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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后，南北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对国际关系已经并将产生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发展较快，实力增强，对世界经济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力不断增强，但却受到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困扰。改变这一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已成为它们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美国等北方大国以冷战胜利者自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恶性发展，使南北关系趋向紧张，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斗争也随之突出出来。它们在政治上联合抗争，经济上联合自强，敢于对霸权主义政策说“不”，并开始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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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南北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它对国际关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的影响。
　　　　　　经济地位的变化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
　　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体上发展较快，实力增强，对世界经济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力在不断地增大。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率在5％以上，而发达国家同期年均增长率不到2％。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4年的13％上升到1995年的29％；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由11％增至32％。到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预计将达50％左右。尤其是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近五年来平均增速超过7％。 拉美经济发展也较快，平均增速超过3％。 非洲开始从诸多的经济困难中挣脱出来，1995年全非经济增长为2.8％。更令人注意的是， 一些经济发展快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源或动力源。前几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仅未受大的影响，而且仍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提供了广阔的活跃的市场。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42％的出口，西欧47％的出口，日本48％的出口均依靠发展中国家。西欧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已2 倍于它向北美和日本出口的总和。美国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超过了它对西欧和日本的出口。在迄至1993年为止的3年中， 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而向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年均增长不过2％。这些事实有力地表明，是发展中国家把发达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拖了出来”。这也同时表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开始在减弱，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依赖却日趋增大。这是冷战后南北关系发展变化中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突出之点。正因如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争夺也愈趋激烈，尤其是蓬勃发展的亚洲市场更是它们角逐的主要场所。它们纷纷制定争夺市场扩大势力范围的相应战略，例如美国的“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和“新兴大市场战略”；欧盟的“迈向亚洲新战略”；日本的回归亚洲的方针等等。美国积极筹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倡导召开亚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极力推进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抓紧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还筹划中东北非经济合作区；欧盟“东扩”、“南下”，旨在建立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与拉美的南方共同体达成“区域性合作框架协议”，在向美国的“后院”伸展势力的同时，它又同亚洲一起召开首次亚欧会议，以同东亚建立“伙伴关系”。北方大国现在也开始重视非洲这个潜在的广阔大市场，陆续采取不同的举措，如美国强调巩固美非关系，国防部专门发表《撒哈拉以南非洲安全战略报告》，加强对南非等一些国家的工作并向法国势力范围渗透；法国不断地调整政策，力图保持与法语非洲的“特殊关系”；英国强调要与南非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德国制订了对非政策的十项原则，表示“要同非洲加强合作”，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日本主持召开了“非洲开发会议”，确定了五项援非原则。总之，主要发达国家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凭借各自的地缘和历史传统等优势，竭力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主导的经济一体化或区域集团化的势力范围。冷战后南北关系发展变化的事实说明，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南北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加大；北方对南方的依赖程度增加，没有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北方发达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世界经济和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的南方发展中国家却受到不利的国际环境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困扰。发展中国家一直渴望发达国家为其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在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优惠等，南北之间为此曾进行长期斗争，但成效甚微。冷战结束后，由于两极格局终结，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和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增大等原因，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资金不断减少，优惠范围也不断缩小，发展援助几乎成为“救灾、救急、救饥”。官方发展援助远远低于联合国要求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不低于0.7％的水平，1994年仅占0.29％为20年来最低点，1995年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援助额又比1994年减少9.3％。 通过政治努力使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市场愈益困难，只好更加依赖市场吸引资金和技术，而这对投资环境较差，投资回报率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又谈何容易。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不断加重，据世界银行的材料，发展中国家的外债现约两万亿美元，每年还本付息额超过了新的贷款额。不负重荷的债务负担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在南北经济关系中，发达国家还设置了种种障碍来维护自身利益。它们侈谈所谓的“来自第三世界的威胁”。发达国家担心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会威胁它们的高薪和福利社会体制，恶化它们的失业问题；担心向发展中国家投资会使自己贸易条件恶化，产业“空心化”；担心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壮大会在各方面对它们形成挑战，因而对一些“威胁”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采取牵制或遏制政策。当前世界重要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仍由一些发达国家所把持，而发展中国家则缺少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发达国家利用这种优势制定不合理的国际“游戏规则”，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如在国际贸易规则中塞进环境和劳工条款，籍口“人权”和知识产权向发展中国家施压；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中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超越自己水平和能力的责任和义务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低，它们也深受初级产品和工业品“剪刀差”之苦。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风险，1995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突出的例子。在相互依存的南北合作性质的区域经济组织中，也存在着发展中国家如何维护自身权宜的问题。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同发展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摩擦与冲突在增加。美国和欧盟采取单方面贸易限制甚至制裁的主要对象即是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列入美国普通和超级301条款的28个国家和地区近一半是东亚、拉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总之，发达国家在竭力维护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此外，发达国家凭借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从发展中国家吸引走大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这也严重地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从而对它们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存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然而冷战后的国际经济环境和秩序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和分化。冷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和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增强，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既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回旋余地，它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来源、贸易机会和技术转让的可能，从而使经济发展更快。一般只要坚持改革，注意不断调整经济出现的问题，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出现动荡，就能获得发展的机会，尤其是少数条件较好、发展潜力又大投资回报率也高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据世界银行统计，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1990—1993年三年间增加了4倍，此后又逐年增加：1993年为1540亿美元，1994年达1590 亿美元，1995年增至1670亿美元。但受益的主要是上述条件好的少数发展中国家，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受益很少或根本没有受益。例如在贸易领域，93个发展中国家其中有44个国家的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在过去10年间有所下降，另有17个国家只有微弱增长；在投资领域，1／3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率在过去10年间呈下降之势，1990—1993年三年间，2／3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8个发展中国家，有一半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或只得到很少。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极不平衡，在过去十年中，全部发展中国家增长的3／4仅集中在10个发展中国家，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冷战结束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担心被冷落或“边缘化”的前景发生了。显然，冷战后的国际经济环境既可能带来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也会造成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和秩序的主要受益者是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是在不同的起点与之进行不公平的竞争。在南北经济关系中，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加强的同时，显然存在着不平等不合理的状况，由此而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也在发展。因此，改变不合理的旧的世界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愈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冷战后，北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等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以冷战“胜利者”自居，认为是“资本主义已在全球获取胜利”，并进而断言此系“历史的终结”。因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恶性发展，蓄意把它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扩展”到全世界，把它们的价值观强加给国情不同的南方发展中国家。它们把所谓的“多党民主”、“市场经济”和西方的人权观做为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援助和发展经贸关系的先决条件，即实行所谓的“挂钩”政策。美国宣布给予经济援助要发展中国家以“实行多党制为代价”，法国宣布给予援助多寡取决于受援国“民主化的程度”；英国宣布它的援助要与受援国的“民主化相联系”；西方七国首脑会议1991年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把“民主化”作为援助和贷款的条件。北方大国还肆意鼓吹“主权观念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甚至要“抛弃内政不容干涉的原则”，为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制造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籍口人权状况肆意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欧洲联盟在1989年与68个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签订第四个“洛美协定”及以后的几年同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签订经贸合作协定都坚持附加人权条款。北方大国还用施加压力的办法解决与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分歧和争端，动辄制裁，甚至武力干涉，使南北关系不时出现紧张。
　　在世界形势剧变和西方“民主浪潮”的冲击下，冷战时期被掩盖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宗教纠纷和内部争权一并爆发出来，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迭起。1990年至1995年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包括延续下来的即分别为28起、29起、30起、34起、38起和45起，呈逐年上升之势。新发生的战乱也是如此，只是到了1995年才开始下降。这些战乱基本上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战乱发生后，一些北方大国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推波助澜，或进行干涉，往往使问题更趋复杂化。不少发展中国家虽未发生战乱，但在“多党民主”浪潮的冲击下，政党派别林立，内部纷争加剧，局势动荡不安，这种情况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严重障碍。非洲是受冲击最大表现也最为典型的地区。迄今，非洲53个国家除个别国家外都被迫实行所谓的“多党民主”，但这种强行移植的作法并未给非洲带来“新生”，也未“扎根非洲大陆”，相反却使许多国家发生不同程度的局势动荡，从1994年起局势开始逐渐趋于平静，但留下的后遗症则较难治愈。事实证明，这种不顾国情强制推行某种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的强权政治后果是极为有害的。非洲大部分国家的社会基础是部族，盲目推行“多党民主”，只会造成部族政党化和党派部族化。4000万人口的扎伊尔产生260个政党，人口不足250万的刚果有政党75个，人口为450万的贝宁有政党35个，七八百万人口的马里也产生50多个政党，赤几只有40万人口，但却有14个政党，等等。由于利益不同和政策歧见，导致部族对立甚至部族大屠杀，对此肯尼亚总统莫伊尖锐地指出：“多党制导致部族主义抬头，进而导致社会的大动乱”，这话反映了冷战后非洲的实情。不难理解，非洲国家尤其是经济困难的小国很难抵挡住这一来势凶猛的浪潮，正如赤几奥比昂总统所说，“我们不实行多党制，他们就断绝援助；我们实行了多党制，他们还是说三道四，认为不符合他们的要求”。近年来的事实证明，这种不顾国情强制推行某种政治经济模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有些国家表面上是多党存在，但是实为一党主导；一些领导人虽被赶下台，但威望犹存，有的还在伺机东山再起；有的军政权虽被推翻，但军事领导人仍起重要作用。非洲已经开始并将继续总结经验教训，最终还是要走自己的路。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都不同的广大亚洲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当然也不会全盘接受，因为世界本来是多姿多彩的，强制化一是办不到的。
　　在上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也随之突出出来，这也是冷战后南北关系另一个令人注意的突出之点。 今年6月在加纳召开了“促进对非洲私人投资国际会议”上，非洲国家领导人发出了投资者你们在哪里的呼声，意在呼吁其他地区国家增加对非洲的投资，但与会者同时表示不以主权换投资的决心。他们要求外国投资者应以合作伙伴，而不是以主人身份到非洲进行投资活动，并且要正确对待非洲各国存在的具体问题。发展中国家对北方大国侵犯主权干涉内政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不同方式进行抵制和抗争，迫使这些北方大国不得不做些政策调整，如美国在对待亚洲等一些国家的态度上，开始提出要尊重有关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习俗；法国对法语非洲国家也放松了援助条件；欧盟也表示对非洲国家要“考虑非洲国家的基本国情”，等等。应当指出，上述北方大国的政策调整，是被迫的，也是策略性的，而不是根本政策、根本态度的转变，然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除，南北关系难以根本改善。
　　　　　　争取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斗争方兴未艾
　　由于两极格局终结，两霸争夺局面不复存在和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日益重要，特别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故冷战后南方发展中国家发生了某些新的分化，作为整体力量，一度有些涣散。但由于它们在历史上有过共同的遭遇，现在又面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经济上仍处于不公正不平等的地位，因而有共同的利益、要求和愿望，故而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谋求稳定与发展等方面共识增多，合作加强，在涉及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更能团结一致，联合抗争。所以发展中国家仍是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在不断加强，这突出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发展中国家联合抗衡强权政治的趋势在发展。 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重要发展中国家的集团力量渡过一段困难时期以后，又重新开始发挥作用。占联合国成员3／4多数的南方国家在第50届联大会议上强烈要求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缩小南北差距，要求建立公正、平等的经贸关系。1995年10月召开的第11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决定，不结盟运动还要继续存在下去，其原则和宗旨不变，并且对主要任务作了调整，即今后将转向以解决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问题为中心。会议明确了发展方向，表明不结盟运动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在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上，东盟成员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坚持发展中国家主张，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进行了有益的工作。去年3月，发展中国家首先倡议召开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在联合国的历史上还属首次，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寻求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途径。在今年召开的第52届联合国人权会议上，19个发展中国家共同提出关于反对强权政治和双重标准，呼吁协商一致，倡导对话合作的“协商一致”草案，这是发展中国家在人权会上针对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而首次采取的联合行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心声是摒弃由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和控制的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逐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二、联合自强，加强南南合作。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参加南北合作性质的经济一体化区域集团化的组织的同时，不断强化和建立新的南南合作性质的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组织。现在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南南合作组织幅盖亚洲、拉美和非洲。发展中国家力求以区域集团为依托进一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增强自身的实力，提高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它们联合自强的紧迫感日益增强，正像南非总统曼德拉在去年8月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首脑会议的开幕词中所说， “如果我们孤军作战，那么我们谁也实现不了持续的增长和发展，谁也无法得到和平与稳定”。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在闭幕词中说，“非洲在政治和经济上遭到忽视和排斥，其他地区的国家正组织起来，形成更大的经济和政治集团。在这种情况下，要有竞争力，要在正在出现的新世界中赢得尊敬，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为我们唯一的希望”。他还说，“为了发展我们的经济，除了把我们的资源、知识和市场共同集中起来，没有更快的办法了”。这些话无疑表明了南南合作的实质，即联合自强，共同发展。虽然在发展南南合作过程中尚有种种困难，但它已不可逆转，将深入发展下去。
　　三、对北方大国的霸权政策，敢于说“不”。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敢于理直气壮地扞卫本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不断地公开批评美国等大国在这些方面强加于人的企图。东亚国家开始在人权、民主化及其他国际经贸和政治问题上显示出自主和独立的个性。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强行兜售自己的人权观价值观的强权行径连年遭到失败，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强权政治的摒弃。在美国的“后院”拉美，这一趋势也日益突出。例如在海地问题上拉美国家敢于表示与美国不同的态度。加勒比国家组织不顾美国的反对，正式吸收古巴入盟。今年3月美国签署实施“赫尔姆斯——伯顿法”， 更受到拉美国家一致的谴责和反对。美洲国家组织第26届大会以23票赞成，仅美国一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决议，认为该法干涉了别国的主权，损害了一些国家、组织和个人的利益，违反了贸易和投资自由的国际基本法则；请求美洲法律委员会进行裁决。拉美议会领导委员会继之也作出决议，要求美洲所有国家制定法律，严格禁止执行“赫尔姆斯——伯顿法”这样的法律；在必要情况下，对那些执行该法的美国公司进行制裁。这种情况在美洲国家组织的历史和美国拉美关系史上是罕见的。发展中国家敢于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说“不”，这一情况很值得注意。
　　四、开始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冷战后，北方发达国家强行兜售其多党政治和经济模式，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吃了苦头。痛定思痛，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认识到移植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只有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才是可行的。因而开始探索这种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在此情况下，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对它们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它们渴望学习必要的经验以发展自己。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当前南弱北强的情况下和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南方发展中国家若发挥应有的作用尚有种种困难和制约因素，但随着它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政治上新的觉醒，占世界面积2／3全球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必将发挥更加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将是决定世界命运与前途和创造新世纪的巨大推动力量。＊
　　
　　
　　
国际问题研究京13-18D7国际政治郭靖安19961996 作者：国际问题研究京13-18D7国际政治郭靖安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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