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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晚清维新派到孙中山和毛泽东，在一代代中国人的现代化探索中，邓小平作出创办经济特区的伟大决策，并要求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要通过特定的区域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她所肩负的使命概而言之正是演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经过19年的发展，深圳的经济总量已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深圳从总体上看，已接近基本实现现代化。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现现代化的征途中，深圳所走的无疑是一条成功之路，对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诸多的启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制度选择大体上袭用了苏联模式，它虽然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以维护少数人利益为基石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但对市场经济则持否定态度，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改革开放，意味着我们要重新选择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制度模式，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场伟大的社会试验。在这场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历史性的社会试验中，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担当着“排头兵”和“试验场”的重任。在经济改革方面，深圳特区走的是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以市场培育为条件，以社会保障为依托的改革道路。深圳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是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的重点始终是围绕如何塑造市场主体，推进国企改革这个中心进行的。深圳国企改革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1、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深圳市不仅重视和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而且鼓励和支持非国有经济在深圳成长和发展。只要是在深圳落户的企业，均被视为是深圳的企业，都是深圳经济的增长点，都是深圳税收的重要来源，都是深圳劳动就业的重要渠道。通过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共同发展，形成不同所有制企业互相竞争、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2、 在调控措施上，探索和建立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解决所有者的缺位问题。第一层次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该层次实现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分离；第二层次为资产经营公司，该层次实现了资产经营职能与企业行政管理权的分离；第三层次为企业，该层次实现了国家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3、在管理方式上，突出“管少”“管精”“管好”。“管少”是指除在公益性、垄断性以及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和领域保持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外，其他行业的企业都可以放开经营。“管精”就是要在提高国有资本运营质量、提高企业素质上下功夫，通过合理调配资金、优化资源配置，集中发展重点扶持的企业和项目，达到收缩战线、集中发展的目的。“管好”就是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完善各项配套措施，构建适合企业发展的软硬环境，切实为企业做好服务。4、在企业内部，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制定和贯彻董事会工作条例、总经理工作条例、监视会工作条例、党组织工作条例和工会工作条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界定各自的责任和权利；颁布实施了《深圳市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暂行规定》、《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暂行规定》，在企业内部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压力机制和约束机制。5、 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深圳市始终重视培育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目前已形成功能齐全的市场体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为国企改革进一步创造宽松的环境，深圳按照党管干部与《公司法》相一致、管事与管人相一致、干部下管一级的原则，在全国率先进行了下放国企领导人员管理权限，培育经理人才市场的探索。6、改革必然带来利益调整。为了确保改革的深入，确保社会的稳定，深圳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始终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深圳市已形成了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社会共济为基础的社会保险体系，基本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偿、难有所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有效地向纵深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
　　经过19年的改革探索，深圳已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近二十年来，深圳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快速、健康的发展，其原因可以总结为很多条，而最根本的动因则在于坚持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从而找到了冲破计划经济低效的根本出路。
　　　　　　创新是工业化的捷径
　　中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并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时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的。深圳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后发展地区，其现代化之路并没有走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而是另辟新径，以加速的方式通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格尔申克隆指出，在工业化过程中，后进国家无需自己建立技术，可以利用“借用技术”的手段，推进工业化的加速进程。深圳的工业化道路正是跳过传统工业化的具体发展阶段，推进了工业化的加速发展。那么这种工业化的加速器在哪里呢？早在本世纪初，约瑟夫·熊彼特就提出了独特的“创新理论”，他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实现这种“新组合”。熊彼特去世以后，一些西方学者对创新理论作了若干补充和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一是“制度创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制度含义非常广泛，不仅包括社会制度，而且包括生产组织和经济体制。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及以后的发展，在深圳的现代化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深圳的工业化正是紧紧依靠“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这两个推进器而展开的。深圳在大力进行以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的同时，着力推进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来推动深圳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深圳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第一经济增长点和第一生产力，通过政府积极推动和引导，营造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良好的综合环境，同时充分发挥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经营机制优势，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应用研究开发体系，走出一条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新路子。技术创新使深圳的经济增长方式朝着高质高效的方向转变。到1998年底，深圳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948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值65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5.4％，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工业化的主要推进器。
　　技术创新已成为深圳现代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基石。由于企业中的技术创新，不断提高了企业产品的性质和质量，同时降低了制造过程中的物质消耗，使深圳涌现了一大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名牌企业，如华为、中兴通讯、康佳、希捷科技等。
　　技术创新加快深圳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深圳技术创新工作遵循一手抓自主开发，一手抓对外引进的方针。深圳对国外高新技术企业的引进卓有成效。现在，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已有17 家在深投资兴办高新技术企业，在深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型跨国公司已有30余家，外资高新技术企业的设立，带动了深圳产品的出口，促进了深圳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也给深圳培养了人才，带来了信息，加快了深圳进入世界市场和走向国际性城市的进程。
　　技术创新调整和优化了产业结构，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推进了城市化进程，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进而更快地加快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
　　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深圳的实践证明，现代化是和工业化、城市化、机器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工业化是任何一个国家从传统经济过渡到现代经济的必由之路。工业化本身不可以超越，但产业发展的具体阶段可以超越，其超越的基本手段和条件是技术的引进和自主创新。因此，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是实现工业化的跳板，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发动机和推进器。
　　　　　　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广泛、深入的社会变革，意味着社会必须从原先已经形成严密体系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乃至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向既合乎市场经济通则又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精神的新经济体制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旧的价值系统、行为规范依然存在，但又处在解体过程而失去约束力，新的价值系统、行为规范已经孕育、诞生但还很幼弱，也远未能对全社会发挥其约束效能。价值多元，行为多轨，给失序、失衡、失范状态的孳生泛滥提供了生存空间。
　　当今深圳的社会发展，从总体上看是处于有序和协调发展的状态。但由于尚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阶段，深圳的社会却又不可避免地因“不成熟”而产生某些不如人意的东西。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权力结构的失序现象。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原先异常严密的行政权支配一切的控制和协调系统已无法照旧有效地运转，权力下放既给基层组织和企事业单位注入了活力，却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利益的区块化和部门化，从而导致权力系统的板块性脱落和板块之间互相阻隔与摩擦。此外，由于价值多元，在欠规范的市场经济和原始积累所持有的投机性、冒险性面前，寻租现象时有发生。
　　二是经济秩序的失衡现象。深圳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中由于市场体系发育的不平衡，曾出现过经济运行的双轨、多轨、甚至无轨状况，从而给制假贩私、偷税漏税、撕毁合同等提供了缝隙。由于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市场秩序不规范，在产品市场尚未完全开放、发育不良的情况下，亦曾出现由于急于开放股票市场、期货特别是外汇期货市场而造成股市风潮和外汇期货市场的混乱，给股民和国家造成经济损失。此外，由于一定范围内经济生活的失序而扭曲了价格信号，妨碍了公平竞争，从而助长了违法和投机行为，加大了生产和流通的成本，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是道德生活的失范现象。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出现了所谓价值迷失、信仰失落、行为失范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在一些人当中有所抬头。
　　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失序、失衡、失范现象的出现，是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即转型时期的体制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阵痛期。在这一时期，必然会伴随一些社会的负面效应，要完全避免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法制，规范市场秩序，加强思想教育，逐步消除它大量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环境，把它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标。然而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前提，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动力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19年来，深圳由于政策和地缘等独特的优势，又得改革开放之先，比之内地的中西部地区，发展更快，并造成资金、劳力、人才、信息、资源向深圳集聚，使得深圳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增大。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又是我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区域发展的失衡问题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与此同时，随着深圳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圳人的生活水准普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并一样。经济基础好的关内特区比经济基础差的关外新区提高的多，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外资企业职工比国有企业职工提高的多，效益好的行业、企业比效益差的行业、企业提高的多，城市比乡村提高的多。此外，由于市场发育的不健全，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了一些非法经营牟取暴利的新的暴富群体，加上地下经济以隐蔽的方式将财富在社会成员中转移，使市场主体在资源利用上具有的优势不能在分配上得到体现。
　　但是，深圳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使社会群体形成两极分化，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3，与标准值持平。 较为成功地实践了邓小平先富带后富理论。深圳实施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的举措主要有：一是积极探索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职工内部员工持股制等公有制实现形式，在产权改革中将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统一起来。这些经济形式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有利于劳动者长远利益，较好地把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结合起来，不仅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二是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扶持后发地区，推进共同富裕。一方面主动承担全国和全省性的扶贫任务。近几年来，深圳支援老区山区灾区款额达11亿多元，其中利用合作发展基金近7亿元，扶持项目近3000个。仅对贵州地区捐款就达1.4亿元。此外还向内地直接投资150多亿元，兴办了1500个项目，实施开发式扶贫。另一方面，对于本市欠发达地区实施“同富裕工程”，即对市内欠发达地区实行市区镇三级共同扶持的政策。三年来，该工程无偿投入资金近19亿元，安排基础设施项目400多个，兴办各类企业900多家，使全市近八成欠发达村脱贫。三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照顾脆弱群体。深圳的实践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先富带后富理论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两极分化是可以避免的，但不平衡发展不可避免。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不可动摇。
　　
　　
　　
光明日报京⑧F14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吴忠/刘征兵19991999 作者：光明日报京⑧F14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吴忠/刘征兵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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