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价值论研究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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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5)01-0079-06
    　　　　一
    价值论无论在其发源地还是在中国都被看成是哲学的一个部分，主要对价值及其意识的本质、规律和实践方式进行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我国价值论研究20多年来的发展轨迹颇具意味：与其说它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还不如直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价值论源于西方(德国和奥地利)，不久传入英语国家，20世纪30年代东渐日本。但当时在中国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大致原因不外这样一些：价值论在西方是作为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叛逆出现的，而当时的中国更需要的恰恰是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价值论历来与伦理学联系紧密，而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指向之一正是打倒“孔家店”，批判旧道德和旧文化；文化的排异性和中国特有的大国意识，导致少有人对价值论进行介绍；加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化及对它的片面理解导致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片面强调哲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使西方学说的传播有被说成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危险。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价值论的传播和发展有了可能，因为讨论只要深入下去，必然涉及实践本身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我国价值论方面的开山之作是杜汝楫1980年发表于上海《学术月刊》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注：转引自李德顺主编《价值学大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982年8月18日，刘奔、李连科在《光明日报》发表《略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对整个研究的兴起也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就学科产生背景和研究切入点来看，价值论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上展开的，直到今天，这个基础和路径依赖仍然是主流，这使它在两个方面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首先，它立足于实践、认识、历史、主体和客体、人与世界的关系等唯物主义理解并以此来规定价值的内涵，围绕着真理与价值、真理观与价值观、认识与实践、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等形成一整套独特风格的概念范畴系列：比如，价值的本质及其客观性、需要的社会性、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关系、价值的多元与统一、价值的实践性、价值的选择、创造和实现的历史进程，社会进步的历史标准和价值标准、评价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等。
    其次，以曾长期受到排斥的价值问题为对象，在观点和方法上都突破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狭隘片面的传统框架，创造性地挖掘和整理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未曾被注意的思想，不仅大大丰富了哲学，而且在许多方面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新问题。
    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观为研究路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催生出有别于原产地的中国式的价值论；另一方面，我国价值论的成长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了自己独特的一个视角，使得人们能借此对哲学的本性和多年来定型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创造出更加符合现代实践和认识水平、更加有利于人的发展的哲学理论。哲学界20世纪 90年代以来，在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四分法——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这一方法目前已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哲学分类的基本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价值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互生”作用的注脚(注：参见20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哲学部分分类。)。在这个意义上，应当充分肯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观为路径进行价值论研究的重大意义。但是，话说回来，这一特定的路径依赖并非完全没有副作用，当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观的理解还有所偏差时，这种副作用就更加明显。如果我们所依赖的研究路径本身不是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是一个需要不断解释和丰富发展的开放的体系，那么这种意义上的价值论研究就将面临理论上无穷后退的困境——解释本身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而进一步的解释又需要别的理由和依据。但是在我国价值论发展的初期，路径依赖几乎不成为太大的问题，虽然有些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主客体模式和实践唯物主义在价值本质分析中的作用问题进行过商榷(注：参见李德顺《立言录》第三部分“价值：概念与方法”，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总体上并没有改变这个路径依赖。研究“哲学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论还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这明显是两条不同的路径，但由于我国价值论研究者知识背景的限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更熟悉，而对西方价值哲学了解不多，尤其对作为价值理论学科的伦理学和美学不十分熟悉，这使得他们一开始进入价值论研究就有明显而不自觉的导向。这个导向是靠近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靠近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也就是说他们是以相对稳定的现成的路径为前提进入价值论研究的。只有发展到21世纪初，对路径依赖的问题意识才逐步形成。国内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对研究路径的反思和价值哲学往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德顺研究员近年来关注普遍价值、学科和学说以及价值论研究的意义等问题(注：李德顺：《学科与学说》，《哲学动态》2002年第10期；《价值论研究的意义》，《求是学刊》2000年第6期；《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问题》，《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复旦大学冯平教授前两年发表“重建价值哲学 ”、“哲学的价值论转向”等论文，思考“前苏联版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哲学关系，涉及路径依赖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晏辉发表“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价值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及其效应”等文章，提出了价值哲学基本问题和关注焦点向生存方式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此外，江畅教授近年也在拓展思考领域，关注价值论本身的定位问题(注：江畅：《哲学价值论：地位及其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 期；《以价值论为中心重构哲学》，《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第10期。)。陕西的王玉梁研究员在2003年底的全国价值哲学研讨会上，也提出要重视价值哲学与伦理学和美学的关系，认为没有学科支撑的价值论缺乏基础。上海大学的陈新汉教授除了继续关注评价理论并出版相关着作外，也程度不同地关注哲学在价值论研究中的转向问题(注：陈新汉：《哲学在当代价值论研究中的转向》，《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当代中国的价值研究与哲学的价值论转向》，《复旦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韩东屏在孙伟平《事实与价值》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其伦理学研究背景提出“可然”命题( 注：韩东屏：《论应然的推导》，2003两岸价值哲学研讨会交流论文。)，詹世友也以自己的相关研究强化着价值哲学的学科支撑的必要性(注：詹世友：《“树利优先于善 ”的价值学理据》，2003两岸价值哲学研讨会交流论文。)。所有这些都说明：探讨价值哲学的路径依赖的理论土壤已经逐步成熟。至少研究者逐步认识到：任何一种方法从哲学的角度来说都不能是独断论的，没有一种普适一切领域的方法(注：杨学功：《哲学与哲学观》，《吉首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把价值作为一个专业术语而正式采用，首先出现于经济学中，在经济学中价值表示商品交换的社会尺度，即交换价值，其货币形式就是价格。它与使用价值不同。马克思认为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是商品的内在价值，即商品中凝聚的一般人类劳动。
    与经济学含义不同的价值，与该词的原来意思更为接近、更广泛意义上的价值，是一个兼有“好”、“有用”、“善”、“美”、“宝贵”、“重要”、“有意义”等含义的概念。这个意义上的价值，在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教育学和科学技术中日益被普遍采用。这些学科分别就各自层次和领域中的价值问题加以研究，从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来看，存在相互结合的必要和可能，因此有不少学者提出预测和建议，认为建立和发展一门以价值为对象的新型综合学科— —价值学的时代已经到来(注：参见李德顺主编《价值学大词典》有关“价值学”总的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按照这种预测和建议，价值论实际上就是由各门具体价值学科关于价值的研究所构成的一门综合学科。这种学科定位决定着研究价值论的路径依赖不再是一定理解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具体的价值学科。历史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信仰理论研究中的信以为真、真以为信的价值组合和优选问题，艺术理论研究中的特殊评价方式和评价尺度问题，伦理学中的价值悖论问题，等等。这些具体价值学科研究成果的进展直接影响着作为综合学科的价值论的发展和前景。研究人类的价值生活，如果不依托具体的价值学科支撑，不从这样的路径登堂入室，仅仅满足于或停留于我国特定历史阶段的研究路径依赖，那么价值论下一步的发展将遇到许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在价值哲学与各门具体价值学科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但是话说回来，不能因为价值哲学是综合学科，就认定它一定在各门具体价值学科之上或之外，就像哲学并不在各门具体学科之上或之外一样。以具体的价值学科为路径依赖，就会在价值论与认识论、价值与真理、评价的标准、价值思想史和价值观念研究等一系列方面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
    面向生活实际，面向价值实践，从应用出发研究价值哲学，也是一种路径。局限于一种研究路径，满足于几种对价值概念的解释，奢望这样的理论来指导具体价值学科，那只能是神话。其实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虽然没有设法进一步与具体的价值学科接近，但毕竟向生活实际靠拢了，开启了针对现实的价值观念研究的领域。这个现象其实在具体的价值学科表现得也很明显，美学研究从实践论视野、认识论视野、机械唯物论视野和情感心理学视野向审美文化的转变就是一个例证。尽管有人尖锐地批评美学生活化倾向，但面对实践，探索学科出路毕竟是一种客观趋势。这些反思性的努力最终会促进哲学观自身的变革，进而对符合时代要求和思维水平的新的哲学理论的成长产生积极影响。
    究竟是以一定理解水平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观为路径依赖还是以具体的价值学科为路径依赖?或以价值实践和生活实际为路径依赖?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价值论下一步如何发展的关键问题，因为一定的哲学内容总要以一定的哲学观为基础。
    　　　　二
    我国价值论研究从兴起走到今天，基本上没有改变以一定理解水平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观为前提的研究路径依赖。以具体价值学科为路径依赖和以价值生活实践为路径依赖进行价值论研究，其实只是一些微弱的“伴音”。这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价值论研究的重大影响的具体反映，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了“哲学科学梦”可能有的弊病。通过价值论研究这样一个独特视角，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深入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潜意识中，价值论研究者希望通过努力，建立一门能够概括和总结各具体价值学科研究成果的体系框架。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价值论和具体价值理论学科(如美学和伦理学)的关系，类似于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之间曾经有的关系一样。而要使这样的关系顺理成章，必须保证价值论内部具体框架本身就直接来自各具体价值学科的强有力的内容支撑。我国价值论的具体框架结构，包括具体语言表达，直接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基础上的哲学内容展开，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真理与价值、历史与现实等词汇直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翻版”，其中有许多新意义的开掘值得肯定。但无论如何，以一定理解水平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基础构造起来的价值论，这样的一种“理论来理论去”，与具体各价值学科无法真正血肉相联。这样的价值论就有可能一厢情愿地重蹈“哲学科学梦”的覆辙。每一门具体的价值学科都有它们自身的价值哲学问题(如伦理学面临的自由原则与公正原则的悖论)，有它们实际面临的价值悖论(如审美价值理论中的形式与内容的悖论)。方法的借鉴是重要的，但真正适合具体价值学科的方法和原则恐怕首先还要来自自身的摸索，然后才有概括、总结、反思和提升的可能性。价值论可以提供的也许更多的是一些理性的批判和反思。
    正因为我们现在的价值论研究在总结和概括具体价值学科的道路上遭遇挑战，也因为我们的价值论研究在哲学观上首先承袭了马克思主义主客体分析思路，现在具体的价值学科很少知道中国的价值论研究，甚至也不把这种研究成果真正当回事。事实说明，目前的价值论研究还有一个“寻根”的问题。否则，具体的价值学科并不认可，也就可能造成两相隔膜的局面。一方面，研究价值哲学的学者对具体的价值学科，如艺术、宗教和伦理并不熟悉，包括基本的语汇、研究思路和价值实现特殊手段等都不熟悉；另一方面，从事具体价值学科研究的人对自命为可以对其进行指导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不感兴趣，认为他们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范围内兜圈子。如果说早年，尤其是我国价值论研究之初，学者们为价值论寻找一个合理的定位并找到安全系数比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观还具有重大意义的话，那么在今天，如果仅仅局限于这样一种历史承袭，并视之为不证自明的公理，那就对价值论深入发展不利了。如何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观自身的与时俱进，追踪、概括、总结、反思、提升具体价值学科的研究成果，将成为价值论下一步发展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首先价值论研究有必要真正在整个哲学界兴起一场深刻的关于价值论的研究路径和哲学前提的反思活动。通过反思，梳理价值哲学与具体价值学科的内在联系，也就是所谓元理论与分支学科的关系；如果还不能取消哲学，包括价值哲学，那么它应该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具体价值学科面前；通过反思，还要促进价值哲学和具体价值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夯实价值哲学的学科支撑基础，至少我们也可以写出一本研究具体价值学科的部类价值哲学来。只有这样才能逐步促使具体价值学科共同关心价值论的建设，这种 “共建”，目的并不是使价值哲学成为优于或高于具体价值学科的哲学，而是通过一定程度上的“战略联盟”，围绕着价值哲学，也能产生一些边缘性、交叉性和横断性的学科，然后让它们自行解决概括和总结的任务。这样一来，价值哲学就不是什么科学的科学，而是一种桥梁，一种各门具体价值学科沟通、了解、借鉴和合作的桥梁。客观地说，目前我国具体价值学科如艺术、宗教、伦理等，对价值哲学非常隔膜，有一种研究营垒泾渭分明的感觉。具体价值学科的研究进展很少在价值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中，而价值哲学的研究成果也不为具体价值学科的研究者重视和关心。这个状况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目前来说，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基本框架已定型(修补工作当然没有也不会中断)，许多问题被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这样一根电缆串了起来。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种当年曾经起过思想解放作用的价值论路径依赖在今天的时效性问题。这个问题应该与具体价值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思考。
    其次，价值论研究要接近价值生活实践，面向实际进行理论思考。“价值究竟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除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进行主客体模式分析外，还可以从实际出发，看看实际生活中每天人们接触到的一些美丑善恶的事物和人，在情感上在评价上总是会有些反应。朱光潜先生关于美的本质与具体文艺作品和个体生活体验的关系的论述在此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说：“每个人如果不是白痴，对于具体的美和丑都有些认识，这种认识不一定马上就对，但在不断地体验现实生活和文艺修养中，它会逐渐由错误到正确，由浅到深，这正是审美教育的发展过程。而现在有些人却放弃亲身接触和感受过的事物不管，而去追问什么‘美的本质’这个极端抽象的概念，我敢说他们会永远抓不着所谓‘美的本质’。”(注：参见朱光潜《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年版，第45-52页。)朱光潜老先生谈起他上的一堂生动的美学课，那不是文论，也不是什么文艺史着作，而是意大利和法国合摄的影片《巴黎圣母院》，朱先生描写了他在这部作品中所清晰看见的小人物的高大形象，并因此更加坚信“现实生活经验和文艺修养是研究美学所必备的基本条件。”
    价值论研究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是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还是单纯扞卫某种信念?主要恐怕还是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既如此，它应当允许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不排斥任何有效的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多元论”必定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不同来源的思想观点实际上用于解决不同问题，而它们的运用并不是没有区别和限制的。价值关联和价值解释的有效性只限于研究对象的确立，它不能代替对实在作经验的因果分析。人的行动确实既可以从其精神和意识层面来考虑，也可以从外在的行为方面进行考虑，如果一定要以一方否定另一方，那么只会蒙蔽其内在的本来联系，使人们局限于相当有限和极不完整的认识。韦伯曾谈到：“方法论始终只能是对在实践中得到的检验手段的反思；明确地意识到这种手段几乎不是富有成效的工作的前提条件，就如解剖学知识几乎不是‘正确’迈步的前提条件一样。”(注：马克斯·韦伯：《科学论文集》，第217页，转引自《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韩水法译本序言。)这个观点也许并不完全正确，但反映了一种求实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韦伯在接受了李凯尔特文化哲学基本思想的情况下，又采用了狄尔泰的观点。解决实际问题是科学方法论的主旨，所以我们应当使自己的理论敢于直面价值生活实践，回应实践的挑战。
    　　　　三
    三种不同的路径依赖其实并不对立，而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强调的是综合它们的优势，使价值论研究上一个新的台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从来就离不开各门具体学科的进展，离不开实践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如果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观的一时一地的理解，并以之为唯一的路径依赖，那么实际上也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初衷。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路径依赖、以具体价值学科为路径依赖、以价值生活实践为路径依赖，其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需要注意的是：不断在解释中延展自己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路径依赖或指导思想，主要是从总体上和“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而言的。这种路径依赖上的“绝对性”和“决定论”，说到底只是“哲学提示”，并非某种可以直接搬用的公式和教条。在具体的价值实践和价值理论研究中，它常常只是必要条件而远非充分条件，所以确切地说是一个哲学前提。前提与内容、前提与结论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前提会影响到内容和结论。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也许是最好的说明。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的“决定”，恩格斯说：“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506页。)这也就是说经济与其他因素(政治、文化、宗教等)处在一个因时空条件不同而不同的具体结构中，经济并不直接决定一切，即使决定，也常常需要经过和依赖这个结构中的各种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等因素的配合作为中介。上层建筑有其相对独立性的强度，随不同时期和民族、文化、宗教传统不同而各有强弱的不同，这就表明所谓经济决定政治、文化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是非常曲折和复杂的，有时甚至曲折复杂到看不出有什么决定，决定的是其他因素，如宗教决定文艺，政治决定经济。所以这个经济决定论仍然是指在归根到底即比较长久的历史行程中的作用。政治体制、文化思想等可以有独立性，并不直接取决于经济或经济的发展；但政治、文化虽可以独立，迟早又必须适应经济体制的发展，它是最后的实在、必然的力量、普遍的规律，它的状态、情境和发展在最终意义上决定(制约、影响、主宰)人的各种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观作为价值论研究的路径或指导意义，也应作如是观。
    如何追随、概括、总结、反思、批评具体价值学科的研究成果，如何关注具体价值生活实践，这里面也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观也是在根本和总体的意义上可以成为方法论。而具体的价值学科研究成果和价值实践提出的客观要求一方面成为价值论研究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基础性和前提性作用的中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价值论中的路径依赖作用，不是直接发生的，而要依托具体价值学科和价值生活实践。后两者其实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生命力并发挥指导性作用的依据。只有把这三种看似对立矛盾的路径依赖结合起来考虑，认真反思价值论研究的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未来的健康发展才有社会科学沪79～84B1哲学原理黄凯锋20052005本文回顾我国价值论20多年的研究特点，概括了价值论研究的3种路径依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路径依赖、具体的价值理论学科为基础的路径依赖和价值生活实践为基础的路径依赖，分析了它们的区别和内在联系，强调指出：寻求三者内在一致性将是未来价值论研究的主要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路径依赖/价值论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十五”规划项目“二十世纪中国科技与社会”(01JA720032)的研究成果之一。陈波文华，男，1940年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译审，10073On Value and Culture
   YUAN Gui-ren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Beijing 100816,China黄凯锋，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哲学博士　(上海　200020) 作者：社会科学沪79～84B1哲学原理黄凯锋20052005本文回顾我国价值论20多年的研究特点，概括了价值论研究的3种路径依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路径依赖、具体的价值理论学科为基础的路径依赖和价值生活实践为基础的路径依赖，分析了它们的区别和内在联系，强调指出：寻求三者内在一致性将是未来价值论研究的主要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路径依赖/价值论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十五”规划项目“二十世纪中国科技与社会”(01JA720032)的研究成果之一。陈波

网载 2013-09-10 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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