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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的世界全球化潮流所向，使实现现代化成为各国无可规避的历史命运。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同时又是积贫积弱已久的传统农业国家，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中最为艰难曲折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现代化，是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进入中国的双向进程；现代化的模式选择和发展战略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现代化模式和战略的选择，既深刻地受制于当时的时代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同时它们作为进入现代化的路径，又会对以后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路径依赖，有着长期的重大影响。从各国现代化发展历史来看，在同样的模式下可有不同的发展战略，不同的模式下也可有相同的发展战略。论其现代化的成功与否，则更多地出自于发展战略的制定是否正确的问题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挫折，集中表现在对模式和战略选择的失误上。在是片面追求现代化模式的纯正性，还是从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技术操作可行性出发的根本问题上，缠绕着从理论出发和从实践出发、革命思维和改革思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种种纠葛。从五十年中国现代化风雨兼程的历史来看，对苏联模式迷信的破除是对中国现代化战略认识深化的理论前提，对中国现代化战略的认识深化又是破除模式迷信的现实基础，对现代化模式的认识和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探求，一直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之中。经过从革命到改革的历史变奏，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模式和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认识不断清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系的发展轨迹。
　　一、中国现代化的起步：仿效苏联模式和实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
　　中国是把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而进入中国现代化轨道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在西方扩张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人类劫难，全面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弊端，从而使人类新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从理论形态进入现实的实践形态。社会主义苏联在短短的时间里，通过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从二三流国家进入到世界一流强国，使全世界都对社会主义道路抱有理想化的憧憬。对于急于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苏联的样板更有着异乎寻常的强烈吸引力。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社会主义不仅和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也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相联系。以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个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现代化目标模式，成为当时对现代化路径认识的知识背景。斯大林对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世界市场的权威论断，更是从政治上划定了两种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对抗性，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影响深远。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价值框架下认识的现代化，不但设定了非社即资的政治性标准，也把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混同一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社会主义既是实现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理想，也是中国实现强国之路的现代化现实途径，还是替代资本主义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社会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这种多重价值内涵，不仅对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即使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认同的。这种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得到国家权威的确认，并在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表明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路向。
　　新中国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经济上是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社会发展目标是工业化和民主化。从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一独具特色的社会形态符合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国情，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历史也证明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深刻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巨大的实践价值。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理论上的定位是过渡性的社会，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这固然说明了中国实现现代化所要效法的目标模式和发展战略，也同时表现出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对社会主义多样性的认识不足。现在我们固然可以嗟叹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没有如期坚持下去就急速转入了社会主义，由此带来了中国现代化中“超、急、快、粗”的许多问题。但在当时急于实现强国之梦的一代人的眼里，一个寄托着更美好生活的大同社会理想和能够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模式，有着不可抵御的强烈吸引力。当时流传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之类的口号，反映了人们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敬仰和崇拜。对于苏联搞社会主义中实际发生的诸多问题，人们还远不知情。所以，一旦严峻的政治、经济压力有所和缓，向社会主义进军几乎是必然之举，全国上下都有着迫不及待之势。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力推动下，预期十五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三年就完成了，但遗留下了许多“过急、过快、过粗”的后遗症。实际上，在弥漫着模式迷信和对社会主义超阶段追求的情况下，即使按十五年之期完成过渡，“急、快、粗”也是必然出现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急速转向社会主义，主要来自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驱动。由“一五计划”起步的国家工业化，标志着苏式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进入实施阶段。实施工业化中，首先遇到了资金缺少、物力匮乏、技术落后等问题。为了把有限的资金、人力、物力资源集中用于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国家不得不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运用政权力量靠挤压农民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在这一发展战略指导下，建立起了高度统一的国家计划体制，通过“一化三改”，用集体化方式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进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靠政治运动的轰轰烈烈方式只能实现“改造”，虽然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成为了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但离工业化的目标还很遥远。
　　一般说来，苏联模式在现代化初期有较强的短期效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对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弊端更有着长期的负效应。中国的资源状况与苏联相差甚远，人口压力大，知识文化程度也低得多，现代工业的基础微乎其微，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制约因素更为复杂，硬性仿效苏联模式和发展战略的后遗症十分严重。从在“三大改造”中毛泽东要资产阶级绝种，要小生产也绝种的话语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的两大问题：一是在目标模式上，简单地把社会主义可以看作解决一切社会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上一味求纯；二是在手段上，简单地把革命战争时代的动员群众的经验套用到建设上来，过分依赖于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方式。在人均180多元的水平上急速进入的社会主义，带来了超时代的社会发展目标、高速度的指令性计划、急于建成共产主义、粗放型的生产方式等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主要弊端是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这说明，从发展生产力出发，摆脱传统理论的框架，摆脱战争经验的影响，这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
　　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对苏联模式的片面修正下的赶超战略
　　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是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上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把交通运输单列为四个现代化之一，是因为当时交通运输的滞后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的一个“瓶颈”。这也说明党对现代化的认识还处在一个浅层次上。到1963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中，以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取代了交通运输的现代化。这反映了经过“大跃进”的挫折后，党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化，看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在总体上，这一时期党对现代化的理解虽有进展，仍还是在斯大林模式的框架下，没有跳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窠臼，发展战略以赶超为特征，而且在意识形态上还有更加强化的趋势，以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势头更为强劲。社会主义传统观念与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内在矛盾，表现为政治和经济日趋不相容的激烈冲突，以致于带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这种状况的发生是与党对苏联模式片面修正下的赶超战略密切关联着的。
　　苏共二十大破除了国际共运对斯大林迷信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所进入的社会主义也进行了反思，开始认识到移植苏联模式中的一些问题。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开山之作。由于当时期大林模式对中国现代化的起步还有其正面影响，刚刚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对施行现代化赶超战略更有其极大的便利，对社会主义进行体制改革的探讨也包含有巨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八大前后党所萌发的许多后来认为卓有开拓意义的新设想，很大程度是来自国际共运外来因素的启发，还并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原则框架。当时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路径，实际上是要走中国特色的斯大林模式。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不仅影响着探索的深度，也使探索过程带有极不确定性。例如，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学说，在深化了社会主义社会复杂性认识的同时，也存在着把矛盾泛化为阶级斗争的因素。
　　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向，既是党对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探索的截止，也是大规模进行赶超战略的开端。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批判，确立了采取不均衡发展的赶超战略的指导思想。在“赶英超美”的口号中，把“钢”作为工业化的赶超基准，这是把现代化目标粗陋地指标化了，否定了现代化发展战略必须全面均衡的规定性。由于把知识分子打成了别有用心的另类，由于中断了刚起步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以“钢”为中心的赶超战略的实施，只能借助党所熟悉的在战争年代动员群众的方法。冀望于以工农为主体的群众运动推动“大跃进”的赶超战略，一边是煽动一鼓作气实现共产主义的轰轰烈烈，一边是不断施加高指标加拔白旗的政治压力，工业化的神圣目标成为了全民盲动的狂热之举。为了实现“大跃进”，盲目地进行行政性分权，把中央企业、财力几乎都下到了地方。中央控制能力大大弱化，地方又管不了管不好。“赶英超美”的赶超战略成为单一的行政指令和群众运动的混合物。计划体制所必要的知识依托和中央计划权威已经荡然无存，所剩的只有是加倍强化的行政权威。虽然斯大林模式的原则尤在，但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精细计划架构没有建立起来。从苏联移植来的体制框架，在群众运动的喧闹中发生了严重扭曲。不仅未能克服原来体制中的弊端，反而抛弃了其中一些合理的东西，有些弊端更是有所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运行的混乱无章。
　　“大跃进”带来了严重经济灾难，也带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发展动力不足。由于人民公社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天堂的幻想破灭，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伤害。调整时期对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补，但物质激励机制始终未能建立起来，小额的物质奖励甚至被当作修正主义措施予以批判。在中国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硬制约条件下实施赶超战略，精神激励的作用一向受到格外重视。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严格统一，也非常便利精神激励方面的操作。为给中国现代化提供必要的动力，六十年代围绕着“反修防修反复辟”和“全国学解放军”进行的思想革命化运动，更强化了精神激励机制，甚至到了“精神万能”的程度。此时的体制结构特点是斯大林模式加上“精神万能”。这个斯大林模式的修正版，不但两者的弊端都在放大，而且还经常相互抵牾。其在社会上的反映是“政治与经济”、“红与专”何为第一位的争论。沿着这条路恶性发展的结果，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灾难。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战略是“抓革命、促生产”，突出强调政治和精神的作用。它以否定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以“突出政治”为中心，以“大批促大干”为动力，以政治运动方式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以片面的“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为经济指导方针。企业要不断为完成政治任务组织纳贡式的突击，宏观经济运行机制陷入无序和混乱，“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成为体制性的死结。由于彻底否定了市场和商品的作用，使价格体制僵化，产业结构畸形，供求关系混乱，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平均主义猖獗，经济效益全面下降，年复一年地重演“工业报喜，商业报忧，滞销积压，财政虚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文革”的结束，宣告了这种体制走到了尽头。华国锋时代“洋跃进”的流产，则是过去盲目赶超战略最后的回声。
　　三、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实施：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彻底改革过去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使中国在全面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重新审视了时代标准，对当今世界文明主流有了新的认识，改变了过去牺牲农业和其他，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于工业化的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全面启动现代化。
　　在吸取过去29年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国的改革特别强调生产力标准，一切从现实的国情实际出发。改革领导者邓小平是第一代领导集团重要成员，清楚过去的决策过程中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能更准确地把握发展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他在改革伊始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略，以实践为根据，冲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森严壁垒，为中国现代化打开了广阔的发展天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彻底摒弃了斯大林模式的局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改革的突出特点是渐进性的增量改革。首先从放权让利入手，让非国有经济成份生长起来，不断扩大体制外成份的增量，不断扩大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份额，然后再动体制内的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改革获得成功，然后扩展到城市改革。对外开放首先是在经济特区取得突破，在沿海地区推开，然后向内地全面展开。通过改革的制度创新，使多种经济成份的迅速成长，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改善了单一所有制结构，形成了新的社会激励机制。中国较好地处理了以改革为动力、以发展为中心、以稳定为基础的三者关系，奠定了中国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经济社会基础。
　　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多重二元结构的基本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化，彻底纠正了过去急于求成、盲目赶超的战略失误。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时代出发，充分考虑中国现代化的制约因素，提出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勾勒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途径。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形成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有了科学的计量模式，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具有久远而深刻的影响。
　　中共十五大提出了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跨世纪战略，进一步丰富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实现两个转变和实施两个战略。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实现管理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的战略。这是中国经过五十年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得出的最伟大的成果，是对现代化丰富内涵深刻体认的科学总结。
　　中国发展战略目标是被人口、资源和环境等条件严格锁定住的，历史负担和历史欠帐太重太多，发展速度不可能很高很快，现代化不能急于求成。饱受过“超英赶美”赶超战略之苦的中国，不能再追求那种激动人心但充满危机的大目标。中国只能走一条稳定、协调、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所以，必须再三强调，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100年，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都要从这个最基本的实际出发。
　　中国未来的几十年将是人口、资源、环境、粮食、能源的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庞大的人口压力会助长不合理经济活动的泛滥；靠拼资源、拼消耗向自然界大量透支的经济增长，又会加剧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得十分局促的生存空间更加窘迫。建国以来，中国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走的是一条注重速度和数量而不考虑资源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粗放型传统发展模式。经济增长依赖于外延扩大的高投入、高耗费、低产出、低效益。以苏联那样优越的资源条件，也承受不住长期粗放式生产的高额代价，最后由经济衰退导致了政治剧变。中国自然环境资源太脆弱，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效益型的生产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新的契机。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正是抓住科技革命新机遇发展自己的关键所在。
　　在新千年到来之际，以信息革命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进一步高涨，各国都面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激烈竞争，发展战略制定的合适与否是决定竞争成败的前提条件。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加入WTO，对参与国际竞争作出了积极的姿态，并制定了全面的发展战略。为在保证效益的基础上实现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持续、稳定、协调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从中国经济多重二元结构的特点出发，提出了非平衡发展与平衡发展相结合的战略；根据中国人口多、资源环境匮乏的国情，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人为本的本质特征出发，提出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这些战略的提出，是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主动纳入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积极反应，是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全面振兴作出的科学规划。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曲折主要体现在“知难行易”的苦苦探索方面，那么，在对二十一世界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之后，问题会集中体现在“知易行难”的坚韧不拔上。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要对中国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技术保证，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是对体制、观念乃至人们生活方式的深刻调整和变革。中国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发展战略能够得到有效实施，意味着一个更有责任意识的民主社会，一个更有效能的法制国家，一个多元经济全面开放的市场机制，一个更有宽容性的文化创造系统。在这条需要艰辛开拓才能前进的道路上，同样充满艰难坎坷，同样存在着翻车的可能。因此，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还有待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巨大努力。
　　中国共产党具有中国现代化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党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者，也是实施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领导者，同时也在领导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犬牙交错，所面临的问题都是综合性的。当前，制度性腐败已成为阻滞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是诱发众多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根源。在清理腐败中强化党对现代化的领导权威，既是推动政治改革建立法制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落实中国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政治保证。尽管现在还有许多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利因素，在中国入世之后还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但从百年历史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冲出了最险恶的地段，虽然前程并不是铺满鲜化的一马平川，但坚冰已经打破，方向已经明确，又有了科学的发展战略规划，扬帆远航的中国现代化船舶，正乘着新世纪之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百年期盼。
岭南学刊：哲社版广州20～24D4中国政治王海光20002000王海光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 作者：岭南学刊：哲社版广州20～24D4中国政治王海光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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