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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新中国建国50周年，跨世纪青年学者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第四届年会以“20世纪中国发展道路历史反思”为主题，于1999年7 月28—30日在河北易县召开。会议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主办，中央编译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社、山东大学《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华中师范大学《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协办。来自北京、上海、河北、山东、山西、黑龙江等省市的20余名中青年学者，围绕百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表现、意义和根源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和观点。会后，本刊编辑陈林、童建挺将主要内容整理成这篇对话。
　　　　　　从孙中山到邓小平
　　陈林（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发展史上，20世纪的变化真称得上是沧海桑田。经过20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国正在走向成熟。我们今天来反思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坎坷历程，当然不是发思古之悠情，而是为了探讨新世纪中华民族的发展之路。关于20世纪，要谈的问题实在太多，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根据我们这个会的特点和与会诸君的知识结构，我想我们的讨论还是主要围绕百年来中国的思想演变、政治变革、社会结构变迁等方面展开。至于经济问题、科技问题、文学艺术等等，我觉得还是暂时不谈的好，免得分散注意力，谈不透，谈不深。十五大报告指出，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这应当说是我们反思20世纪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线索，咱们的讨论是不是就可以从这个话题开始？
　　王建民（山东大学副教授）：毛泽东讲，我们搞的新民主主义，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差不多。我在想，如果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有某种继承，特别是在经济思想方面；而毛泽东又与孙先生差不多，那是不是可以把邓小平理论上溯新民主主义、再上溯三民主义（特别是其中的民生主义）看作是20世纪探索中国发展的三个重要的思想理论，看作一条前后相继的路线，如果偏离了这条路线，就要出问题。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经济方面是有继承关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国家占主导地位，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并存。1954年宪法还坚持这个规定，后来社会主义改造改掉了。邓小平理论没有讲新民主主义，但意思差不多，总体上是对新民主主义的继承。在一定限度内允许、鼓励私营经济（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那么，这是不是要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呢？对于这个问题，关键是我们的脑子里是不是有一个对社会主义的固定概念。要是我们把新民主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某种模式，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王志连（山西大学副教授）：这关系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新民主主义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也存在相反的两种看法。研究20世纪的中国，应以人类社会的变迁，比照资本主义来审视。50年代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一是制度上，二是生产力上。这两个方面的提出，反映了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慎重的认识。但后来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很多不利的影响。
　　解超（华东师范大学讲师）：王建民刚才讲，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和邓小平理论有相似性和继承性，我非常赞成。它们都是基于中国社会基本情况提出的符合实际的发展思路。实际上，它们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都有一致性。我想特别就新民主主义论的思路问题，谈几点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在探索东方国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方面，新民主主义的思路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一致的。马克思创立的东方社会理论是研究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结构、特殊道路的社会发展理论。它认为东方社会特殊的社会结构、社会机制和社会主体，决定其特殊的发展道路。通过对当时俄国社会状况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直接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起点，从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当然，后来俄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否定了马克思的构想。尽管这样，这一构想的方法论意义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深刻地表达了东西方双线发展的思路。新民主主义理论可以说正是准确地体现了这一思路。它所构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从根本上讲仍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却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有着显着的不同。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这个国家中有自己的地位，但不是主体，主体是工农，工人阶级在国家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在经济上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既允许私人经济存在和发展，又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并保证它的领导地位。显然，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构筑了一座通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桥梁，这一思路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无疑是一致的。
　　其次，在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面，新民主主义论的思路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致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如何进行建设？是这些国家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此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1918年国内战争爆发后，面对极其严峻的局势，苏维埃俄国被迫实行一系列战时共产主义性质的政策和措施。由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正巧与人们头脑中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吻合，它便被许多人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捷径。但这种严重超越落后国家状况的政策和措施在实践中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在战争结束后被迫终止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即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力，对部分工业实行租赁制、租让制，实行自由贸易等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与商品关系，利用现存的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以提高生产力，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基础。新民主主义论在经济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正是对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延伸。它一方面规定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同时也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曾清楚指出这种思想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关系，他说：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列宁打算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销售行为。
　　再次，在从不同阶段的中国国情出发，以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水平为中心任务，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方面，新民主主义论的思路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一致的。可以说，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正确纲领，而初级阶段理论则架起了现实社会主义同经典社会主义之间的桥梁。
　　郭学旺（山西师范大学教授）：新民主主义发展比较快，其间也有挫折。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情况就不是那么好。重新认识过渡时期总路线，它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方面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但在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是不应该回避的。那些失误，给后来的改革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工业化取得了成绩，但围绕苏联援建的100 多个项目形成了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形成了定向思维，对后来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我想，如果当时慢一点，在初级社发展过程中，搞好生产责任制，情况就会好得多。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很高，我觉得有技术上的考虑：建国共计30年，10年文革被否定了，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又占去了好几年， 总不能把30年国史否定太多。而现在情况不同了，有了2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重新评价过渡时期总路线有了可行性，也是很有必要的。
　　解超：近年来的确有这么一种观点：过渡时期总路线似乎提得太早，在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匆匆忙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终结，是当时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十月革命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落后国家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以后，只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既是一种普遍现象，又像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必然结果。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终止了新民主主义的思路，问题似乎不在时限上，而在改造的方式和内容上，即1981年决议所总结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遗留了一些问题”。
　　韩健鹏（黑龙江省委党校教授）：关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有相似性或继承性的问题，我想谈点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它们三者的基本方面是相似的，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线索。这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过分地过多地强调它们的继承性是不适当的。首先，这三者的演变和发生作用，确实描述了20世纪中国发展的一条主线，但不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继承性，而是因为它们在政治理念选择上的地位和价值。其次，这三个思想理论的相似性不是主观刻意追求的结果，而主要是客观因素造成的，即中国历史发展和国情的某些内在连续性与中国面对的国际基本条件的某些稳定性造成的。所以，描述三者之间在基本方面的相似性必须严格限定，用继承性来描述更要慎之又慎。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要稍多一些，内在逻辑上说起来也合理，而把三者放在一起来看，差异性始终是主要的。目前有些人关于它们之间继承性的分析有不少方面均显不足或牵强，甚至忘记了它们的差异性。我们应当看到，孙中山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性的反映和产物，它们具有明显的中国国情和国际条件的时间的阶段性和质的差异性。孙中山的思想主要是沿着反封建的惯性，全方位搬借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带有明显的空想主义和理想化色彩，也有很多民粹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思想主要是看清了中国革命的实质和中国农民问题的特殊性，借重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的原则，关注中国的政治选择和在政治基础之上的经济文化选择，也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有人讲毛泽东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确实如此。在空想、理想和民粹三个方面，毛泽东和孙中山确有较多相似之处。邓小平理论主要是要解决中国的现实走向和发展途径问题，最关注的是发展和改革问题，同时强调坚持原有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合法性，具有鲜明的务实性。邓小平理论和孙中山的思想比较起来，差异性就更大了，继承性很少。尽管二者都讲民生、民本，但其背景和主要内涵已有很大的区别。
　　　　　　社会主义选择与现代化
　　罗燕明（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反思20世纪中国的发展道路，不能不特别重视社会主义选择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革命毫无例外都是在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的。中国更是把社会主义当作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民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世纪的历史不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而是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和不同发展道路共同构成的世界史。我们不应当把这一现象看作是历史离开常规的偶然变动，而应视为客观历史对《共产党宣言》原有解释框架的巨大突破。这一突破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飞跃和不断发展。如果说东方道路论作为这种飞跃的起点显示了马克思非凡的历史预见力，那么，中国特色论作为这一飞跃的完成（至少是告一段落），则包含着自那时起对100多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解。 东方道路论和中国特色论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继承发展关系。前者指出了历史发展多样化的可能，后者则把这种多样化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肯定下来。在它们之间，我们还可以回忆起在不同背景下形成的、作为历史变动的阶段性反映的各种中间理论，例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薄弱环节论”和“革命中心转移论”等。这些理论，总的说来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论的基础上的。但就肯定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东方兴起这一事实而言，我们又可以看到它们继承了东方道路论，而与中国特色论发生联系。
　　李田贵（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关于这种选择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每当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这一争论更为激烈。为什么总是有人以种种理由怀疑和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对此，的确值得深思。我认为，对社会主义道路怀疑和否定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少数人别有用心，他们从骨子里就不喜欢社会主义；二是认识上的肤浅或局限，属于思想方法或科学态度问题。那么，在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什么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如何看待这种选择的合理性，尽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但它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封建落后性与国际资本在中国实行的扩张政策，使中国失去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机遇。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先解决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存在过能够独立领导反帝反封建任务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相反，在近代中国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封建王朝的腐败与中国的殖民化同步进行，落后和挨打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这两个社会主题被纳入世界历史之后，日益紧密地捆在一起：越是落后，越是挨打；越是挨打，越是落后。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苦苦求索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都试图把实现近代化作为改变中国的突破口。在他们看来，只有实现近代化，或者说资本主义化，才能彻底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命运。可事与愿违，中国终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是没有人愿意走或者是不想走，问题是走不通，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除了无产阶级政党以外，没有哪一个政党或政治力量能够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土地问题以及民主和统一问题。除了共产党以外，旧中国的一切政治力量，或者是压迫工农群众，或者是害怕工农力量的发动，或者是没有能力发动工农力量。他们或者依附于帝国主义，或者畏惧帝国主义。既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力量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当然是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发展资本主义。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除了本国社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因素外，还有其更为直接的动因，包括无产阶级队伍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拥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等。所以，仅仅讲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是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允许还不够，还应看到人民群众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无法解释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中国之所以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科学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所以有吸引力，正是它所表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正好与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大同理想相似。很明显，只允许少数人富裕，或者是少数人的富裕建立在大部分人穷困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远远没有像实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那样，对历来抱有大同理想的广大中国人民具有吸引力。
　　孙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里，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社会形态，所以它的真实意义应从两个方面来确定：一是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二是对达致共产主义的作用。从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来看，社会主义所要坚持的是公有制、共同富裕和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从达致共产主义的作用来看，社会主义要创设新型的人。所以较之资本主义来讲，社会主义是一个自觉的过程，资本主义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当然，从现实世界看，并不存在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邓小平关于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的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除了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持与否，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实施并没有什么排他性的专属办法。在此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过是封建社会之后世界上两种主要的现代化模式选择，其中绝大多数因素是可以共有或互换的。
　　孙宽平（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作为争取国家独立和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手段提出的。从上世纪40年代起，民族危机的不断加剧，使得现代化成为几代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最初是力图通过发展实业实现国家的富强，可是洋务运动没能进行下去，随后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但是仿照西方政治制度建立的共和制度，在军阀混战中难以有所作为。这些失败的教训使得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不可能按照西方国家已经走过道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必须寻求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但是如何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清楚。正当中国知识分子苦苦探索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下子转向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经验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结合了起来，民族主义运动成为社会主义思潮的载体，而社会主义思潮则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旗帜和目标。这一合流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与广大的农民结合了起来，社会主义目标动员了广大农民，并且引导他们在政治上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力量。这一合流也对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目标在实现国家独立上取得了一致，因此，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一开始就朝着强化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既是实现国家独立的必要前提，也是实现工业化的政治前提，同时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政治前提。从实践来看，可以说，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控制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中国这样落后国家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创造了条件，也为我国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但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控制体制后来也成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种种弊端的一个重要根源。
　　韩健鹏：改革大潮的兴起，应当说是一种比较成功的纠偏。最近20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与改革契合和缠结在一起的。现代化的进展是在改革中取得的，现代化的问题与矛盾也是在改革中形成的。今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依然必须而且只有依靠改革来推动，各种累积的问题与矛盾也只能在改革中解决。如果没有改革的成功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不会达到目前的程度。反之，没有现代化的经济增长基础，改革也难以得到进一步的推进。而且，中国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各种制约和障碍因素，实现现代化。
　　童建挺（中央编译局助理研究员）：其实，直到我们把改革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力从而进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时，才算真正搞清楚现代化的涵义。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了对现代化的探索，最初对现代化的理解仅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意识到先进的“器物”里隐含着的是先进的制度，才有人提出了“全盘西化”，而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又让我们看到了实现现代化的另一种选择——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真正开始了被战火打断的现代化建设。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1957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方面15年赶上英国，后来又进一步提出要在1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1964年，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78年，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2000年，全面实现四化，粮食产量达到13500亿斤到15000亿斤，钢产量达到13000万吨到15000万吨，实现主要产品和生产工艺的现代化，各项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从这些战略目标不难看出，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化，实际上也就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现代化，其实都是经济和技术层面的，目的是在较短时间内在这些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事实上现代化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和科技领域，它触及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器物、制度乃至人本身无所不包。这个认识上的偏颇，使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当作单纯的发展指标，而同样作为现代化基础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得不到重视，最终出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破坏，以及各种封建的、迷信的思想残渣不时泛起，与此都不无关系。所以，邓小平提出要改革，必须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各个国家走上现代化都有自己的道路，现代化的模式是多姿多彩的。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现在看来，市场化和民主化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市场和民主是抽象的，但市场制度和民主制度却是具体的，各个国家的市场制度和民主制度都不尽相同，由此才有种种模式。三中全会后中国重新启动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正是因为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始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逐渐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民主也日渐深入，走上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政治理念与意识形态
　　韩健鹏：20世纪中国发展道路选择有一条最重要、最核心的主线，就是政治理念选择之争。政治理念就是意识形态。“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政治选择问题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发展所面对和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它的表现经常是非常突出和尖锐的，有时也呈潜隐状态。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动荡不稳定状态和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之中，矛盾焦点不可避免地集中在政治变革与政治选择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分歧与冲突上。人们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角色与位置不同，所持的政治理念与价值取向也各不相同，彼此作为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在意识形态理念和政治选择上，存在着持续的碰撞与较量，不断产生并激化相互间的冲突以至对立。20世纪中国所产生的种种政治理论都是以此为核心内容的，所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都是围绕此展开的。封建与反封建、殖民与反殖民、共和与反共和、民主与反民主、独裁与反独裁、革命与反革命、建设与破坏、改革与反改革、僵化与反僵化、中国特色与全盘西化等等，都首先是政治路线之争，是政治理念选择的较量，无不充满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一切几乎就是20世纪中国发展史的写照。从这条主线出发，可以理清20世纪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纷繁的线索。
　　孙津：中国有意识形态，但没有政治理念。当然，并不是说没有政治理念就不好，就干不成事，不是这样的。看问题、研究理论必须和别人比较，不比较，自己看自己的，就不要看。至于比较之后，哪一条路更好，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没有鲜明的政治理念，只是在经济方面与人竞赛是不可能获胜的。比如150年前， 正常贸易中国人不会吃亏，经济上我们有自己的优势，西方列强只好采取其他非经济手段。因此，除了经济对抗经济外，也应该想法用政治等其他手段。用政治手段争取国际地位，这件事毛泽东曾经做过，他的三个世界划分、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与他的设想一点不差。现在改革开放现在之所以困难重重，就是因为缺乏明确的政治理念。农村改革走到今天，不只是所谓“给政策”就能解决的。20年的发展需要一个新的维系的东西。强调政策30年不变、50年不变，从学理上是说不通的。变是需要的，农民怕变，是怕变得对自己不利。所谓不变，还是缺乏政治理念，不知道往哪儿走。农村下一步结构改革，比国企改革的难度还要大得多。法轮功的问题给我们提了个醒，没有政治理念是不行的。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好好想一想，怎么把它丰富起来，把虚假的东西扫出去，建立真正的政治理念。
　　张利华（清华大学副教授）：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出现了许多失误，但还是有政治理念的，它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理论基础，而且还是一种政治理念。在这个总的理念下，有一套政治、经济框架和运作体系。至于这个理念是不是完全正确，这套运作体系是不是有错误，问题是在这里，而不是没有理念。我们的任务，反思的任务就是找到失误，把它们纠正过来。建国以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神化了，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反正马克思总是没有错，错的都是我们自己，理解上的错误，做法上的错误等等。实际上理解上的错误是存在的，但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是有局限性、有空想成分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科学不同于神学，它既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又有受到时空限制的内容。因此，我们不能像宗教信徒崇拜“神”一样崇拜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不能像基督徒尊奉《圣经》一样死抠马恩着作的条文，而应当用科学的态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既应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制定符合实际和客观规律的路线、方针、政策，又应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哪些内容受到时空的限制而不适合今天的情况，从而避免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然而，本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奉马克思主义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及精神支柱的过程中，把马克思“神化”了。在宣传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奉为“至圣先知”，其着作像宗教经典一样，其中的每一个思想，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他们让人民群众像信神一样地信奉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独揽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阐发。
　　孔寒冰（北京大学副教授）：一个民族不反思是没有出路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走了很多弯路的国家。不善于反思，很多陈旧的东西都会死灰复燃。但要说这个社会没有理念，我还是不大同意。不是没有理念，而是理念有误，关键是没有搞清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没有搞清楚，自然就没法搞懂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一度就是披肩发、高跟鞋、红灯区。凡是不好的就是资本主义，凡是好的就是社会主义。这也不能怪马克思主义有不完善的地方，不完善有问题是正常的，否则才是不正常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中国建国的时候，起点跟日本、韩国差不多，现在差距那么大，有一个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很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予以废除。文化有个延续的问题。人类文明的延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割断的。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资本主义越发达就越容易替代。“现实社会主义”的致命弱点就是对文明延续的否定，是文化的中断。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不能中断的，过去的社会主义就是想人为地中断这种延续性。
　　韩健鹏：政治理论和哲学不同，它虽内在地含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阐释或运用，总体上还是一门具体科学。它具有双重性，既有抽象的一面，也有具体的一面。任何政治理论只有是具体的，它才能产生，才能有用。纯粹抽象的政治理论是不存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理论过去没有产生，在当今的世界也不可能产生。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很多政治理论，并且经过一个个回合的较量，由稚嫩、混乱逐渐走向成熟、稳定。这些政治理论都是在政治理念选择之争中产生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政治变革、政治创新、政治选择的阐发。各式各样的政治理论虽然都没有孕育出完整的政治学理论，但均就“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孙中山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都首先是政治理论，它们在中国历史上发挥其价值作用也首先是以政治理论体现出来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实事求是地深深扎根于中国国情，因而能够战胜其他政治理论，确立其主导和指导地位，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一次次成功。但是我们还要看到，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中国的政治理论的发展一直滞后。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然而由于禁区和险区的存在，由于其自身的敏感性，政治理论的发展仍然受到制约，不像经济理论那样繁荣。除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以外，其他的政治理论都很弱、很散。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在深层难以取得突破的原因之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1978—1991年），关于政治治理念即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斗争一直十分激烈，邓小平理论正是在这种激烈斗争中产生并得以确立的。1989年后，意识形态之争渐渐淡隐，但并没有结束。近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等各项改革又面对着深刻的意识形态之争，并和新的问题、矛盾相结合，更加错综复杂。这需要中国的政治理论给予回答。政治理论探索的任务仍然很重。
　　孙津：我讲中国没有政治理念，也许有些极端，但我宁愿守住这个极端。并不是说，整天在讲马克思主义，就是有政治理念。现在，理论建设的任务仍然很重。
　　罗燕明：凡是国家都有意识形态，这就是政治理念。从当前国际冲突看，意识形态冲突还是既成事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区别总是存在的。在建国以后相当一段时期里，我们的政治理念建设的确做得不够。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是一种科学。我们今天对20世纪中国发展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就多从科学上予以考虑。人类创造历史，但必须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历史发展中，总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触动的；有的东西暂时不能触动，那就今后再去触动。科学的政治理念，必定是独立的、创造性的。在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在总体上我国到底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还是后资本主义阶段？我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提出这一问题必然要把西方道路作为我们的衡量标准，默认发达国家代表历史发展的主线。党的“八大”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却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错误地表述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观点也反映了类似的史学悖论：我们承认我们的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而生产力比西方落后这些事实的同时，必须回答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到底是相适应的关系，还是相矛盾的关系？现在我们党已经放弃“八大”对这一问题的提法，但是问题本身作为一种“理论情绪”依然存在，而对这个问题的潜在看法也必然会左右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我认为，无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还是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们都应当把“先进的社会制度”定义为基本适合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制度，这不仅不影响而且有助于我们对现行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的解释。但如果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较为落后的生产力的这种结合放在世界范围来观察，并揭示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意义，那就必须找到一种能彻底排除西方中心论的历史理论。这个理论就是中国特色论。邓小平的中国特色论，一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有自己的特色，不能照搬苏联；二是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自己的特色，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从中国特色出发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普遍规律决不表现为个别国家的发展道路，而是蕴藏在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之中。
　　　　　　民主、民心、民智
　　王志连：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发展处于十字路口，政治制度面临着多种选择。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三种方案，即封建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围绕这三种方案，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斗争。由于封建君主制在当时的存在已经失去了合理性和现实性，民主、宪政的大潮已席卷全世界。同时，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由于清政府没有诚意，立宪派又没有实力，结果立宪运动半途而废。辛亥革命倡导的民主共和，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陈林：民主问题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老话题。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巨变中，它更是成了某种“结”，所有政治力量都无法绕开。辛亥革命开创的民主共和之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其实充满了坎坷和曲折。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同国民党围绕新中国的前途命运而展开的激烈斗争，不管是在谈判桌前，还是在战场上，也都是以“扞卫民主、反对独裁”为旗帜的。想当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里向毛泽东坦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时，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先生点头称是，认为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他还补充道：“只有把大政方针取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可遗憾的是，不民主的事后来还是发生了。当几亿人民同声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候，民主即便没有变成异端邪说，也和历史拉圾差不多了。
　　刘玉安（山东大学教授）：有这么一种说法，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个邓小平；苏联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出了个戈尔巴乔夫。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经不起推敲的。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解放、拯救中国人民的是中国人民自己，而不是任何“大救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大山尚未被推翻，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两座大山又压了过来。从割地赔款到上海黄浦公园那块令人没齿不忘的牌子；从火烧园明园到南京大屠杀；从军阀混战到北大女学生光天化日之下被美国大兵强奸……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了中国人民整整一个世纪。为了摆脱这一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从金田起义到义和团运动，从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戍变法到孙中山、黄兴的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然而都未能成功。究其失败的原因，重要的一条就是：所有这些运动都未能发动起千百万觉悟的群众。换句话说，中国的民众当时还未完全觉醒。例如，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维护民国元年所颁发的《临时约法》曾做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当时的中国民众对这个《临时约法》并不是那么关心。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感叹的，民众“闻有毁法者不加怒，闻有护法者亦不加喜”。正因为如此，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在其遗嘱中才语重心长地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陈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充分“唤起民众”的结果。记得电影《重庆谈判》中有一个细节。记者问毛泽东，他在诗中说秦皇汉武略疏文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那么，今朝的风流人物到底是谁。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回答：人民。
　　刘玉安：的确，中国共产党同其他革命力量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它在建党之初就特别注意聆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毛泽东曾经把人民群众比作大地母亲。他坚信，只要不脱离人民群众，只要能动员起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就无往而不胜。他这样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正是由于有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即使在革命的危难关头，毛泽东也总是胸有成竹、信心百倍，因为他知道他身后有千百万人民群众。换句话说也就是，毛泽东之所以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首先是因为他站到了中国人民之中。可是，建国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新中国凯歌行进般地前进，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迅速上升，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他奉为高高在上的神明；他本人则自觉不自觉地逐渐与人民群众相脱离。党内官僚主义开始滋生，个人崇拜盛行，悲剧就发生了。
　　孔寒冰：建国以后，民主发展受阻与斯大林模式的推行是分不开的。50年代初，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十分正确地指出，个人迷信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现象的出现，不是思想方法问题或者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中、国家政治制度上有缺陷。其重要表现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的“党天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完备，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他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单靠整风是不够的，而是应当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具体地说，一是要实行党政分开，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如废除党政领导的“双轨制”，加强政府和人大部门的领导权限，党应当将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上变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具体实施；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法治国，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三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作用，使之成为真正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制订的“设计院”。知识分子提出这些，主要目的是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如何根治已经揭露出来的、或暴露出来的、或显露出来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
　　刘玉安：尽管有许多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中国还是没能避免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被践踏的命运。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广大民众没有觉醒。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早就有所认识，但是，在“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年代里，就是说在人民群众还不觉醒的条件下，邓小平也难以有所作为。在1974年第二次复出时，他甚至还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1975年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尽管当时可谓百废待兴，但邓小平也只是悄悄地进行了一些治理整顿工作。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已经从神化毛泽东的思想迷雾中清醒过来，四川、安徽等地已经出现民众自发的改革尝试，邓小平才能大张旗鼓地推动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之所以能有很大的提高，归根到底，是因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主张表达了我国亿万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是因为改革开放事业得到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满腔热情的拥护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使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并不是邓小平，而是他们自己。回首历史，我们并不否定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其他领袖人物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但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是人民群众。唤起民众，启发民智，赢得民心，争取民主，始终是我们的一切追求中最根本的追求。
　　　　　　农民问题
　　孙津：对农民、农村及农业的所谓“三农”研究，近几年很热，而且被纳入各种不同的研究主题。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革命，从农村开始的全面经济改革，以及目前农村进一步发展所遇到的种种困难，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20世纪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俄国有农民问题。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把农民消灭掉，使他们成为产业后备军。德国农民的土地被剥夺后，没有去做产业后备军，而是去打仗，当炮灰，当土匪。中国农民人口太多，多到什么程度，多到让他们实现传统工业化的转化根本不可能的程度。城市、制造业无论怎样发展，都容纳不下这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必须自己消化。
　　韩健鹏：可是，农民只是人口的主体，不是社会的主体，更不是政治的主体，甚至也不是经济的主体。
　　罗燕明：中国解决农民问题，不可能把农民都变成城市工人。很多农民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状态中，根本就没有形成市场。改革最成功的案例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一种政策的推行。它是有历史传统的。租凭制，既是联产的，也是责任的，是农业生产自身的要求。这样使用土地，农民感觉很好，交完皇粮、地租，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农业这个产业就要求这样做，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的。用工业化的原则来解决农业问题，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当然，劳动方式不能变动，土地所有关系是可以变的，毕竟土地公有制是告别传统、通向现代化的基础。
　　左凤荣（中央党校副研究员）：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根子还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中国和苏联一样，都是在一个落后国家进行革命的。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革命的任务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没有完成的任务，给农民以土地，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但是，革命成功以后，并没有把这一政策延续下去，在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尚未完成时，便过早地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方面最主要的表现是对农民态度的改变。中国社会的主体是农民，农民之所以拥护革命，是希望得到土地，按自己的方式进行生产，希望自己支配劳动成果。但是，他们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尊重，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过急过快，使农民很快便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再次被迫与土地、与自己的劳动成果相分离。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没有把社会主义定位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让人民过好日子，而是从本本出发，想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建立起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上对农民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把农民只看成是小资产者，把农民的小生产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总想对之进行改造和消灭，而忘记他们也是劳动者。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用行政手段消灭私有农民，在一个农民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用了违背农民意愿的方法，其教训是深刻的。此外，工人和农民长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工人实际上是享有特权的，享受诸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凭票购买一些紧俏商品等特权，农民则享受不到这些优越性，有悖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无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王建民：那么，应当怎样对待农民呢？把农民视为社会主义者，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幻觉，这种幻觉导致的实际政策便是“归大堆”、“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等等。然而广大农民自己没有这种幻觉，他们对这顶桂冠不感兴趣。在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期间，他们以自留地里的庄稼总是比大田里的好来证明着自己的真实历史角色。如果这还不足以使所有的人走出幻境，那么，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的21户农民立下的那张宁可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单干的生死文书，无论如何该使人们恢复现实感了。在那张生死文书上按下的分明是数亿中国农民的手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机车以其巨大的力量拉动着中国农业前进了20年，其最大的动力何在？答案就在“交足国家、留够集体、剩余归己”这几个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最后四个字中。这一秘诀与列宁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实行的以粮食税代替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对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进行初步总结时写道：“对个人利益的关心，能够提高生产。”
　　韩健鹏：中国的农民问题的确很特殊，很重要，解决起来也异常困难。中国要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要比世界上已经实现这个转变的国家复杂困难得多。在经过近百年的“被延误的现代化”以后，新中国虽然大大推进了现代化进程，但取得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工业上，农业的变化相对缓慢，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比较低。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但农民的生活质量还较低，农民的生存结构亟待优化提升，农村的权力结构和经济结构变化都很缓慢。所以中国农村的整体社会结构转型跟城市比起来，时间要长很多很多，难以和城市的社会结构转型同步。中国农民问题的特殊性突显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特殊性。从这个角度看，要不要以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作为目前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当然从整个过程和长期目标来看肯定是如此），在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性战略选择中需要重新思考。目前中国现代化的战略重点应是工业和城市，农业和农村则居其次。当前中国发展、改革和社会稳定面临的最关键、最紧要问题也是工业和城市问题。工业和城市问题解决好了，就能拉动农业和农村问题的解决。而反过来，农业和农村问题虽有一定的反推力，却很难拉动工业和城市问题的解决。城市工业升级困难，加上工业、制造业不兴，就业不足，需求不振，投资疲软，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缺乏增长动力的主要因素。目前的农民、农业、农村问题除了自身因素的累积外，主要是工业和城市问题的牵制造成的。乡镇企业陷入困难主要也是因为原来所依靠的城市需求、城市市场萎缩。有人给中国经济开药方：解决经济问题的重点是刺激和扩大农村需求。这是不了解中国经济问题的特殊性。从以上分析看，当前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重点是工业和城市问题，必须全力解决这个问题。对农民问题采取暂时的战略性搁置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农民问题的病根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在这个问题上操之过急，投入太多，会欲速则不达，还可能使问题更复杂、更混乱、更难以解决。目前阶段让农民问题不再恶化，能够维持稳定，维持住农民收入，维持住人心，就赢了。
　　孙津：农村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解决“稳定与发展”的问题。1999年中央对农村关心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稳定问题。现在农民的不满不是吃不吃得饱饭的问题，而是要讨回公道。第二个问题，是农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的问题。
　　韩健鹏：无论从长远还是从现实来看，要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关键还是加速城市化进程，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演进。近年来大量的农民离开原来的生存结构，造成了大范围、快速度的社会流动。这些流动者大部分脱离了原来的生存结构却又没有建立起新的生存结构，在城市和农村间徘徊、游荡，极易产生心理挫折感和政治不满，导致新的社会不稳定，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在过去的改革中，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被忽视了。城市化水平较低与城乡分割式发展，对中国目前阶段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发展产生很强的拖拽、阻滞作用。一方面它抑制了城市型第三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加工业、机械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的升级，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和转移；另一方面它使农村发展脱离城市化的牵引，实现不了城乡滚动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分散投资，低水平过度竞争，经济结构升级困难，产业化十分艰难。离土不离乡的政策限制和多年延续的城市户籍身份福利制度也束缚了农民的发展。所以，必须矫正传统的城乡分割二元发展战略，加速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不断制造新的产业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将为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创造新的生存结构，还将为乡镇企业提供新的发展空间。整个农村的社会结构转型和农民问题的长远解决之道，也主要是城市化。中国众多的乡镇城市化水平很低，跟农村联系紧密，开发空间和吸纳能力都极具发展潜力。
　　　　　　革命党与执政党
　　左凤荣：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政权建设中，怎样从一个革命的政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思想观念上没有处理好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我们党曾出现严重的个人迷信，这种现象与唯物史观是绝对不相容的。它说明我们的封建传统严重，并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政党，没有形成一套机制，过分强调个别领导人的作用，把每个领导人的讲话当成必须遵循的法则，而对党的代表大会决议、对中央全会决议强调不够。二是没有解决领导体制问题。虽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但存在集中过多、民主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干部体制问题上，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选举和淘汰机制。干部的任命制造成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使干群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突出矛盾，由此滋生诸如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任人唯亲、贪污腐化等腐败现象。三是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存在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邓小平早在50年代就提出对党本身的监督问题，共产党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党员也要接受党内与党外的监督。在实践上，我们强调党内监督，但党内的监督机制明显存在不健全问题，主要是党的监察委员会处于同级党委的领导之下，难以发挥监督作用；最高领导始终处于党的监督之外，在机制上也没有纠正最高领导失误的机制，“文化大革命”就是明显的例子。至于党外对党的监督，也缺乏机制上的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真正发挥对党的监督作用，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还有待提高，代表的产生也需要改进。我们不实行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但是，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不需要自己的代议机构。现代社会的政党制度、政治体制的运行有其特定的规律，违背这一规律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邓小平说过，斯大林滥用职权的问题在西方国家就不会发生，正是这个道理。在政党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抓住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政治体制的规律性的东西，如监督制、任期制、选举制等。邓小平开创了党的领导干部包括最高领导的退休制度，一定要坚定地推行下去。要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建设政党，在强调党员自律机制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他律机制的建设，要真正实现民主化与制度化。我们过分重视了自律机制的建设，成效并不大，对他律机制的建设不够，而这恰恰是最重要的。总之，革命时期的政党与和平建设时期的政党是不同的，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还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孙津：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造就社会主义新人，而新人的造就是一种精神的转变，比顺应人的自然性来提高物质文明要困难得多。社会主义自觉性带来的最大困难，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品格的坚持。以政党方式治国，是现代化的必需，而执政党的政绩，是该政党得以执政的合法性依据。就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来看，无产阶级政党都是作为革命政党来组建的，其直接任务都是夺取政权，也就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国家机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这个革命党一般必须具备以下一些专有品格：矢志信仰、忠于领袖、党的利益、秘密组织、大义灭亲、铁的纪律、自我牺牲，等等；而这个任务的完成，就成为这个革命党执政的合法性。然而，就以政党方式治国来讲，这些品格并不是必需的，甚至多数是不适用的，其执政的合法性也不再能由夺取政权本身来提供。因此，政党品格的转变和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的重建，是社会主义改革最根本的任务，其他任务都是从属性的，并取决于这个任务的完成情况如何。然而，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来看，矛盾和困难正在于：自觉的社会主义尚缺乏对这个任务的自觉认识。
　　左凤荣：相对于内政而言，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的对外政策失误较少。它始终贯穿着两个基本立足点：一是坚持独立自主，坚定地把维护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独立放在第一位；二是坚持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协作，在世界上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这两项基本立足点，保证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尽管我国的经济水平并不是很高，但国际地位与威望却不容人小视，与我国的这一对外政策有很大关系。当然在对外政策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如重政治轻经济的问题（这与我国国内工作的重心是密切相关的）、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中不讲经济效益的问题，等等，但大的原则、大的方向是正确的。
　　孙津：谈到内政与对外政策，我谈一点也许是题外的看法：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实意义是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而不是什么按经济规律办事。社会主义过去所实施的计划经济并不是一种经济模式，而是以一定政治理念和目的来组织、计划和实施经济活动。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市场经济都是指经济活动中的法律特性，即用平等的方式所获得的平等的权利之间的交易和让渡。因此，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不是经济领域中一个互为对应的范畴，两者都是历史范畴，但前者是政治性的，后者是法律性的。计划经济并不是注定没有前途，问题是世界的主流是市场经济，迄今为止计划经济较之市场经济缺乏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并不在于它的私有性质，而在于它以金钱为标准，因为直到今天，金钱作为等价交换物是唯一平等的标准，经济活动中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只是以这个平等标准为竞争机制的各种结果。正是竞争，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歧，使对市场经济的操作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
　　韩健鹏：对国际环境的正确认识，是执政党必备的素质。80年代以后，我国经过自身的艰苦努力，通过自己改变自己来赢得世界的认同，我们的国际环境逐渐好转。另外，国际环境的诸多构体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判断中国的整体国际环境“相对有利”，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有些人对于中国国际环境的判断过于乐观，甚至把相对有利理解成绝对有利。在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发生以后，有些人对中国的国际环境又看得过于严峻。应该看到，国际环境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动，很多方面急需重新认识，但是相对有利的整体态势并未改变。我们既不要盲目乐观，但也不要过于悲观。关键是继续努力，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把工作做好做细。问题的要害不是国际环境中存在着诸多对我不利的因素，而是如何去认识处理。我们的国际环境战略经过多年的发展以后，仍然缺少系统性、规范性、规划性，没有形成短期、中期、长期目标的系统划分和框范，临时性的、应急性的、粗放性的比较多。今后中国应该形成一种灵活而非僵硬的、主动而非消极的、均衡而非偏倾的国际环境战略，使之具有较强的政策弹性和对外适应力，制订出阶段性的目标体系，使中国对外部世界始终处于一种不断修正的、积极的、动态的思想与行动状态；采取更为多样化、综合化的手段，谋求新的国际均衡，推进世界主要力量的多边多角平衡，尽力使中国要处理的国际事务处于尽可能的可知、可控、可调状态。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8～19D1社会主义研究20002000 作者：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8～19D1社会主义研究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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