍规律。但比较方法也不是万能的，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比较出版研究的过程中，应该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将比较法与观察法、调查法、统计法、数理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其他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这方面有比较好的研究典范，如秦朔在《政策·资本·鸿沟——中美杂志业的比较和思考》（中国图书商报，2001.6.5）一文中综合运用了比较法、调查法、统计法、因素分析法。
　　针对比较出版研究的现状和特点，笔者认为，比较出版研究在方法层面的改进方向应该是：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相结合、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4.注重科学的研究规范
　　科学的研究规范对于保证比较出版研究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比较出版研究中，尤其需要注意资料来源、研究程序和注释规范三个问题。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掘资料本身就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在比较出版研究中选取的国内外资料和数据应具有权威性、精确性和时效性，最好采用第一手资料；在引用资料时应尽可能保持其原貌，如有增删，应该加以明确说明，以避免出现断章取义的情况。
　　比较研究的一般程序由描述、解释、并置、比较四个环节组成①。在研究资料收集齐备之后，我们应采取合理的研究方法，遵照上述程序进行比较出版研究。
　　就比较出版研究的注释规范而言，资料来源的注释应合乎规范：有关资料的来源或出处应予以公布；不仅要对第一手资料的来源进行注释，而且对于转引的第二手资料，也应注明出处；在文献性注释中，要特别注意注释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注释：
　　① 罗紫初主编．比较发行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3.

出版发行研究京24～26Z1出版工作吴赟20072007
吴赟，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作者：出版发行研究京24～26Z1出版工作吴赟20072007

网载 2013-09-10 21: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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